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宇

一

鲁迅的《智识即罪恶》(以下简称《智识》)是一篇奇文。说它奇，首先因为在文体的界定上便存在误解和争议。鲁迅将它编入《热风》，集子里基本都是杂文，于是《智识》也一直被当成杂文，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胡尹强指出这是一篇小说。随即有人反对，有人提出模棱两可的看法。

　　确定文体，应根据作品本身，而非它被编入哪本文集。再说《热风》属于编年集，《〈且介亭杂文〉序言》如此解释归类与编年两种结集方式：“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

　　若非编入《热风》，文体问题本不该有什么争议。杂文属于论说文，而小说是一种常为虚构的叙事文体。我们看《智识》，文中的“我”并非鲁迅，而是一个“给小酒馆打杂”的虚构人物，本文以其口吻，讲述了一个精彩而完整的梦中走阴的故事，其文体为何不难分辨。那么，《智识》在鲁迅小说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其文学价值如何？它对于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有怎样的意义？

　　鲁迅的杂文与小说都偏于“为别人”而写。只是杂文总应激于具体的人言事象而下笔，往往有明确的缘由和标靶，其小说创作则不然。而《智识》却有着杂文般的创作动机，《热风题记》一一解释了书中文章大抵因何而作，其中《智识》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具体地说，是针对朱谦之在1921年5月19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以下简称《教育》)一文而写，这大概是它被编入《热风》的主要原因。

　　鲁迅的小说，有的会运用杂文的笔法，譬如《阿Q正传》第一章，有的会带有杂文的风格，或像杂文一样缘事而发，如《头发的故事》、《端午节》等。这种有别于西方小说的杂文化小说，其写法渊薮于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传统之一，古典笔记小说传统。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鼻祖，鲁迅自是深谙此道。但如果说写小说主要为了驳斥某人某文的观点，《智识》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一篇。他之所以采用小说的形式，似乎也有论辩策略方面的考量。

　　《教育》中，朱谦之主张“绝学主义”，反对一切知识和教育，他认为“知识就是赃物”、“知识就是罪恶”。如果鲁迅以自己的名义撰文反驳，岂非有这样的嫌疑，这是一个“知识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私利，为作为“赃物”与“罪恶”的知识辩护。于是论战大师鲁迅另辟蹊径，以笔名“风声”写下了一篇小说：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于是“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识”，求知欲与日俱增。不料有一天，“我”对知识的确信感，被报纸上“虚无哲学家”一篇“智识是罪恶、赃物”的文章给打破了。“我”开始迷茫、后悔，夜里突然就死了，下了地狱，因“罪恶的智识”受到惩罚，又莫名其妙地还阳，最终“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梦。

　　新文化运动尊奉“赛先生”，所以“我”学习的也都是科学知识。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掌握基本的科学常识，要么堕入封建迷信的昏梦，一如《智识》所揭示的那样。“五四”时期，民智初开，“虚无哲学家”就在那里大放厥词，诋毁智识，否定教育，对此当然要予以驳斥，这就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鲜明立场，由此也形成一篇论战型小说的独特风格。而《智识》对于人物、情节、环境诸要素的处理，也都别具匠心。

二

鲁迅小说主要刻画了“劳动阶级”与“智识阶级”这两类人。甚至可以说，其小说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创造了十分丰富精彩的属于这两个阶级的人物类型与艺术形象。非但如此，鲁迅许多小说往往就是这两类人互动的故事。《智识》同样如此。“我”与“虚无哲学家”分属“劳动阶级”与“智识阶级”，却又都是从未出现在鲁迅其他小说中的新类型新形象。“五四”时期，平民教育讲演团如火如荼，面向劳工的夜校蓬勃兴起，“我”就是一个“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开始求知的劳动者；“虚无哲学家”也有其典型意义，那是新一代反启蒙知识分子。两者的互动也很特别，他们没有《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作品里两类人物在生活中那种真实交往，而只是一种以报纸为媒介的读者与作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知识分子不仅不是“劳动阶级”的启蒙者，反而制造了混乱与新的蒙昧。

　　《智识》还刻画了一众从未出现在《呐喊》、《彷徨》中的人物：阴间的鬼神。其中有“活无常”、“死有分”，鲁迅对其颇有研究，在散文《无常》中指出他们乃是佛教无常观念的“具象化”，属于中国人的创造，他还遍阅《玉历钞传》各种版本，“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

　　还有顶替了牛头马面的“羊面、猪头”，这是基于“智识即罪恶”而发明的鬼卒，“我便悟到，牛、马还太聪明，犯了罪，换上这诸公了，这可见智识是罪恶”。

　　当然少不了“阎罗王”。不过这阴间的统治者却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据文献记载，阎罗王像人间官职一样是轮替的，隋唐以降就有韩擒虎、杜悰、寇准、包拯、范仲淹等充任此职。到了民国，自然可以换成一个现代人。鲁迅对这个富豪版阎罗王的描写意味深长：“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做了大官。他只穿一件极俭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这个现代阎罗王，骨子里还是皇权专制那一套，“龙袍”、“龙颜”透露了这一点；“清白”、“极简朴”不过是假象或伪装，“胖得多”表明他过着比阳间更滋润的生活，正如“我”的处境比阳间更糟糕。“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倡导穿爱国布，阎罗王也响应号召。但这爱国布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生产出的，也就是说阎罗王一边享用科学智识的成果，一边审判“智识即罪恶”。“爱国布”一语显示出鲁迅作为论战高手与文学大师的功力，他将深刻的思想与强烈的爱憎蕴含于“具象化”的表达之中。

　　鲁迅将六朝小说分为“志怪”与“志人”两类，分别写“鬼事和人事”(《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呐喊》、《彷徨》里的小说都是写人事的志人小说，而《智识》因有对一众阴间鬼神的书写，似可归入志怪一类。

　　六朝志怪小说，有一类记梦叙幻体，专讲梦中异事，这梦往往会影响到现实，或在现实中应验；随着佛教地狱观念的普及，还出现了一类幽冥之旅小说，讲述人死后还阳，回忆自己地狱旅行的故事。《智识》把这两种志怪类型融为一体。六朝人志怪，是信以为真，鲁迅则是把荒诞不经的幽冥之旅置于梦中，最后也点明是个梦，不悖于科学常识。所以它本质上仍然是志人小说，一篇以鬼事写人事，假志怪来志人的小说。这是《智识》的新变，也是它有别于鲁迅其他小说之处。

　　东西方宗教典籍或文学作品对于地狱的描写，总是一种阴森恐怖、悲惨痛苦的景象。《智识》里的地狱却显得稀松平常，与人间大同小异，“其时跌在一座城池里，其中都是青砖绿门的房屋，门顶上大抵是洋灰做的两个所谓狮子，门外面都挂着一块招牌。倘在阳间，每一所机关外总挂五六块招牌，这里却只一块”。“洋灰”即水泥，跟“爱国布”一样，都是“罪恶智识”的产品。读过太多可怕的地狱，这种反奇观描写反而具有陌生化的效果。鲁迅还用他那幽默的笔触，把地狱变成了一个戏谑可笑的地方，譬如“我”是这么下地狱的，“猪头用嘴将我一拱，我于是立刻跌入阴府里”，“我”又是如此还阳的，“这还阳还得太冷静，简直不像还阳，我想，莫非先前也并没有死么”。

　　宗教典籍里的地狱跟业报或背弃信仰有关，《智识》之地狱专为惩罚知识人而设。阎罗王开门见山问道：“你有智识么？”既然反对智识，便可蛮不讲理，当我回答“没”时，阎罗王说：“说没有便是有——带去！”“我”受到的惩罚则是在名为“油豆跌滑小地狱”里不停跌跤，摔得满头疙瘩，直到头脑发昏，“这就是罚智识的”。

　　“油豆跌滑小地狱”出自鲁迅收集了各种版本的《玉历钞传》，它由第五殿阎罗王五官王掌管。此书伪托有德之人进入阴间，实地游历一番后所写的考察报告，以此劝化世人，在民间影响极大。这套迷信话语跟“我”所学的“地球是圆的。元质有七十多种。X+Y=Z”之类的科学知识誓不两立。宣扬“智识是罪恶，赃物”，只会让人又堕入封建迷信的“地狱”，退化至鲁迅所说的“科学隐耀，妄念横行”的状态。

　　鲁迅只拈取了“油豆跌滑小地狱”的名称，故事情节都是他的想象。这想象极具象征意味。有多少人曾跌入反智主义的“地狱”？譬如朱谦之，日后被红卫兵小将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时，他是会否想到，这是小将们用实际行动向他发表他早年的观点。

三

《智识》写出了“五四”时期那种方死方生、极端并存的状况：一方面，劳动者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求知，科学观念流行起来，大众教育也蓬勃开展；另一方面，反智主义大行其道，不仅有封建迷信的旧式反智，还出现了新青年虚无主义的新潮反智。《智识》对这两类反智都有生动的描写与辛辣的讽刺。

　　世人皆知《新青年》同人反孔教，殊不知他们更反阴阳家。陈独秀甚至认为，传统文化中“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振，民智日僿，此皆一系学说之为害也”。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迷信反智的原因：“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这些是1918年陈独秀、鲁迅发表于《新青年·随感录》的文字，矛头均指向封建迷信的“鬼话”。“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同人不约而同开始批评虚无主义思潮，尽管他们这时已然分裂。

　　1920年1月，朱谦之出版了《现代思潮批评》，书中他逐一批判了流行的各种“主义”，并提出“我的虚无主义”主张，他最早的反智论调在书中已有零散表述。1921年他又出版了《革命哲学》。该书第四章系统阐述了他的知识观，也就是《教育》中那些观点，而这篇《教育》随后又收入其虚无主义集大成之作《无元哲学》中。《新青年》同人反对旧式教育，而朱谦之更激进地否定一切教育。其北大好友袁家骅有一封跟他讨论教育问题的信，也被收在《无元哲学》中，信中袁家骅这样写道：“脱了一层古典教育的束缚，又换了一个科学平民教育的铁锁，考其实，换汤不换药，现在未必胜于从前呵……凡新旧教育学说，都是梦中呻呓，不如还他‘全错’二字。”

　　胡适跟朱谦之私交不错，他修书一封，诚恳地指出其理论“迂远”，“都是不切题的空议论”。朱谦之扬言凡“自无而有”之物都不真实，胡适举例说“电话飞机胡适之与朱谦之……那一件不是自无而有的？难道都不真实吗”。这是胡适基于实验主义立场的反驳，而陈独秀的批评更着眼于虚无主义的危害性。

　　陈独秀认为中国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其他各国都只有一两种或古老或现代的虚无理论，而中国除了本土的老庄无为思想，还集合了印度佛教的空观、俄国虚无主义和德国形而上哲学，“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虚无主义》)。朱谦之一个人就是这么一个“集中地”。他在北大跟随老师梁漱溟学习印度哲学，他的反智论调来源于老子“绝圣弃智”的观念，《教育》一文引用了《庄子》的《马蹄篇》与《胠箧篇》，以说明“知识就是罪恶”。此外，据他讲他的虚无主义是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辩证法、叔本华的厌世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Ostward的唯力论、颉德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归纳起来，才成这种学说”(《现代思潮批评》)。朱谦之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将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强行整合，竭力追求自成一体、别立一说，而不管其是否周延自洽。他嫌老庄无为、空观无情、柏格森不能完全弃绝智识、俄国无政府主义又否定得不够彻底，因此他的虚无主义极端反智，又强调创造进化，追求真情与革命，直至虚空破碎大地平沉，“革掉宇宙的牢笼”(《革命哲学》)。

　　陈独秀痛批老庄的虚无思想与放任主义，称之为“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据他分析，在青年中颇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非西洋的安那其，而是“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底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底大毒”(《中国式无政府主义》)。这里指的就是朱谦之了，“出家”、“发狂”、“自杀”这些事他都干过。

　　鲁迅写《智识》，是针对朱谦之关于知识、教育的谬论而发，但又不止于此。跟陈独秀一样，鲁迅肯定也注意到虚无主义思潮在青年中的流行与危害，他甚至可能敏感地察觉到，朱谦之的观点来自另一“敌对”思想阵营。

四

1918年冬，卸任财政总长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率蒋百里、张君劢等六人出访欧洲。此行目的，是以民间观察团身份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也借此机会考察战后欧洲各国，并与西方思想家直接交流，探讨东西方文明前途问题。梁启超打算拜访当时欧洲最重要的两位生命哲学家柏格森与倭伊铿。他们一个强调“直觉”，一个推重“精神生活”，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都有深刻反思与批判，在梁启超看来与东方文化有某种相通之处。结果他见到了倭伊铿，没见着柏格森，不过他与柏的老师蒲陀罗相谈甚欢，后者向他盛赞中国文化。

　　梁启超的欧洲之行影响深远。1919年4月24日，他把列强将同意日方要求的消息，电告研究系主导的国民外交协会，称“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2日，研究系大佬林长民在该系机关报《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表示“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彻底点燃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催生出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里有拳拳爱国之心，也有借外交事件煽动学生打击亲日的安福系、新交通系的派系斗争嫌疑。

　　鲁迅怎样看待“五四”运动的发生？《〈热风〉题记》开篇便意味深长地写到1925年长安街头“衣履破碎”的报童，“五四”时候“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当时他们身上的新制服显然是“投机家”特意买的，只是“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很多人不明白鲁迅想表达什么，实际上，他不过是用“具象化”的描述，来传达他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天真可爱的青年学生像报童一样，被“投机家”利用了。

　　梁启超将欧洲之行的见闻感想写成了一部《欧游心影录》(以下简称《欧游》)，从1920年3月6日起在《晨报》上连载。他先是否定了科学万能的观念：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功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一战后欧洲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梁启超提出中国文化正是西方文化危机的对症之药，未来两种文明调和，将产生新的文明。他激情澎湃地鼓动青年：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毫无疑问，梁启超针对的正是尊奉“赛先生”、激进反传统的《新青年》。《欧游》一石激起千层浪，东西方文化论战风云再起，然后是大批学者卷入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

　　与梁启超过从甚密的梁簌溟，沿着梁启超的思路更上层楼，于1921年秋推出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以下简称《东西》)，轰动一时，被视为新儒家奠基之作。该书同样以《新青年》同人为论敌，字里行间有种“冲着新派”的“愤然”(梁培恕《但愿世界会更好：我的父亲梁漱溟》)。梁漱溟的结论与梁启超如出一辙：“质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鲁迅又如何看待梁漱溟？他全部的文字只有一封信提到后者：“梁漱溟已为委员，我看他是要阔的”。在鲁迅笔下，“阔”、“阔气”、“阔人”可不是什么好词。鲁迅没有对二梁这两部著作发表看法，不过周作人在兄弟反目后倒是评论过，他的观点鲁迅想必是赞同的：

　　第一重要的事，青年必须打破什么东方文明的观念。自从不知是哪一位梁先生高唱东方文明的赞美歌以来，许多遗老遗少随声附和，到处宣传，以致青年耳濡目染，也中了这个毒……本可以一笑了之，唯其影响所及，不独拒绝外来文化，成为思想上的闭关，而且结果变成复古与守旧，使已经动摇之旧制度旧礼教得了这个护符，又能支持下去了。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东西》的扉页，印了一张梁漱溟与北大三位学生的合影，其中就有朱谦之。梁漱溟解释说他们是不分老师学生的好友，照片见证了他改变人生观由佛入孔的关键时刻，他还提到“朱谦之要到西湖去”，未明言是去出家。

　　“五四”时期朱谦之对于《新青年》同人的态度、对于科学的态度，与梁启超梁漱溟十分接近：“现在一班著名的学者，都把科学看做百宝灵丹，以为科学就是真理……似这样没头崇拜，把别的关于思想方面的，都一概抹杀……我想科学万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哲学》)。而朱谦之在形成他的虚无主义知识论时，很推崇梁漱溟的“元知”与“推知”的概念：“元知者，原于觉性，径而知之”；与之相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大部分知识都属于“推知”，朱谦之非但不承认“推知”得来的是“‘善知识’，而且以为是种种罪恶的根源”(《现代思潮批评》)。

　　针对朱谦之“智识即罪恶”的论调，《智识》结尾这样写道：

　　倘若并没死，那么，朱朗翁也就并没有做阎罗王。

　　解决这问题，用智识究竟还怕是罪恶，我们还是用感情来决一决罢。

　　做判断，其实很难离开“推知”，就像“我”即使相信还阳，也需要“推知”自己的情况是否属于还阳。最后宕开一笔提到感情，乃是揶揄朱谦之的“唯情主义”。

　　朱谦之的虚无主义反智而主情，《教育》写道：“我以为凡自然的，都是从心理上的真‘情’发动起来，至于知识这个东西，简直和自然反背，他是附属于情意的第二段作用，是由本来堕落下来的东西。”朱谦之的一系列哲学著作，都将“情”、“真情之流”当成革命心理的根本元素，当成生命的核心乃至宇宙的本体。他认为他的虚无主义，“所与从前别异的，即在于重‘情’而不重‘知’，唯其重‘情’，所以主张向前活动，而带着非常丰富之革命的色彩，而为一种彻首彻尾的情的哲学”(《革命哲学》)。后来他很快放弃了虚无主义，但依然主张“唯情”。

　　正如彭小妍《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一书所分析的那样，“五四”不是启蒙理性主义一路狂飙的胜利，而是唯情论与之复杂的论争。《教育》、《智识》即是这场世纪大辩论之下的一场小论争。唯情论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挑战，也是随一战爆发的全球反启蒙思潮的一部分。1921年鲁迅翻译了金子筑水的《新时代与文艺》，该文认为文艺应开辟新文化的道路，由此推动社会改造，但其中也有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占了哲学的全部视野，实证主义思潮主宰了一切人心，各种的机械和技术，则支配了精神活动的全体。一切都被自然科学化、被自然化、被机械化，人类特殊的自由几乎没有了。智识——机械化的智识占了精神活动的主要部分，感情和意志的力几乎全被蔑视。世间遂为干燥无味的主智主义——浮薄肤浅的唯理论所支配。”

　　柏格森、倭伊铿、杜舒里的生命哲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研究系系统地输入中国，借以说明东方文化的优势，让人们重新审视被革新派急切否定的传统。柏格森的《创化论》是由张东荪翻译的，他是研究系主办的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编。倭伊铿、杜舒里则由张君劢翻译，他陪同梁启超访问倭伊铿后，便留下来跟倭氏学习，后又陪同杜舒里在国内讲学。梁漱溟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理论，来理解孔子“生”的观念；而在张君劢看来，倭伊铿的“精神生活”就是孔子的“诚”，倭伊铿的“克制奋斗”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同样输入西学，研究系的目的与《新青年》截然相反。这股借西学升级的保守主义思潮，让《新青年》遭遇了创刊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五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三篇《随感录》，抨击“上海什么报”的“泼克”。“上海什么报”指《时事新报》，“泼克”即漫画，却被拿来攻击新文艺。鲁迅嘲笑说“泼克”也是外国话，也是来自外国的新文艺，却成为对提倡新文艺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器具”。对于从晚清的维新派、保皇党、立宪派、民国的进步党一路嬗变而来的研究系及其媒体，鲁迅以一句“皮毛虽改，心思仍旧”，暗讽其擅于投机趋新，可骨子里依然守旧。

　　“五四”时期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研究系与《新青年》同人也有交往与合作，但总体上属于互有敌意的两个阵营。1920年12月，《新青年》已然分化，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由上海赴粤，临行前给胡适写了封信，交代完编辑事务，他话锋一转：“南方颇传适之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注意此事。”对此钱玄同表示“国民党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陈独秀因跟国民党接近，“冤枉别人为研究系”。李大钊建议“关于研究系谣言的问题”，应该一起给陈独秀写信澄清一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就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而胡适对于陈独秀听信这样的谣言十分生气，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历数他与研究系及其领袖梁启超的分歧矛盾，“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伊铿等人的历史”。从“研究系谣言事件”，可以看出《新青年》同人与研究系的敌对关系。

　　鲁迅在《〈热风〉题记》中描述了“新文化运动”一词吊诡的使用情况，以此来揭露研究系的投机操作：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鲁迅的意思是，《新青年》同人从未提出过“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他在《写在〈坟〉后面》里，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个词的由来：“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而如此邀功与命名的那拨人，从前曾嘲骂过《新青年》，后来又再次反转，将这个词安在《新青年》同人头上加以批判。胡适也对“新文化运动”表达了拒斥之意，1920年9月他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称“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他自己“赌咒不干”，也劝学生不要加入。

　　鲁迅所说将白话文“引为自己之功”，大概是指1918年11月16日《时事新报》的《学灯》栏目倡议：“近来梁任公先生做了几篇言文一致的讲坛，不但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而且是改良文艺，所以一班青年读了，总有些感动。从前有个《新青年》杂志，他亦提倡白话，虽他以白话作诗，不免矫枉过正，然拿白话来达理，我是很赞成的。”傅斯年对此讥讽道：“别人却不算回事，只有我们梁任公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至于研究系声称在搞“新文化运动”，见1920年元旦《时事新报·学灯栏宣言》，该栏目表示一直在推动一场“积极的、基础的、稳固的、建设的新文化运动”。而最后将这顶帽子扣在《新青年》同人头上加以批判的例子，在《欧游》引发的新一轮东西方文化论战中比比皆是。

　　只是当时人们可能都没想到，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会远远超越其他历史名词，成为命名这段历史的“第一能指”。无论鲁迅、胡适最初对它有什么意见，后来都得调整态度，去正面理解并接受它。

　　然而当鲁迅第一次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时候——也就是在《智识》这篇小说中，他的心情可能很复杂。它是“投机家”的发明，也被投机地运用着，这一点令人厌恶；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鲁迅应该不会反感这个词。早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他就写到“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而在《〈呐喊〉自序》里，他提到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时说：“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矛盾的态度，在《智识》第一句中已有流露。一个鲁迅所强调的“四平八稳”、“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居然都被这场裹挟一切的“热风”忽悠起来，抛下“妻和儿子”，跑去北京求智识。这显然不是最好的方式，尽管鲁迅肯定支持面向“劳动阶级”的启蒙教育。

　　而“智识阶级”在这篇小说中形象都不怎么样。“虚无哲学家”不必说了，“我”在北京的老师也不太好，不仅不给我解惑，还训斥我，让“我”疑心他只是“贪图束脩”，于是“我”对智识的信念就更动摇了。小说结尾部分写到“我”从梦中醒来，“间壁的一位学生已经从戏园回来，正哼着‘先帝爷唉唉唉’哩”，我们知道对于旧戏从形式到内容，以及追捧旧戏的知识分子，鲁迅是个什么态度，所以这名学生也不是正面形象。

　　鲁迅以此暗示，“智识阶级”远未承担起启蒙与革新之责，而一场青年运动最大的问题恰恰也表现在青年人身上，所以鲁迅才说“五四”的革新运动只是“表面上的成功”。当“热风”劲吹，鲁迅却体会到其中深深的“寒冽”。在这场有光明也有阴暗、有热血也有冷箭、有破坏也有建设、有文化也有“武化”的运动中，鲁迅经历了战友的分裂，经历了古战场般的寂寞里独自荷戟的彷徨，然后他又义无反顾地上路了，因为“病菌尚在”，革新与启蒙远未完成，他那支锋利的笔还要继续解剖、疗治与战斗，用他题于《彷徨》扉页的屈辞来表达就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