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琺

　　北纬四十度线上，今河北唐山那里曾有一个孤竹国，存续到商周之际，因为同时出了两个都不想做国君的王子而天下闻名。后来那兄弟俩一起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采薇至死，遂被千年之后的司马迁置于《史记》七十列传之首，通史中人物群像的开篇者，亦可以算作汉语传记人物的发端。他们的名字叫伯夷和叔齐，伯和叔是排行字，也就是当今所谓老大和老三，他们常常被合称为“夷齐”。有时，伯夷也会被置于尧时代的著名隐士许由之后，把这两个人当作不世出的高人代表，并称“由夷”。这样做是合乎顺叙惯例的，倒过来若是唤作“夷由”，那就奇怪了，要变形成鼯鼠即大飞鼠的别名了，参见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

　　时间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殊难违抗，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历史表述也由不得颠来倒去。但我却曾注意到有个例外：上古两位最著名史家、《史记》和《汉书》两本书的作者，在后来的历史上少称“马班”，而多谓“班马”。就譬如《晋书》：“丘明既没，班马迭兴。”为何先举东汉班孟坚(公元32-92年在世)，再提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年)？说法不一，有更合乎历史逻辑的理由，倾向于是文史间的竞标所致：在文学领域往往扬司马迁而抑班固，更倾向《史》、《汉》并举；但在史学领域，班兰台之谨严，又常被认为改良了太史公的疏狂与草创，所以“班马”正是后来居上的价值判断。

　　当然，如果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尺度，这实在是个太细小的问题，甚至可能会沦落到“两小儿辩日”、“日近长安远”之类的辩术中去，司马迁与班固或许都不会太在意于此。须知，他们二位都有通史的野心，司马迁无须多言，《史记》已然实现通史的阔大；而班固吃亏就吃在生得晚，或许他已经生有“既生班，何先生马”之叹亦未可知；班大体上继承马创下的纪传体之后，零敲碎打地做了不少体例上的调整。少为人知的是，他把《史记》中的“书”改成“志”体之后，都大体实现了通史的规模；表中的“古今人表”也是一个绝唱的发明。只是后世读者往往囫囵吞枣，径将一部同样胸怀大志的《汉书》简单等同于它的诸多断代史后裔了。按照宋代黄庭坚的说法：“文章最忌随人后。”但先生在起跑线上天然就领先于后生，后生太难以摆脱在资料、视野以及表达方式上对先生的踵武，这就是历史本身，也就使得“通史”——把历史从古而今地悉数勾联起来叙说得首尾周全的做法，变成个越来越困难与繁重的任务，多少有雄心的历史学家都不再落实这一野望，而渐渐缩若秋毫，深入作业，关心皮毛之下的微观如毛血细管中的状况，宏大叙事久不作矣。

　　我在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一书中却再一次隐约看见关涉通史的壮志。这真是一种久违的气息。全书十一篇，除了《遥望右北平》围绕着一个北纬四十度上的昔日旧地标(北平-北京也正是作者的立足点)重新展开历史，像一枚镇纸一般置于卷尾压轴；前十篇，依次分别备说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飞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王昭君、刘渊、安禄山、北魏孝文帝元宏、宋太宗赵光义、明英宗朱祁镇及其所在时代的人事。这本近五百页的书当然称不上也无意于成为一部真正的通史，但毕竟书中也提到了赵武灵王之前《诗经》即吟诵过的“不遑启居”、“靡室靡家”的“猃狁”——古匈奴——之故；并言及17世纪及之后的满清事迹，有显有隐，有张有弛，有繁有简。而书中前十篇——十颇能与《史记》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以及《汉书》百篇相呼应，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及为世人耳熟能详的人物或是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或是历史延长线上的重心。叙事抒情须以人物为中心、而非事情，这样的文学认知，放到当代依然常常有效；而这更是自司马迁开始的古老传记传统。因此，它不仅是串珠，还仿佛是时间线上一场跳岛战术的演练，顺流而下，关联起从上古到近古漫长阶段中的时代变迁与文明接续。

　　但倘若仅仅只是历代人物的群像，归为名人传的序列或是更合适的，西洋有普鲁塔克(Plutarchus)希罗相映的传统，汉代有文献学宗师刘向《列仙传》、《列士传》、《列女传》的先例；而本书的立足点与视线，显然还不止于此。正如“跳岛”这个比况的喻体所暗示的，逐章进展，一系列位移行动拖拽出真切的空间感，一条更为明晰的“线”跃然而出。这正是作者毫不隐讳，堂堂标在书名上的：他进行长时段的历史关注、从汉文明的延续过程中拈出“北纬四十度”，一条划然笔直的线。这条横空落实在地形地貌上的概念之线区分出农耕部族与草原部族的星野，而又在古典文献中提举牵引出一系列彼此攻防进退的实据化为今用，我们关于中国史的漫漶注意力、无穷的线索、多样的阐述由此荟聚在一起，确立为一种汉匈相竞、南北拉锯的秩序。而且这还包含了一个隐而不发的上层前提：北纬四十度从属于地球的视野系统，因此既是南北方向上的坐标，又暗示着东西尺度上跨经度的横绝。

　　北纬四十度不唯是单向度的标准，这也跟作者陈福民的身份、用心、工作方式以及落实在文字中风格上的经纬关系颇能相映。在这部看似以历史叙事与评议为主的厚重之作背后，首先必须点明，作者不是个浸淫于故纸的史部深耕者，而是一位长期游弋在文学领域的批评家。惯熟上我们会重复“文史不分家”的陈说，这当然也在文学历史中反复得到回响与认同：不论是论寻求叙事的方式，还是还记忆以真相、记经验之形态的目的，文史之间的藩篱或许本该是临时的便宜，以及后世管理学与分类学上人为造成的结果；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各自传统的推进，彼此都添砖加瓦筑起高墙，甚至在墙的两侧亦多修垣堵，把空间切割得更加细密，不断在种植收获成果时垒土，使“隔行如隔山”。尤其是进入学术体制的历史研究，通人渐少而专家在各个精致的小房间里麕集。高墙的另一侧，创作及批评领域的情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文学作品日渐一篇篇浸泡在琐碎的私人领域，或者在心理学时尚的推波助澜下进入人心探幽烛微，对小宇宙的兴致中是不是挟带着我们日常琐碎的对人阴私的窥视欲不好一概而论，但确实是弃守了对大宇宙的观察惯例。就小说来说，使之侧重于街谈巷议的“稗官”一面，而疏略了其“野史”的那个张扬肆意评点江山的向度。“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见视兮风非沙”(敦煌汉简《风雨诗》，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掘哈喇淖尔南岸所得，今敦煌市经纬度：东经92°13′-95°30′，北纬39°53′-41°35′。)。个体经验默认成为作品的边界，时代的温室远离山河，在高楼与都市中，风沙与日月都消隐了身形。

　　但也总会有“老翁逾墙走”，富有经验的魔术师或谓老法师通晓穿墙术，这既是一个悠久的志怪主题，还会屡屡在当下众目睽睽地付诸公共的文艺(譬如大卫·科波菲尔在1986年时候表演过穿越长城)。《北纬四十度》中，作者不止一次直陈他对文学的批评意见。他指出，“公众读者的历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当中完成的”(自序P5)，颇能一语中的，这正是漫长文明传统中的一个悖反命题，自史诗开始，到演义说部，文学似乎一直是历史教育的更重要形式，史官的身影及其成果被藏之名山、束之高阁、收在秘府灵室，只在一个小众的范围之内隐秘传承。传统社会囿于书籍传播方式的不够发达，但到了现当代，其理由当然不能继续成立，而现象依然，这正是出现如《北纬四十度》之类的历史书写的时代动机。陈福民在自序中即提到本书是“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自序P6，这句话可以被视为是在向“成一家之言”致敬)。他既有正本清源的叙述动力，警惕“历史的真实而沉重的分量，一般来说敌不过经由修辞装饰后的文学故事的非凡魅惑力”(P6)，“呼吁人拨开修辞去努力看到历史真相”(P327)，也“始终是把历史学家作为潜在读者”(自序P4)。

　　我们可以再次提到前引“班马”一例，这个词的成因歧说，还可以折射出文学往往如何对史学构成了歪曲，颠倒了时间秩序：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顺服既有词汇的结果，为招引更有名的声响，即在词法层面上屈从于固有范式，而吊诡的是，史学文献在这里又成了文法的养料：是左丘明《左传·襄公十八年》最早引有“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之句，班马就此成为离群之马的称谓，与孤雁哀鸿相侔，成为值得一再抒情的美学意象。譬如李白，更有名句“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甚而到了近代，有可能是因由“班马”而格义出了“斑马”，而不把zebra译作“条形马”——这个假说当然需要再考据。相较之下，更令人信服的一种说法来自音韵之美的考量：说汉语声调平上去入的顺序强势甚于历史逻辑，不论是文学史上的李(白，701-762年)、杜(甫，712-770年)、苏(轼，1037-1101年)、黄(庭坚，1045-1105年)，还是本书(P122)涉及的卫(青，？-前106年)、霍(去病，前140-前117年)，碰巧都是时间与声音的合流；而偏偏“班马”不是，平声的班字遂能凌驾于上声的马字之上。

　　另一种也把历史搭上的看法则认为：先有班固与马融(79-166年)因其时代相近，而又都有经学史上的声名成就，遂形成并举，这个词后来遭“败坏”、被“篡位”或者活用，换成了司马迁。甚至，太史公还不是终点，到了唐宋一班文学家的笔下，把更早些时候写《子虚》、《上林》之赋的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拉来搁在写《西都》、《东都》二赋的班固之后，譬如皎然论说辞赋称：“屈宋接武，班马继作。”问题是，人家屈原与宋玉是师徒关系，而班固、张衡的西汉大赋无疑是接承司马相如、扬雄的前汉传统，由天子游猎题材转而把目光移到京都繁盛的呀。可见文学确实因其虚幻的构造而“劣迹斑斑”，多露马脚。

　　我觉得，如果“班马”是一个必答的二元选择题，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更向班固、以及作为史官家族的东汉班氏谱系趋近靠拢的。书中李广一文的结尾处，稍有迟疑之后，作者直言了司马迁在世界观及其他观念上的史学短板和文学气质(P91-92)。西汉司马迁因中年变故而从史学走向文学，而史上班氏家族两代人皆兼有史家与文学家的身份，却坚守着史学立场：且不说班固撰作大小赋却有“质木无文”的五言诗一面；班彪及其女班昭皆有述行赋作，《北征》、《东征》前后相继，身体力行，旅途中一路激活历史，把昔日往事与当下见闻相叠合，延宕在时间里曾经的悲欢之情，遂能淋漓为空间里的逶迤之态。比之两千年前，今人著述与行走当然便利得太多，《北纬四十度》也是壮游与读史的合奏，依作者的夫子自道，“以历史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自序P3)，而那句著名的套语移用来此是真正恰切的，这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甚至还有第三个句子，一个写作者本分的达成：写万字文——是新的“东征赋西征赋”。

　　作者在书中提到，他出行的路线中有一段近乎直线，是沿着G6即京藏高速前一段北京到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他反复自驾，那即在北纬四十度，并且也与战国赵北长城的位置相重。高速上的车轮联通古今。“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北征赋》)。“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东征赋》)。北纬四十度因此就落实到长城这一举世皆知的线条上。“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书中一开始就把长城这个底翻出来了，《北纬四十度》整部书的基线与重点所在因此也得以豁然，在开阔的四十度线上，在长城与坝上的闳阔场景中史事明了细致。但我们不免也还是略有疑惑，因此“北纬四十度”会不会其实是一次老调重弹？无非“长城”换了套行头，是不是以新的修辞来包装起来的旧真相呢？以四十度线作比，是否过于顺滑？以长城为喻，那么，长城上的雉堞呢？依山形来龙去脉隆起低落的那些迂回断续呢？

　　细读下去，就知道不必担心。书中掩藏着一些偶然的闲笔，还有一些巧妙的隐喻颇可一触即发(散、引申)，譬如谈及明代那个历史关节点的地名变迁：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失手被擒之地，书中写到，原本叫统漠，后来称统幕，最后荒腔走板，讹作土木或土木堡(P418)。文学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这是先前某种主体意志一厢情愿的蓝图——正如“统”一大“漠”的雄心。其在《史记》中的表达方式是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见《匈奴列传》；又譬如汉人冠名为“和亲”的新举措：和亲的概念在先秦指和平相处、和睦相亲的非战争状态或战后格局，在白登之围后，才演变成以美女换和平——终如汉高祖白登之围那样，“统”帅的种种心思在遭受重击之下，遂掩没于重重之“幕”后，不可索解；但究其“土木”形骸，无非还是南方不断感受到的“北风那个吹”来的压力，筑起长城，而后长城又不断被突破的单线叙事。

　　因此我们不会把《北纬四十度》看作是重述与印证的简单文字，书中提到：“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P157)。作者在述说国史时，自有一层对个人史的反思，绞结着求学与成长经验的当代史与从上古而降的汉匈史，在具体地理关系上两相对峙、彼此审视，作者过往的文学认知与批评的履历，在这一次成规模的散文书写中惕然成为反复自我敲打的对象。这促使作者抱着重估的眼光来给那些历史人物点名：对李广的改判，对卫霍的辩护，对昭君的论述，对《兰亭》的调侃，与其说这偏离了成见的旧道，不如讲是在一条新的路线(譬如北纬四十度，譬如G6)上重新相见。此外，在书中堪称新能源的，还有当下历史题材的雄文难得一见的诸多新词潮语与网络式表达，它们未必是在轻率追风，而拉开了自身与古典判断之间、与古籍原文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双重的在场性与现实关切：作者通过在北纬四十度上的漫游抵达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原发地；又编织以如许当下的腔调，强调的是在此时此地，去回顾并言说彼时此地。

　　读者会在一章章承前启后中领会到作者对文学态度的潜台词，这同样也是一次笃定的重估，而不是出走和反叛。譬如关于民间故事，作者的言语策略并非一成不变，从开头站在传说中被孟姜女哭倒的长城立场上，“讶异于一些国人这种情感立场的错位”(自序P2)，到书的结尾处涉及到杨家将时由衷的同情之语，作者未必是长途旅行之首施两端；而是意识到民间传说虽然不公平于历史之真，却善于当下，他起初担心“干扰了历史事实”，“这会让国民沉溺于想象而自欺自慰”，但最后“忽然有了某种理解与不忍”(P457)。不确定的表达只是面对现实过程中姿势的调整，而作者关于文学的用心与定位一直都守着那根线：“我不是在做历史研究，我的写作始终属于文学，对此我很清醒自知”(自序P5)。这既是对当下自我的认知，也是对当下时代的关切。我们注意到，在本书编辑出版的时候，《北纬四十度》中那一段重要伏线的G6高速，已于2021年春夏之际从北京一直通车到青海格尔木，换言之，北京-临河一线的北纬四十度已经南下贯通到了世界屋脊。

　　因而，把《北纬四十度》定位为一部历时非虚构写作作品，可能是最合适的。近来，“非虚构”的概念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完全归为话语体系的迭代与话术的更新，那是文学内外的一种合力，含有对古典式高亢的文学抒情的省思，也针对叙事成本涨跌起伏的推敲，还有文学手法润物无声地在新闻、史学研究诸领域中蔓延的托辞。因此它并不是挤压了文学的传统领地，而是现实见证下写作股权的重组。看上去，非虚构在共时性即社会学场域中拔营夺寨、广泛收编，声势已成，与虚构作品分庭抗礼。而历时性场域，却会涉及到方法的更新与范式的转移，尤其是材料的不可控与不可交谈性，因此相关的术语还需千呼万唤，从人类学工作规则到传统漫游的趣味也有待继续借鉴。

　　我们当然乐见“历时非虚构”兴起，与隔壁的公众史学，以及野史传统长期浇灌的历史小说、随笔领域言语膨化的历史散文等等构成犬牙交互的景观。但也要保持一份警惕，那大批的新文化史读物，往往在一本书中宣称找到一个重大的切口，在另一本书中又找到了另一个关键物，实则却成为源源不断的意象生产，变形之镜会消祛历史的正典性而带来滑稽感。另一方面，隐藏着的现实感会不会使得“北纬四十度”面临新的后设性尴尬？这是回不到班固和司马迁那里的现代知识(汉代只有经书与纬书)，它在地貌上可能可以像国界线那样树下界碑，像回归线那样凿出供人旅游的标志，但毕竟看上去是构造的座标，经纬线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生长出来的直线，所以会不会有“虚构”之讥，而影响到“非虚构”的品质呢？如我们反复提起的G6高速，在实际地面工程中，只能保持大致而不是完美的直线，甚至，所有高速道路都为了避免司机在行车时前路过于坦荡产生幻觉，为了减少事故率，而须人为设计出种种S形弯道来。北纬四十度会不会对于江山图而言也是一条向现实有所妥协的幻线——就如同在180度子午线那里略有锯齿的国际日期变更线(又称换日线，International date line)呢？

　　若越俎代庖替《北纬四十度》反诘这些问题，须先请出太史公。司马迁除了说到“通古今之变”，还有先前一句：“究天人之际”。地上没有直线，不等于说天上没有规则。苏轼那句“西北望，射天狼”的壮言名句，可一直周而复始地反复实现；因为包括天狼星在内，繁星流转而有序，四季星空更迭，虽有岁差，但在肉眼的视域中，在三五千年的尺度里，“秦时明月汉时关”可以看作一种有常。而另一种恒定在于，星空变化中，须知有北极星始终在正北所在。更重要的是，它在北半球，使不同纬度意味着不同的角度：所以，北纬四十度也可以说真的是一条非虚构的线：人们正北望，以黑色的天地背景下，会在与地平线成四十度夹角的地方找到那颗不变的恒星。在北纬三十度，北极星位于正北三十度角的高度。不同纬度的见闻是不同角度的见闻，而这个四十度夹角，相比于更低纬度地区，使永恒之星不易受草木、建筑与山石的遮蔽，更加闪亮；相比于更高纬度地区，人亦无须鼻孔朝天，强直脖项来观察；总之，北纬四十度，是保持着尊严的仰望与致敬的立场。也正是要同样保持着这个角度与姿势，才便于从此穿过重重幽暗，重新望进历史，去看见从班固到司马迁的古史记录与史家精神。而“班马”，因此也成为并非虚构的一条观看与言说的倒叙线索，与《史》、《汉》中的逝者如斯之流相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