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君

　　我倾向于在离小说较远的地方写小说，在离诗较远的地方写诗。因此，我有一些小说看起来不太像小说。不太像小说的小说接近诗，但又不是诗；接近散文，但又不是散文。有一阵子，我感觉自己开始在文体的边界游荡。

　　我以为，唐传奇以前的小说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彼时已有小说的雏型。它短小、随意，近于街谈巷议，有人称之为笔记文。《面孔》这本集子里的一些短章倒是跟笔记文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我称之为小说之前的小说。这种称法有点模糊，它指向的是一种文体的不确定性。的确，我在写作过程中，曾有意识地把一种文体推到了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我能感受到写作的敞开与自由。

　　动念写《面孔》是在六年前。起初，我只是想把平日里的所见所闻记在本子上——试图通过文字，把一些面孔一点点地拼凑出来，就像几万个像素拼凑出一个清晰的电视画面。有一回，我把自己随手写下的一些片段发到一个九人微信群里，大家看了，都说有点意思，可以试着再写下去。五年来，我就这样在小说创作之余有会即录，写了一些碎片式的叙事文字，长则数百字，短则数十字，都是写人，有点像人物速写，寥寥几笔，不求完成度有多高，言语有中，风神能见，就足够了。我把这些碎片，跟百衲衣似的缀成一篇，冠以“面孔”这个题目。

　　有人说读了我的《面孔》，感觉有点像摄影家玩的那种街拍。我不懂摄影，但我喜欢拎着一种想法在人群中晃荡，我要捕捉的是每一张面孔，每一个瞬间发生的事件。我相信，这些在一瞬间呈现的物质面貌与某种永恒的事物有着暗在的联系。夏尔说，诗人是无数活人的面容的收藏者。小说写作者何尝不是如此？描述一张面孔，就是描述一种世相。吾国吾民热衷于饮食，恋慕锦衣，看到种种谣言艳闻喜欢到处传播，碰到种种天灾人祸也喜欢伸脖子观望。诸如此类的事体，过去有之，别国有之，或许已经不算新鲜事了。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在世俗力量的裹挟之下，有时会持一种清醒的判断，有时则需要一种懵懂的想法与模糊的快乐微微麻醉一下自己，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让自己的脑回路也低回不已。这就是我和身边为数众多的人的现状。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喜欢用世俗的眼光打量别人与自己：从一个人的表情发现周遭世界的变化，从每一个杯子里动荡的水纹感受内心的悸动。

　　《面孔》写了四卷，计三百四十余则，先后在三家刊物刊发过。有人问我，这算是小说还是散文，我无以回答。它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更不像诗，但又兼有上述几种文体的某些特征。如前所述，我大致可以将这些文字归入笔记文。很多人由此联想到了《世说新语》这一脉传统。那么，我不妨在这里提一下这本书。在中国古代，除了志怪小说，还有一种志人小说，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部要算《世说新语》。后来尽管也出现过一些仿《世说新语》叙写故实、杂录琐言的书，但都不如这本书耐读。为什么？因为《世说新语》除了记事，还特别注重文字之美，三言两语，就透出一种玄远、优雅、诙谐的晋人气韵。晋以后，不少笔记文都或多或少受过《世说新语》的影响，写得好的，人们大都会以《世说新语》作标准，评定甲乙。有人说我的《面孔》中有一部分施用了“《世说新语》的笔法”，我是供认不讳的。我就是想用这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方式记录众生相。不过，需要申明的是：《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多属历史人物，与之相关的事件、地点大都是于史有征。而我所做的，是去历史化处理。也就是说，我要书写的面孔，是无名者的面孔，他们没有置身于历史大事件里，而更多的是浮现在我们的现实中，他们中的某一张面孔也许就曾出没于我们身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超现实的、荒诞的、乃至无厘头的情节，这也是它有别于《世说》的一个地方。在写法上，我故意给自己设置了种种限制。使之受限，或许也能使之出新。一段文字，常常是由一个词，一个意象或一句话生发开来的。记事之外，我也下了点功夫，寻求一种内在的气韵；每则文字之间也约略作了排布，求的是外在的整一性。把它们单独拉出来，不见得精彩，但放在一个整体框架内，它们就会因为内在的勾连、呼应而变成浑然一体。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多属历史人物，与之相关的事件、地点大都是于史有征。而我所做的，是去历史化处理

　　国外也有一些书在写法上近于《世说新语》的。比如契诃夫的《手记》、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与《事件》等。此外，也许还可以提一下卡夫卡那些速记式的短故事。《卡夫卡全集》中译本的编者从卡夫卡的随笔集即《乡村婚事》一书中撷取了二十四篇、然后又从遗作中之佳作里面撷取二十四篇，凑成了四十八篇，归为一辑，少则数十字，多则五六百字，其叙事风格据说是“延续了德国文学史上有过的轶事风格”(见《卡夫卡全集》第三辑)。我以为，卡夫卡的四十八篇短故事近于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搜神记》，而契诃夫的《手记》则近于中国古代的杂录《世说新语》。据我所知，《世说新语》传到西方，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契诃夫应当没看过这部书，但无论从形式或文字来看，二者都不无暗合之处。这就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面的一句话：“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然而，周公与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据说契诃夫曾声称自己“很想写出容纳在自己手掌上的漂亮的小说”，这句话后来被日本作家引用，于是就有了“掌小说”这种称法。川端康成堪称“掌小说”的集大成者。有人统计，他一生写了一百二十七篇掌小说，收入掌小说集子里的小说，长则四千余字，短则数百字。国外称之为超短篇小说，而我们国内则多称之为微型小说或小小说。短至盈盈一掌，就等同于诗了。事实上，川端康成是把它当作诗来写的。就篇幅而言，我的《异人小传》近于那种“掌小说”，而且我也是像写诗般写作这些篇什。这是对放情长言的刻意收束，也是假小说之名传达诗之情味。说到底，我要突破的，不是文体的边界，而是感知的边界。

　　《拾梦录》的写法说是杂花生树，或许近之，有很多地方，我是信笔写来，点到即止，有些句子像是突然从风中飘过来的，而我只是伸手接住而已。因此，写这类小说，我感觉自己似乎进入一种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状态”。因为随意，难免会有意隔文疏之处，当时没有注意及此，发表之前，自己再校一遍，就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因此，《拾梦录》如同乱梦，初看不讲究什么章法，仔细读还能看出我在章法排布上的用心之处。画山水画，有些人喜欢用点，每个点都有其讲究之处。如果说《拾梦录》是一幅画，那么，我以为，它是由众多个点连缀而成的。

　　《卡夫卡家的访客》其实也难归类。就篇幅而言，它是一个中篇，但从内在来看，它则是由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短篇构成的。形式突破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但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之后，我就知道怎样调整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修辞关系了。我想写的是某一类人物。这一类人物在每个时代都有可能存在过，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被众人所知，或是一时间声名不彰，或是永世隐没。我曾经在某个场合发表过这样一种有趣(也可能很无聊)的想法：两百年后，或许会有一帮家伙在一次笔会中谈论我们这个三流时代的文学状况，还会提到几个重要的诗人或小说家，其中有一位，被他们推许为一流诗人。我们还可以想象，此人个子不高，头发稀疏，嗓音低微，青年时期总是失恋，中年发胖、离婚，晚境凄凉，生前没有头衔，死后亦无哀荣，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个穷吊丝，一辈子从未有过逆袭的传奇经历。他的一些作品大都是在博客、微信公众号里发表，很少在官方刊物露脸，也没获过鲁奖什么的，在堪称壮观的21世纪文学谱系中，他由于跟某个文学流派发生过若有似无的联系而被人提及，但更多的时候他的名字仅仅是列入“某某某某等著名诗人”的“等”里面。两百年后，他的一部分诗作被后世的另一位大诗人发现之后，人们相继读到了他的几本诗集，读到了他那些尚未公开发表的小说、日记、随笔、书信(包括情书)，于是，人们近乎疯狂地爱上了他的文字，把他奉为大师，他的诗广为传诵，其貌不扬的头像也常常挂在一些咖啡馆的墙壁上作为装饰……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小说里面那些寂寂无名的诗人。他们迎头撞上了一个三流的时代，写下了一流的诗篇，却没料到自己会同那些二三流或不入流的诗人们一道归于湮没。另一方面，他们在世之时也确乎有意识地游离于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本的道统、学统与政统之外，自绝于仕途，并由此归入一个沉默、孤绝的群体，你在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里面，在三四百年间的任何一部诗歌选本中，都不可能找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我是从卡夫卡的文字里读到了他们的面影，把他们一一召唤出来。正如诗人邹汉明所说，他们与卡夫卡其实是同属一脉的。他们，在我小说中就是嘉兴沈渔、仁和许问樵、李寒、乐清陆饭菊、山阴杜若、司徒照、德清曹菘、桐庐何田田、明州徐青衫。也许，他们并没有消失，至今依旧在我们中间，苦苦觅寻知音。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小说未曾发表之前，我曾发给几位老朋友看，他们读了之后就问我，这是小说，还是长篇叙事散文。当我告诉一些人，这些人物都是虚构的，他们感到有些疑惑；反过来，当我跟另一些人开玩笑说，这些人物都是真实的，他们同样心存疑惑。这篇小说是以卡夫卡的一篇小文章作为引子，引出了一系列人物。可以说，除了卡夫卡，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正如卡夫卡的《变形记》里面，除了格列高变成甲虫，其他人物都没变形。在叙述的推进中，我故意使用了一些迷惑读者的手法。我之所以这样写，当然不是拿读者寻开心，而是希望读者可以像读一本史传那样去阅读它——我甚至希望他们读到其中某个人物时，就像碰到一个老朋友，可以交换一个默契的眼神。

　　说来也巧，这四篇小说与中国小说发展脉络倒是暗合的：从街谈巷语、杂录、丛谈到志怪、传奇。明人胡应麟把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除了后面两类我不曾涉及，其他四类在我这本集子里都能有迹可寻。《面孔》算是杂录、丛谈一路；《拾梦录》、《异人小传》算是志怪一路；《卡夫卡家的访客》算是传奇一路。我所做的，就是以一种现代的叙事方式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也可以说是以古老的形式激活现代的文本。《面孔》是向《世说新语》致敬，《拾梦录》与《异人小传》(续)沿袭了我早前写作的那篇《异人小传》(见拙著《东瓯小史》)的风格，意在向志怪小说致敬；而《卡夫卡家的访客》则是向《史记·刺客列传》与唐传奇致敬。如果说我的《面孔》有《世说》之谐，那么，《卡夫卡家的访客》则有《史记》之庄。整本书里，我最为看重的，就是这两篇。

　　如果说我的《面孔》有《世说》之谐，那么，《卡夫卡家的访客》则有《史记》之庄。整本书里，我最为看重的，就是这两篇

　　我一直想写一种既小且美的小说，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由诸多短章构成的集子。至于它是否可以因小而美，以小见大，要看手下文字的功夫了。我常常担心自己对文字的苛求会变成一种妄求，这恐怕也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种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