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文学之用》

　　杨 华

　　文学危机四伏的境况在当下已经显而易见：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取代了纸质书本，文学赖以生存的媒介被日益消解，而快消时代的互联网更是难以接受缓慢、持久的工艺存在，人们在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挟持下不得不接受海量碎片化的即时信息的奴役，本该与文本进行对话的读者成为铺天盖地的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同时在后现代话语体系中，文本被各种主义解构成碎片，“文学文本”变得模糊暧昧，难以定义，对文论的研究远超文本本身；仅存的文学批评似乎就是为了斥责社会痼疾：西方霸权、男性话语、殖民主义……对于文本所带来的最直观、最朴素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愉悦则变得鲜少有人问津，而如果要应对文学当下的危机，也许正需要回归文学最为基础的职能。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的这部作品《文学之用》(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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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erature)并非对文学的功利性论述，也不是借文学为意识形态站队，而是试图从个人与文本的相遇和互动出发，阐明文本对读者和世界的回应，揭示文本的力量。而无论从哪一点入手，芮塔·菲尔斯基都认为，对于“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并没有单一的、固定的终极概念可以解释，文本与世界、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丰富、多层次的，审美反应与个体的生存环境、历史经验的关系密不可分。

一 文学与自我

“文学帮助我们认识自我”，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但究竟文本是如何帮助读者认识自我的，人在文本中认识到什么样的自我，这些问题值得深究。文本对人的影响是在与人的对话交互中施加产生，在这种交互活动中生成的自我认识，不仅与过去的自我发生交流，也与当下和未来的自我进行对话，同时它兼备向心和离心的力量，指向自己，也指向他者。

　　对芮塔·菲尔斯基而言，“文学使人认识自我”并不意味着只能在文本中发现一个固有的自我属性的观点，确实，这种观点给自我套上了枷锁，文本成为某种解开枷锁的方式，而实际上，文本和自我的关系远比这复杂得多。虚构作品引发读者的共情和同感，读者因为人物的经历而触发个人的情感机制，并发现某些体验并非为自己所独有，哪怕是一些罕见的，类似女人想要成为男人去爱上另一个女人这样的体验。而认识绝不仅是简单地重复已有的感觉经历，从文本中得来的认识也在强化个人可能已经拥有，却显得模糊、影影绰绰的感知。当然这种认识也要冒着有可能出现错误的风险。芮塔·菲尔斯基提到了拉康的“镜像阶段”和阿尔都塞的“询唤”：拉康的主体是一个大写的空无，而阿尔都塞的主体则是在被他者召唤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正如个体总是需要中介才能够从他者身上对比、映照出自我存在一样，镜子、警察、文本都可以作为中介存在，而一旦中介是扭曲的，那么就会产生误认，也就是错误认知，认识自我似乎因此就建立在自我欺骗之上了。芮塔·菲尔斯基承认错误认识的存在，但她也指出，“如果我们永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理解，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认为的错误认识真的是错误的呢？

　　在《文学之用》这本小书中，芮塔·菲尔斯基着力区分了认识(recognizition)和认可(acknowledgement)。认识是一种个体加强自我理解的方式，而认可是在谋求他者对自我的接受和包容，认识指向自我，而认可却指向他者。作为一种社会动物，自我的构建与他者的关系密切而深刻，如果没有与他者的互动和交流，我们就会真正沦为拉康口中虚无的主体，正是在与他者的对话性关系中，个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在解决冲突、靠近和解的努力中确定自我的存在。尽管文本不是具体的人，但在我们看来，文本传递着他人的世界观和态度，我们从文本中看到他人眼中的世界，并与自我眼中的世界发生对照，文本的意义让我们对自己产生质疑、修正，以及与自我的和解。芮塔·菲尔斯基认为，当其他的认可形式匮乏的时候，文本在自我塑造中扮演起协调者的角色，文本告诉我们其他人有着和我们一致的想法，这种归属体验让个体摆脱了孤独的、被透明化的恐惧，感受到自己是某个宏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这种认识的共同性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来：例如在成长小说中有着固定的范式——成长与顿悟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狄更斯的小说主人公多是孤儿，读者在其中看到人生来孤独的属性；人类存在的困境与救赎在不同的文本中显示出来，个体在其中得到慰藉与和解。当然作为自由的个体，也完全可以选择以背离规范，远离询唤的方式重塑自我。

　　与此同时，文本也带给读者“自我延伸”的能力。既然主体性应当是流动的、发展的，那么在文本作品中延伸出一个自我就变得有迹可循。这种延伸是纵向的，它以当下的自我为中心，同时指向过去和未来，用芮塔·菲尔斯基的话说，“即在遥远和陌生的事物中看到我自己的某方面”。人类虽然属于不同的种族和国家，定居在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肤色，但仍然对某些本质化的、重大的体验有着共通的理解和认识，例如“成长”、“生死”、“爱欲”等等。文化身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类的相互理解，但如果认为人类仅能用文化身份来定义的话，未免显得偏狭，即便相隔半球，相距几个世纪，读者也能在遥远的文本之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回音。正是因为如此，人类的主体性不再是扁平化的，它与他者性深刻联结，无论是文本还是人，都作为一个“他者”中介，映照着自我，自我也因此变得丰富、绵延。

　　再次回到“借助文本认识自我”，也就是说，不单单是在文本中看到熟悉的自我烙印，同时也因为在文本中看到他者的故事而认识到自我的体验并非唯一，从而产生共情与归属感，而又因为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文本产生不同的解读，读者在恒新的文本中获得恒新的启迪，与遥远的他者产生联结；文本与自我之间复杂的对话关系让自我的主体性变得多层次，充满了流变的可能性。

二 文学与世界

文学让我们认识到了主体性的复杂和多变，那么文学所映照的自我以外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文学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吗？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如果说，我们从文学文本中看到了一个像现实主义那样精细、冷峻描绘的世界，这便是对于真实的认识了吗？如果说历史小说让我们回顾、思考历史，自传小说让我们看到他者的一生，新小说让我们看到人的心理状态不断变化，那么文学与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有关“文学是再现世界的一面镜子”这一论述已经卷帙浩繁，而如果这个命题完全精确的话，科幻小说就要被划出文学的范围之外，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在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认为是“类文学”也就不足为奇了。芮塔·菲尔斯基在《文学之用》中列举出了诸多学者对于文学和世界的关系的探讨：司汤达认为小说是在路上游荡的、捕捉蓝天与泥土的镜子；萨特认为文本是一扇看向世界的窗户；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奇则将文学比喻成具备穿透力的X光；以及詹明信有关认知地图的隐喻。无论是镜子、窗户、X光或是地图，这些比喻无一不是高度强化了视觉的重要性，文学变成了静态的物体，而读者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只能用眼睛把玩、揣摩、观照文本映照出来的世界，无论这世界是真实的还是扭曲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盏发光的灯，其能量可以照亮周围的阴影”，这种强调文本的审美体验的观点无疑赞美了艺术的创造性和它对读者的启迪作用，文学与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而充满了创造力，同时它也变成了真理的容器，透过文本，真理的力量被散发出来，播撒在灰暗的世界和心灵之上。现代主义审美流行的当下，作家们沉迷于文本游戏，精准再现真实的现实主义作风被抛弃，读者对文本背后的世界的认识不再是依赖观看和阅读，更多是靠想象和顿悟。20世纪下半叶法国新小说的盛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尤奈斯库和贝克特的戏剧提取了碎片化的世界，给习惯了情节、节奏和结构的读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提供了大量的空白以供读者通过感悟和想象来填补，通过这种方式，文学的光亮给读者带来震动与指引。

　　针对上述的两种观点，芮塔·菲尔斯基提出了利科(Ricoeur)的看法予以回应：“将摹仿论视作一种再描写(redescription)而非反映(reflection)；将之视作一连串的阐释环节(interpretative processes)，而非一声回响或一次摹仿。”，因此，“摹仿是一种创造性的摹仿活动，而非对文本于体验的机械复制、塑造、提纯和重组”。利科强调了“再创造”对于“再现”的重要性，也重新定义了“摹仿论”，芮塔·菲尔斯基借此提出了摹仿的三种手段：深入的主体间性、腹语术、和语言静物写生。

　　芮塔·菲尔斯基尤其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历史情节的区别。哪怕是和历史文献一样关注史实、细节、时间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历史知识是文学文本的一部分内容，文学文本所传达的绝不仅仅只有历史知识，它还包括有情感结构、修辞方式、以及思想的火花。文学所描述的社会并不是由史实堆砌，而是充满了日常的微小事件，对瞬间的观察和细致入微的描绘，最重要的是，文学具备一种“读心”能力，这种能力尤其体现在以第三人称视角叙事的文本当中。借助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读者跟着叙事者的脚步，不仅能够从外部看见文本中的社会，也能从人物内部体察世界。而对于这一点，历史文献因为其对可靠性和严谨性的内在要求，只能通过被证实的文献材料来再现过去的世界，文学文本却可以随意改编、再造世界，并向读者展示最为细微的社会互动，也就是主体间性的充分体现，这种自由度是历史文献无法企及的。

　　其次是对文学文本中多种声音的关注，在摒弃标准语言的文本中，语言标准也被解构了，在全球化的市场中用俚语、方言写作固然是困难的，但也是市场所必须的，通过对不同声音的描绘，方言文本成了文学市场上的另一种特有的声音。除了标准化的主流阶层以外，我们的世界还存在着许多没有站到主角位置的边缘化人群，但并不能因为他们的位置而忽视他们的声音。除了标准化语言以外，方言、土话、俗语都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用这样的语言写作，读者被迫保持专注和耐心，以便真正参与到文本的描写和对话之中，而这种参与，除了用眼睛观看以外，还需要用耳朵聆听和用心灵感悟，因此读者才借助文本这个通道，获得了浸润在另一个世界、获取另一种体验的机会。

　　最后芮塔·菲尔斯基提到了对物的描写。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物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一直在不断变化，从资本主义对物的赞美与不懈追求到消费社会对物的责难与排斥，物品被赋予了充分的隐喻意义，而在当下，人们更多的是一边囤积物品，一边指责物品对自我的压迫和奴役。芮塔·菲尔斯基借聂鲁达的诗歌对“物品异化人类”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她认为聂鲁达“并没有把商品看作现代异化的典型寓言，而是看作充满了意义的物体和不能简化的他者，同时又深深交织在我们的存在之中”。在聂鲁达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例如剪刀、肥皂、袜子等的描述，但并不是像尤奈斯库在戏剧《椅子》中所描绘的物品淹没人类那样，充满了20世纪普遍的对物的厌恶和恐惧，而是一种温和的，与人类共生的存在。而聂鲁达诗歌的简洁形式也展示了词语的匮乏同样有力，它帮助我们调整脑海中所固有的认识，这种再创造为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再次发现身边的寻常之物提供了可能性。

　　文学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现，它不同于提供知识的历史文献或心理解读，但它也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角度观照世界的方式，包含着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世界的真理和智慧，它对于社会互动、边缘语言、和物质性的关注，让读者更加细致入微地观察周遭真实的世界，同时也在想象的世界中创造真实的存在。

三 文学的力量

针对文学的力量，朱光潜先生曾在《谈文学》中提过：“艺术创造的心灵不能不顾到感动和说服的力量，感动和说服的力量强大也是艺术完美的重要成分。”而芮塔·菲尔斯基认为，文学文本除了让读者更好地观照主体性、创造性地认识世界以外，还具备让人着魔(enchantment)和震惊(shock)的力量。着魔是文学理论中谈论得不多的一个概念，提及着魔，人们更多的是想起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妖塞壬，她用歌声迷惑过路的船员，同样的，读者被语言构成的文本世界裹挟，迷失自我，看起来像是文本向读者施加了某种魔法。芮塔·菲尔斯基谈到了着魔的主要表现：“是一种强烈的参与感，是一种完全陷入审美客体，对其他任何事漠不关心的状态……岌岌可危的不仅仅是你的自主性，还有你的能动性，你无法掌控你的反应；你会不由自主地一页页翻书，你的双眼会紧盯着屏幕，像是在梦游。”

　　这种让文本与自我之间的界限消失不见的状态常常被热衷于谈论“祛魅”的现代学者所诟病，学者们所提倡的批评方式是在与文本保持距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冷静克制的观察和审视，而非与文本融为一体，他们认为如果被文本催眠和吸收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无法正确地看待文本，只有像不受塞壬歌声控制的奥德修斯那样将自己绑在桅杆上观看文本，才能够从一个大的语境中去揭露文本的真相。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习惯了计算机和工业化社会的读者们更加无法相信魔法的存在，一切都能够被精准计算和计划的时候，神秘、巫术、超自然就被驱离了我们的世界。而芮塔·菲尔斯基引用了简·班尼特(Jane Bennett)对“着魔”的新定义：“在感官上欣喜地沉浸在奇异的某物中。”这种体验在生活的平凡之事中就可以获得，它能让我们更加容易得到富于创造力的想法和体验，正如同灵感常出现在始料未及的时刻一样。

　　一些学者认为着魔是只属于底层受众的现象，尤其是他们在观看低俗的流行小说和商业电影的时候。这也是长久以来，学界极力让“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保持距离的原因。但芮塔·菲尔斯基指出，作为一种审美体验，着魔并不是区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无论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是《哈利波特》，读者都有可能借助文本进入另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其中感受到强烈的迷失和自我丧失感，但这种感觉其他人是无法衡量和评判的，因此用着魔来对读者进行身份区分不过是一种阶级偏见罢了。同样地，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展现出日常生活的魔力，而超现实诗歌的词语碰撞和反常形式让读者体会到语言图景的魅力。文本的神秘性始终存在着，并不因为文本形式和流派而改变，正如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流动一般，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相互牵连，不管是文学教授还是工人读者，芮塔·菲尔斯基都呼唤用宽容平和的态度对待文本，即相信自己的主体性，不畏惧塞壬的诱惑，也充分投入文本，感受文本所带来的审美体验。

　　芮塔·菲尔斯基还提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力量：震惊。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达达主义，又或是现代主义，无一不试图创造令读者感到吃惊、背离的效果，俄国形式主义甚至将“陌生化”作为核心概念。而震惊与“陌生化”、“创伤”这类文学术语所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一种特殊的、直接的审美体验，它的适用范围并没有那么广泛，读者们只能在部分文本中感受到震惊。而和“着魔”不同的地方在于，“震惊”受到了艺术家们，尤其是先锋艺术的大力追捧。无论是卡夫卡的小说还是毕加索的绘画，人们从其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冲击式的力量，如果说“着魔”是鸦片的话，那么“震惊”就是大炮。

　　

　　

结 语

文学历史与人类历史相伴相成，文学与人类的关系也在时刻发生变化，从指导人类生活的主体到当代成为被批评的客体，文学始终保持着引发人思考和挑起读者情绪的能力。芮塔·菲尔斯基的这本小书指出，文本、世界、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是多变和复杂的，读者的审美反应更是相互交织，难以厘清，不应认为某种文学理论术语可以给文学价值下一个终极定义，若要论及真正的文学之用，那正如托多罗夫所说：“文学远非一种仅使有教养者惬意的消遣品，它让每个人更好地回应其人之为人的使命。”

　　?????? 芮塔·菲尔斯基：《文学之用》，刘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5页、62页、126页、134页、135页、158页。

　　? 朱光潜：《谈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