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王蒙《活动变人形》

　　顾奕俊

一

1988年冬至1989年初，作家王蒙与批评家王干“先后进行了十次对话”，“涉及的内容较为斑杂，两人的想法也不尽一致”。在其中一次对谈中，王蒙特意强调了写作《活动变人形》初稿的具体时间：“我开始写的时候是1984年，第一章是在武汉写的，1985年完成的，当时还没有寻根、文化热。”这显然是为了表明《活动变人形》在创作层面与1980年代中后期喧闹的文化思潮保持着某种可见的距离。不过，就单部(篇)文学作品发表出版与相应时期阶段文学思潮脉络之间的关系切入，《活动变人形》却又是一部“恰逢其时”的长篇小说。由于作品本身对父辈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精神结构有着意味深长的追踪，以及《活动变人形》问世前后愈演愈烈、让人多少有些晕眩的“文化热”、“寻根热”，实际上很容易促使当时众多批评者依循“惯用”的文学史观念与文学评价机制对《活动变人形》作出自认为妥帖的论述。但假如重新看待王蒙在与王干对谈时特意提及的小说《活动变人形》之于“寻根热”、“文化热”的距离感，就应该意识到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诸多有关《活动变人形》的文章或观点一定程度上只是凭着“自以为如此”的主观意愿将小说与相应时期显著的思潮态势进行“匹配”“铆合”,而没有触及到王蒙写作《活动变人形》时的某些更为隐晦、同时也更为复杂的意图。相关评论者的阐发只不过是在试图确认《活动变人形》与某个具体时期阶段的关联性，或是以“旧中国与新中国”这组切分对象作为“小说叙述的动力”，却没有充分理解《活动变人形》所涉及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重复性、延续性的身份危机与精神危机。

　　在初步梳理了作者、批评者有关《活动变人形》的立场态度后，单就小说人物倪藻(包括叙述主体)的抽离性问题而言，作者与部分批评者其实存在着分歧。如许子东在进入新世纪后重读《活动变人形》时就有过这样的判断：“通观整部长篇小说，谁都有错，谁都可怜，谁都不幸，谁都是悲剧人物——除了倪藻(及叙述主体)之外。”但与之相对，王蒙本人则将倪藻(也包括小说的叙述主体)纳入到批判对象范畴当中：“然而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诉了人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误解到什么程度，忌恨到什么程度，相互伤害和碾压到什么程度。我起诉了每一个人，你们是多么丑恶，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伤！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为他们大哭一场。”许子东与王蒙所抛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映照出王蒙在写作《活动变人形》过程中异常纠葛的心理动态。

　　《活动变人形》起篇于语言学副教授倪藻在1980年代出国访问期间，前往H市拜访父亲倪吾诚的旧友史福冈教授。但作为寻访者的倪藻本人其实对于这趟拜访之旅的目的也不甚明了，甚至还自我埋怨“史福冈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但倪藻与故人赵微土，包括史福冈太太的相遇，则推动了倪藻童年记忆的展开，继而《活动变人形》以童年倪藻的视角与口吻返照其父倪吾诚在1940年代的惶惑彷徨。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倪藻的“声音”在这一过程间几乎是“缺席”的，相反，他似乎扮演着一名“沉默的观众”。即使当他在小说的“续集”再次登场，中年倪藻依旧保持着让人难以揣明其意的冷淡与缄默。如果借用若干叙事学理论将中年倪藻视作王蒙在文本内的“化身”，那么这一“化身”的存在方式又是让读者感到困惑的——因为中年倪藻似乎一直游离在对应父亲的记忆之外。以至于不免让读者怀疑：其究竟是不愿面对年轻的父亲，还是不愿面对那个与父亲血脉相连的自己？

　　而如果要讨论《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及其知识分子身份，或许首先有必要对这个人物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进行剖析。一定程度而言，探究倪吾诚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也是从个案角度梳理20世纪以来国内一类知识分子对象的精神溯源、言行特质、实践局限。依照小说《活动变人形》提供的时间线索，倪吾诚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前三个月”的“宣统三年”，其或应作为许纪霖所言的20世纪六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后五四”一代进行考察。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许纪霖认为：“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这也同倪吾诚的成长环境与个人经历大致吻合。不过，倪吾诚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的留学培养与专业训练，并不意味着相应的“现代性方案”实践能够彻底消抹掉始于前现代社会内部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讨论倪吾诚的留学背景与知识结构，其实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参照系，从而说明宗法家族结构关系与儒家意识形态对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异常坚固的“环结”。作为遗腹子的倪吾诚年少时因舅舅的挑唆与母亲、表弟的引诱而染上恶习，“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判定这位表哥的教授与母亲的教授(吸鸦片)具有同样的性质，出自同一个设计与谋划，是精心安排好了的笼罩在他身上的网的两个环结”。青年时代的倪吾诚看似在竭力摆脱“身上的网的两个环结”，却又为达成住县城上学的意愿而被迫接受母亲替其说亲的举动。从这一视角来讲，“环结”指向于一种承袭家族规范秩序的不容置喙的日常仪式与程序。倪吾诚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较为普遍地体现了自晚清以来诸多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生存悖论：特殊的社会氛围、时代任务原本使得他们有理由也有机会击碎“环结”的桎梏，但他们最终得以“开眼看世界”的先决条件却是妥协于一种与“环结”相依存的矛盾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与《活动变人形》出版年份相近的1988年，杨绛出版了以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知识分子为描述对象的长篇小说《洗澡》。与倪吾诚相似的是，《洗澡》中的知识分子人物也大多具有海外留学或居住的背景经历(这也涉及到《洗澡》与钱钟书1947年出版的《围城》之间的承接关系)。不过看似光鲜的教育学历、社会身份并没有掩盖“河马夫人”施妮娜、余楠这些知识分子在学识方面的浅薄与人格方面的卑琐。将施妮娜、余楠，与倪吾诚等人放置在同一代(类)知识分子谱系下进行考察，能够意识到无论是王蒙，抑或杨绛，他们对于相关知识分子人物的言行描摹，绝非仅仅是针对个别人物形象的戏谑反讽，而是试图表明晚清以来通过留学途径塑造知识分子的设计途径、设计意图的局限性。

　　

　　从《活动变人形》至《洗澡》，可以看到一道“历史的阴影”投射进倪吾诚这一批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日常世界。“历史的阴影”，大致可理解为一种对应特定身份对象、且在历史进程演变中具有延续性、循环性、普遍性等的困境结构。除了理想目标的无从谈起，“历史的阴影”也将“倪吾诚们”限定在某种求而不得的生存状态中，以至于这些受到现实“环结”制约，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最终都难以说明为何而求——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安身立命”云云。相反，他们只能以不断重复的失望、嗟叹、抱怨代替向内转的自我反省、自我审视，而他们一度高蹈的理想主义、鲜明的主体意识趋于消弭在琐碎的世俗世界。

二

　　

　　

　　

三

《活动变人形》是否仅仅是一部审视父辈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对于这一疑问的思考，还是需要回到最初王蒙与许子东有关倪藻(包括叙述主体)抽离性问题的分歧上。而探究两人产生分歧的起因与过程，也是从一个侧面探究《活动变人形》的批判向度、批判效用。如果依照许子东的论见，将倪藻(包括叙述主体)抛掷于相应的批判对象之外，《活动变人形》则从时空层面而言呈现为“静态”的文本。这也意味着作者对于倪吾诚等20世纪初期国内知识分子人物的书写，将被定位在某段固定的历史维度中加以分析判断。相应的推断也只能徘徊于某个具体时间阶段从而形成狭隘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难以达成具有连续性、延展性的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这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寻根热”屡遭诟病的症结所在)。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王蒙为何在《关于〈活动变人形〉》这篇文章里要强调“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我家和我自己”。而更具意味的是王蒙随即谈到的“起诉”与“赦免”。假如“起诉”众人是作者反思20世纪历史进程中国内知识分子精神意绪、知行表现的逻辑前提，那么“赦免”则联系着王蒙更为耐人寻味的情感态度。

　　《活动变人形》的“续集”部分，有一处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细节。1985年夏天，即将步入老年的倪藻与“笔者”在海滨疗养地重逢，两人相约一起去游泳：

　　

　　

　　

　　

　　? 王蒙、王干：《〈活动变人形〉与长篇小说》，《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 王蒙、王干：《〈活动变人形〉与长篇小说》，《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 朱伟：《重读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 许子东：《重读〈活动变人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 王蒙：《关于〈活动变人形〉》，《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 王蒙：《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 王蒙：《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 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 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