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功钊
城市是一首诗。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
外来新刺激的兴奋，脚步的踏空。期待、张望，换一个方式站立，感受是复杂的。这么多的起起伏伏，冷冷热热，这么多的充实与空虚、简单与复杂，只是因为是夏天？我怀疑。
——梁秉钧《城市笔记》
类编城市
香港诗人梁秉钧(笔名也斯)的双语诗集《形象香港》最早出版于1992年(2012年重新编订)，英文部分由歌顿·奥城(Gordon T. Osing)和梁秉钧两人一同完成。从诗集的目录编排可见，诗集囊括了“形象香港”、“大墙内外”、“物咏”和“游诗”四个主题共四十首诗：形象香港：北角汽车渡海码头、木屐、花布街、老殖民地建筑、形象香港、鸭寮街、边叶、辨叶、炼叶、染叶
大墙内外：三苏祠提问、江苏双沟酒、昆明的红嘴鸥、西湖、往乐山的路、广场、家破、家具、风的故事
物咏：抽奖、年画、青铜双像、木瓜、双梨、青菜沙律、失踪的盆花、凤凰木、给苦瓜的颂歌、安石榴
游诗：池、白日、云游、乐海崖的月亮、大马镇的颂诗、东京物语、续谈一部不完整的电影、在文化研究所看王履《华山图》、在布莱希特故居、布拉格的明信片、异乡的早晨
从诗作的字面内容来看，其所描绘的场景不仅包含与香港直接有关的事物，有些还是来自大陆、日本、美国或是欧洲等不同地方，还有一些是和作者个人生活有关的琐碎片段和工作记录，就像是一种“文化志”的书写方法。这些对象似乎并不能直接与媒体或是耳熟能详的香港大都会形象相匹配，也不能立刻唤起对这座城市的总体印象，反而使得笔者在物质的绝对性与文字的模糊性之间摇摆，脑中不时地窜出疑问，作为文学形式的诗究竟和香港这座城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每首诗最后标记的创作时间来看，收录的诗作跨越了梁秉钧的1960年代到90年代，但并非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许多的诗出现在作者别的诗集中，但是有着不同的归类，比如“抽象”在其1978年的诗集《雷声与蝉鸣》中被归于“突发性演出”一栏，“广场”、“家破”、“家具”收录在1989年的诗集《游离的诗》“历史的明信片”中，“花布街”和“形象香港”在“家事新写”一类，“异乡的早晨”也收录在该诗集的“离家的诗”中，而“布拉格的明信片”则让人联想到他的同名小说。
同一首诗在诗集的内外都有所指涉，《形象香港》就像是一场假面舞会，汇聚了有关梁秉钧诗作丰富且庞杂的阅读体验。不同诗作中字词的记忆、搭配图片的画法、粤语、普通话和英语的发音等等，这些经验无不都汇集在这四十首诗之间，擦出尖锐的声响。虽然说将不同时期的诗作进行重新归类出版是很常见的，但显然梁秉钧对这本诗集的形式是有考虑的，正如书名“形象香港”所示，作者把香港藏在了诗作形式的面具之后，不同读者的阅读构成了隐喻的面容。梁秉钧曾提到，香港“不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影像，它还是复杂喧闹横生枝节的文本”。阅读正是一场穿梭于城市意象的冒险。
文本符号
“城市是一首诗”，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曾经在《符号帝国》的写作实验中为我们描绘了东京的陌生样貌。对于一个异乡人，巴特发现了城市固有意义下的形式魅力，对于这位符号学家来说，那些断断续续的，零打碎敲的，还常与其他有兴趣的东西相混淆的城市感受，都能转换为书写语言的形式，地图上的笔画、橡皮的涂擦、日语的发音、车站的脚步、只有邮递员能看得懂的门牌，原先归属于城市功能系统的元素在巴特笔下成为可以相互对话的符号群体，它们像针线一样编成了被命名为“东京”的织体。梁秉钧曾在访谈中谈到自己的写作与语言学的关系，他认为在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的“总体语言”(langue)和“个体语言”(parole)的固定结构下，可以通过拓展个体语言的可能性，来解构总体语言并使之发生变异。打破固有话语方式的创作无不是梁秉钧立下的挑战，他以个人的城市经验重新谱写“香港”这座曾被命了名的城市。正如法国后结构主义活动者强调的“文本”(text)概念，文本不再依据符号的直接意指(denotation)与含蓄意指(connotation)固定的指涉关系；这样的关系被符号的无限意指过程所松动开解，让能指变成流动的符号。线性的传承只能标记过去，创造力与差异性才能在当下引起回音。跨越数十年的诗作，通过书写符号的联觉在诗集中获得共鸣，并非只是依靠其所记述的内容。形式背后的阅读过程让读者也成为了作者(梁秉钧本人便是在这个循环中变换身份)，“我们”将在重新类编中思考词与物的关系，无数城市意象中的“个体语言”将用来纠正过于“抽象的”语言现象。在文本的舞台上，我们的言说会有着什么样的表演，这或许才是城市最大的魅力。
书写的游戏
诗集代表着阅读的范围，读者可以从任何一处地方毫无预设地开始和结束，不同于一般小说所要铺设的完整情节，我们无法为诗集的内容或思想给出一个固定或最终的结论(不同于小说的完整情节)。梁秉钧认为：就像每次重看同一本书的感觉是不同的，每次翻阅带来新的联想与印象。记忆中的书本跟环境、跟物质、有时也跟人物产生联系。……在“联想”的公式中等号的两边并不真相等。那些痕迹，现在也许已经是我自己脑中掺进许多联想与解释而积累成的一个笼统的概念了。
这些都要依赖于梁秉钧一直遵循的“发现的诗学”：“诗人并不强调把内心意识笼罩在万物上，而是走入万物，观看感受所遇到的一切，发现它们的道理。”通过类编寻求文“理”，城市意象的表情得以平铺在读者面前，奥城戏称这位市井(streetwise)诗人在语言中“建造”城市风景：大厦有了疲倦、楼梯街穿越了时空、高楼在海面获得了新的高度，看似毫无关联的内容有着身体上的通感，正如巴特用自己的经验拼凑“东京”的片段，《形象香港》所呈现的同样是一系列亟待被赋予形式的碎散拼图，“可写性”(scriptable)的文本用游戏的线索邀请“越出日常交流和叙事的逼真性或推论可能性所具的界限”。
笔者将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来进入《形象香港》的“符号帝国”。首先将诗集切割为短小的片段(一行或是若干行的诗节)，其中也包括奥城的英译(译文是对原文的重写，构成了一种差异并置)；这种切分是经验性的，它们与文字中的城市意象有关，但其意义是不确定的；我们将这些读解单位从“1”开始进行编号。其次是读解出诸片段中意指作用的可能形式，即符码(时间符码、意象符码、身体符码、人称符码、引文符码、句式符码等等)，从“a”开始进行编号。除此之外，在单元读解之间将会穿插一些笔者对于城市意象的思考散文，它们暂时打断诗与诗之间的连续，同时也充当了诗的面具。散文的标题并不是词典那样对单元读解进行分类的解释，其逻辑并不是演绎，而是尽可能地呈现其意指作用的触角，所以与读解相关的编号将会跳跃在论述之中，提示着朝向其他文本和符码的通道。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在分析文本的意指过程中，笔者将只关注文字书写所展现的形式，而避免考虑某些问题，即有关梁秉钧是为什么写这些诗以及安排这些诗作顺序等背景和缘由，或是香港城市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等因素。这并不意味着将这些问题拒之门外，它们可能被作为引述的角色，作为意指的出发点，而不是一种决定作用。
部分与切口
作为一部“作品集”(completed works)的书名，“形象香港”并非只是诸多诗作中的一个标题，如果对比诗集的英文书名“City at the end of time”便会发现，“香港”与“City”两个词语蕴含着一股和“城市”之间“具体与抽象”的张力。学者张美君将英文书名翻译为“城市在时间的终端”，其中“end”为终端、结束之意。笔者认为她对“end”的另一种解释更加适切，即一个散碎却不断延续的过程。《剑桥大辞典》拓展了“end”的解释：“离中心最远的地方或事物的一部分”(the part of a place or thing that is furthest away from the centre)或是“大部分东西用完后剩下的一小部分”(a small part of something that is left after most of it has been used)。梁秉钧认为这里的“end”与多重切口的阅读有关(10-b)，就像法国新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幽会的房子》(La Maison de rendez-vous)中那座被编织了的(fabricated)香港，城市“是最为荒诞的虚构(fabrication)”。1.我们要拍摄心中的一幅图画/左转右折结果却来到这里/你在这里可以买到任何配件/随意组合东方之珠的形象(摘自“鸭寮街”)
a.通过第二人称“你”，读者被带入到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在诗所构建的场景中对话和交谈。
b.“配件”，零散的，不是核心的部分。
c.“买”这个身体符码包含着主观意愿的选择。
d.“随意”意味着对香港(东方之珠)最终图景的未知，与“心中的一幅”所期许的唯一性形成了对城市想象上的张力。
2.今天我们继续前行看见塌尽门牙/ 旧宫廷我们停下喝豆浆等一部新戏/你说这儿昔日可能原是鸭子的家/ 现在却是人的商场零件的天堂/你想挑一张椅子充当欧洲庭园的道具/店主说一买得买全套连起所有无用的行当(摘自“鸭寮街”)
a.多维度的时间符码在同一阅读空间中发生。“昔日—现在”表现的是“不可见与可见”。作为意象属性的“旧—新”却把过去的使用功能和当下发生的活动同时附着在建筑物上。“今天”不表示具体的时间，而是指阅读那一刻的时间点，读者一直是在场的状态。
b.“宫廷—鸭子的家—商场”，同一个建筑在文化、经济、宗教的身份上转换。
c.“椅子”常作为一种生活用的“家具”，这里却用“道具”一词，与“行当”一起暗示了这一城市场景所具有的表演性，就像是那部“新戏”。“充当”意味着这部戏就是“欧洲庭园”的伪装，事实上它们是商场中的零件。呼应(1-b)的状态，“无用”将成为到处可见的城市意象的标准，与“有用”的矛盾(1-d)将随着主体的不同情境(拍摄图画的过程)成为属性和状态变换的契机(12-a)。
复数的阅读
在文本织体里，来自古典时期的、给予作品以固定(历史)意义的“作者”(écrivain/author)角色被“读者”替换了，“书写”(écriture)的意义被提醒了(4-e)，“任何文本永远是此时和现在书写的。”于是“读者”同时也是“写者”(écrieur/writer)，正如巴特在那篇著名的《作者之死》(1976)中提到的：“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所以，城市的阅读过程是一种废除设计与建造、生产与消费区别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借由城市意象所产生的符号自身的差异创造了文本城市的多元可能(13-d)。这种“复数”(plural)的阅读没有封闭性，也不是按照一种决定论方式，而是按照一种引述的(citationnelles)方式进行。3.停车场旁边银树上，我这街头路灯/照见你苍白的光影，湿冷而暧昧/是随傍晚逐渐明亮起来的铝制抒情/附和大厦的疲倦有时又游离它/永远空虚的一截距离不知如何填补(摘自“炼叶”)
a.“照见”这一物理性的投射行为具有了“我”(来自主体)的关照。“抒情”的铝材料，“疲倦”的大厦，人称符码揭示出了意象潜在的生命状态。
b.“银树”是名词+名词的复合词，在植物的基础上又获得了与之并不相关的金属感知。“银”的属性延伸出光影的“苍白”状态，本来作为较暗色调的阴影被反转；“苍白”又与大厦的铝材质(一种柔软、白色的反光材料)相呼应，从傍晚的昏暗到铝明亮的特质，构成了读者视觉上的反转，就像是一个瞬间的装置，重新创造了意象。
c.上述意象按照各自的分类特性并没有一致性，“我”和“你”(1-a)的视觉关系唤起了客观条件(路灯照射、明亮)的出现和相遇，“游离”便体现了阅读中的身体联想和日常生活之间的陌生状态。
4.so cautiously your glimmerings begin flashing from/ the metal you’re made of, that fatigues like the look of the buildings/(是随傍晚逐渐明亮起来的铝制抒情/ 附和大厦的疲倦有时又游离它)
d.与(3-a)不同的是，第二人称的“你”被赋予了“微光”(glimmering)和“金属”(metal)的属性，读者和意象间的关系被进一步拉近。
e.“闪亮”(flashing)的现在进行时表达将“微光”和“金属”属性在同一时刻并置起来。与汉语动词没有时态的表达不同，城市意象在英语阅读中是直接作用在阅读者的身体中，与汉语诗文中的“逐渐明亮起来”形成了一种张力。
知觉与冲突
构成城市实体的建造物并不是功能预设或是客观地理现实的组成部分，而是市民(体验者)在知觉感知下的交汇(或冲突)：居住、穿行、注视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是一种话语(discourse)，而这种话语事实上是一种群体语言(language)。”结合索绪尔语言结构的基础，以及文本理论中个体语言对总体语言的重建，都市符号学的批判指向的便是城市意指作用的变化和功能性固有意识之间的冲突(15-c)。因此，对城市的观察应该是基于理性的物质空间和感性的都市精神两者的结合。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即那些在城市中穿行的人都是“读者”，他们也可以被视为书写的作家。所有参与都市戏剧的人都是在城市街道上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时写下台词的诗篇(5-c)。5.穿着木屐穿过楼梯街/我和影子穿着木屐穿过岁月/我的足踝跟我的足踝说话
a.楼梯街，用石级建成的街道，以连接两条因山势而带来高差的道路。相较于平面的道路，楼梯街在视觉透视上会带来强烈的方向性。
b.第一句隐去了主语，似乎存在于一个“我和影子”之外的“他者”。“他者”在城市的空间中活动，而“我和影子”则处于城市的时间维度上。
c.反复出现的动词“穿”，形成阅读上的节奏，不断地提醒着一种时空方向(5-a)的穿越过程。
6.My shadow and I scraping along, down, clacking back into the years(我和影子穿着木屐穿过岁月)
a.“刮擦声”(scraping)和“劈啪作响”(clacking)的现在进行时表达了木屐与踏步之间摩擦和碰撞的动作(足踝间的说话)。即刻产生的听觉反馈，和“年份”(years)这个区间性的时间符码之间产生了有别于汉语节奏上的张力，以小见大。在(5-a)的视觉透视下，楼梯街便有了延绵不绝的时空体验状态。
客体的镜像
城市意象触发的事件不是现实的镜像反映，其建构的差异性来自于体验者的参与和判断。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在《一百万亿首诗》中等待同样一百万亿个读者/作者，只需改变一行就能创作出一首不同的诗。主体的知觉活动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与客体互相转换，亦即作者通过“发现的诗学”将阅读者的“身体”内化为足以消解自然概念的形式(6-a)。“意象”将引向我们面对城市所容易陷入的唯客体的境况(无论是作为观察者还是建筑师)及其潜在的隐喻作用(3-b)。它将在本文中作为都市批判的出发点，在概念上转换和再生产，并提醒我们：“将我放到那个更宽广的社会、历史和文学的海洋中吧！”7.穿过楼梯街我穿的木屐掉了/失去一双木屐一切便都失去了/穿过楼梯街(不觉众鸟高飞尽)/高楼建起来(秋云暗了几重)(摘自“木屐”)
a.括号中两句话来自两首古诗，前者引用的是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后者引用的是李白《听蜀僧浚弹琴》中的“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作者把古典诗词做了些许调整，加入了现代语法，放在新的现代语境中。括号这个引文符码暂时悬置了古诗背后的历史意象，突出了阅读的拼贴感(collage)，城市的日常体验在时空的摇摆中开始变得陌生。历史(物)不再是一个记忆的对象(8-a)。
b.“尽”既表达了消失的意思，也突出了“穿”的时空属性(5-c)。“我”失去的既是木屐，也是(6-a)中急促的木屐声，呈现出楼梯街行走中“动”和“静”的转换。
c.“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原诗意为(听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高楼”被比喻成为“云”，“重叠”的瞬时和“建起来”的急速也有着对应，再与“穿过”(“鸟”作为“我”的比喻)和“建起来”一起表达了阅读过程中出乎意料的状态。“高楼”的竖直体量在“楼梯街”水平状态下产生了视觉经验的强烈对比，甚至改变了对意象原有物理状态的印象(9-a)。
8.How strange and ordinary, like birds disappearing in the thin air./ Then modern buildings shot up, and storm clouds rolled.[穿过楼梯街(不觉众鸟高飞尽)/高楼建起来(秋云暗了几重)]
a.一般过去时表达了较为客观的身体状态，高楼和云之间趋向于表现一幅曾经出现过的静态画面，或是将其留存于记忆中。
片段的结构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城市的作者总是有一个异乡陌生人的影子，他们敏感于外在环境与人际关系的互动，体认到固有概念的统一性所面临着的差异冲击，因而书写变得模糊不清。他们的旅程便成为一种“对不可译之物的描写”，完全脱离自身的符号体系。作者着迷于片段文(essay)之中，不仅因为片段具有有限、间断和终结的性质，还因为片段是一种极具结构性的工具：自然意义的消失让意指作用在片段之间的关系范围内呈现，片段式话语用一个系统的可变的同时性取代了论述的线性(10-b)。作为城市的隐形结构，意象的切口是主观的存在。9.亲近海的肌肤/油污上有彩虹/高楼投影在上面/巍峨晃荡不定(摘自“北角汽车渡海码头”)
a.本作为经济发展象征的高楼(skyscraper)，其高耸的物理状态消解在水面的水平状态之中。水的纹理带来的扭曲感，打乱了高楼的视觉形象。
b.倒影的观看，这种日常行为方式使得高楼让人抬头仰望所产生的敬畏或是距离感荡然无存。
10.买了报纸/却错过渡轮/坐在码头/用香烟罐子钓鱼/在错误的火车站/等候下一班车/在高速公路上/ 做一匹马(摘自“抽奖”)
a.省去了主语“我”，突出了动作及其发生的场所。
b.“渡轮”、“码头”、“火车站”、“高速公路”这些城市意象在没有时态的动词(10-b)下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它们可能是在一个地方连续发生的长镜头，可能在不同地方发生后的剪辑组合，也可能是对过去的回忆。诗人提醒读者，城市意象在不同意识下有着多样的、模糊的状态，它们是来自主体对于处境的敏感度，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12-b)，或是一种习惯(11-a)。
11.I buy a newspaper/ and miss my ferry./ I sit at the pier/ and fish withcigarette tins. I wait for the next train/ at the wrong station. I am a horse/ on a highway.
a.一般进行时预示着这几项行为并不是某一次特殊的体验，而是强调了主体“我”在城市中的一种习惯或是真理性(格言式)的状态。
与谁对话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语言总是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同时，她还强调，只有说话者与具体社会情境发生对话时，语言才会创造意义。这里的“对话”不仅存在于实际说话发生的“你和我”，也存在于不同社会情境(这里包含了“城市”)中已经存在的符号群体，它们不是历史的封印，而是当下的知识。所以“文本”便是这样一个空间，它不像图书馆书架上的作品那样占据着空位，我们用当代的语言读着历史遗骸中古老的文字，所遭遇到的每一个词都是“互涉的”(12-b)。因此除了考虑文本内部的意义外，我们必须解读它延伸外部的一系列文化话语中的意义关系，因而，城市结构是松散的、不稳定的(10-a)，在偏移(derive)和迷失中获得一种暂时的平衡。12.有时我走到码头看海/学习坚硬如一个铁锚/有时那里有船/ 有时那是风暴/海上只剩下白头的浪/人们在卸货/ 推一辆重车沿着轨道走/把木箱和纸盒/缓缓推到目的地/有时我在拱门停下来/以为听见有人唤我/有时抬头看一幢灰黄的建筑物/有时那是天空(摘自“中午在鲗鱼涌”)
b.“有时”表现了事情发生的不确定、偶然的状态。“海”、“船”、“风暴”等意象便在这种状态下不分前后顺序地平行推出来。正如(10-b)，意象可以是随着阅读的顺序出现，也可以是似有似无。“有时抬头看一幢灰黄的建筑物/ 有时那是天空”，建筑作为一种体量存在，也因为其色彩的观感滑向自然的联想，回应了(7-c)的“秋云”。
阅读的快感
在《文本的愉悦》(lepiaisir
du
texte, 1973)中，巴特将书写形式发展成了他的阅读情色学，文本被视为情色快感(不断生长的想象力)的对象。我们如果要进入文本，便需要用文本分析来替代结构分析；后者致力于因果关系的运用或是一种给定的意义，而前者并不企图了解文本的决定因素，而是致力于产生一种结构化作用。城市的体验者不给予解释，而是通过“身体”将词汇注入城市的母体(chora)之中，他/她会体验到真实的不透明性、现实的影响、指称的幻觉(3-c)。“愉悦”便发生于这种让视觉和物质具有可感性的时刻(3-b)，用巴特的话说，“身体”变成了他的“魔力之词”：“文本的愉悦在于我的身体追求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的身体本来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13.浅碟 教我们 也想 嚼深呢
几层 胭脂 装扮 旧的排场
四周 寒暄 自有 新的高昂
霓虹灯 千重叶 话语 凉了
等你说 无声的 甘味 杏黄
经历 由浓而淡 逐一 嘴嚼
如今 逐渐 爱苦涩的 清新
包容 种种 破碎 不知秩序
(摘自“青菜沙律”)
a.八行，每行四个词，一共三十二个词语各自独立，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等等。阅读在词语之间的空白处“停顿”，五言古诗有二三顿，七言古诗有二三二或二二三顿。在这里出现了四字顿，打乱了既定的读诗节奏，每个词都会被强调和注意。
b.没有标点便不能构成连贯的句子，视觉比朗读的声音先进入阅读。从左至右的常规阅读也是可行的，读者也可以从上往下，或是挑选几个由眼睛所选择的对象进行组合。
c.该诗的名字为“青菜沙律”，诗中的意象就如同沙律中的不同食材，在特定的容器中混合。借由食材间保持着的空隙，味觉在食材的临时组合(2-c)中产生了多元的感知。
d.大部分的词语来自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于是阅读就像是漫步在都市空间中(12-a)。视觉“把废墟的意象重新组合可否/ 拼成新的建筑。”(摘自“老殖民地建筑”)读者有意识地去选择词与物的临时状态，比如(14)。
14.霓虹灯装扮旧的排场/四周经历无声的破碎
a.作为人称符码的“霓虹灯”就像是(3-a)的“银树”，材料的物质属性“光”具备了“装扮”这个来自主体性的身体符码。
b.霓虹灯照射的即时性打开了排场的“旧”，过去与现在的“经历”黏连在一起(2-a)。
c.作为听觉符码的“破碎”与“无声”形成了一种张力。与(14-b)对应，霓虹灯当下的情境连通了过去的场所，“无声”意味着这种变化并不能引起注意，城市的现实或许只能被观看。超越日常话语习惯带来的陌生感是对如何面向未来进行使用的判断(甚至是暂时要忘却那些过去惯用的模式)，这已然是一个以读者的方式进行书写的状态。
游荡者的设计
零碎、片段的记忆和特征总是无法被完整地绘在图纸上，街道、建筑、海水、树、霓虹灯、食材等等也将放弃不断复制的填充图案。一部百科全书总是能无限地收纳它们，但并不苛求其形成一门知识，它们的名字会在不同的语境中涌现。读者获得的是与这些城市意象的巧遇，而不是约定。正如塞杜(Michel de Certeau)笔下的“漫游者”(12-a)，他/她“将城市的街道、建筑等设计，串连成自己的‘语句’，重新呈现、诠释这空间意义。”城市像是被话语所传染，像是病毒一样取代了物质，取代了发生，变异出了这个不可命名的地方。阅读的想象将二度空间中的特征与符号转化(设计)成三度空间中的“真实”，“香港”的城市意象或许正是存在(或诞生)于“都市性”的语言母体之中。都市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在“身体”的片段中松动了基础及其自然性，对地景之谜的答案或许就在文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交叉点上。15.具体的名字/ 31 ICE CREAM/ SOUP EXPRESS/ SUN’S KITCHEN/ 我其实并不喜欢在一首诗里/用上太多外国食店和超级市场的名字/只是无从用唐诗的言语/描绘一个陌生世界的细节(摘自“乐海崖的月亮”)
a.书本的印刷字体失去了作为商业广告(特定的字体和颜色)符号的意指作用。正如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书中提到的“鸭子”小屋，建筑的后现代修辞方式让城市体验过程(走在街上或是坐在车里)中充满了词与物的关系互涉与转换。
b.作为店铺的名称，英文的固有意思让作为异文化的读者直接联想到其所具有的功能。参照唐诗的书写(7-a)，虽然“鸟”和“云”是随处可见的意象，但是在“动词+名词”的诗语结构下便可以产生多重的时空意象。
c.顺着汉语的阅读经验，英文便可以具有汉语想象的可能性。比如原本的词组以单词的形式呈现(13-a)：31、ICE(冰)、CREAM(奶油)、SOUP(汤)、EXPRESS(速食)、SUN’S(太阳的)、KITCHEN(厨房)。固有的意义被打散为各自平等的单词，它们将被放入到读者的新语境中，甚至成为新的都市意识形态。
结 语
通过文本分析的书写，笔者将自己写入了《形象香港》的类编中，“不在场”的文字并非是准确的“现实地图导览”，不定性的表达也不再单纯地反应客观群体经验，城市意象与主体意识糅合着：“你看到它们凌乱时，你觉得它们没有经过细心安排，你看到它们身上冥冥中存在某种秩序时，又相信它们并不是随便乱凑在一起。”正是借由梁秉钧对香港既个人又群体的观察，诗作才能唤起无数的个人立场和具体情境的对话，在城市和自我成长变化中留下观察、反思的印记。笔者将这种来自文字的历险投入到了另一种文字创作之中，这并非应和一种模式或方法，而是尝试性地将城市意象在身体与文学符号间进行互涉和延伸，其临时的状态不时激发笔者不停地再去切割和修改。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曾这样讨论过后现代社会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正在已建成的空间中的与变异相类似的某种事物中”，具体而言“我们自己这些凑巧进入这个新空间的主体的人，还没有跟上那种演变的步伐；在客体中，曾有过变化，但在主体中却没有响应的变化来呼应”，对“虚构城市”的虚构、和“游戏字词”的游戏，那个“新空间”便是邀请我们发展新的感官机能，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驱使我们的身体到某种新的、尚未想象到的、也许最终是不可能的拓扑空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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