李 琬

　　马子华的《滇南散记》初版于1946年，在1982年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成为云南人民出版社“旧版书系”的第一本书。“旧版书系”的出版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话题，它显示了一种对建国前那些有关云南的书写进行回忆的努力(当然，这不是本文打算深入触及的内容)。这个系列包括了几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散文文本，有的是随笔集，有的是保禄·维亚尔所写的民族志式的著作，有的是文学性很强的小说。但在仅见的一些对于这一书系的阐释和自我阐释中，我们发现评论者都过于强调这些著作如何保存了西南联大留下的“文化记忆”，或提供了研究战时“名家”写作转变的材料。这样的判断显然不够客观，毕竟其中的大部分著作与西南联大并无明显关联。

　　在这些重新出版的旧书中，特别值得一读的，是周良沛在每一本书前写作的序言。他不仅对书中内容作出大致概括和评价，更将初版和重新出版时这两种颇有跨度的社会历史语境勾连起来，阐明著者及其论述的独特价值。譬如在保禄·维亚尔《我与撒尼人》这本书前，周良沛便积极肯定了法国传教士在云南边地所做的一系列工作，而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采取简单批判的立场。在《滇南散记》的序言里，周良沛明确地将其与艾芜的《南行记》相提并论，这提示我去关注和理解这两本书之间的关系。

　　艾芜和马子华在青年时期有过短暂的交集。根据艾芜《我的青年时代》一文，1925年，艾芜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半工半读的时期，在《云波》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因此结识了东陆大学“云波”社的成员，而马子华也在其中。当然，艾芜在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及马子华的名字。但马子华在《我与艾芜》一文中，较为清晰地追述了他结识艾芜的这段经历：“那是1924年前后，有一天，社里接到一份来稿，是两首新诗，写得很好，字迹也很娟秀，署名为‘汤爱吾’。我们争着诵读，大家都十分欣赏，立即在《云波》上发表了。我们都希望见到这位诗人，而且要约他入社。”这段表述是否经过后来记忆的“修改”，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马子华在1940年代写作《滇南散记》时，应该已将艾芜的《南行记》作为前文本明确地纳入了视野。这两部作品，确实在主题、文体和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构成了将二者进行对读的前提。

一

由于马子华和艾芜最初是以迥异的身份进入边地世界的，他们也在写作中表现出不同的叙事声音和风格

　　或许一部分是受到艾芜的启示和感染，马子华在人生选择和政治经历上，都与艾芜有些相似。1929年到1931年，马子华在云南省宜良县立中学教书，进行民歌和民间故事的收集和整理，1946年出版《云南民间传说集》。这与艾芜对民间资源的重视是相同的。他也和艾芜一样，参加了“左联”的活动。1933年，马子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负责“左联”光华小组的工作，认识了聂绀弩和叶紫；抗战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理事，写了大量有关抗战生活的作品；1944年，马子华以云南省政府委派的“特派员”身份，沿滇南深入西双版纳地区进行历时八个月的考察，最终写成了《滇南散记》。

　　由于马子华和艾芜最初是以迥异的身份进入边地世界的，他们也在写作中表现出不同的叙事声音和风格。在艾芜那里，由于缺乏进入主流社会渠道而颇感苦闷的青年体验，与他在旅途中所观察和亲身经历的压迫，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他后来决定写出“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的动力。艾芜对于这些文字中的虚构性，本来也很有自觉。正是在《南行记》的序言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受到电影的感染、由此方才发现文艺的威力的故事：他开始以写作为业，正有一部分依凭文艺之宣传性的动机。艾芜认为，为符合“记”的体裁，须有意识地使用第一人称，以至于有意将不合体例的第三人称小说全部排除在集子之外。在陆续收入《南行记》的小说中，作者的主观体验和主观评价构成了推进叙事的主要线索，而“我”往往在精神上和阶级归属上与各个底层劳动者形象建立起强大的认同关系。在《南行记》所书写的时期，艾芜在克钦山中的马店做工，在仰光流浪，最终被缅甸的英国警察逮捕。因为过着和所有底层劳工一样的生活，“我”也总是在自己接触的底层人物身上，发现和赞扬其品质中积极的一面，并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为自己汲取精神力量。“我”常常是一开始试图扮演教导者和启蒙者的角色，却渐渐地在对于对象的更深的认识中，被对方的性格和行动所感染。譬如《偷马贼》里，原本被视为不道德的偷马贼，成为了能够反抗和超越殖民者统治权力的民间代表，而且犯罪也使得偷马贼成为一种“招牌”，他们得以在客店赊账，获得实际的生存利益。在这类反对常规的行为中，“我”看到了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为自己积极争取资源的意志和能力，因而感到了“弱小人物的高傲”。

　　相比之下，马子华以“特派员”的身份进入滇南，拥有了与艾芜不同的视角。此时作为汉族统治权力代表的马子华，尽管对受到压迫的民众报以同情，但并不会让激愤的阶级情感胜过力图客观的描述。他在初版自序中表明了写作的初衷和文体的性质：“并不是蕴含着什么‘趣味’，而却是陈列着若干的问题，解答这些问题，要联系着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来看方才正确，但我却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这些篇什并不是虚构的小说，因为它几乎是我耳闻目睹的事实。”因此马子华更侧重于揭示某种现象，而非渲染主观的情绪。作者也与各个人物保持了更加冷静的距离。尽管“我”依然是叙事人，但常常不是主要的人物，第三人称的叙述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与在鸦片烟贩、脚夫、流浪艺人中间漂流的艾芜不同，马子华能够接触更大的社会范围，并能够从更为抽象和宏观的社会关系层面来分析他所经历的人物与事件。在《糯扎渡口》中，马子华分析了当地的豪绅如何利用渡口收捐、从烟土输出中获取利益，而历次的区专员想把这项特权占为己有但最终失败，因为这是“县长和豪绅之间的禁脔”。可见边地的地方权力确实难以为中央政权所掌控。

　　在艾芜的笔下，由于活动范围、观察视野的限制，《南行记》并没有多少对当地历史的追溯和梳理。但马子华对民族关系和阶层关系的分析总是带有很强的历史感。在《黄昏》里，作者描述了不同时期汉人和摆夷人之间的恩怨，叙述的时间远至光绪十七年。虽然，在有关汉人欺侮摆夷少女的描写中，充满了文学性的演绎，而少见客观的历史材料，但这也显示了对于作者来说，在历史的判断中，故事本身才是重要的：马子华借助故事的叙述，将汉人对摆夷的欺压追溯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辨认了汉族人身份中原始性的罪责。在《里目》中，马子华以生动的民族志式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地方特权阶层代表的丧事礼仪，通过特殊个体的命运，勾勒出整个旧世界的消散：“死者这一辈便到省城去，受到了较高的汉文教育，他接受的那种教养，使他更明白对自己子女的责任——他仍然让下一辈的人，花够了钱去学习各种新的知识，……至于死者自己却寂寞地蹲在他拥有特权的区域。”

　　

二

马子华的身份对其写作的特殊影响，更表现在：他作为到访边地的汉族官员，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地位上，因而得以深刻地体验到两难的困境

　　

　　正是在突破国族界限之处，艾芜发现了他所想象的国际主义的潜能，欧洲殖民统治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与鲜明的阶级分化下劳动者显示出的反叛力量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艾芜所向往的独特景观与活力

　　

　　

　　

　　马子华对于风景，总是以近乎客观的视点来书写，而较少主观的视角，这使得他能够为自然景物赋予一定的抽象意义。作者往往是在描写了自然环境之后，才引入第一人称的主观观察。他力图揭示的是，表面上一成不变的景象，其实是人在历史中不断实践的结果。前述的景物描写，最终是为了显示有名的城市思茅如何为瘴疠和瘟疫而毁灭。《黄昏》也采取了相似的结构。先写勐朗的荒凉寂寞，进而写其背后是人为的历史层积：是不同民族间的不断杀戮，导致了自然世界的衰败。在这一点上，马子华展现出了更强大的历史想象力。在他的边地世界中，历史加在人身上的那种堕落的力量，被自然再次固定下来，继续压迫着它的居民。而内地汉人心中对蛮烟瘴雨之地的印象，则强化和复制了这种压迫，加深着族群之间的偏见和隔阂。

　　

三

　　

　　马子华身为云南大理的白族人，一直处于边地的传统之中，与来自内地的艾芜的叙述，有“主位”和“客位”的区别。马子华的叙述总是充满了冷静的描写

　　马子华身为云南大理的白族人，一直处于边地的传统之中，与来自内地的艾芜的叙述，有“主位”和“客位”的区别。马子华的叙述总是充满了冷静的描写。对于贫穷和剥削造成的道德问题，对于鸦片的危害和农民生活对鸦片种植的依赖，马子华并不热心地呼吁反抗与改变。他对故乡和边地的理解，使得他笔下边地生活的图像更为封闭和古老。尽管发生了酷烈的仇杀或情杀故事，陈旧的秩序仍然周而复始：禁毒之后仍是继续种毒，彝族“三道红”阿芙因为在背运货物的路上与老板暧昧而被未婚夫所杀之后，依然是以其他三道红姑娘的歌声和笑声为行商老板做着消遣品。

　　

　　

　　? 作为丛书编辑之一的唐贵明写道：“《旧版书系》的选题，倚靠西南联大深厚的文化积淀，发掘20世纪40年代以前有相当影响的作家学者作品。”见唐贵明：《〈旧版书系〉的书人情怀》，《云南日报》，2011年8月26日。另一位作家黄豆米也表达了相似的评价：“全国众多学者名家在八年抗战中齐聚昆明，寄居大街小巷郊区农村，羁旅期间留下的文章以及几十年后对这段往事的回忆，蔚为大观，给现代云南留下一笔空前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财富”，并认为这一丛书是“研究这些名家抗战时期文风转变的现成材料”。见黄豆米：《〈旧版书系〉：珍贵的文化记忆》，《云南日报》，2011年8月26日。

　　? 在不同来源的文献资料中，有关马子华出生时间的记载也并不一致，有的是1908年，而更多的则显示为1912年。按后者推算，艾芜在昆明时，马子华年龄尚小，即使有所交往，或许也不被艾芜所注意。

　　? 毛文、黄莉如编：《艾芜研究专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70页。

　　? 赵志忠主编：《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199-204页。

　　? 艾芜：《南行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5页。

　　? 艾芜：《南行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338页。

　　? 艾芜：《南行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133页。

　　? 马子华：《滇南散记·初版自序》，见《滇南散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

　　? 马子华：《滇南散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