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玛

　　写作十多年来，我除了写了一部长篇、有限的几部中篇外，其余的都是短篇小说，大约有五十多篇，不算多，也不算少。不过，倘若在这基础上去谈什么小说的创作经验，实在是缺乏些勇气，但谈谈在创作中遇到过的困难，倒是可以说上一两句。

　　不同时期，写作中遇到的困难似乎总是一样，无非就是写什么，以及怎么写的问题。但同样是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同时期，却是不大一样的，这跟作家创作经验的积累、个人认知的不断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小说家都认为短篇难写，但大家几乎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的，我也不例外。最初的几年，我一直都在写短篇。原因大约在于，短篇是最适合练习的一种小说体裁了。那时我对小说创作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比较确定的有两点，一是小说不能写得太无聊，得让人能读下去。二是写短篇的话，不能写得太短，也不能写得太长。(那时我接受了一个在作者中广为流传的关于短篇小说的法则：字数最好不要少于六千，也不要超过一万。)至于“写什么”，我反而是没有太多疑豫的。人到中年，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人生的路却越走越迷茫，心里有太多需要表达的了。我最初的一些作品，虽然所写的全是卑微的小人物，但我自认为在这“小”里，藏着我想藏的“大”，于是我在一篇创作谈里天真地写道，“其实也可以换个题目写成学术论文，关于青少年犯罪，关于失踪人口，关于严打，以及论死刑之存废……”这在现在看来着实有些可笑，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非常真实的经历。从军校转业到地方高校，从教师到行政工作，最大的变化是从写论文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而小说是多么自由。于是我抛弃了我平庸的学术理性，找到了一种更能让我内心得到宣泄的表达方式，写作时常常带着一种莫名的自信，很肯定地觉得自己写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缺失……这些缺失在损害着我们的生活。”我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写作归类于地域写作，“如果非要说地域，那么‘缺失’就是我的地域。”我大胆分享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体会，“短篇小说的篇幅、形式，并不对我那些看似有些大的表达意图构成妨碍，恰恰相反，它把我的注意力疏导向一个更深层的领域，一个诗性的，但却有着更多自由的领域(至少不必把句子拆开了撂起来)，它不再依赖情节，它的形式反而是柔软的，充满着弹性。这似乎是一个预示：即便是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不受限制的生活依然是可能的”(《以小搏大的短篇》)。瞧，以为写了几个短篇，便得到了自由。很快，我就被打脸了，先是被写作，后来是被生活。——疫情一来，门也出不去，哪里有不受限制的生活呢？而“写什么”，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在当下，则更是一件需要调动全部智慧去严肃对待的事情了。总之，刚开始那阵，我很少为写什么发愁的，觉得最困难的事，反而是给小说取个什么题目，或者视角之类的技术性问题，用哪种人称开始，往往都要纠结半天。

　　“木元……木元呐！”

　　回回都是天没亮，姆妈就在楼下的天井里一声长一声短地叫。

　　这是我第一个短篇《米线店》的开头，写完这两句后，接下来这句，“姆妈生他的时候不到二十岁，” 这句中的“他”，我一忽而改成“我”，又一忽儿改成“他”，反复多次，纠结得差点因此丧失了感受写作乐趣的能力。

　　好在这个时期是短暂的，它很快就过去了。就像一个刚走到河边的新手船夫，兴冲冲地把自己心爱的小船放入水中后，忽听得前方滩响流急，不免慌乱，便担心起自己准备不够、经验不足，害怕行之不远便翻船。现在回头看，会发现那个时候担心自己会犯的，往往都是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因为还意识不到什么错误才是致命的缘故吧。所以这一时期的写作，也往往在细微处精雕细琢，而缺一种往纵深处去的努力。究其原因，大约在真正开始写作之前，做了许多年的单纯的读者，深受自己热爱的作家及作品影响，眼中所见，全是他们的好，是他们作品里的得着，而对他们及其作品里的遗憾，还未及体察的缘故。等这个新船夫的航程真正展开，那些细微处的纠结，就会慢慢消散了，因为需要应付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对话、人物的心理、情节推进的节奏，等等，这些问题哪一个都比视角更难解决。

　　我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写作归类于地域写作，“如果非要说地域，那么‘缺失’就是我的地域

　　我很快就接受现实，放弃了马上写部长篇的打算，决定先写几年中短篇再说。尽管大家都说短篇难写，但我发现中篇也蛮难写的，长篇当然就更难了。所以那时我的阅读也是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抱着学习的心态去研读。我试着翻译我读到的好的英文短篇，读完一篇小说和翻译一篇小说的感受差别非常之大，翻译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阅读与学习。调整好心态之后，我也不急于去弥补自己的不足了，尊重，但对看来像是“细枝末节”处的批评持保留的态度了。记得那时在跟一位责编讨论我的一个短篇时，我为自己辩解道，“请把这篇小说当做一个人好了，他有点跛足，或者有点口吃，有什么关系呢？”大约那个时候，我开始看一些文学批评的书了，国内的，国外的。也时常浏览外网，《纽约客》、《巴黎评论》逛得比较多，其次是英国的《卫报》。《卫报》有个书评栏目挺不错。(我正是在那上面知道了德国的波兰裔批评家马塞尔·莱希·拉尼奇炮轰过《铁皮鼓》，想想吧，《铁皮鼓》！)大约受到詹姆斯·伍德要把作品当做作家来进行研究的启示，我也把自己的作品当做一个人来看待了。我就这样放过了自己。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挑剔他的缺陷是不好、不道德的，甚至是被法律禁止的。作家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非常自信的作家，不管写得怎么样，都对自己很满意，总保持着一股睥睨群雄的气势，批评的话语只会使他更加昂扬。另一种是不太自信的作家，羞于谈论自己的作品，而我恰好属于后者。这个时期我不太愿意去看关于自己作品的评论，这样做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尽可能地少背包袱，让自己保持清醒、保持微弱的自信，一直写下去，因为没人能只带着满足感或是只带着挫败感长久地进行一项艰苦的事业。

　　欧茨曾说，“写作就是为了假装自己获得了对世界的通晓。”可现在，谁能轻易假装自己已经获得对这个世界的通晓了呢？

　　那么，在对写作有了更成熟的认识，更善于倾听真诚而卓越的意见，以及掌握了比以往更多的技巧之后，小说创作有没有变得容易些呢？

　　没有。相反，我觉得越来越困难了。

　　这两年我也多是在写中短篇，甚至写了几篇字数不到五千的短篇。(我越来越喜欢这种更短的短篇。)相比十多年前，现在我感觉在小说创作上遇到的困难，越来越难以克服了，尤其是“写什么”的问题。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说，“写作就是为了假装自己获得了对世界的通晓。”可现在，谁能轻易假装自己已经获得对这个世界的通晓了呢？

　　我们常常听到的告诫是，“作家要深入到生活里去。”的确如此，生活是个宝库，生活里应有尽有。但是，你单是“深入”了，就通晓了这个世界？就会清醒地知道该写什么了吗？生活如大海，哪怕只是作为故事的搬运工，那你到底要搬运哪些呢？单纯生活经验的积累，并不能改善我们的写作，作家还需要具备的是，一双刺穿生活混沌面纱的眼睛，对生活的思考所能达到的深度。我们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疫情，每个人都深陷其中。再没有比疫情时期的生活更令我们深思的了。那么，疫情时期的生活教给了我们些什么呢？不同的人，答案肯定是不尽相同的。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个世界我从未像现在这般迷茫、困惑。这两年，我也写了几篇跟疫情时期的生活有关的短篇小说，直到写完、发表，我仍然是忐忑不安的，内心充满了太多的怀疑，太多的不确定。好在有一点，我觉得是不会错的，是在迷茫的写作中可以始终秉持的，那就是人们彼此的怜悯与爱。我相信，最终能将世界从疫情的泥沼里拯救出来的，必是人们彼此间的怜悯与爱。如果有一天，连这个也变得不确定了，那写作可能也就无法再继续了。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写了一个很著名的寓言，这是柏拉图所写过的最好的对话之一。《理想国》第七卷开篇，苏格拉底向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描述了一个洞穴，洞穴里有一群囚徒，目光只能看到洞穴的后壁，而看不到洞口。洞口的光亮将一些事物的阴影投射到洞壁上，这些阴影是囚徒们唯一能见的东西，他们相信那些阴影便是全部的实在。这是这个寓言的第一层内容。这个洞穴听上去像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所以格劳孔说，“你说的是一个奇怪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苏格拉底说，“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到这里寓言又往里推进了一层，从虚构到现实。但是苏格拉底让格劳孔接着想象，洞穴中的一个人突然挣脱束缚，他往身后看了一眼，看到了洞口处的亮光。他走出洞穴，起初眼睛被光刺痛，他不相信所见的事物。慢慢他的眼睛习惯了光亮，看清了外部世界，水中的倒影，天空、星星，太阳……他获得了对现实世界的真正认识，得到解放。这可以算是寓言的第三重层次了。不过到这还没结束，苏格拉底让格劳孔继续想象，“如果他又回到洞穴中，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你认为会怎么样呢？”

　　现在我时常想起这则寓言，(那个来到洞穴外的人，他回去以后的境遇，可能有积极的改善，也可能会是一个痛苦而残忍的局面。)如果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写成中篇或者长篇，对我来说，可能要比写成短篇容易。《理想国》第八卷，终于揭示了柏拉图为何要讲这个寓言的意图，他得出的结论在我们看来已显荒谬。但我们如果只搬运这个围绕着洞穴发生的故事，其实只写到第二层，这个短篇的完成度就非常不错了。如果写得生动、有趣一些，它应该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疫情时期的世界太像一个洞穴了，或者是，一个又一个彼此隔绝的洞穴，人们被囚禁在洞穴中。有一些非常杰出的短篇，击穿了这则寓言所描述的四重境界，比如鲁迅的《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或许还有海明威的《世上的光》，这些短篇看上去短小，但容量却很大，有一股神圣的气氛，它们蕴含的丰富意蕴，往往与一部鸿篇巨制的长篇不相上下。由此再联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佐西马长老，许多年来准许每个人到他那袒露心灵，他的灵魂吸纳了无数的秘密，无数的伤心事，阴谋甚至恶行，他因此具备了精细的洞察力。如果要用一个短篇小说来描写这样一个人，选择写什么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短篇注定不允许我们一一道来，完整地呈现他的一生，我们必得裁剪、取舍，用有限的文字，把最生动、真实的他介绍给读者。那指引我们做取舍的，应该是佐西马长老灵魂深处的东西。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临终遗言来获得些启发，“你们应该彼此相爱。”还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负责。”万变不离其宗，这应该就是佐西马长老的“宗”。

　　王安忆在《短篇小说的物理》中写道，“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这真是道出了短篇小说的关键所在，并不因为短，就可以放弃必要的理性，也并不因为呈现的少，就可以有完整性上的缺损。无论哪种体裁，小说都必须照料自身，短篇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