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一个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是一件危险的工作,我们必须警惕当下的判断随时可能被推翻。这种危险伴随始终,它需要信任来保驾护航。在一部经典作品中,我们通常可以放心托付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行止坦荡,尽管这种经典也会在变化当中;然而面对一部未经时间考验的当代作品,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同时,我们也需要抵制这样一种诱惑:即正在进行评论(或者检验)的作品会成为时间的宠儿,有朝一日进化成容得下所有赞美和批评的经典。张忌的长篇小说《南货店》,首先能够让人产生信任的是它的文学性。当代写作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但并不意味着文学性的丰盈,恰恰相反,貌似繁荣的各种写作背后,是文学性的不断贫乏,乃至丧失。言而无文则行之不远,一部小说完成也许只是一个物理现象,未必会成为文学事件。这种文学性是一个总体的东西,它表现在语言、叙事、结构、细节、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情感与思想、象征意味、风格与传统等等方面,不一定要面面俱到,但又由各个部分有机形成,它要求写作者以文学本来的方式回归文学,以热爱文学的初衷回归文学。
《南货店》的语言清爽、简洁,是一种中国古典式而非西化的语言。张忌在介绍南货店时写道:
路廊东面有一座矮山,山腰处有一座小庙。路廊西面,横摆一条溪流,溪上架一座石桥,过石桥,便是长亭村。南货店在村东,清代的老房子,四开间,两层的木结构,上木门板子。
在很大程度上,叙事口气及其节奏皆由小说语言带来。这一段描写,短短几句话,南货店的环境、方位、历史乃至风格便跃然纸上。从山腰到木门板子,从远至近,中间有诸多物事,小说一路推进,但并不显得突兀或者匆促,便是这种古典小说语言及其表达自带韵味,自成境界,使得文字的气息丰厚起来,令人流连。《南货店》的时间跨度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写到90年代初,时代及个人都很丰富,小说行文其实是快的,但得益于语言的简约含蓄,避免了把写作变成一本流水账。
老店长马师傅对秋林说:“莫急,慢慢来,没有人能一日练出好本事。”这话也可以适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就《南货店》而言,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很有一种“慢工出细活”的从容。在上段描写中,出现了小庙,这不是点缀,小说后文就要写到庙里的故事,而且也牵涉南货店。路廊西的溪流也不是摆设,主人公陆秋林看上女子杜英,他就到溪边洗衣服,以便遇到杜英,两人因此熟络起来,为后来感情发展埋下伏笔。南货店在村东就显得自然,如果在村西,秋林去溪边洗衣服就有些勉强了。南货店前店后铺,四开间正好合适;有上下两层,在日后的店铺生活中,住楼上还是住楼下颇有些微妙,这里就提前交代。
凡此种种,草蛇灰线,前后照应,在小说里常常见到。张忌几乎不肯让无关的人、多余的东西在小说里出现,一旦出现就要派上用场。比如拉车的王师傅,多少年了,南货店的老师傅齐清风总是坐他的车进城,不过,这个王师傅在小说开始并不引人注意,只是张三李四路人甲,作用似乎可有可无。但齐清风的儿子齐海生去城里的时候也坐他的车,那几句对话就有些耐人寻味,那辆车在齐清风父子中间有某种特殊联系。齐海生被枪毙后,齐清风正是登门找到王师傅一起去收尸。如果不是多年坐车,王师傅也不会告知住址,虽然那很可能只是老辈人的客气。齐海生小时候玩蟋蟀,长大后在南货店养松鼠就显得自然而然,而且这只松鼠是他和女店员爱春产生实质性关系的媒介,最后又是交恶的缘起。
这些例子不一而足,显示出张忌在认真打磨《南货店》,使得小说有一种“细活”的气质。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也下足了功夫,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颇有讲究。陆秋林多愁善感,有文人气质,他的做派就与众不同。他会一直给监牢里的父亲写信(实际上他的父亲坐牢不久就去世了),信写了又不发,存在饼干箱里(这里出现饼干箱很自然,因为店里卖饼干),信发出去就是信,存在箱里、之后又烧掉祭祀父亲,就是文学了。写信又是一种文字功夫,所以他提拔到区社去当文书就不突兀。这之后他向报刊投稿发文章、当团委书记、秘书股股长、为齐师傅写悼词等等,与他的文人形象很贴切。
此外,小说里还有厚道的马师傅、痴情的龚知秋、懦弱的金卫国,以及粗鄙的暴发户昆山、心狠手辣的奸商何天林、贪财好色的葛梅成、壮志未酬的老干部老戴等,这些人物的举止言行都合乎各自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是贴着人物来写的,没有草率的、夸张的情节突变或者人物变形,这显示出张忌匠心独运,使得小说具有一种诚恳的、值得信赖的文学面貌。
张忌在与弋舟的“创作对谈”中说到自己的“文学师承”,他喜欢汪曾祺的小说,在古典小说中则师法《儒林外史》、《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这在《南货店》中都有反映。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也有例可循。贾平凹早期小说如《商州初录》等,一派清新自然,到了《废都》忽然“变法”,像明清艳情小说一样写作。不过,贾平凹是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变化,张忌则在一部作品中完成转变。
实际上,汪曾祺也有过“晚年变法”,尤其是想要在他的作品中融入现代主义,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其主题的残酷设定,风格的略形简朴,荒诞感的显露,对人心和人生残酷底色的体察,都打破了他此前一个时期小说中的和谐之美”。《南货店》第一部的文风偏向早期汪曾祺,后两部则有些《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的气味,只不过《南货店》里的性描写颇有几分现代性的荒诞感。从这个角度看,《南货店》是一部变法时期的作品,是一部风格形成期的作品,它赓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而精神意识则指向现代。
王安忆在论汪曾祺时曾说,“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在我看来,《南货店》第一部是它的天真,后两部则是这种天真的逐渐世故。
《南货店》第一部是它的天真,后两部则是这种天真的逐渐世故
二
南货店里自然有南货,它们是江南地区(在小说里主要指浙东)老百姓的日常家用之物。在现代文学史上,以小见大、侧面描写是常见的文学手法,譬如老舍名作《茶馆》,以三幕话剧反映三个时代,裕泰茶馆就是一篇“渔樵闲话”,它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南货店》里也有历史,但它坚持了自己的节奏,避免了把小说变成时代变迁的镜像和传声筒。小说以陆秋林的活动轨迹为线索,第一部集中在长亭村南货店;第二部在黄埠供销社,区级;第三部陆秋林就到了县城,任县供销社土特产公司经理。在这里,时代只是背景,被编织进小说细密的针脚里,《南货店》关注的是人,还有物。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物。在《南货店》的时代里,物是独特的风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物描写,往往偏重人而忽视了物,而一时代的兴起乃是人与物的共同兴起,人与物的相知相合方成人物。但人与物的关系也会错位乃至背离,人可以穿越时代的风暴,屹立不倒;物则不尽然,它的功能在时代变迁中或丧失、或替代、或改变,反过来亦然。
写物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其渊源可溯至《诗经》。《诗经》中多有鸟兽草木、器具名物,它们并非配角,也不是背景,而是与人一起形成世界的丰富和美好。赋比兴中都有物,此物自喜,或者予人以喜,或在人与人中传喜,统称为物喜,乃天地人间的勃勃生机。凡有物喜之处,人与言皆有精神,物与事可成气象。在文学领域,写人不易,写物亦难,而物喜则成人之美,显物之富。中国文学传统重物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物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物喜。《子虚赋》、《上林赋》是物喜,《陋室铭》亦是物喜。《红楼梦》中的园林盛景、庄园出产是物喜,而演义小说中李元霸的瓮金锤、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乃至金庸小说中的倚天剑屠龙刀都是物喜。物喜是文学之美,人文之盛,而且物喜不仅仅是文学审美,它还是商的精神,物喜与人喜相通,就能物畅其流,商业发达。
《南货店》里有物自喜。杉木板的店门,紫檀算盘象牙秤,老师傅穿中山装,袖子上套两个藏青色袖套。匮乏时代的人们惜物、爱物,而店里的饼干、白糖、红枣、银耳、瓜子等,也格外有滋味。跳鱼难得,海边人用钩子钩来,制成跳鱼干,“小拇指粗细,一根根如同乌金”。香鱼干香味四溢,金黄油亮,而只有咸淡水里出产的香鱼最好。笋茄要用四月挖来的嫩毛笋晒成,用六月豆做出的豆腐才会又韧又香。副食品包装有三角包、斧头包,包得好的“拜岁包”就像工艺品,买的人都欢喜,舍不得拆。
陆秋林爱上杜英,要从他听见杜英唱歌开始,歌里唱道:“倭豆开花黑良心,豌豆开花像银灯,油菜花开赛黄金,草子开花满天星。”歌中有物,兴起一股情绪,让秋林百感交集。后来秋林到城里看望杜英,买了一包汽水粉,用凉水冲成汽水让她喝,只是为了让她舒服地打个饱嗝。汽水能算什么?他们高兴!杜英的姐姐杜梅出嫁,杜家姆妈决定办一桌好酒席,嘱咐厨师在十二菜之外再加四个菜:扣肉、肉圆,黄鱼胶汤,鲍鳗,吃得一席尽欢,杜家姆妈笑得几天都合不拢嘴,那段文字也让人读来兴味盎然。
《南货店》之物予人以喜,比如糖水荷包蛋当脚力,夜粥配肉烤鲞当夜宵,电影院门前煮螺丝小吃,杜家姆妈会做隔纱糕,马师傅和陆秋林两人大快朵颐吃猪肉,陆秋林北上齐齐哈尔吃到铁锅炖鱼等,无不令人口舌生津。在农忙时节,供销社下乡搞双抢,抢收抢种,粮食珍贵。生产队偶尔去打猎,有野猪、岩羊、角麂和田狗。三岔镇一年一度的集市,各种摊子摆了一路,街上乱哄哄一片。大路上拖拉机扬尘而去,会场里包着红布的话筒格外引人注目,等等。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小说里的各种物事,并非多余,正是它们构成了《南货店》这部小说的毛细血管,滋养着小说的枝枝叶叶。它们都是匮乏时代的丰盛记忆,洋溢着世俗的物的欢乐,流淌着物喜的精神。
还要特别提到南货店的齐师傅,他会识物,也会吃。黄鱼季吃咸齑烧黄鱼,带鱼季就吃萝卜丝烧带鱼。天热时过烧酒,天冷时过黄酒。他会用红枣炖银耳喝,用三抱鳓鱼招待客人,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吃光面,一个人坐一张空桌,面上来了,他“吹一吹冷,将筷子插进面里,仔细地卷,卷上几根,捞出来放到嘴边,轻轻嘬一口。面进了肚,停下来喝一口面汤,歇一歇,才再卷,再嘬。”别人四五分钟吃完,他要吃上半个小时。吃好,桌面干净,半点面汤都不会溅出来。他这种吃法,对于摹写时代和个人极为传神,但透出点冷,不闹热,是别一样的物喜。
物喜也有真假。如果物与人及环境不协调,不匹配,那很可能只是堆砌,为了写物而写物,属于以次充好或者纯属作伪,那就非但不能令人喜悦,反倒会让人生厌。这里也有暗暗的竞争,就像《南货店》里写的一些商家手段,譬如在打酒时酒提得快慢轻重有讲究,量布就要注意手松还是手紧等,都需要人们擦亮眼睛,辨识真伪,得到真正的物喜。
物喜也有真假。如果物与人及环境不协调,不匹配,那很可能只是堆砌,为了写物而写物,属于以次充好或者纯属作伪,那就非但不能令人喜悦,反倒会让人生厌
三
《南货店》里有物喜,更多的是众生之哀。弋舟说张忌写作的一个鲜明标记就是,“在无差别的世相中体恤众生之千姿百态”。在《南货店》里,这个“体恤”是哀悯。赋写这种情感底色的是主人公陆秋林,譬如他昏睡一觉后醒来,突然明白一个道理:人这一世,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识,又一个人一个人地离开。做人真是空空一场,丝毫没有意思。想到这一层,一时之间,秋林心中孤独感难以抑制。
这种虚无感、孤独感乃是被抛弃。小说里写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弃妇,一种是弃儿。春华是陆秋林的高中女同学,算是初恋,她毕业后遇人不淑,离婚后又遭人骗财骗色,她怀念旧时光,说道:“要是能回到以前吃那些苦该有多么好。”她很怀念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陆秋林也不肯或不敢回头。杜梅是杜英的姐姐,先嫁方华飞,再嫁何天林,均遭不幸,后来在一个小年轻身上找到一点点苦涩的安慰。她被何天林残忍抛弃后,回到娘家做裁缝,把积攒的布料都做成衣服,可是从来不卖,最后把自己也当成衣服挂在了梁上。让杜梅走上绝路的并不仅仅是不幸的婚姻,而是辛苦学来的手艺跟不上社会变迁,积攒的布料也落伍于时代,那些很难卖出去的衣服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南货店》里有三个弃儿。庙里的大明是广庆和尚捡来养大的,米粒逃荒过来,广庆和尚给了一碗粥,她就嫁给大明了。后来因为一口酒,大明想不通,就喝了农药。章耘耕是马师傅的儿子,小时候得了病,大家以为他死了,马师傅就把他扔到一个石坑里,可他居然活了过来,被章四为捡到,长大后千辛万苦找到马师傅,又不肯认,对当年的抛弃耿耿于怀。他在陆秋林公司下属供销社工作,因为工作上遇到挫折,叹口气,跳了井。齐海生的情况有点特别,他是齐清风通过典妻方式生下来的,生母生下他之后就扔在齐家门前,他长大后不明身世,以为齐清风并非亲生父亲,性情由此大变,了解身世后反而加重了弃儿情结,言行逐渐乖张,最终命丧刑场。这三个人,结局都属于非常死亡,非常哀伤。
陆秋林不是弃儿,但也有这种情结。他的父亲郑重地留下一句话:“秋林,今朝起,侬就是个大人了。”小说一开始就有了这句话,它分明就是遗嘱,意思是说:从今以后你就要靠自己了!这是陆秋林的心结,他的各种感伤有些莫名其妙,细究都与此有关。
人与父亲的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包括夫妻关系)受损、紧张或者破裂,很容易造成不可弥补的、长久持续的伤害,这是《南货店》众生之哀的源头。如果说这种伤害对陆秋林只是意味着情感困惑,那么它在金卫国这里则是一曲身体的哀歌。金卫国有一个女友叫云芝,他对她好,愿意给她买绿豆棒冰,剥荸荠,但云芝看不上他。有一次,金卫国偶然在宿舍门缝里看见:一个男人背对着门,身下有一个女人,平躺,高举着两腿。那个男人叫毛一夫,他不仅利用金卫国的机床赚外快,而且还拐走了他的女友。受伤的金卫国表现出对伤害的迷恋,对受伤的快感,他十年如一日地痴迷着云芝。而云芝或被感动,或出于可怜,最终,她在他面前拉开了长裤的拉链。
人与父亲的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包括夫妻关系)受损、紧张或者破裂,很容易造成不可弥补的、长久持续的伤害,这是《南货店》众生之哀的源头
小说写道:
让卫国奇怪的是,此刻,虽然他看着身前的云芝,但脑中反复出现的却是父亲站在这里念毛主席诗词的画面。
原来在金卫国内心深处,他最想征服的不是云芝,而是父亲。他父亲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婶抚养长大,叔叔虽然视为己出,但婶婶打他很凶。后来父亲参加了革命,随军一路打到南京总统府。父亲对卫国很严厉,这种威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的压抑与自卑,现在,这一切都通过进入他所渴望的云芝的身体得到了释放。那一刻,他在心中推翻了父亲,也赶走了云芝。这天之后,云芝再也不理金卫国了,而他也彻底死心。他还下决心辞职,从原有的体制中退出来,到湖南开矿去,算是彻底摆脱父亲的影响。
在老一辈人如马师傅、齐师傅、杜家老爷子那里,父亲和丈夫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它们大于爱。马师傅跟着父亲学手艺,只准叫“师傅”,不能叫“父亲”,他当的是学徒,不是儿子,吃尽苦头学好了手艺,出师了,“父亲”没了。不过,那一代人基本上维持了父子关系,而到了陆秋林这一代,爱的缺失与断裂非常明显。《南货店》里的人物大多缺爱,匮乏时代里匮乏的不仅仅是物,而且还有爱,甚至爱的匮乏才是真正的匮乏。物质可以生产和丰富,而爱却难以生存和成长。何天林以前为口吃食奔忙,不想男女之事,现在有钱了,想变本加厉地弥补回来,那是爱不够,色来凑。昆山暴发之前受尽冷落,之后行为乖戾,是想找回过去岁月里仅有的那点尊重,而尊重就是爱。
《南货店》里的人物大多缺爱,匮乏时代里匮乏的不仅仅是物,而且还有爱,甚至爱的匮乏才是真正的匮乏
在《南货店》里,龚知秋算得上是个情种,但他能否守住和于楚珺的感情?难说。陆秋林守住了,他有底线,对他而言,爱是一种责任,爱是不离不弃,相互守望,这在小说哀悯的气氛中是一个温暖的存在。只是他动则感伤,甚至就哭了,有时候并无必要。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所谓得其情者,即能同其情,所以能哀众生之哀,而不会幸灾乐祸,但是哀中有“矜持”,懂得自尊自重,不会没有节制。就像张爱玲看透了她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动声色的观察中,有的只是哀矜。
四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读到县供销社鲍主任辞职的时候,就觉得小说真的要结束了,对它如何结尾很感兴趣。《南货店》里的人物大多没有好结果,当陆秋林的靠山倒掉之后,他会怎样自处和下场?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陆秋林并没有结局,虽然小说最后由他收结,但故事却不是他的,而是齐师傅的。不过,《南货店》并非聚焦于陆秋林一人,它毋宁是散点透视,陆秋林只是作家的一双眼,看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而所有人的故事都可归结为一个人的故事。齐师傅为什么会在小说结尾出现?也许跟他的历史有关。他祖上商业起家,或许还干过海盗,解放后他参与了公私合营,成分定为商,练成一双“生意眼”。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他常常受批斗,被称为“老运动员”,多数时候他能坦然处之,但亲生儿子对他的批斗以及被枪毙,让他感到生不如死。也许是备尝了众生之哀,他才能深知物喜之美,尽管这种美有冷有热。作为一个不普通的普通人,他遭受的那些屈辱、痛苦与悲哀,在物喜的安慰里、在与生活的周旋中被深深地隐藏了,并没有消化掉,到临终时刻才显露出来,他意识到,“这一世都是弯腰曲背,从来没有堂堂正正做过一日人。”他希望供销社系统能够在他身后举办一个追悼会,为他平反。
陆秋林骗老人说组织上答应了,但实际上他无能为力,他只是写了一篇没有发表的悼词。悼词写得不痛不痒,只是一篇按套路来说的好闲话,连陆秋林都不确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但其中有深厚的礼的精神。《论语》讲了一个故事,子贡准备撤掉告朔仪式上的饩羊,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吾爱其礼。”这哪里是羊?分明是礼节。追悼会是现代葬仪,悼词是核心,齐师傅想要的是礼遇,是尊重,是人间之爱。
最终,觉得毫无意思的陆秋林,把写好的悼词,“从那叠信纸上撕下来,揪成一团,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这个结尾是文学的。那团扔进垃圾桶里的废纸,写着一个人乃至无数个人的人生,那一刻他们几乎没有差别。这无意中使得小说结尾具有难以言传的意思,深于一切语言,一切隐喻。
据说《南货店》的结尾有两个版本,张忌想让小说人物自己选择,尽量不把自己放进去。但实际上不可能,小说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都寄托了作家的思想与情感,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绝对的零度写作没有可能。不过,个中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 张忌,《南货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P465。
? 黄德海,《知识结构变更或衰年变法——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孙犁、汪曾祺的“晚期风格”》,《南方文坛》,2015.6。
? 王安忆,《汪老讲故事》,《扬州文学》,2006.5。
? 张忌,《南货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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