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内长篇小说《雾行者》

　　王春林

　　拿到《雾行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腰封上“路内超越所有期待全新长篇，一部‘不可能’的小说”这句推荐语。在我个人的理解中，这“不可能”三个字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形式层面上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生活在《雾行者》中的彼此缠绕。我们都知道，从文体属性的角度来说，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小说这一现代文体，特别强调艺术想象虚构的重要。但如此一种看似“天马行空”般的想象虚构，实际上却并非毫无羁绊，而是与作家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作家个人的生存经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雾行者》的一个引人注目处，就在于他很巧妙地把“事实”与“虚构”的并存与缠绕，亦即一位作家是如何把自己的生存经验转化为小说作品的这一问题，饶有趣味地整合到了故事情节的演进过程之中，并使之成为了小说文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路内在小说中写了一群写小说的文学青年，这些文学青年从他们的生存经验出发，也写着各种不同的小说。其中尤为至要处或在于，这些作为人生打拼者的文学青年的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他们各种不同现实人生的真切写照，这样也才最终成为一个观察了解小说中“事实”与“虚构”并存与缠绕状况的绝佳窗口。

　　比如，if(王静)的那部篇幅大约“三五万字”的小说《巨猿》。“《巨猿》是一本灾异之书。一个叫兰娅的女孩回忆她的青少年时期，以及经历过的灾难事件，有一些是个人的，有一些是群体的。在这本书的短序里，作家用一种疑惑的语气问道：众所周知，小说中的议论是轻佻的，那么，那些声称书写命运的作家是否更为轻佻，尤其当它被判断为庄严和伟大时，是否暴露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无能。”兰娅是一位生活在山区农村的女孩，由于父母均在深圳做小生意，她只能和智障姐姐一起，一贯很厉害的祖母告诉兰娅，在将来，照顾智障姐姐，乃是她不可推卸的一个家庭责任。几年后，当兰娅追问父亲，智障姐姐是否曾遭遇强暴时，父亲坚决否认，说“她只是从山上跌落下去而已”。但到后来，还没等到兰娅长大后履行照顾智障姐姐的责任，就在县城里一座大桥坍塌的同时，姐姐却毫无征兆地死了。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巨猿”，乃因为其中穿插了非洲刚果丛林中神秘巨猿的故事。

　　根据小说中披露的一些情况，《巨猿》这篇根植于作者生存经验的小说中带有虚构色彩的大约有以下几点。其一，非洲神秘巨猿的故事，带有明显的拼贴性质。其二，现实生活中的大桥垮塌事件，发生在1999年，而不是小说中智障姐姐死去的1997年。其三，虽然从艺术构思合理性的角度来说，应该设定为给祖母奔丧，但因为考虑到“祖母仍然在世”，不想制造“不祥的谶语”的缘故，最终设定为给祖父奔丧。“事实”就这样因为投鼠忌器的缘故，而影响到了艺术的想象虚构。但相比较而言，还是第四点更重要。这就是，到后来，在讨论《巨猿》的过程中，单小川告诉端木云，他认识该小说的作者if。if的真名叫王静，是北京一家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师，《巨猿》是她唯一的小说作品。令人感到震惊的一点是，此时的王静正在努力收回自己的这本书。“小川沉默了片刻，说：这是一件令她崩溃的事，智障姐姐确有其人，并且正如小说中所猜测的那样，确实遭到了强暴，并且怀孕、堕胎。然而她的家族把此事压了下来，当时并没有报案，对外声称智障姐姐是掉到了山崖下了。”何以如此？原来嫌犯乃是本家一个堂哥。现实生活中，两家人谈判达成的协议是，男方赔钱后把嫌犯本人送到外地，再也不能回村。尽管“在王静看来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但真实的情况是，智障姐姐因肺炎去世后，这个本家堂哥不仅回到了家乡，而且还找王静借过钱。依照单小川的说法，现实生活与小说文本之间的如此一种错位，顿时使王静的小说处于崩盘的状态。但对这一点，端木云的理解与判断却有所不同：“我说，让我想一想。然后说：文本上而言，这部小说仍然是成立的。”对此，单小川给出的回应是：“小川说：本应是安魂之作，却变成了诅咒，难道不是吗，在文本上站得住脚那又有什么用，作者的自我崩溃了。”毫无疑问，王静之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收回这本书，根本原因其实正在于作者自我的崩溃。当现实生活的存在，彻底验证了作者的艺术虚构的时候，王静的精神世界也就再也无法保持足够的镇静了。也因此，路内才会借单小川之口，做出如此一种带有结论性的评价：“小川叹息说：实际上王静早就猜到了，猜中了，就在小说中父亲否认姐姐遭到过强暴这一段上，但这也许是一种不幸的天赋，她并不能猜出犯案的是一个本家堂哥，一个她认识的人，一个找她借钱的人——抽象或是虚构的命运，就这么具体地浮出了海面，所有的隐喻都灰飞烟灭了。”这里涉及到的，事实上也就是小说的叙事伦理或者说道德感的问题。

　　再比如，姚隽那个并未被端木云透露标题的短篇小说。就读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姚隽，其小说创作动机的萌生，很显然与她所亲生经历的唐姓女友的不幸被杀有关。对女友的不幸被杀，姚隽一直耿耿于怀，不断深入思考：“用哲学的话说，随机杀人，绑架撕票，都呈现了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力，还有贩卖人口；这种控制力的强度超越了法律审判(甚至超过了酷刑逼供)，法律的庄严在它们面前也会被抵消一部分吧。”原来，姚隽的耿耿于怀，与她内心深处的某种心结紧密相关。事发那天，姚隽曾经主动请缨，要求与唐姓女友结伴而行，结果遭到婉拒。只有在了解到此种内情后，端木云方才恍然大悟姚隽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去看摇滚乐：“我猛然明白过来，姚隽去看摇滚乐，实在是想找凶手，而不是寻找素材。她真的认为凶手还会回到作案的地方，凶手还会再回来看演出。”但到了若干年之后，姚隽终究还是按捺不住，以笔名的方式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两个姑娘一同去听摇滚乐的事情，一个喜欢，一个反感，但也不是特别排斥，只是为了让前者高兴就陪着去了。小说就在很不协调的励志女歌手的洋相中结束了，写得克制，没有杀人案，没有牵涉到唐姓女大学生，但也可以说全部都在其中了。小说末尾有一句比较惊人的话，其中一个姑娘向虚空表白道：我和她之间有着近乎爱情的友谊。可是她随即又说：友谊也只是一句真言咒语，在走向学校的夜路上我们谈论着友谊，像是可以喝退一切鬼。”与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个带有明显复制现实特色的《巨猿》相比较，姚隽这个短篇小说所显示出的，更多是一种想象虚构的本质。如果不是端木云这样的了解内情者，一般读者很难把这个貌似表现同性情谊的短篇小说，与当年的凶杀案联系在一起。但究其根本，姚隽之所以一定要写这么一个短篇小说，正与她当年耿耿于怀的心结紧密相关。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小说发表后，姚隽和端木云他们两人的网上交流：“后来，在电脑上，她说后悔写了这句关于友谊的话，歇斯底里。我感觉没那么严重，毕竟人物是对着虚空在说话。姚隽又说：抓住凶手了。我问：你是不是感觉释然了？她说丝毫没有。又说，她还是要继续搞文学批评，小说不能再写了。”由以上的交流可见，一方面，如同姚隽这样的小说写作行为绝对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得到有效解释，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如同姚隽这样根深蒂固的精神心结来说，仅只是小说创作一途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端木云和周劭他们两位，可以被看作《雾行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整部《雾行者》共由五章组成，端木云和周劭他们在其中真正可谓平分秋色。具体来说，第一章《暴雪》与第四章《变容》的主人公是周劭，第二章《逆戟鲸》与第五章《人山人海》的主人公是端木云。与此同时，也正是他们两位，共同构成了第三章《迦楼罗》中的双重主人公。不能不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作为大学同学，同样身为文学青年的他们两位，在路内的笔下却被做了不同的处理。在写到周劭的时候，路内只是强调他因为对文学的热爱才得以先后结识了端木云和辛未来他们两位，并没有涉及具体的创作行为和创作内容。与周劭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面对着端木云，在描写他仓管员人生的同时，路内也把很多笔墨都花费在了关于他小说创作的描写上。具体来说，关于文学青年端木云的小说创作，路内在《雾行者》中先后提及了短篇小说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与长篇小说《人山人海》这两种。小说中最早提到端木云的小说创作，是在第一章《暴雪》中。来自于台湾的督导陆静瑜，被周育平带到H市一家颇有些品味的书吧，然后，她发现了端木云小说的存在：“她又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中文书，书名叫《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作者是端木云。她翻了翻，发现是本短篇小说集，纸张与排版很一般，收录了九部短篇，一共七十七页，捏在手上薄得像个信封，没有出版年份和标价。”紧接着，到了第二章《逆戟鲸》中，路内干脆开宗明义就在介绍端木云的这部短篇小说集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收录了九个短篇，格式像塞林格的《九故事》，题材却并不整齐，是文学小青年的习作集。时隔多年，端木云拿到这本书，想起很多人，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写小说的年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像舌尖舔到铁锈，奇异的味道。那些写小说的年轻人舌尖上都留有铁的味道。”为什么要将第二章命名为“逆戟鲸”？为什么在这一章的开头处开宗明义就要介绍端木云的短篇小说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按照我个人的一种理解，很大程度上，第二章《逆戟鲸》与端木云的短篇小说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之间，就是一种互文互现的关系，《逆戟鲸》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中的内容。关于长篇小说《人山人海》的话题，最早出现在第四章《变容》中。这一章，大学时的恋人周劭和辛未来，在C市不期然间意外重逢。正是在他们俩的交谈过程中，辛未来第一次提及了端木云的长篇小说《人山人海》。紧接着，到了第五章，不仅这一章的名字干脆就被命名为“人山人海”，而且叙述视角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面四章，路内所采用的全都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只有第五章，变成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这位以第一人称现身的充分介入故事的叙述者，不是别人，正是文学青年端木云。如果联系第四章中端木云和辛未来之间的对话，我们就完全可以确认，第五章《人山人海》正是端木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样一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就形成了。那就是，路内在长篇小说《雾行者》中写到的文学青年端木云，创作了一部名为《人山人海》的长篇小说，而在《人山人海》中，诸如if(王静)、姚隽等人也在创作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小说作品。整体观之，多多少少带有一点“俄罗斯套娃”的意味。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到了端木云这里，他的小说创作也仍然和自己的生存经验紧密缠绕在一起。这一方面，以姐姐和水库为原型的小说创作，可以说都是很好的例证。大学毕业后的一次返乡之旅中，端木云和为了资助弟弟上大学而被迫嫁到傻子镇(也即李河镇)的姐姐见了面：“这天晚上，他带有炫耀性质地拿出了文学刊物，上面有他发表的小说，写到了姐姐。小说不长，他姐姐抽着烟，仔细地读着，甚至注意到了责任编辑的名字叫沉铃。最后，她沉默地合上了杂志，又抽了一口烟，对他说，你写到的我好奇怪，我是这样的吗？端木云心慌起来，忙说，这是文学处理，不代表这个人物就是你。姐姐说，你给我看的意思，难道不就是告诉我，这是我吗？端木云无法回答，他说也许是我没写好吧，你不要生气。”这里，最起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其一，小说既然已经得到了沉铃的认可，并且发表在文学刊物上，就说明作品在美学或艺术的层面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端木云所谓“也许是我没有写好吧”的说法，就是无法成立的。其二，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在注意到“事实”还原的同时，端木云肯定也有一定的想象虚构。唯其因为小说中那个掺杂有想象虚构成分在内的姐姐形象，与姐姐的自我认知发生了明显的差异，也才会有姐姐的强烈不满生成。但不管怎么说，姐姐也毕竟还是那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姐姐：“姐姐点了根烟，久久看着他，翻开杂志再次阅读，最后说，不要紧，你就这样写下去吧，我相信你。”这里所涉及的，恐怕也还是叙事伦理的问题。另一篇小说，是关于水库的。水库之所以会进入到端木云的视野之中，主要因为这座水库与祖父之死有关。据说，端木云的祖父就是在修建水库时因反抗而被击毙的。而这位击毙祖父者，竟然极有可能是端木云姐夫强子的爸爸。后来，端木云曾经和玄雨专门讨论过这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他写到了大量的风景，从丘陵到河道，并延伸到江边的渡口，情节模糊，从一些人的嘴里讲出来，随即被白描式的文字覆盖。玄雨看了之后说，写得冷静，但节奏不好，过于单一。端木云说，事实上我只想写一种死亡，被命运压制，透过三十年后的风景呈现，像一张明信片，正面是照片，背面是一些模糊的文字。玄雨认为，那些作家们解释说小说主要应该展现命运，可是，大师们都不会仅仅讨论命运，那至少是怯懦的，未战先败，命运既无逻辑也无人性。端木云说，请举个例子。玄雨说，不胜枚举，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变形记和等待戈多，都不仅仅是命运，炫耀命运的都是一些当代的畅销书作家，或者说，越是展现命运的人越是对命运理解有限。”这里，端木云们所思考的，已经不再是“事实”与“虚构”的缠绕问题，而是文学作品中命运感的传达问题。阅读这一段文字，我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个人也把命运感的表达与否，看作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重要标准，但现在看起来，这种认识最起码存在着明显的偏颇。正如同端木云和玄雨他们在讨论时指出过的，那些真正优秀的大师级作家，其实并没有仅仅停止在命运感的捕捉与表达上。很多时候，在表达命运感的前提下，进一步反抗命运，恐怕才是一种更重要的衡量标准。

　　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有一批文学青年成为了路内在《雾行者》中的集中关注对象，所以也才会有作家若干富有启示性的文学思考的生成。比如，关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某种特质的思考：“我说这很正常，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谈到，短篇小说更讲究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力，而长篇不是这样。小说写得越长，主体的裂缝产生，有一些直接崩溃了，有一些则像危楼。这时，客体想要占据优势，客体申冤，客体死而复生。短篇小说中不会出现的鬼打墙、鬼压床现象，在长篇里都会冒出头来。某种意义上，越是失控的，越可能是优秀的长篇小说文本。”事实上，也正是在拥有了足称丰富的创作经验之后，路内才会在《雾行者》中以夫子自道的方式，特别强调自己心目中的长篇小说理想：“这样一条公路，历史并不长久，它仍然是被塑造的产物，由多条公路拼接连贯而成，并赋予其固定的编号：318。它的空间存在就像时间的拼接术、人生的拼接术，最初，它像是一种天真的修辞手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那里，久而久之，它会用其独有的声调告诉你：这是我。我想象有这么一种长篇小说，经历不同的风土，紧贴着某一纬度，不绝如缕、义无反顾地向前，由西向东沉入海洋，由东向西穿越国境。我指的不是公路小说，更不是那种字面意义上的伟大文学，事实上，一级公路的宽度仅是双向四车道，与山脉河川不可同日而语。对某些人来说，这一诉说着‘我’的象征之物意味着可能去往极远之处，获得一种并不算太廉价的解脱，但也仅仅是意味而已。”这一段将318公路与长篇小说理想并置谈论的文字，出现在第五章《人山人海》中。这个时候的端木云，已经在仓管员的生活告一段落后，连同已经变身为纪录片导演的单小川一起，踏上了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路途。318公路，也叫沪聂线，以上海市人民广场为零公里处，一路向西，最终抵达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的中尼友谊桥，全长五千四百七十六公里，几乎与北纬三十度线平齐。即使没有机会亲自涉足，仅只是想象一下，我们也都可以知道这条公路的磅礴与壮观。从修辞的方式来说，想象一部如同318公路一样的长篇小说，当然是在表达一位写作者的长篇小说理想。事实上，这个时候的端木云，也已经把一位“理想者”的人生和一部理想的长篇小说，一起并置谈论了。在暗示《雾行者》正是一部如同318国道一样磅礴壮观的长篇小说的同时，路内也在以“反抗绝望”的方式来为灰暗、绝望的工业时代中国社会图景涂染上一抹希望的亮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注意到小说第四章与第五章结尾处的异曲同工。第四章的结尾处，置身于困境中的周劭，和自己的女友辛未来，谈论着父亲的临终遗言。父亲的遗言里，意外地提到了一个叫“麦哲伦”的地方。当辛未来询问周劭辞职后的去向时，“周劭说：我刚想到，我要去南半球看麦哲伦星云，浪漫得像傻逼一样，你去吗。辛未来说：当然奉陪。”两个志同道合的恋人，相约一同去看麦哲伦星云，当然是一种希望的亮色。第五章的结尾处，则是：“我们歪歪扭扭地下车，一群人站在道路边，很快，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惊。空气寒冷，雪还没有落下。小司说，从左往右数过去，依次是马卡鲁峰、洛子峰、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海燕说，此时此地，湿婆神、青色美丽的女神、圣母、大尊师，正同时站在我们眼前哪。”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但仅凭想象，也完全能够想像得到，当喜马拉雅山系位于中国境内的四座八千米以上的山峰，一下子出现在面前的时候，那样一种无法形容的强烈震撼。当路内执意用这样一种方式为《雾行者》作结的时候，一种反抗不幸命运的不妥协意志，就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

　　然而，要想表现反抗不幸命运的不妥协意志，首先必须有对不幸命运的充分呈现。而这，实际上也就涉及腰封上所谓“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层面，亦即路内对中国工业时代残酷与暴虐图景的描绘与表现。事实上，整部《雾行者》的内容共由两大块组成。一部分是文学青年以小说创作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形象呈示，另一部分，则是关于中国工业时代那些残酷与暴虐图景的书写。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端木云和周劭这两位核心人物形象，既是刚刚从大学走出不久的文学青年，也是中国工业时代血汗工厂的员工。路内在《雾行者》中对中国工业时代的深度透视与表现，正是通过这两位核心人物形象切入的。那么，究竟何为中国的工业时代呢？路内《雾行者》中的那个位于长三角地区的铁井镇，就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铁井镇原本只是一个以卤猪蹄闻名于周边的江南小镇。1993年，第一家大浴场出现在镇上。到1995年，由于整个东部城市都加速开发的缘故，铁井镇也开始引进外资，打造现代工业。先是获准成立开发区，“此后资本进入，均来自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小镇的一万多居民，过惯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并不愿意去流水线做工，即使愿意，人数也远远不够。1996年，开发区聚集了数万名外地打工仔，大多来自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四川，都是年轻人，具体数字不明，男女比例不明。人们习惯于把他们称之为流动人口，似乎他们来了又很快会离开，像某种大批迁徙的食草动物”。就这样，到了1997年的时候，由于外来人口的大幅度聚集，铁井镇的人口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增加了五倍。一个新兴工业小镇的初具规模，前后加起来，也不过只有短短的数年时间。

　　虽然路内并没有按照时间的序列来展开故事的叙述，但由于每一章都明确地表明了故事的发生时间，所以，我们便不难断定，整个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1998年到2008年的前后十年时间。这个时间段的设立，一方面固然正好相对应于中国的工业时代，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恐怕才能更精准地切合核心人物端木云与周劭他们的人生轨迹。端木云、周劭，当然也包括辛未来，他们都是无锡一所不知名大学的学生：“周劭的初恋女友叫辛未来，是大学同学，两人在无锡念书时，辛未来是学校文学社的副社长，爱写诗。那时候，还是1997年，周劭修企业管理，辛未来修财会。教育改革之后，两人确定都不可能分到什么企事业单位了，必须去人才市场找工作。”是的，敏感的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1997年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1997年，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非常关键的一个年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高等学校彻底取消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毕业分配制度，所有的毕业生都被推向了市场，只能自谋职业。但实际的情况是，对于如同端木云、周劭他们这样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来说，自谋职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走投无路”，端木云与周劭肯定不会沦落到去美仙瓷砖公司做四处流浪、漂泊无定的仓管员。端木云和周劭他们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的工业时代不期然地呈现为一种相互叠合的状态。在这个前提下，路内对端木云和周劭这样一些大学毕业的文学青年社会人生的谛视与表现，恰好也就是对中国工业时代那些残酷与暴虐状况的书写过程。

　　或许与路内本人真切的生存经验有关，我们注意到，在《雾行者》中，对工业领域的关注，始终占据着某种不可动摇的核心位置。这其中，甚至包括工业时代到来之前的“前工业”时代。比如，关于西南地区的“老三线”工厂，就不止一次地出现作家的笔端。一次，是出现在端木云以第一人称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人山人海》(亦即《雾行者》的第五章)中。端木云在重庆做仓管员的时候，曾经因为销售的问题，去到过一个“老三线”的钢厂：“他说老三线已经不行了，又解释道，很多厂关了，老工人无处可去，年轻人无事可做。我问，钢铁厂呢？他说，等到钢铁厂也不行的时候，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天塌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三线”工厂曾经的辉煌：“在过去几十年里，工厂什么都有，自属的小学、中学，电影院和商业街，医院和长途客运系统。总结他的话，是一个比小镇更完整的社会结构。”然而，等到七年之后，端木云再次来到钢厂的时候，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了：“那时候钢厂已经停产了，具体原因不明，总不外乎是亏损，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国内产能过剩等等原因。”映入端木云眼帘的，除了街上那些留守的老人和儿童，还有游泳池里一条死去的大狗。相类似的情形，也还出现在if(王静)的灾异小说《巨猿》中。饶有趣味的是，这个旨在书写偏远山区乡村人们不幸命运的小说中，作者却会把很多篇幅用来描绘展现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个钢厂的衰落情形。这个很明显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老三线工厂，正处于艰难的转制过程中：“作者所写的那个年代，工人失业，年轻人纷纷出走，附近小镇上暴力事件不断。”在我的理解中，if(王静)在《巨猿》中已经处于急剧衰落过程中的钢厂图景的描写，所折射出的，其实是作家路内对当年曾经兴盛一时的老三线工厂的关切之情。我们都知道，所谓“老三线”工厂的出现，是上世纪60、70年代特定政治社会形态的产物。在一种现在看起来相当荒唐的“备战”思维的主导下，把一批带有国防工业性质的企业从一线大城市搬迁到了像大西南地区这样非常偏僻的山区。如此，也就形成了一种违背社会正常发展规律的现象。那就是，在本来不具备发展现代工业的偏僻山区，却偏偏就出现了一批老三线工厂。正因为违背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规律，所以，等到进入特别尊重规律的市场经济时代之后，这些老三线工厂的衰落，也就是无法回避一种必然结局。能够在一部集中关注表现中国工业时代的长篇小说中，旁逸斜出地把明显带有畸形性质的老三线工厂的衰落纳入到自己的关注视野之中，说明路内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某种工业情结。“然而一切都中止了，衰落这个词并不恰当，是中止了，停摆了。”

　　路内在《雾行者》中真实地再现了工业时代的暴力与血腥图景。比如，辛未来不惜冒死卧底做深入调查的那一家欢乐食品公司。欢乐食品，是一家以次充好，专门加工过期或者变质肉类的食品公司。辛未来之所以要来卧底调查，关键在于：“这家公司的甲方客户中，有几个是响当当的品牌，一旦见报，影响很大。公司关门大吉，或者用公关费摆平。别误会，公关费不是给我，如果那样我他妈就得去坐牢。总之，要想办法把它曝光出来。”一方面，是血汗工厂的无耻与冷酷，追求最大利润的黑食品公司，竟然把自己经营成了带有某种色彩的“工厂监狱”。另一方面，是那些工人精神的冷漠与灵魂的麻木。日日生存于如此一种非人的状态，却偏偏一点都不自知。这样的工人，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鲁迅《药》里面茶馆里的庸众形象。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路内所描写的这个时代，距离鲁迅《药》所描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像欢乐食品公司这样的血汗工厂，不是单一的个案，而是工业时代的一种普遍现实。即如端木云与周劭他们俩供职的美仙瓷砖公司，情况也同样如此糟糕。美仙瓷砖公司是铁井镇开发区最大的一家台资企业，主营瓷砖和人造大理石。“常规情况下约有一千二百名蓝领工人，一百名白领职员，十到十五位台湾籍督导。四十多名保安，以及数量难以统计的外地分销处销售员。”既然是血汗工厂，工人做工与生存条件之严酷也就可想而知。“穿灰色制服的工人从长龙式厂房的东边进入，除了午饭，其余任何时候你都休想见到他们。这些人是操作工，当周劭问他们在做什么时，童飞的回答是：他们在发疯似的干活。”关键的问题是，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即使是在酷热的夏日，这些蓝领工人都无法喝上洁净的饮用水。还有那些可怜的棒棒。棒棒，是四川话里挑夫的意思。“棒棒们按装卸吨位计算工钱，由工头负责发放工钱，他们没有工号，没有宿舍，大部分是文盲，相当木讷，保安都懒得打他们。”如此这般辛辛苦苦一个月，一个棒棒的收入不过才只有五六百元。尤为糟糕的一点是，这些棒棒不仅都有着严重的静脉曲张，而且干到最后都是因为心脏爆掉而死去。工作条件与工资收入都这么差，这些血汗工厂到头来也只能靠野蛮的保安来维持基本秩序了。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如同杨雄这般暴虐无比的保安人员的用武之地。毫无疑问，也正是立足于如此一种残酷暴虐的现实，端木云才会把包括台企美仙瓷砖公司在内的铁井镇称之为监狱。与这些棒棒或者流水线作业的工人相比较，如同端木云和周劭这样外放的仓管员，其生存条件已经算是比较优越的了。

　　身为美仙瓷砖公司的仓管员，端木云和周劭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日常工作过程中，肯定要接触一批工作在该公司的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以及保安人员，这样一来，通过这两个核心人物形象，包括林杰、杨雄、梅贞、鲁晓麦、郑伟、俞凡、周育平等人在内的一众在底层打拼的年轻人，亦即小说中所谓的“江湖儿女”，自然也就进入路内的关注视野之中。尽管作家并未给出“江湖儿女”的具体解释，但由于置身于汉语语境中的缘故，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由此而联想到古代那部专门书写江湖世界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于《水浒传》所书写的梁山泊起义，人们总是习惯于从所谓“官逼民反”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这一解释，或许从历史的角度尚可解释得通，但如果仅仅着眼于《水浒传》的文本，就未必能解释得通。细细想来，大约只有林冲的遭遇，谈得上是被“逼上梁山”，其他更多好汉的梁山聚义，其实更多带有主动选择的结果。不知道路内的初衷如何，但在我的理解中，他之所以要提出“江湖儿女”这种说法，其实也与工业时代青壮年人口流动性的加强紧密相关。工业时代的这些打工者，由于他们工作不稳定，总是处于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游荡的缘故，所以，也不妨被看作是工业时代的游民阶层。某种程度上，即使是像端木云和周劭这样不断被调换工作岗位的仓管员，也都可以被归入这一新出现的游民阶层之中。如果说路内关于“江湖儿女”的说法，的确与《水浒传》存在着差堪比拟之处，那么《雾行者》中那些总是与打工者们联系在一起的罪案，也就可以与梁山好汉们的杀富济贫的行为相提并论了。是的，不是其他，正是一桩又一桩不断发生的罪案，成为了《雾行者》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构成。唯其如此，《雾行者》方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干脆被看作一部罪案小说。

　　说到《雾行者》中与“江湖儿女”紧密相关的罪案，就不能忽略在铁井镇提起来就会令人色变的所谓“十兄弟”。小说中最早提及“十兄弟”，是在第一章《暴雪》中：“你们总部有人反映，说林杰是十兄弟。周劭也给自己点了根烟，回忆了很久，说：也许吧，上个世纪末时，他妈的，身边很多年轻人都自称是十兄弟。十兄弟就像是个玩笑，人们恐惧的根本不是黑帮。李警官问，恐惧什么。周劭说，恐惧那种只有成为黑帮才能获得一点刺激的乏味生活。”周劭所谓“只有成为黑帮才能获得一点刺激的乏味生活”的这种说法，更多地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谈论，是在以一种智慧的方式表达着对工业时代工人们日复一日庸常生活状态的厌憎与否弃。事实上，从“十兄弟”形成的初衷来看，更多反映出的，恐怕是相关当事人面对着一个残酷暴虐的工业时代一种以互助的方式自保的心理诉求。具体来说，“十兄弟”的十位成员分别是俞凡、杨雄、林杰、鲁晓麦、张泽华、傅民生、俞恒、徐丽萍、周伟彬以及汪忠铭。除个别人外，其中大多数都跟美仙瓷砖公司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关联。关于“十兄弟”形成过程的具体描写，出现在第五章《人山人海》里。在“十兄弟”早已死的死、伤的伤，事实上早已不复存在之后，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鲁晓麦，以回忆的方式给端木云讲述了“十兄弟”的形成过程：“那么十兄弟这个名头是谁想出来的？当然是傅民生。第十个人叫张泽华，是徐州人，俞凡的朋友。”“当时还没有大规模扫黑，帮派听起来很威风，然而也很幼稚。当张泽华提出他们应该给团伙取个名字的时候，众人嗤之以鼻。只有傅民生附议：就叫十兄弟吧。”由鲁晓麦的追述可知，工业时代的带有明显江湖性质的“十兄弟”，不管怎么说都无法与《水浒传》里那些一味劫富济贫、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们相提并论。与其说他们是要闯荡江湖，莫如说是试图在残酷暴虐的工业时代，求得一份但求自保的安全感而已。事实上，置身于如此一个残酷暴虐的工业时代，即使是“十兄弟”，要想自保也不可能。这一方面，俞凡、傅民生、杨雄、林杰他们几位那虽然带有几分快意恩仇意味但最终却难免的悲剧性结局，就是明证。这里，需要稍加展开一说的，就是那位看似凶悍无比，但最终却死于非命的公司保安杨雄。这位残酷殴打员工无数的保安，之所以会表现得那么有恃无恐，从根本上说，其实还是他背后的那家台企高层一味纵容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这家血汗工厂正是要借助于天生就有某种暴力倾向的杨雄，来达到维持公司运行秩序的目的。就此而言，杨雄最后的被杀，其实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

　　事实上，就路内在《雾行者》中的相关描写来看，人性中残酷与暴虐，很多时候都是被工业时代整体上的那种残酷与暴虐催生而出的。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一个例证，就是“假人”林杰人生最后阶段的疯狂报复。如果说残酷暴虐的工业时代也带有一定的蒙面性质的话，那么，如同林杰这样的“假人”，就可以被看作蒙面时代的蒙面人。按照小说的叙述，仓管员林杰是在1999年一桩发生在H市的价值二十万元的大理石失窃案发生后失踪的：“除了林杰本人之外，案件没有什么疑点，警察并没能抓到他。事实上就连他的姓名、籍贯、年龄，大家都不能确定。只说这小子身高一米七五，帅气，好相处，爱喝酒，可能是贵州人，可能是四川人。”但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林杰，却是一位很有异性缘的很是有一些魅力的年轻男性。这一点，我们从美仙瓷砖公司储运部的梅贞以及妓女丽莎两位对他的深情眷恋上，即不难感知一二。根据鲁晓麦后来的分析，林杰曾经一度成为储运部的明星员工。如果不是他不幸栽在H市，他极有可能会很快成为童德胜的副手。但事实上，发生在H市的那桩大理石失窃案的作案者，不仅不是林杰，而且连同林杰在内，也都是被王宏卫以及张范生他们几位联手陷害的。也因此，此后长达五年之久的失踪，其实是林杰刻意蛰伏图谋报复的五年。对这个过程中，路内曾经借周劭之口，给出了简洁而精辟的分析：“周劭说，具体的事情不知道，只能讲个大概的推测：从前有一个仓管员，被那几个人给坑了一把，消失了五年，现在又回来了；看这样子，他杀了邓文迪，可能干掉了张范生，现在又杀了王宏卫，该杀的人都杀了，而且抢了钱，谁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回来干这一票呢。”但林杰自己，到最后也为此而付出了在火车站被警察击毙的惨重代价。一个原本并没有残酷与暴虐天性的时代青年，到最后竟然会彻底蜕变为一位不惜连杀数人的报复者，林杰的这种变化过程，从根本上说，其实是拜这个残酷暴虐的工业时代所赐的结果。更进一步说，在很多时候，时代与人性的残酷与暴虐，是共存共生且互为因果的。路内《雾行者》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强有力地揭示出了这一点。

　　在结束我们的全部论述之前，还可以提到的一点，是《雾行者》中象征手法的自觉运用。比如，那一列开进隧道后便不再出来的火车：“周劭带着胡小宁离开售票厅时一直在想，这一幕好像发生过，对的，凌明心。但凌明心像是一个不曾存在过的人。又想，在凌明心的身上，某一瞬间我像是感觉到了辛未来。辛未来简直像是一座灰飞烟灭的城市，一列开进隧道却再也没有出来的火车。”“后来，周劭对胡小宁说：很多人，就像火车开进隧道，但并没有出来，你去隧道里追问，发现那里空空荡荡，火车曾经冒着烟，发出巨响，像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疾驰了很久，它不可能消失，但确确实实，它竟然消失了。”我们注意到，或许与周劭身为火车司机的儿子有关，这样的一个火车意象，在《雾行者》中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重要意象，连同“雾行者”这样一个标题，其象征的寓意很显然：一个工业化的时代，连同如同端木云、周劭以及辛未来这些文学青年，包括林杰、杨雄、鲁晓麦等“江湖儿女”在内，所有的一切可能都处于在一片大雾之中摸索前行的状态之中，迷茫而无助，伤感而凄凉。好在也还有如同逆戟鲸这样的意象存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第三章端木云和房东女儿顾青桐的对话过程中。“有一天房东的女儿说，逆戟鲸是一种悲伤的动物，逆戟鲸就是虎鲸，就是杀人鲸。那语气天真。”“逆戟鲸是最迅猛而聪明的海洋动物，它们甚至杀死海豚和海豹，但对落水的人类啊，或者是站在海边的人类啊，并不施以攻击。别以为所有的齿鲸都这样，伪虎鲸就会杀人。”很显然，正因为逆戟鲸从来不杀人不伤人，对人类特别友好，端木云才会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与此同时，我们更需注意到路内在小说正文前面所特别给出的那句内容为“摩诃迦卢尼迦耶”的题记。所谓“摩诃迦卢尼迦耶”，就是大悲者的意思。把这一题记，连同那个逆戟鲸放在一起，路内意欲抚慰工业时代人性的残酷和暴虐的那样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