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

1

可以确定，我是被小学语文老师的那次表扬所激励——此前我整日混沌，对理想一无所知。这位样貌普通的支玉兰老师，是降临在我童年的天使，她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作文。我努力控制声音，不流露颤抖，但“内心涌起一阵阵暖流”——这句平庸的套话，真实描述了我当时的幸福感。

　　是虚荣心作祟。但，再清澈的雨滴也起自灰尘。缺陷看长在什么地方，小坑长在脸颊就是酒窝，皱纹长在眼皮上就是双眼皮。我性格的种种缺陷，做别的行当肯定碍事，但在写作里未必是坏。从支玉兰老师夸奖那天开始，我渴望成为作家。直到今日，我没有其他备胎的梦想，我的人生没有准备第二套方案。

　　最初所谓的写作，是从学校作文开始。同样感谢，我的中学老师曾梦虎先生，除了有标题指向的作文，他还让我们完成不限内容的周记。我喜欢在周记里天马行空。如果说小学语文老师给了我梦想的起点，中学语文老师则给了我创作的起点。从小学到中学，我始终记得这两位语文老师的全名，他们给予的鼓励，改变我的一生。

　　我怀疑，自己对数字的畏惧，也与老师有关。小学数学老师姓马，我忘记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名字。马老师的脸清瘦，声音有点砂纸似的哑，她看我时，从厚镜片后面透出的眼神寒光四射。这并非是我的错觉，马老师毫不掩饰甚至蓄意渲染她的反感。有一次，全班六个上了九十分的同学起立接受表扬——不，是五个接受表扬。马老师本来是想忽略我的，但对优秀生五次盛赞时，我陪绑般站着，是个碍眼的存在。之后，马老师话锋一转，对偶尔有幸成为六分之一的我，发起数分钟专属的讽刺和挖苦，里面没有一个褒义词，甚至没有平和的词。她对我的态度，在全班同学面前都不是秘密。

　　我现在回想，马老师的恶感可能恰恰出自某种“敬业”，出自她对教学成果的苛求。我没有上过小学二年级，作为实验班的试点生，我从一年级直接跃升三年级。还没等适应情况，我就因急症住院手术，然后在家度过漫长的病休。等我重返校园，其他功课尚能衔接，可马老师教数学讲到的X和Y，对我无异外星球符号，作业和考题令我一筹莫展，我连续交了几张白卷。我的愚钝，给马老师带来起初的恼恨。即使经过努力，我的数学成绩慢慢达至中等，并未拖累马老师的整体业绩，但她定见已成。马老师莫名的火气和敌意，让我希望自己隐形到透明，深感她的忽视就是一种恩赐。以我孩子的心智和地位，无力扭转局面；尽管我数次尝试讨好，甚至想过送什么礼物能使马老师对我的态度有所好转——却因努力无效更感羞耻。数学以及它所统辖的一切，都让我紧张，仿佛回避才是逃脱之路。直到小学毕业，这种带有轻微暴力的师生关系也没有得到缓解，但我如释重负，终于得以摆脱马老师的阴影。但我终身记得，她的冷脸冷眼。

　　数学稍有闪失，便不会赢得对的答案和好的脸色，这种严格的知识让我害怕。我之所以热爱文学，因为它不存在绝对的公式和标准。数学的三加五只能等于八，文学可以等于十八，等于三百，甚至负数。

　　谢谢语文，它给予我日常且温存的自由，是我童年的避难所；未来，它将以文学的形式庇护我的余生。

2

我只想上中文系，除此，其他学科对我都是灾难。高考超常发挥，成绩远超预期，我如愿以偿，被第一志愿第一系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因为高考作文意外得了满分，我难得拥有几分自信，像只兴奋的小苍蝇那样摩拳擦掌，要在未来的作家路上施展拳脚。

　　没想到，当头一棒。大学第一次的写作课作业，老师一一表彰，朗诵加点评，肯定了全班三分之二的同学，还没有轮到我。我在既焦虑又害羞的压力下，暗暗等着自己作为重头戏被推出……结果，丝毫不获青睐，我根本不在被肯定的名单上。我刚刚燃起、还来不及嚣张的气焰，就这样被瞬间扑灭。这个教训，让我知道什么叫“山外青山楼外楼”——原来和中文系的才子佳人相比，他们叫才华横溢，我顶多叫才能分泌。这场下马威，让我多年之后依然心存感激。煞煞锐气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我后来张狂的时候不多，很少喜气洋洋得意忘形，受益于这次宝贵的受挫。

　　我贪玩涣散，不算勤奋，青春的大把时光都用于消耗，没有好好读书。但那时读到了由杨牧先生主编的《台湾散文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读到余光中、王鼎钧、张晓风、司马中原等等，他们的作品对我构成冲击；看到最后一篇，是童大龙的《交谈》，我简直懵了，原来散文还能有这样的表现形态。我像被击中的铜器，很长时间回荡在内心的鸣响里。

　　还有，周涛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出版之后，我立即拿到了这本书——那个大学的整个暑假，我的阅读兴趣浓烈，足不出户，不忍释卷。1969年周涛先生毕业于新疆大学，那年我刚刚出生；出版《稀世之鸟》的时候是在1990年，这位前辈使我在散文审美上获得重生。这位独行侠的拓荒意义，被许多当代散文研究者忽略了；周涛先生虽大名鼎鼎，他的率气、胆气和才气受到公认，但以我看来，他所获得的声誉仍不足以匹配他在散文方面的巨大贡献。

　　我在大学图书馆读过一些现代文学作品，陆蠡、废名、施蛰存、穆时英等等，看到何其芳的《画梦录》时，我惊艳得倒吸凉气。那时青春年少，阴郁情绪加绚丽修辞，这种强烈反差形成的组合，简直令我无法抵抗。在大学期间我读的翻译文学并不多，毕业多年之后我的阅读兴趣才转移，并且深受翻译作品影响。其实写作者不必纠结这样是否构成对母语的忽略和背叛——用汉语翻译出来，就是母语的组成部分，就像你吃的是鸡鸭鱼肉，长出来的都是自己的肉。说来，白话文就是文言文的一种翻译方式。无论是鲁迅、何其芳、陆蠡，这些现代文学作家，在起点上都受到世界文学的滋养。翻译文学，不仅是汉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扩充了汉语表达的边界。

　　在中文系阶段，我所要完成的，是从“语文”到“文学”的转换。“语”这个字，可以拆解为：“言”字旁是“吾”字，也就是“我的话”。怎么从公共的“言”，变成到我的“语”？阅读启发着，让我努力寻找自己的表达之路。

3

我最早发表作品，是在济南《齐鲁晚报》的“青末了”版面上。处女作的名字是《校园漫步》，隐约记得是大学二年级的习作，大意是走在夜晚的校园，描写晚风啊星光啊之类的——总之装作有思想的样子、装作有心事的样子，虽然想不起具体内容，但这次发表对我是重要的激励。此后，我陆续在这个副刊发表过几篇散文，每篇一两千字的样子。印有自己名字的版面，我默读得心旷神怡。这是某种拯救，部分修复了我受损的自尊，让我重拾几乎被击垮了的信心。

　　这个期间的作品，在修辞上倾向于抒情，也带有青春末期的做作，但并不虚伪。我想，从学生的“写作文”到作家的“写作”，两者之间，差了一个“文”字——这个差别，提供某种暗示：要去掉这个“文”所带来的框架和规范，才能接近真正意义的写作。因为我坚信，写作是在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情况下，努力说真话。所以从写作文到写作，我并不存在思维的切换模式。没有用漫长的写作文来训练自己说谎的技巧，使我进入创作的时候，不必经过剧烈的颠覆和转折。当然，我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有出于炫技而虚荣地绕行弯路的时候，有出于虚弱而掩饰自己说谎的时候，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努力学习怎么把真话说好，怎么在训练中去纠偏。我知道，每个目标实现起来都并不容易，哪怕是走向更为本真或更理想意义的自己。

　　“修辞立其诚”，如果失去了这一前提，我们的表达就变得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可怕的，有时是可耻的。追求所谓的“美”，也不是成为我们脱离“真”的借口。“真”，是作家的元气、底气和骨气。虽然我还没有足够的胆量，但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出难以处理的柔情和可以理解的悲伤，能使用牙印一样的词，写出哪怕是近乎残忍的真诚。

　　我爸爸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因撰写公文而被视为单位里的才子，但与我的文学趣味相去甚远。这种分歧，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就已显现端倪，随后愈加剧烈。我甚至形成偏见，他说好的令我分外怀疑，他说坏的令我格外珍惜。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散文《衣食住行》，风格与习见的散文路数不同，招致爸爸激烈的通盘否定。我不服气，要求找到专业人士仲裁。于是，爸爸转给他的大学同学蓝春荣，她在《北京文学》杂志当编辑——《衣食住行》不仅得到了蓝阿姨的立场声援，随后还被编发出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上班以后，我写了一篇怀念大学生活的散文：《亲爱的朋友远走四方》。发表路径相似，听起来有点走后门的意思，也是经由爸爸的大学同学丁国成，转给高洪波老师，随后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得以刊出。

　　当时颇受瞩目的《大家》杂志创刊不久，编辑潘灵出差回到编辑部，一眼就看到桌上信封的落款，来自他刚刚去过的出版社——我的自由来稿并未指定收件人，但由此跃入编辑的视线，引起他的注意。潘灵在《大家》上编发我的作品，并把我介绍给《啄木鸟》杂志的易孟林和《十月》杂志的顾建平。这些编辑同行仅仅年长我几岁，近乎兄长，他们的鼓励与支持令我深怀感恩。我觉得最好的报答，就是把作品写好，不让他们觉得看稿是在浪费时间。后来，《门缝里看婚姻》和《鸟群》分别获得“啄木鸟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的时候，我只有二十多岁，算是出道早且顺利的。

　　我后来从儿童文学编辑，转到《十月》和《人民文学》，编辑成人文学。漫长的编辑生涯期间，我的写作并未中断，但产量一直不高。

　　编辑并非容易的职业，虽说也是与文字打交道，但包含大量琐碎、枯燥、重复的工作，非常损耗精力；我甚至缺少阅读书籍的时间，总是忙于应对自己并不擅长的编校。当编辑得有长久的细心和耐心，得像啄木鸟那样擅长发现问题，可我校对能力不行，自己都经常写错别字、说错别话。而且，还得像警犬似的能够辨别、寻找和发现，没有好稿子的时候真是百爪挠心、寝食难安。尤其当编辑的最后两年，我只写了一篇《巨鲸歌唱》，年产量只有一万字。当然，编辑里坚持创作者不在少数。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些非议，说编辑之间发稿就是利益互换——这种现象可能存在，但同时，有些本来就是极为出色的作家，只是为了谋生，他们不幸成为编辑。而作家遇到擅长写作的编辑，常常是一种好运，就像遇到珍惜和懂得。

4

2013年3月，我离开做了二十多年的编辑岗位，正式成为作家。从天而降的馅饼又大又沉，以铁饼的重量，将我击昏。我像范进中举一样失控，无论开车还是入睡，我会独自笑出声来。家长总是这样批评孩子：“爱好能当饭吃吗？”哈哈，能啊，我现在就是！不知所措的喜悦，让我几乎白白消耗了半年时光，才逐渐恢复基本的理智和日常的写作。

　　鲁迅先生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别人要出门上班，我因为不必奔波路途，爬起来蓬头垢面就可以开始非常庄重的工作——我是把别人去上班的时间都用来上班了，而且不耽误喝咖啡。

　　作家这个职业真是太好了。读小说是工作，看电影是工作，躺着发呆竟然也是工作……听起来，人间怎么有这种神仙日子？这是事实，又不是全部的事实。作家必须成为优秀的饲养员，喂养好自己的心猿与意马——饲料的成本高昂，是他自己的血肉；而喂养的动物有时并非温顺，甚至是能吞噬掉自己的野兽。好作家经常要面对坏心情，因为他的左手要和右手拔河，他要拽着自己的头发跳高，他几乎处于孤独的自闭与自虐之中，自己是自己唯一的朋友，自己是自己唯一的敌人。每天就这么苦苦煎熬，经常造成入睡困难，他甚至无时无刻不在构思，被字词、段落和想法围绕，就像是蚯蚓，前面是土，后面是土，上下左右都是土……几乎像是一种埋葬。但写作之路，就是这样在黑暗中开辟的。

　　写作残酷，它就是要榨干你生命的每一滴汁液……不过，你留着干吗？生命的汁液总归是要蒸发掉的。作家理应在每本书里，都捐献你的一部分血肉，一部分呼吸，一部分生命，就像运动员每次奔跑都要付出汗水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这是生理和心理的必然。我享受这个过程，每个字词都是自己艰难分裂出来的细胞，然后它们聚合成新鲜的生命。

　　语文在社会生活中是被普遍运用的，无论是日常交流口头的“语”，还是要落实于纸面的“文”，无论是学生还是职员或者其他工作，多多少少，都要用到语文。语文未必一定与文学衔接，而我格外庆幸，自己能以此维生。从语文到文学，既给我家的安全感，又像神秘乐园带给我历险的乐趣。文字不是熟悉的玩具，而是将我置身其中的魔法——因为，玩具是可以操控的，而魔法，我不知自己会被它引领到何处。对我来说，那个世界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它是有呼吸感的具体怀抱：辽阔而深邃，复杂又纯真。

　　“作”是多音字，我曾玩笑地说自己是“作协”的——发音是作妖的“作”。很多作家平时循规蹈矩，但脑子里的想象力，就是他“作”的部分。这也是作家和常人区别，作家不是生活给他什么他就成为什么，他能够还给生活那些生活所不曾给予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状态稳定，心无旁骛，进入那个灵魂畅游的世界。

　　这十年来，我陆陆续续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巨鲸歌唱》、《有如候鸟》、《幻兽之吻》——鲸、鸟、兽，这算是我的“海陆空三部曲”。从2017年我开始写童话，也出了三本：《小翅膀》、《星鱼》、《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写的是会飞的精灵、星星变成的大鱼和会唱歌的长臂猿——偶然被编辑发现，这些童话竟然也组成“海陆空三部曲”。

　　我喜欢在写作上探险。无论是写童话还是写散文，我都渴望某种超越……超越文体原有的范式和自我原有的边界。尽管频频感受到自我的局限，我也要求自己保持努力。我知道想在写作上脱颖而出，很难。开始，难度在于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然后，难度在于从自我风格中脱颖而出。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是同样危险的——无论怎样的甘蔗，嚼来嚼去，到最后都会变成柴火。所以，我不想守着黄金城堡，更愿走向一无所有的旷野。

　　语文的语，文学的文——这让我想起石墨和金刚石。它们是由相同元素构成，化学性质完全一致，却呈现不同的样貌。每个作家，都想用石墨写出金刚石的质地。愿这种同素异形体贯穿我的整个写作——童年与老年，内心的萤火与天上的星光，一呼一吸与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