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民

一

大约是五六年前，《上海文化》编辑部邀请青年批评家项静给我做了一个访谈。缘由大概是当时我出了一本文学批评的小册子，大家看到我这样懒惰成性的“述而不作”者也出来凑热闹了，不免觉得有些稀奇，于是要给我鼓劲加油，可能也希望我由此变得勤奋起来。那个访谈当然是从文学开始的，其间我拉拉杂杂说了很多话。后来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史记》：

　　在历史知识传播上，史学家的纯正历史讲述，往往不敌文学家的历史演义，这个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令我困惑。而对这个问题有明确意识是近十年的事情。这有可能是我今天试图重新解读《史记》的动力之一。我希望弄清楚，中国历史讲述与文学叙述的不同价值取向何在，这种不同缘何形成？为何构成历史实践的重要因素并不能成为文学家必要的参照？中国历史讲述中经意或不经意形成的观念，持久性地形成了了文学家的成见，因此，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在文学家那里往往存在着与历史实践相左的结论。比如“酷吏”是司马迁首用的概念，他专门写了“酷吏列传”。看过书的人都会知道，《史记》中的酷吏，虽然也有刻板峻急甚至残忍的一面，但很多都是国家能臣干臣，于国家制度、司法实践都是执行的模范，他们或死于非命，或以身殉法，在性质上基本上不属于唐代的周兴、来俊臣之流。但司马迁却宁愿使用“酷吏”这个概念去定义这类人物，而且这种形象描述到了后来，模糊了很多问题的重要界限。

　　(《上海文化》2016年5期)

　　看起来这是有点“诡异”的情况。因为无论就我的职业身份还是这个访谈的主题，都是“文学”或者文学批评相关事宜，我本该围绕文学发表一些所谓“高见”，却突然不揣浅陋跳出来扯起了历史话题，应该是有些轻率吧。

　　这当然是项静设计话题时特意考虑到的，否则我不大可能自作主张离题万里。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冥冥之中的不可思议感。因为此前我在自己的职业领域——

　　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方面都写得很少，更遑论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了，项静何以会有此问呢？唯一能解释的，多半是我在什么场合里表达过这方面的想法(甚至不排除不止一次地夸夸其谈)，这可能使得项静萌发了给我一次“放飞自我”机会的想法。承蒙她和《上海文化》编辑部的好意，我果然如上所述放言无忌起来，倒也不失“批评家”的身份角色。

　　需要承认的是，从专业角度说我的这个举动无疑冒了双重风险。一个被大家认识的文学人，自己的本行干得三心二意，却跑到历史领域说三道四，难免会有不务正业之讥。更让我不安的是，我的某些想法还有一点在太史公头上动土的意思。我一向都不是个很自信的人，在一吐为快之后，想象着来自文学与历史两大板块被冒犯的怒火，也想象着专业朋友们具有学术思想深度的质疑，若说没有一些激动和惶恐，那肯定是不诚实的。

　　也许是在访谈中说了要“重新解读《史记》”之类的大话的缘故，让我突然意识到了有些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的压力。这是个很深刻的教训——过往的年岁里我也是喜欢在小场合私下信口胡说，而且一直是说得多做得少甚至不做，似乎我的人生大半就这样被“说”出去消耗掉了。所以这次我得认真考虑事情该怎么办。

二

在访谈中我说过相关思考有“近十年”的时间，这并非夸张不实之词。仔细想想，这时间可能还要更久远些。一般意义上对于历史问题的知识兴趣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财富，说难听一点，任何人都有能力在自己并不懂的历史问题上发表观感。然而面对广阔而繁杂的历史学领域，大部分人所拥有的，基本上是东鳞西爪不成系统的知识点，弄得不好很容易沦为一种谈资，并不能作为理解自我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框架。况且任何一个历史领域的问题都足够消耗一个学者的一生，而且更为可怕的是，穷其一生也未必能有所成就。而作为一个外行闯入者，不得要领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倒没什么，最担心的其实是因学术积累不足造成以旧事为新知，重复前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囿于自己的小见识小趣味去“玩”历史，那就不仅会谬种流传，于人于己更是一种浪费。所以当我们讨论历史时，需要特别谨慎地做出选择。换言之，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北纬四十度》的写作，是在这种背景下启动的。关于这本书，从题材说满足了我多年来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但这只是个基础性理由，还不足以构成付诸写作的根本动力。一个写作者在什么情况下跟什么题材和主题相遇，在很多时候都有偶然性。也许是出于地缘方面的个人原因，我从小接触长城很方便，一直对长城及其相关问题有比较强烈和持久的兴趣，兴趣之外，则是更多的困惑。真正将我引导进问题内部并得以展开谈论叙述的，是对相关史料尽可能的阅读占有之后，我很意外地发现，纵贯北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基本动力形态，是从匈奴开始直至17世纪满清入关的边境民族间冲突与融合。这种历史性的关联始终围绕着长城而进行。通过这种学习，也包括深浅程度不同的“田野”实地勘察，最终形成了“以历史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这样一种统摄全书的框架性构思。

　　将上述思考所得命名为“北纬四十度问题”，意味着很多新颖的事物。以长城为例，通常我们都能理解，它是定居的农耕文明抵御北方游牧文明侵扰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城带有鲜明的国家民族性质。也正是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使传统的“天下观”产生了裂隙。然而，长城并不仅仅是抵御外族的产物，在战国七雄时代，几个诸侯国之间都有“筑长城”的举动，这里面完全是出于军事防御的功能性考虑，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政治属性。

　　就单纯技术观点看，长城的修筑史及其材料、纬度的变化也都是饶有趣味和启发性的。比如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北长城和燕长城，由于国家的生产力不足、建筑材料限制等因素，与我们常识所及的明长城有着天壤之别。明长城重要的关口那种坚实雄伟的包砖结构，在燕赵长城乃至秦汉长城那里是没有的，它们往往都是因陋就简的碎石堆砌，或者状如“干打垒”的泥草结构。今天河北崇礼的北齐长城是碎石块堆砌的，而玉门关一代的汉长城遗址则是纯粹的泥草堆积物。

　　历史学领域的传统表述以及地理学知识介入这两个方面，中国传统典籍虽然没有提供足够丰富的材料，但问题逻辑是清楚的。比较麻烦的是民族问题。客观上说，北方游牧民族能够进入历史，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汉文典籍对他们的记载。中原定居的农耕文明很早就发明了文字并且有优异的史传传统，官修正史都会有这方面的记载。譬如匈奴问题，太史公在《史记》中有篇幅很长的专章“匈奴列传”，可以说，不仅是中国史，即便是世界史范围内有关匈奴的知识，其源头一律都要追溯到司马迁。此后历朝历代的官修正史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分别有各种“夷狄”、“蛮夷”之类的记录。这是令人吃惊的文明态度——尽管因某种中原中心主义立场而使用了在当下看来具有歧视性的词汇，但以官修历史的姿态容纳进各个异族或者邦国，足证在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是常态化的。这是一种开放性立场对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误解、无知或者以讹传讹。汉文典籍的这种历史书写，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有第一手资料以及准确透彻的了解，知识来源的可靠性往往要打很多折扣。这方面，游牧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与书写是在中古史以后的事情，这又需要民族语言学的知识工具才能够去触及。所有这些对我的工作提出了严格的知识要求，常常让我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拼命阅读能够解决问题的汉文典籍，丝毫不敢有“差不多可以了”的侥幸心态。在广泛阅读历史典籍的过程中，“北纬四十度”上的人物故事以及隐藏在这些人事背后的人性动机和历史逻辑渐渐变得清晰可见。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过去被视为“他者”的北方游牧文明一直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并只能制造灾难的异己力量，而在我的阅读写作中，我以为不同类型的文明在两千年的冲突共进中一直是在彼此砥砺互相学习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共同体。

三

《北纬四十度》的写作，在处理题材和主题方面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从长城/北纬四十度线开始，不同类型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构成了持久的压力，经由接触、试探、贸易、争端、战争直至妥协、融合，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上演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涌现出那些改变进程的杰出人物。这么好的历史故事不用适当的方式讲出来，只让它们呆在书橱的大部头深奥著作中，有点可惜。

　　这种朴素的感受其实引发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历史知识的传播、下沉的逻辑问题。这方面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历史问题二元化结构，即官修正史(我们假定它是严肃的合理的知识)与民间讲述齐头并进。也因此，我有个比较玩笑也比较激进的说法，我们获取历史知识的途径如下：用前半生听奇谈怪论和民间故事，用后半生读书甄别。我把这种抱怨写在了书里，而且贯穿了整体构思。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对各种民间故事、传统艺术形式干扰(篡改)历史讲述的强大能力表示了担忧。

　　书出版后，有的朋友传达过来一个意思，他们觉得我在书里频繁引用史料原文的做法并不可取，认为我这样做影响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例的流畅自然。按照这个意见，我可以把那些史料化为自己的观点用现代汉语叙述出来。我很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想法，但对于我来说，《北纬四十度》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传统的抒情“散文”。在写作立场上，我有意识地强调了《北纬四十度》的“学术研究”这个面相，对史料原文的引用，不仅是功能性的，尤其还是方法论上的考虑。无论最终能否做到，主观上我希望把自己的写作与传统的文人历史写作区分开来。我太害怕自己掉进文人历史写作的坑里。

　　《北纬四十度》究竟算什么文体，是散文随笔也好，是历史笔记也罢，于我都没那么重要。我对它的定位，就是不自量力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保证学术严肃性的同时，去跟民间故事与传统艺术形式争夺读者。将那些躺在书橱里深厚的专业知识激活、下移，让普通读者能够共享，这很可能是我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次写作背后的文学问题。有很长时间，我对1980年代以来的虚构文学传统及其导致的当下状况感到忧心忡忡。这并不是说小说、诗歌不重要不美好，而是过度沉溺的抒情虚构能否真切表达和对应我们所处这个时代。换句话说，文学的虚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个时代中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知识需求。有的人可能会说，虚构文学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因此它们不必对你所说的这种“知识”负责。这种辩护听起来很圆满，但始终不能让我完全信任。我想到的不仅仅是巴尔扎克、狄更斯和福楼拜等人的文学与知识的关系，也包括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非虚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在抒情传统中沉溺太久了，为自己构建了太多来源于农业文明的合理性。

　　因此，《北纬四十度》的写作不仅仅是在处理历史问题，它同时也见证和表达了我的一种精神症候，一种深刻的文学危机感和焦虑感。很有可能，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治愈系”行为。我的意思是，它只很可能对我自己有效。假如，我是说假如它偶尔还能对读者有效，那真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