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贵

一

鲁迅在小说《幸福的家庭》中，曾描写一个青年作者。他整晚苦心孤诣地编构，“硬写”一篇题为《幸福的家庭》的小说，只为挣得几文维持生计的稿费。在1920年代，鲁迅笔下的这类苦闷的写作者相当普遍。学者姜涛在研究彼时的青年文学现象时认为，他们“处在幽闭的室内，挣扎于文字之中，想要完成一次创作，而写作的进程往往伴随着焦灼、怀疑和挫败，最终或‘硬写而不能’，或背离了初衷”。“硬写”，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青年窘迫的文学生活。

　　而对当代的青年诗人来说，其处境已是迥异；写诗的稿费寥寥如点心，难以为他们提供日常开销的支持。就生计层面而言，写诗不是一种必然，不是非写不可。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把写诗当作谋求收益之道，但这不意味着写作就是松绑。另一种框架之下的“硬写”依然在运行。在青年诗人那里，我们能读到这样一种现象：语言的神经紧绷，其纹络之张弛、语调之拿捏，透露着某种无意识的神经官能症。这种似乎刻意为之的不松懈，就生成机制而言，缘于一种诗歌思维的“硬碰硬”。或者说，缘于观念把持下，经验与修辞之间无处不在的张力。

　　阅读青年诗人刘阳鹤，他诗歌面貌的质地就给人一种偏“硬”之感。刘阳鹤长期寄居于学院，从事文艺学批评和研究，这决定了他现在和将来赖以生存的工作是学术研究，而非写诗。学院里，学科体制正在经历日益牢固的细密化和精微化。凡是投身学术的年轻人，都要经过一番严格的学术训练：思辨意识、逻辑打磨、理论演绎。而文艺学磅礴的理论，带给学生首当其冲是那些赫然、响亮的专业性名词。刘阳鹤的诗作，常常乞灵于他的知识训练。似乎透过文科的专业性名词，真理的面孔便能向我们显现：

　　坦白讲，我不是为更彻底的

　　灵修体验：学悟道，学高蹈者

　　纯粹的寂静主义。

　　——《正午的宗教》

　　上引的诗句，表明了刘阳鹤在处理经验时的某种意识。在这首以“宗教”为题的诗中，主要部分是描述登临山顶的宗教场所时的见闻，包括观察“树的摆荡”、点燃紫檀香、在人群中的回避与沉默。对于一次有目的性的攀登来说，这些顶多只能算是沿途风景；毕竟，超越性的体验才是真正的顶点。但《正午的宗教》实际上是在分享一次失败之旅，因为，“神秘的/时刻从未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诗人选择，且只能选择以间接性的指尖去触及神性经验。你只能去定义它，而不能去捕捉它，只能去描述它，而无法深入它。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以否定(“我不是”)的方式呈现。借用穆旦那个著名的二分法，“灵修体验”、“悟道”和“寂静主义”是外在于心灵风暴的：与其说是神学的“血液的激荡”，不如说是“脑神经的运用”。诗人使它们均以看似在场的形式，扮演缺席之物。

　　从《正午的宗教》诗句运作来看，分析性占主导。诗人开动他的概括力和判断力，去审视实际经验之不可能。当诗人将这种分析性发挥到一定程度时，就撇开要处理的对象而开始嬉戏自身。在一些诗句中，诗行的推进从局部发力，所依赖的是词语之间的关联性、戏剧性。诗人从声音乃至字形等“元语言”层面出发，开发不同词语之间隐蔽的关联性趣味。它们不无语言游戏的趣味，词语在能指的磁场中眉目传情，反而让人感受到诗人对此用心时所流露的激情，让人觉得，琢磨词语才是诗人的切身之事。当然，这样的词语嫁接术有时确实能触及一些深刻的思考，带给人意外的快乐。但在本质上，它们更像怡情的小赌，其特点是时灵时不灵：

　　寻欢的谷物，无法酿出祸水……

　　除非友人能读出狡黠的词，在杯壁上

　　耗尽一升的想象力——

　　一升，当然不是想当然的量：人生

　　几何，抑或几何人生？

　　只有少数人会把一生献给疑义

　　——《宴饮诗》

　　不过，对现代经验来说，分析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助于穿透其复杂浑浊而一窥本质。中国古典式的抒情方式在面对现代世界时，无法奏效。借用批评家敬文东的话，“分析即炸裂，分析即撕开，分析就是强迫人、事、情、物暴露自己，绽放和打开自己”。对刘阳鹤来说，分析是他处理对象最为核心的手段。与其说他是以分析肢解对象，不如说他诗中的对象本身就是带有分析性的。我们姑且可称之为，“分析性对象”。所以，“硬写”之于刘阳鹤，意味着诗歌处理对象，必然同时是精神化的一种思辨式追问：启动一首诗首先要全力启动智性。这种追问有时是质地坚硬的谈话，有时演绎为以知识经验为基础的自我辩难；诗意推行的路径，则布满了障碍式的断语、探询和迂回。

　　对刘阳鹤来说，分析是他处理对象最为核心的手段。与其说他是以分析肢解对象，不如说他诗中的对象本身就是带有分析性的

二

除此之外，他还常常从一个画面或情境受到启发，立即以隐喻、转喻等途径，借由知识语言展开一系列的透析和推衍。可以说他的诗是十分现代主义的，词句创制频繁出现，转承起合不期而遇。阅读它们，得做好跟随诗人思路的智力准备。加之他的语言考究，“拿腔拿调”，为避免漏洞而削砍了大量冗赘之词，这让诗读起来有种紧瘦之美：

　　朝娇艳的花红簇拥，如展开

　　一种阵仗，在三原色理论上，混合出

　　即时的形态：既然保有抽象的

　　鸟的首级，那里自然也会有局部

　　自由的，与美的抗衡。

　　——《斡旋的花鸟》

　　刘阳鹤本身也曾实践绘画，这首诗可看作是一首绘画创作谈。诗人不是单纯地描述画面，而是运用分析的方式展开多维度切割。“三色原理”说明作画时颜料的运用规则，暗示诗人对作画法的熟稔。“抽象的/鸟的首级”告诉我们画家擅长的风格。“自由的，与美的抗衡”则是对他艺术创作的美学表白；而美学，正是诗人同时作为一名文艺学研究者最擅长的工作。这首诗没有多余的脂肪，短短几行就为一幅花鸟画搭起骨架。骨架本身的坚硬性和透明性，说明搭建者在动手前已有充分的智识准备。很多时候，刘阳鹤的经验对象也是美学对象。不论是以诗谈宗教、以诗论画，某种意义上都是典型的学院式的脑力劳动：它们是被谈论的对象，但本身暗含着一种被解说和分析的渴望。如果说宗教和艺术总是在学院人士那里寻找什么的话，那一定是在寻找被剖析、分解和批判的机会。刘阳鹤的诗就是在这样的互寻、互证的知识系统中施展发挥：在分析性的木桩上小心翼翼，拿捏腾挪，罕见放松、舒展筋骨的时刻。

　　阅读上述例子，刘阳鹤的诗像逻辑严谨的立论，即便是嬉戏诗也严格地寻找词语之间的关联。他的诗具备那种艾略特意义上的“非个人化”性质，即对直接感情的有效回避。这种回避是种过滤机制，表达的是对不节制抒情的不信任；即在这样一个认知分化的时代，一厢情愿的心声外溢均是存疑的。“非个人化”看似晦涩的表象下，实则在探索一个抵达理解的公约数。所以它也是种提醒机制：公约数出自于不同个人之间的共识，反过来对每个人造成关照。也就是说，“非个人化”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相对化。它不排斥自我，但总会设置一个自我的监察者。审视的目光造就时刻的自觉意识：

　　因甜蜜的目光，萦绕那缘自年末

　　不可估测的冬季预言。她值得，

　　拥有我

　　所有的不可能性：生活，被搁置在

　　他处？我们不谈时间

　　规划也需浅尝辄止，像品尝香辣的

　　牛肉砂锅

　　和着拉康的佐料——“爱是给予你

　　之所无”

　　——《盘中餐》

　　这首诗写的是一对情人年末约会，聚餐过程中的种种思忖。尽管有“甜蜜的目光”，但诗人全程都未放松下来去沉浸在绵绵情意中。对这份感情，他似乎感到不安(“不可估测的冬季预言”)，又感到疑问(“生活，被搁置在他处？”)。即便是在美味的牛肉砂锅上桌时，他思考的还是拉康式的情爱问题：爱，就是对缺乏的补偿——此时，牛肉砂锅倒变成了爱之偿还的香辣隐喻。从享乐层面看，诗人未必太不解风情，让一次约会最后变成了一次心意的窥测与探询。但从另一方面，这首诗所保有的警惕，确保了激情佐料的适度，让爱情免于幼稚的伤害。《盘中餐》有另一个题目，“或爱的悖论”。它是一首成熟的爱情之诗，诗人的野心不算过分：如何在他与爱人之间搭起意义的桥梁。仅依靠真心的吐露远远不够。这首诗的难处在于找到两人话语的公约数，针对爱情问题，给予对方充分的探索空间和商讨的余地。追求流畅、和谐的诗不会这么做，在一首诗内，情思的分化和试探均构成了障碍。但刘阳鹤似乎并不惮于复杂性，他擅于在障碍之间谋求诗的生机，铺开伦理之维。

三

刘阳鹤出生于张家川，后来随家庭迁徙、求学奔波，先后在陕西、北京、上海等地辗转。他像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事业确定之前，天气的定位一直变动不居。在这种还不知道“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海子)的羁旅中，他的身份认同也逐渐苏醒。他曾在一篇短文中，回忆起与父亲就家族、民族和宗教等话题浅尝辄止的交谈。父亲蜻蜓点水的提及对一个世界观形成期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可探索的、充满诱惑的暗示。在现代生活和困厄的生计面前，个体的民族-宗教性的流失似乎势不可挡。信仰启蒙缺席的诗人，在认同撕扯之际，痛苦要远甚于那些生于传统之家的信徒。作为学习者，刘阳鹤则试图通过知识的追溯，重拾被遗忘身份归属：

　　丝绸与淡水，它们牵引着骆驼商队的

　　命运如关隘。同时它们还绵延着

　　伊斯兰之光如灯油。

　　——《清真寓言》

　　对刘阳鹤来说，对信仰的认知没有多少成长经验，而始于对母族历史和知识的追认。在他身份认同有关的诗中，支撑诗意的主要是与伊斯兰有关的符号和著述。《清真寓言》中，诗人引用鲁米的名句，“让我们倾听芦笛的诉说！”在鲁米那里，芦笛比喻着芦苇从地里被收割后，日夜吟唱的分离之苦。引用鲁米，意味他对回归的神往。诗中用到黑石、索菲亚、安萨里、拜毡、麦斯吉徳等词语，提示读者诗人心之所系。但是，这些象征性符号并不能保障他回归的坦途。整首诗更像一场漫长的内心戏剧，主人公在诸种认识之间反复推拉辨析，充斥着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感。在另一首《门上悬诗录》中，刘阳鹤借用古典阿拉伯“悬诗”的型制，以向张承志致敬的名义，梳理了他自己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与作为互文对象的作家张承志相比，刘阳鹤的感情有种理性加持下的平静和睿智。面对不堪的历史谜团，诗人带着反思决心，想要从各个侧面将其划剖开来。但问题的复杂性似乎超过了一首诗所能处理的范畴。在最后，诗人只有用安慰的口吻，像是自我劝诫到：“故此我们该洁净自己，听水声。”这或许说明，对一名知识分子来说，诗歌能承担的工作仍然只是去泄露心迹。值得注意的是，刘阳鹤经常用到不少限定表达的口头语，如“相比之下”、“何况”、“于我而言”等。它们能起到铺垫、调整节奏的作用；但若根据弗洛伊德的“口吃”理论，这些碎语本身也暴露了诗人在面对“身份”主题时的前后顾盼：

　　可口的甘霖。相比之下，我们极易

　　被赐予的恩典所围困。

　　纵使这围困，更像是一种恩典。何况在他看来，我们禁忌的

　　并非确切的。于我而言，她真实

　　——《清真寓言》

　　诗人思考艺术、自我和世界时，思想之力担任先锋。这样一种“主脑”的诗学，有时也会遭遇危机；其中之一，就是长期宅居学院造成的生活实感的匮乏。“对我来说，年纪尚轻使我并未遭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切实生活。”切实生活的隔离，与学院生活的沉浸一体两面。面对写作瓶颈，刘阳鹤有意地去发展对事物的感知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如何打开写作空间的问题——考验一种物质时代的感性能力。凭借对物质维度的感受力，诗人才有可能超越观念催促下的分析和判断，从而辨认自身。调整视角，迭出不穷的物质现实对诗人来说也是一种机遇，一个事件；从与它们的相遇之中，诗人逃离自我精神的斗室，投身“真实”之境。诗人似乎察觉到，存在不是本质的附庸，存在一种存在的可能，一种巴什拉式的健康心态：“当我们摆脱了精神世界的自我陶醉时，物质世界总会带给我们别样的梦想。”

　　《感性考古学》是一首近作，可视为诗人处理物质经验的代表，从中可以窥见他处于发展中的诗学路径。诗人拿出他童年时代的物质实体，对形状和数量的描摹接近于弗罗斯特式的具体性。但刘阳鹤不止于状摹，他想要从这些童年玩物中，扯开存在的线团：

　　自制手工艺，散落成堆；

　　线团、软积木、蜡烛，各一盒；

　　多面球体，数量若干。

　　……

　　切入它们。在那明暗

　　交接的曲面里，诸种存在的困惑

　　向我逐个展开……

　　——《感性考古学》

　　“在那明暗/交接的曲面里，诸种存在的困惑/向我逐个展开……”诗人是以观察开始，渐渐去辨认存在为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走向超越性无法单纯依靠知识与思辨；诗，意欲为我们提供一种感性契机，打破内我，将目光从精神转移到物质的具体性上。正是具体性，让我们的感官像枯草逢生、重新成长，为复苏心灵提供可能性阶梯。刘阳鹤对物质性的强调既是对理性偏至的调和，也是在有意识地回归到更为朴质的感受力。后者意味着，比定义和判断更具优先权的是观察、倾听、理解。物质性当然不是要流连于琐碎，流连于当代诗普遍嗜好的“细节肥大症”。物质性依然是为人性服务的；在人与物的相遇中，世界才具有敞开的可能。在物与人之间，有种“硬”与“软”的转化性辩证。一如刘阳鹤曾借用海德格尔哲学时谈到，“世界的根基，必将确立在对人和物的聚集之中，因而‘上帝之缺席’应当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伪命题”。不如说，物质性之“硬”是人性之“软”不可避免的基础。它意味着，为抵达神秘之境，诗人先要找到感性的切口。“他为你们而生产庄稼、油橄榄、椰枣、葡萄和各种果实。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古兰经16：11)。由此，诗人有可能在物质性之上，瞥见梦想之光的闪耀。

　　? 姜涛：《公寓里的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 穆旦：《穆旦诗文选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 敬文东：《词语：百年新诗的基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10期。

　　? 刘阳鹤：《回，还是不回》，未刊稿。

　　? 刘阳鹤：《诗的歧途》，《诗林》2016年02期。

　　? 刘阳鹤：《在新物质世界，我们的感性该如何安放？》，《元素》2019年(总)第4期。

　　? 刘阳鹤：《诗的歧途》，《诗林》201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