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坤

　　关于“我”的文章，是极难写的。现在，我却要写一篇多少与“我”有关的东西了。

　　事实上，一部分自传性成分，已散布于写过的作品中，散布于那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人物身上，同时也在句式、腔调、结构中显露，在价值的择与弃中显露。不过，这些成分也可在另一些地方游荡，即他人的词汇、句子、文本内。如何将自己看得更清楚？当局者迷，有时，非经由他者“引介”不可。起“引介”作用的他者，既可以是同路人，也可能是持不同理念的人。甚至，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他者映照下的“我”之形象，才是最清晰的，虽然，他者可能只在谈论别的话题，绝非那个具体的“我”。

　　因此，不如做一回文抄公，引他人鸿文装点一番贫瘠的“我”。下列引文中，多少游荡着一些“我”的影子。又怕被责全然没有自己的话，总还要加几句不痛不痒的按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仍不免割裂语境、生搬硬套、一锅乱炖、过度阐释之讥，这是我要提前认同于读者诸君的。读书不多，如被误会掉书袋，则我的虚荣心得到小小满足。引文的选用，有很大随机性，跟我整体的视阈相关，跟我最近读的一些书相关，跟我为写这篇稿子重温的一部分内容相关。需说明的是：下引一些大贤文字，绝非斗胆比附。正如上文多少已谈及的那样，大贤文字即便在说特定话题，亦具一定普遍性。

　　一、啊，从巴黎到中国，当全世界/把目光集中到你的学说，啊神圣的圣西门。/黄金时代将会重新辉煌地到来，/河川将会流溢着茶叶和巧克力；/烤熟的羊将会在原野上跳跃，/奶汁狗鱼在塞纳河里游嬉；/煮熟的菠菜从田地里窜起，/油煎面包的碎片俯拾皆是。/树上结满糖煮苹果，/大包大捆丰收在即；/美酒如下雪，小鸡如泉涌，/配着萝卜花，鸭子从天而降(朗格勒和范德布什)。

　　案：我在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一书中看到朗格勒和范德布什这首题为《路易-布朗兹和圣西门式戏谑》的诗。我愿意称之为诗。每次读，都带给我一种直截的、迅疾的感官愉悦。一是因为那种程度的满溢，满足了一种贪婪，一种对丰盈的渴望。再来因为所谓的“路易-布朗兹和圣西门式戏谑”罢，我不知其确切定义，想来跟一种“出其不意”相关：树上结苹果，树上怎会结糖煮苹果？但它出其不意地容纳了不同领域事物，刺激了我们的想象。这种“路易-布朗兹和圣西门式戏谑”，或还有别的一些名称，法国文学中不时可见。

　　当然，这首“小诗”令人想起儿时读过的童书。童年时代，我们是可能相信“树上结满糖煮苹果”的。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现实感，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某种形塑。前些时候，我在另一本书里读到些非洲树木的名称，唤起了这首“小诗”带给我的相似感觉：咖啡树、面包树、牛奶树、蜡烛树、腰布树。在我的想象中，面包树之所以叫面包树，是因为会结很多像菠萝包似的果子，后来发现主要是树干长得像更粗壮的法棍的缘故。

　　童年时代，我们是可能相信“树上结满糖煮苹果”的。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现实感，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某种形塑

　　童书早不知丢哪去了，因此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哪一本确切的书中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词句。但体验、感觉早已沦肌浃髓。

　　二、他打开放大镜上的小灯，贴近镜子仔细查看自己的皮肤，只见鼻翼四周长出了几颗粉刺。它们看到自己在放大镜中的模样竟然如此难堪，立即匆忙缩回到皮下(鲍里斯·维昂)。

　　案：这是法国作家鲍里斯·维昂的长篇小说《岁月的泡沫》(王聿蔚译)首段中出现的话。这书我前几年翻了四五页，受到吸引，却被什么事情打了岔，没继续读下去。但包括上述引文在内的几句话，我记了下来。

　　粉刺见到自己模样难堪，匆忙缩回到皮下，其实也是一种“路易-布朗兹和圣西门式戏谑”。我们知道，粉刺从来不会如此懂事，干出这样的事情来，相反，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它们往往不受掌控地更疯狂地凸显出来，颇有种傲视什么的姿态。

　　青少年时期，我有一些习作，说穿了就是不知所谓的涂鸦。如果它们有一点自知之明，当时就该学习鲍里斯·维昂笔下的粉刺，赶快缩回到皮下去罢。不过也值得提一句：那时候的创作——哦，该说涂鸦——热情是丰沛的、高涨的，如今是比较难追寻的了。

　　三、这些先生是多么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职务，他们碰到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时，陷入多么强烈的绝望之中。他们的处境也不是很容易的，如果认为他们的处境总是一帆风顺的话，那就对他们太不公道了……法院的诉讼程序一般地说总是对低级官员保密的，因此，他们对于正在处理的案件的下一步进展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案件，他们往往既不知道这些案件的来龙，又不知道这些案件的去脉。这样，他们就只能了解案件的几个孤立阶段中的一些情况，而对案件的终审判决以及作出终审判决的理由却一点都不知道……至于案件的进展情况……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比辩护律师知道得还少(卡夫卡)。

　　案：出自《诉讼》(孙坤荣译，又译《审判》)。当时，读至此处，颇有些惊讶：向来被批判的人物、体系，竟也有严肃，孜孜矻矻的一面。可见好的文学作品，总富多个层次。记得跟人开玩笑说过：对卡夫卡笔下底层司法体系工作人员，竟生出许多同情许多好感！

　　因为那些位于底层的大人先生们的困境，也是我写作的困境。我们有一腔热情，但是，关于要写的事，往往既不知道来龙又不知道去脉，那么，到底能写出个什么，写到何种程度，都是巨大疑问。这不仅是写作初期会产生的问题，恐怕会延续很久，乃至一生，整个处在“认知零碎阶段”。而且，经过努力，我们可能了解一些事情，然而也谈不上有多整全，且很快又在写作中耗尽了，重又进入自以为摆脱了的那个阶段。严肃，孜孜矻矻，是好的品质，但最后不一定带来多少成果，这难道不是我们一早就需要明了的吗？

　　为了解案件进程，卡夫卡小说的底层司法工作人员得时常请教辩护律师。为写出点什么，我们也可请教一些人(同道者以及持不同理念的人)，多抓住些生活。问题是，尽管我们不忘记生活，但生活的很多道门其实对我们是封闭着的。如何打开？

　　四、我们从现实逃入梦中以逃避真实生活的僵局，但是我们在梦中碰到的东西却更加恐怖。结果，我们名副其实地“从梦中逃回现实”。一开始，梦是那些无法忍受现实的软弱者的避难所。到后来，现实原来是那些意志上承受不了自己梦境的人的避难所(齐泽克)。

　　案：这是思想家齐泽克评大卫·林奇电影《妖夜慌踪》的一段话，在我看来，有一种多方位的犀利。

　　面临困境，不免逃避，抓住那一点点逃避的快乐。人们一般不曾设想，梦可以是比现实更沉重的东西。无节制地吃太多如泉涌的小鸡、从天降的鸭子，喝太多流溢的巧克力和美酒，必会堆滞成一团面目全失、不知为何的臃肿之物。沉溺，会有溺毙的危险。有时，我们还留恋那一点点快乐的，但惊怖将我们推回现实。齐泽克说重返现实，说得好像是有些丢脸的事，但现实永远是我们的校准器。不过，我想，认清现实，不一定要全然地被现实所拘，扼杀所有梦的能力。因此，齐泽克的这段话，至少从现实、梦境两方面为我们带来教益。

　　齐泽克说重返现实，说得好像是有些丢脸的事，但现实永远是我们的校准器。不过，我想，认清现实，不一定要全然地被现实所拘，扼杀所有梦的能力

　　不知道是不是隔得久了，“重返”后，现实中一些平平常常乃至苍白的事物，于我似乎都有了别的意味，焕发别样光彩。我想，这是“视差”带来的好处。

　　五、……不得不重新采取另一种制度。我所指的是那种断断续续、宽宽松松、笼头不勒得太紧的教育。里夏尔先生非常擅长于这种教育，因为他生性游手好闲。多少次我们边散步边上课！阳光是否会蒸发我们的热情？我们高声说：“这么好的天气把自己关在家里，简直是罪过！”我们起初沿着一条又一条街溜达，一边切磋，观察，思考。但第二年，我们的散步有了一个目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里夏尔盘算又要搬家，他原来租的那套房子对他显然不适合，需要找一套更好的房子……于是，出于好玩也出于需要，我们到处找广告牌，见到写有“出租”二字的房子就去看。

　　在豪华的大楼，在贫民窟，我们爬了多少楼梯！我们喜欢上午出去寻找。房子往往并不是空的，我们撞见里面的人刚起床。这种以发现为目的的漫游，让我学到的东西比看好几本小说还多(纪德)。

　　案：2020年12月，我读了安德烈·纪德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罗国林译)，发现这几段，当即抄下来，觉得可以起名叫《找出租房学》。

　　我多次表示过：晃荡，闲逛，在我生活中蛮重要的。在别处，我曾说：“喜欢到处走走，倒不是说一定要去什么特别些的地方，常常可能只是家附近一条习焉不察，走过去却觉得有些陌异风景，因之颇能刺激眼球、大脑的小路——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小路。有时候，走一条常走的路，也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我时常问自己：我们真熟悉生活于其间的城市、乡村吗？我觉得，至少我是不太熟悉的。”前段时间，我试图将自己的六篇小说放在一块，组个集子，发现其中五篇都提到了坐公共汽车，当然六篇都在走路。

　　另外，当我们对全局无把握时(极大可能，这会是种永恒状态)，可先集中写一种事物，一个局部——一块碎片，没准能产生“全息”之效，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据说萨德讲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情感聚集在一点之上，仿佛放大镜下的日光，无论落在什么上面，都瞬间将其点燃。”瞬间点燃不点燃我不晓得，但我欣赏这种聚集在放大镜下的一束日光。

　　在此，我还想一提纪德的文体。我们一般读者，是将纪德的一些虚构半虚构作品统称为小说的。纪德本人，对这些作品，却有多种分类：一、专论(traités)，如卞之琳先生翻译的那本《浪子回家集》里的作品。二、故事，如著名的《背德者》、《窄门》等作品。三、傻子剧(sotie)，照纪德传记作者之一艾伦·谢里登的说法，“傻子剧”最初是中世纪后期法律学生和学者上演的讽刺戏剧。纪德将自己的《梵蒂冈地窖》等作品称为“傻子剧”。四、小说，纪德认为自己只写过一部小说：《伪币制造者》。虽然，在《伪币制造者》中有故事，有议论，也有大量辛辣讽刺，人物的厚浅深度好像跟“故事”、“傻子剧”里的也差不多。可不管怎样，纪德的分类我觉得是有益的，至少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另一方面，在这里，也可以照见文体游移的可能——什么？小说还能当论文写？

　　六、我不太喜欢博物馆……我发现自己置身僵冻生物的乱军之中，它们每个都要求它自己存在，这要求当然不可能实现……我眼前展开一种怪异的，经过组织的混乱……不久之后，我就再也不晓得我到这里是做什么来的……这些彼此独立而且含有敌意的奇观，对你袭来，而且它们愈是彼此相似，敌意就愈大，这真是个悖论……人的耳朵不会受得了十支管弦乐团同时演奏，人的精神也无法同时追从许许多多彼此判然有别的操作……一开始感觉，眼帘就不得不映入一幅画像和一幅海景，一个厨房和一场凯旋，姿势和处境千般百样的人物角色……彼此吞噬的作品……现代人，他的技术手段太多了，累得精疲力竭，而且唯其丰富过度，反而落得赤贫……资本过大，变成没有用的资本(瓦莱里)。

　　案：我在意大利学者、小说家翁贝托·艾柯的《无限的清单》(彭淮栋译)一书中看到了法国诗人、批评家保尔·瓦莱里的这段议论。瓦莱里是我最欣赏的批评家之一。

　　这段话是瓦莱里在1923年说的，不知道瓦莱里对如今的博物馆会有何观感？不过，我想，如果瓦莱里生活在当下，恐怕还没进博物馆，就被日常生活中四处弥漫、极力争夺注意力的景观迷晕了眼。这景观，愈发奇幻、奇诡。在奇观中行过，与真的生活，到底不一样。不管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人，还是本世纪20年代的人，没有多少会像瓦莱里那样，不欣赏这种奇观，不迷恋某种数量多到变得抽象了的“物”。如今，这种欣赏、迷恋只有更甚。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所患的通病。奇观的膨胀，消融了梦与现实的边界，使人们位于同一境况，凝滞在那里。

　　如何突破？

　　七、维特根斯坦开始认为，哲学家不应教授学说和发展理论，而应指出一种达到清晰的技术，一种达到清晰的方法。对这一认识及其含意的阐明，把他带到了“一个真正安稳的所在”。“我知道我的方法是对的，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我也是个生意人：我想我的哲学像做生意：把一些事搞定，把一些事安顿好。”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过渡阶段”随之而结束。

　　在哲学中我们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建造一栋房子。甚至也不是奠定一栋房子的地基。我们仅仅“收拾房子”(瑞·蒙克)。

　　案：出自英国哲学教授、哲学家传记作者瑞·蒙克《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王宇光译)一书。上节瓦莱里的喟叹中，其实已包蕴舍弃之意。重要事情，值得重复，分角度论述。

　　“做生意”，“收拾房子”，不过平平常常的话，任何一位生意人、家庭主妇都会提供给我们相同训诫似的，但其中有深意，就算不是维特根斯坦所说，也应重视，有所应和。

　　舍弃，不与我们追求丰盈的梦想相冲突？其实不然。追求丰富，一种办法是叠加，但删节带来的空间，亦可能是丰富了的，留出了余味的。

　　整理，排列谨严，使之清晰。我们不是天才，也不是家庭主妇，但我们也有收拾、整理的义务。在我看来，首要的，在于明确自身界限，晓得自己做得了什么，做不了什么。该留的留，该扔的扔，该摆好的摆摆好。体现在写作上，我们是要“收拾”一个文本的，明确留下我们所知晓、认可的。

　　但与第六节所讲情形差不多，虽像是简单道理，人人都说得出来似的，但多少人真去做了，又获成功的？简单的道理，不一定促成真实的行动。人人都有可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被迫陷入孤独。瑞·蒙克说：“他只能游荡，收拾自己的屋子……”(中译本初版第304页)何不响应之？

　　人人都有可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被迫陷入孤独。瑞·蒙克说：“他只能游荡，收拾自己的屋子……”(中译本初版第304页)何不响应之？

　　八、如果你只愿意到罗马一次，那么你应该尽力清楚地记住那七座山丘。但是，如果你还乐意重返罗马，那么你丝毫不要有这种准确的记忆，相反，要避开它……(司汤达)

　　案：我在法国文学批评家让-皮埃尔·理查《文学与感觉：司汤达与福楼拜》(顾嘉琛译)一书中看到这段引文。

　　让-皮埃尔·理查评价说，司汤达有一种自觉的不准确的技巧，发现了拯救自己生活新鲜感的方法，是一种“明智的和有意识的无知的策略”。在乐意重走相同路线的闲逛者、观察者那里，这确是种高明技巧。目光这种东西，从来都是可以刷新的，我们期待刷新后的目光更锐利、准确。这里有一种重复，但又不仅仅是重复。

　　重返后，依旧有失败的可能，比如找不到原本地方了，达不到自己原本设置的目标了，等等。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总是可以从头再来过，刷新再刷新。仍旧失败？那就这样罢。而且，为了有再重返的可能，再刷新的机会，是不是保持败绩才比较明智？

　　九、继续向内陆进发，会遇见一个住土蜂房屋的部落，蜂房屋既没有门，也不开窗，要从顶上的小洞爬进去。每年春天，雨季如期而至，把蜂房屋全部冲走，部落里的人就退到山洞里住，好像没事儿人一样，用石头雕刻出许多眼睛，其神态之丰富，不知有多少衷曲要默默倾诉……教士们把印第安人带到各地，带到干旱的苔原上，甚至带到丘陵山峦之间。印第安人也总是性情驯良，乐于助人，建起一座又一座高大的教堂，顶上有雉堞，立面用粉红色的灰泥装饰得艳丽非凡。工程结束时，印第安人一个个瞪大眼睛，盯着自己的成就，仿佛在向自己表示祝贺，然后就溜溜达达地走开，坐在阳光下，弹奏起只有三个音的原始乐器(安吉拉·卡特)。

　　案：出自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的长篇小说《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叶肖译)。安吉拉·卡特以暗黑风格改写过一系列童话故事，挺出名的。此处的叙述自然不能当精确的民族志、历史叙述看待。在这段故事中，印第安人被奴役，处于一种暗黑的境况中，与此同时，印第安人面对自己的创造的态度，又有一种洒脱、敞亮。

　　可以说，我要在我自己的创造的陋室里一直住着了，如果能侥幸打出几件尚算结实的家具，也无需凝视、赏玩多久。没准，以后有机会重新望上几眼，有另一种乐趣也不一定。得先创造出这样的可回望的机会。因此，我欣赏安吉拉·卡特的这个段落，绝不以为是一种戏谑。我欣赏那决绝，那必要的忘性，那不凝滞，觉得是可以靠近的。

　　我要在我自己的创造的陋室里一直住着了，如果能侥幸打出几件尚算结实的家具，也无需凝视、赏玩多久。没准，以后有机会重新望上几眼，有另一种乐趣也不一定。得先创造出这样的可回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