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光的空间绍兴路店
朱绩崧：回顾2020年，这是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都被迫以“不出场”的方式，“介入”公众事务的一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突然强势介入了人类文明，至今都没有撤退的迹象。岁月静好的琉璃，碎了。年初居家隔离，我只能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来“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它还在运动的话。至今难忘那些令我深夜凝噎的消息、视频。有位网友在大雪地里挖出五个字，往下一躺，压成感叹号，悼念那位最著名的吹哨人；有个女生在午夜嘶哑地哭喊着，送走刚去世的妈妈，却无法再见最后一面……
这不是我第一次“想象”末日。2003年SARS肆虐之际，二十四岁的我甚至写好了遗嘱。我天生有呼吸道的基础疾病，一旦感染，八成送命。这次来袭的病毒，最终定名SARS-CoV-2，仿佛是2003年病毒的2.0版。然而，我没有写遗嘱。
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家上了一学期的班。学校、出版社都不让去了，酒店的健身房也关了。业余有了大量闲暇，我不再奔波劳碌，便想起这些年烂尾的几本书，从头读来。甚至还写了一阵子日记——可惜，恢复线下上课，就中断了，这让我如今时时有辞职的冲动——试举一例：
2020年3月21日 土曜日 晴转雨 16～28℃
【知】〖书〗〗〔史〕吕思勉《吕思勉文集·白话本国史》上册〔全二册；上海：上海古籍，2005年；影印PDF〕：明页码第38～62页(第四章、三王时代)〖记〗〗吕诚之谓古人注文用“盖”字，皆疑辞。又谓古人都邑所在，不过传得个大略。又谓古人城名、国名分不开，迁新都仍用旧名，如晋国之新绛、故绛，又殷商都于亳，所迁新都亦称亳。又谓汤一人灭夏，文、武、成王三世相继以灭商。又谓西周建立后，势力扩展唯有两个方向：出潼关，达于河洛；出武关，达于江汉。昭王南征不复，即征楚败绩而死。又谓犬戎强大，在周之西，后与周国东南方之申国夹攻，西周遂亡。商、秦覆亡，情势类此。
【知】〖书〗〗〔史〕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1994年；影印PDF〕：明页码第276～282页。
【知】〖编〗〗《庚子疫情述要》：审改第12号(电邮)。
【知】〖译〗〗“自娱自乐”期刊乙种目录：2020年第2号(电邮)。【乐】〖影〗〗Impossible
Monsters. Dir. Nathan Catucci. US: Impossible Monsters, 2019(gqdytv com)〖感〗〗沉闷，无聊，不知所云，辣鸡。【乐】〖视〗〗《安家》〔安建导演，孙俪、罗晋等主演；上海：耀客传媒等，2020年〕：第五十一至五十三集(终了)。〖感〗〗据说剧作者乃六六，果然是以落后的农耕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糖衣炮弹。结构上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一些头绪不了了之，如“老油条”到底跟哪个女人走，再如“八哥”与“九八五”怎么样了，更如潘贵雨病势如何。总之，此剧看个热闹，打发时间而已。又，王自健平阳落虎，演此剧表情呆滞，广告化妆直如纸人。某友甚粉罗晋，不解。孙俪老矣。
【乐】〖视〗〗《三生三世枕上书》〔杨玄导演，迪丽热巴、高伟光等主演；上海：企鹅影视等，2020年〕：第一至三集〖感〗〗似不如《十里桃花》吸引我。
【食】〖早〗〗绿豆糕、紫糯米、红豆沙、薯片〖午〗〗鸡肉、猪肉、丝瓜、花生、香菇、黄豆芽、香菜、巧克力。〖晚〗〗猪肉、鱼肉、青菜、生菜、辣椒酱，紫糯米、红豆沙、红枣、苹果。〖饮〗〗水、武夷茶(大红袍)、红茶、乐乐茶黑糖波霸脏脏茶(去冰、薄牛乳)。
回头想来，我内心的底色大概是乐观。就算明天要死，今天也要做点于自己有意义的事，决不该用焦虑虚耗人生的结尾。
我现在打开同花顺APP，统计一下自己2020年股票投资的收益率，结果是接近百分之七十，是2001年开户以来最好的业绩。在疫情最艰难的日子里，在特朗普爱发推特的日子里，我咬紧牙关，逼着自己在万绿丛中买入银行、券商、地产、保险、机场板块。这一切在7月初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真不是凡尔赛。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以上是内卷大潮里一介市井小民的2020年。他活了下来。他不禁想象，未来的历史书写里，这一年又会是怎样一片景象。
梁 捷：2020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我被要求上网课。我只能在电脑屏幕前与一群几乎没有见过面的年轻人交流。上课之前，我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过去三十年里发生过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什么？”有人回答是“911事件”，有人回答是“中国加入WTO”，还有人回答“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回答分税制改革的同学，大概预期能从我这里获得高分，因为这个答案暗示他熟悉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批流行学术文献。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没有人告诉我，当下正在经历的、每天仍然让我焦虑不安、茶饭不思的新冠疫情，可能是这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事件。而且不正是这种无形的病毒，让我和学生不得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交流吗，为何它反倒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当我说出自己的答案时，马上有数位同学提出反对意见。有的说，我们已经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甚至经历过2008年的大地震，所有这些灾难很快都过去了，这次也不会例外。还有人说，我只是以自身经验来评估，并没有经过学术文献的权威认证。
我已忘记怎么上完这堂课。但是这一次的开学经历，对我的触动不亚于病毒本身所造成的影响。一方面，人类的韧劲远超一般想象。面临如此巨大的社会冲击，每天负面消息铺天盖地压来，仍然无法对年轻人的世界观造成分毫动摇。另一方面，人类互通的情感如此匮乏，每天见到的消息，却远抵不上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与自身看似毫无关联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
面临如此巨大的社会冲击，每天负面消息铺天盖地压来，仍然无法对年轻人的世界观造成分毫动摇。另一方面，人类互通的情感如此匮乏
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这只是我的2020年，而不是能与大多数人分享的2020年。同样是坏消息不断、被困家中的一年，有人当作一个长假，也有人把它当作勤奋劳作、超越同侪的良机。一次视频会议中，某个教授得意地表示，疫情发展到现在，自己不受任何打扰，每个月自己都可以写两到三篇论文，效率为过去数年中最高。听得我目瞪口呆，因为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甚至读书都很麻木，各种情绪积郁在胸中，气都透不过来，谈什么写作。
不过我还知道很多学者把“大疫之年”变成了“奇迹之年”，所以专门找了一本牛顿传记来学习。1665至1666年，伦敦爆发鼠疫，据说共有八万人死于这场瘟疫，占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剑桥距离伦敦不远，也受到波及，所以牛顿干脆回归出生之地伍尔索普庄园，安心科学研究。在接下去的一年里，牛顿发明了微积分原理，又对光进行了分解实验，甚至还提出了万有引力的初步设想。牛顿在一年里就对科学的多个领域做出巨大贡献，这一年是他当之无愧的奇迹之年。
当时英国的通讯手段落后，伦敦有什么消息要传递到牛顿那里，可能邮差得骑马走上一个礼拜。也只有如此，距离才能隔绝大瘟疫。牛顿一个人发明了这么多东西，孤军奋战，因为他没有受到太多外部消息的干扰。这种环境，这种奇迹，在今天都不复存在。
我又找来爱因斯坦传记来读。1905年，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向德国《物理学纪事》杂志提交了四篇论文，其中包括分子运动论、狭义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说，彻底改变物理学的面貌。其中那篇光量子假说的论文帮他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多人认为，爱因斯坦这一年的工作配得上三个诺贝尔奖，这是他当之无愧的奇迹之年。
爱因斯坦又是如何创造奇迹？1902年末开始，爱因斯坦与两位密友定期聚会，并为聚会起了个名字“奥林匹亚科学院”。他们定期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共同阅读前辈学者的著作，既读科学书，也读哲学书，甚至还读拉辛、狄更斯以及塞万提斯的书。这段读书经历对爱因斯坦极有帮助，逐渐催生出那么多奇妙想法。
读到这里，我如释重负。从3月开始，我也开始定期和一些密友在zoom上聚会，读读书聊聊天，期待我的奇迹之年也在前面不远。
张 闳：今天会议的主题很奇妙，“介入·观察·幻想”，三个主题词至少有两个属于医疗术语。介入和观察，属于某种医疗措施，放在这里作为今年的这个年份的总结，很有意思。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究竟是否需要以及能否“介入”这个时代，又能够“观察”到些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或许至少它们寄托了文艺家们的某种“幻想”。面对现实生活，文艺家们总有“介入”的冲动，总想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对一个时代的病症起到某种缓解和疗救作用，尤其是对于心理性的创伤。一般认为，文艺可以抚慰人的心灵，文艺的光芒可以驱散死亡的阴影。可是，他们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介入”现实，以及“介入”之后又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文艺家们尤其显得乏力。奇妙的是，文艺作为疗救，正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可是，我们的文艺本身就问题重重。文艺疗治心灵，如果不是一种聊以自慰的幻觉的话，那么，或多或少也可以是一种古老的奢望。另一方面，文艺家自己也置身于艰难时世当中，与公众同样的满是焦虑、不安，乃至恐慌。如此以来，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我们本身就是症候。我们就像卡夫卡笔下的乡村医生，最终跟病人一道躺在病床上。但无论如何，文艺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或者说是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是文艺家无可逃避的宿命。在纷繁、慌乱的世界，保持“观察”姿态，细致而敏锐地注视和察看，并以写作维持“幻想”的权利和尊严，这或许就是一个写作者在末后的世代的职责所在。
我们就像卡夫卡笔下的乡村医生，最终跟病人一道躺在病床上。但无论如何，文艺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或者说是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是文艺家无可逃避的宿命
黄昱宁：疫情让很多原先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变得那么奢侈。我以前从来没觉得像这样挤在一起开会是这么开心而难得的事。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了二十多年。这份工作很容易让我产生错觉，觉得跟外面的世界触手可及是绝对真理，是常态。本来我每年应该会至少去一个国际书展，现在却只能依靠手机上推送的“去年此时”的照片，来唤回那些突然变得无比遥远的记忆。这种荒诞感让我的小说写作没有办法找到落脚点。最近略有恢复对虚构的热情，还写了一个短篇《阿B》发在《小说界》上。但总的来说，我仍然在寻找，寻找更合适的视角和语气。我不知道我找的究竟是什么，只是觉得与一年前介入创作的方式，应该有所不同。这一年，让我的情绪最终稳定下来的方法是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出库切系列的作品，我应约译了一部他的早期代表作《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这是一本既可能致郁也可能治愈的作品。那些对周遭的荒芜环境以及环境中每一件物品的耐心的描写，总让我想起鲁滨孙。但这是一个反向的鲁滨孙故事，鲁滨孙即便落在荒岛上也要努力打造一个人类社群，而迈克尔·K哪怕置身于人群中，也坚决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在翻译它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查资料，在做减法，我努力把动词缩到最短，把名词磨到准确。我不希望它们仅仅是词语，它们应该能浮现出清晰的画面和声音。这个过程是枯燥的也是孤独的，它让人慢慢下沉，渐渐安静下来。
我日常的三审工作，就占掉我一大半阅读的时间。这里认真推荐两本上海译文社最近出的几本好书：托宾重写希腊神话的《名门》，以及美国国图奖作品《我的朋友阿波罗》。都是我认真读过，并且乐意读第二遍的书。
这段时间也延续了近年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重读名著，留下一些解读文字，其实就是整理读书笔记。疫情期间，重读了奥斯丁、加缪，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门罗、莱辛……细读罗斯的《人性的污秽》时，正值美国大选。这真的是一本戳中美国社会痛点的小说。那个借着一只乌鸦点题的段落，每个字都带着有力的回声：
“这就是接受人工喂养的结果，这就是他一辈子老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的结果……我们留下一个污秽，我们留下一串踪迹，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储于体内。与生俱来。污秽先于印记，没有留下印记之前便已存在。污秽完全是内在的，无需印记。污秽先于反抗，包围反抗，并使一切的解释与理解陷入茫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净化行为纯属玩笑。而且还是个野蛮的玩笑。纯洁的幻想是极其可怕的。是疯狂的。对纯洁的追求，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
对于“纯洁”和“净化行为”的过分追求，会导致矛盾和污秽被暂时掩藏或压抑，却也同时意味着此后更强烈的反弹，甚至崩溃。从这个角度理解《人性的污秽》，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立意，远比单纯批判种族主义或者阶级鸿沟要复杂得多，深远得多。
btr：2020年，疫情强行介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打破生活的惯性。除了在家幻想尚且虚无缥缈的“后疫情时代”，我开始在街头和公园里游荡，成为一名路上观察者。3月初，公园还没开放，连街心花园都围起围栏。我偶然路过昌化路、海防路口上海静安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用废弃物垒起的非典型小山花园时，被那里的热闹吸引：孩子在踢足球，中年男子在吹萨克斯，还有织绒线的女人、用手机直播自己跳舞的女孩和欢天喜地奔跑着的孩子，大家都在家里闷了太久，忍不住出来“分开聚众”——后来我做了一个同名三频录像装置，在多伦美术馆9月开幕的《公·园》展中展出。3月中，公园终于开放，我开始在这城市里仅剩的公共空间漫游。公园是日常生活和奇人异事的剧场。在公园里，“正常”的阈值松动了，现实生活中被遮蔽的、压抑的、隐藏的东西在这儿上演。公园也是镜子，疫情时代的喜怒哀乐(对着手机愣住、傻笑、哭泣的人，用口罩遮住眼睛的人，讨论美国大选和防疫的爷叔)、社区与历史的缩影(徐家汇公园里的外国小囡，闸北公园里的宋教仁墓)都投射进小小的公园里。我用摄影和录像记录公园里的日常，也打算将之写成小说，记录并想象这段“时间飞地”里的“城市飞地”。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或许不能像往常那样去世界各地旅行，但在自己的城市里旅行，或许一样也可以看见整个世界。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或许不能像往常那样去世界各地旅行，但在自己的城市里旅行，或许一样也可以看见整个世界
吴雅凌：加缪有篇小说将工作中的艺术家取名约拿，与躲在鱼腹三天三夜的旧约先知同名。先知约拿虽与耶和华一再赌气(好叫人羡慕的关系！)，但肯定没有信仰危机。艺术家约拿有没有信仰危机，甚至有没有信仰，就很难说了。否则他也不会在小说结尾画了那么一幅含糊的画。一张空空的画布，正中有一个瘦小的字，分不清究竟是solitaire(单个的，孤独的)还是solidaire(连带的，团结的)。我做学生的时候被这个故事吸引，大约就是被这种含糊的气息吸引。现在想来，solitaire还是solidaire，当时在私心里是做了相当决绝的选择呢，特别是和文字相连的一种工作状态。
仔细地看，solidaire之所以败给solitaire，不光因为后者是何等妥帖迷人，还可能因为前者在语义转承上“用力过猛”，就像t与d的语音差别，细微，但分明。solidaire的拉丁文词源solidus指向某种固态的客观整体，用作法律语汇就是“连带利益关系的”，但用作一种主观态度，“团结一致”，或“共助”，总给人一丝硬碰硬的疼痛感。
之所以想到这个，是因为发现我在第一时间相当脱线地直觉地把介入、观察和幻想这三个主题词连在一起而不是分开理解。solitaire还是solidaire？ 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单个还是连带，孤独还是友爱？
2020年，我的介入观察幻想与友爱(philia)相连。友爱是快乐的源泉，并且只有快乐！在诸种形态的爱中(比如我们谈论太多的eros，比如约拿与耶和华的爱叫agape)，大约唯有philia配让柏拉图选中，用来定义宇宙：“天与地，神与人凭借由友爱、协调、节制和正义所造就的共同体而联系起来”(《高尔吉亚》)。
我依然困惑并在继续探索solidaire的含糊语义的分量。但我不再纠结二选一的非如此不可的挣扎。很有可能，如果我们追溯得足够深远的话，solitaire和solidaire指向同一件事，也就是sollus(整全)。
我依然困惑并在继续探索solidaire的含糊语义的分量。但我不再纠结二选一的非如此不可的挣扎。很有可能，如果我们追溯得足够深远的话，solitaire和solidaire指向同一件事，也就是sollus(整全)
周嘉宁：2020年我荒废时光，一事无成。现在想来如同进入魔山，四季顺序混乱，含糊不清，而窗外却没有美妙的自然风光。理论上来说闭门不出的一年里有大量的时间用来思考过去和未来，实际上在那个被重启的时间体系里，事物本身与精神投影真假难辨，被封闭的景观也无以描述。我自己所能做的只有在情感，知识和观念的冲撞中选择一个姿势，然而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还是静止不动，单单这样的选择也很难做，做了很久，结果一年就过去了。对未来没有什么期许，但也无论如何新年快乐！肖海鸥：总结读书，其实也就是总结这一年的生活。年初四的晚上，开始把韦伯重新找出来看。刷新闻，读韦伯，试图理解一层层的现实是如何构成，如何运转，痛苦中，也更需要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整个正月，都是一段突然被悬置的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正轨，在微信读书上看三国，演义看完看三国志。完全没料到年末会编刘勃的《天下英雄谁敌手》，读闲书都成了提前做功课，一点都不让浪费。
做回职业读书人，是3月开始编《走出唯一真理观》。让人在焦虑中定下神来。“我们不要把我们要做的事情过多地跟历史的大趋势联系在一起。要把做的事情拉近到我们大致看得明白的地方来——你知道这是好的，你不知道它终极是好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你知道这是你应该做的。它不是什么千秋功业，但它是实实在在的思考和行动”(p.28)。
书里有一篇《未来之思的臆测》，谈海德格尔对思想的思想。“本真的听恰恰包含着这样一回事：人由于未听见根本性的东西而可能听错。”这样一类引语，引得我去读了海德格尔的《演讲与论文集》。后来编《把自己作为方法》，读了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访谈集印象最深的部分就是对视角的省察——“你可以把自己定位得非常边缘，在地球的一角，但你要知道这是地球的一角，而不是中心，把这一角讲清楚，其实就是全世界的话语”。人往往只看见看见的东西，而对视角不察，只有把视角也描述进去，才有一个更高的图景显现。之后借着编书，读了不少原本就应该重读的书，《说理》、《〈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哪怕重读也不敢说读懂了很多。补读了詹姆斯·伍德，《物尽其用》是我读到的这二十年来对批评讲得最清晰准确的文章。重温了部分艾略特文论。此刻让我选我的年度图书，应该是《纪德读书笔记》，如果哪一天下班时有完成了许多琐事后的轻松，就把这本书放进口袋里。地铁上读上几天纪德的日记。绝不多读，读这样的日记是对自己一天辛劳的奖赏。这本小小的日记，会勾起人去读纪德的全部作品的渴望，并想去读关于他的传记，但有哪一部传记会写得好过他自己的日记呢。就像纪德读司汤达，“为了有益健康，每回小剂量地，读司汤达的《日记》”(1905年7月31日)。
这本小小的日记，会勾起人去读纪德的全部作品的渴望，并想去读关于他的传记，但有哪一部传记会写得好过他自己的日记呢。就像纪德读司汤达，“为了有益健康，每回小剂量地，读司汤达的《日记》。”
汪广松：先接着海鸥的话说几句。她说《谈锡永谈艺》这本书让她感动，她很喜欢，我喜欢她的喜欢。她说这本书里有佛道思想。《谈艺》一书虽主要是书画评论，书后附有诗词评论，佛道思想并不突出，但在中国文学史里，杰出作品常常有出世之思，这或者是一口仙气吧？现在有些作品就是入世太深，纠结太过，缺的或者就是这个仙气。形而上和形而下，譬如围棋的两只眼，缺一只眼，气就不活。他们说我是这次会议唯一的外乡人。我记得，在柏拉图的对话里，外乡人往往具有独特含义。一个外乡人来参加上海的会议，算是一种介入吧？在我看来，介入是一种在场状态。有些时候，我们看似来到那里，但并不总是在场。刚才有人提到，解封之后晚上去坐观光大巴，看到了上海的另一种面貌，这是否可以反过来说明，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我们并不总是在场？张定浩上半年下了很多围棋，棋力提高了，我觉得，这恰是他生命力在场的一个表现。这次疫情是一个重要提醒，对于生活，我们是否介入，介入程度如何？如果虚度光阴，生命很难说在场。
而观察是一种抽离状态，但它并未离开，不像隔离完全隔开。观察者只是站在了另一个高的维度上，是对原来场域的超越，像站在楼上看楼下，其实还是在同一座楼里，楼上包含了楼下。
经过介入、观察之后，我的体会就是：世界如幻。幻想于我而言，就是如幻之想，幻灭之想。在这种幻想里渴望真实，因为真实能让人心安。虽然这个真实并不总是无害的，甚至是残酷的，是自己不喜欢的，但它真实，看见它：哦，原来如此，心就安了。这里的真实也不是孤零零的、悬空的真实，它就在幻想里，幻想里就有真实，所谓龙蛇混杂，凡圣同居。
这样的认识之后又怎样呢？其实不新鲜，也无所得，它只是让我大致保持了一种清醒的觉，虽然这个觉并不总是在场，有时候会糊涂，有时候会延后清醒，但就在这个觉里，我尝试接受所有的幻想、所有的幻灭。
赵 松：1.今年2、3月时感受到的新冠疫情，跟5、6月时，跟现在，都不一样。其不断变化的力量无形而又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始终在以不同的方式拉抻扭曲甚至折叠割裂着时空，也导致了诸多奇怪的感觉与印象：整个上半年跟现在，相差不过五个多月，却恍如隔世——仿佛疫情并不是在地球上生发的，而是从另一个宇宙时空意外渗透进来的，然后又把上半年切分成了多块形状不规则的小时空，还把其中的一些带到了别的宇宙时空里。于是，当我现在想起大年初四的晚上穿过空空荡荡的浦东机场到达大厅时的场景，或是想到三月间的那些夜晚里自己在家里窗台上俯瞰空寂的张杨路的场景时，会觉得确实都是过于遥远的存在……甚至，现在电脑前的时空，跟那些遥远的时空，也早非一个整体，而是完全分裂的，两者之间隔着的，也不是日常的时间与空间，而是难以计数的时空结晶体的不规则累积或重叠。2.整个3月，疫情把我置于那座十六万平方米的建筑深处，在有长排落地窗、可以眺望东面方圆十几公里的浦东城区的、除了我自己没有其他人的办公区里。在一个过于寂静的巨大建筑物里，侧身对着外面那个同样寂静的城市，在没有中央空调的背景下，我渐渐体会到了，内外的寂静，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外面城市的寂静，是外展的状态，而这室内的寂静，则向内卷缩的。我每天按时上下班，按街道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填报各类疫情表格。我不时看到太阳在空中不同位置寂静地悬浮着，即使是它脱离了我的视野，滑到这座建筑的西边，我也没觉得这意味着时间的变化。我知道时间仍然有变化，只不过不是以往的那种方式，而是像发条一样，有的只是拧紧再松开的过程。我从来没像当时那样仔细思考过自己跟一座巨大建筑体的关系。我不知道自己跟它在那样的时刻里是什么样的关系，甚至也不再能清楚地知道过去曾跟它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只知道每天早上自己独自进入其中，然后傍晚时再独自离开它，就像一只蚂蚁跟一只空盒子的关系。我也没有意识到那座建筑里其实是很冷的，直到有一天有人提醒我不要冻到，而我随手开了同事的电热风，我才有些惊讶地感觉到，这里到底有多冷。后果就是，临近4月，同事们都陆续上班时，我发现自己的双臂竟然因为受寒而抬起放下都很艰难了。
3.后来有媒体问我，作家应该如何对疫情作出文学的回应？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作家当然可以通过写文章、写日记或接受采访来讨论疫情，但要想以文学的方式作出回应，还要等很久，需要沉淀，需要一切都成为记忆，甚至需要一切都成为想象。而现在，我能做的顶多也就是观察，就像通过互联网和媒体看美国大选那样，去不断观察着与疫情有关的那一切。有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跟我有关，而有些时候，又会觉得一切其实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所谓的有关，都不过是我自己在观察中幻想出来的。而我的观察从本质上说有点像那些严肃的天文学家对宇宙的冷静而又近乎狂热的观测——比如，有消息说，四十三年前，在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曾有过一座“大耳朵”射电望远镜，在执行搜寻地外文明信号的任务中意外接收到了来自人马座方向的时长七十二秒的强烈无线电信号，这个被命名为“WOW!”的信号此后再没有接收到过。后来那个天文望远镜被折掉了。最近，欧洲的天文学家们在利用最先进的“盖娅探测器”和强大的计算机完成对银河系的高精度三维建模后，忽然发现，在当年传来神秘无线电信号的人马座方位，竟然存在一颗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恒星，距离地球约一千八百光年，其表面温度、半径和光度跟太阳几乎一样。这个消息让我莫名兴奋了很久……即使是后来想到，一千八百光年，对于人类来说，其实相当于某种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的“幻想尺度”，而不是真正可以验证的空间距离，都没能消解我的那种不易言说的兴奋。
作家当然可以通过写文章、写日记或接受采访来讨论疫情，但要想以文学的方式作出回应，还要等很久，需要沉淀，需要一切都成为记忆，甚至需要一切都成为想象。而现在，我能做的顶多也就是观察
来颖燕：作为一个编辑，经过了这一场疫情，遭遇了两种作者。一种是创作井喷式的，因为被困家中；另一种则是觉得没法写作，才思枯竭，因为觉得个人的努力与外在环境的动荡比起来，不堪一击。有一部小说里曾经说到，人都会自带两副灵魂，一副由内向外看，一副由外向内看。这两类作者恰好印证了这两副灵魂的存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突发社会事件，让我们重新观察自我，观察世界，也观察文学。但是每个人都别无选择地被迫介入这场疫情中去了。最近看了两部长篇，都是写故乡的，虽然调性完全不同，但有很多共性。两部作品都写了经年累月，都在不断调试如何安放自己，以文学的方式来表现和解答灵魂之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故乡是对于自我的一种迷信，消融了记忆和梦的边界。在那样一种情境里，有一些东西愈加清晰起来。
写《霍比特人》的托尔金曾经概括说童话具有“恢复、逃避和慰藉”的功能。特别想谈一谈恢复。恢复是一种重新找回的过程，找回清晰的视野，以看到我们世界本该让我们看到的样子。童话和故乡是这样一种异境，其实，疫情时的情境同样也是一种异境，它让我们发觉原来许多的习以为常，并非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
童话和故乡是这样一种异境，其实，疫情时的情境同样也是一种异境，它让我们发觉原来许多的习以为常，并非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
不久前，我曾经收到过一份文学杂志的问卷，探讨这场疫情与文学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是：以人类灾难为表现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哪一部令你印象最为深刻？这个问题最常见的答案就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作品有很多面可供讨论，但有一点不可忽略，就是人们觉得这部小说中的世界是魔幻的。对于魔幻现实主义，我们会有很多界定，但那都只是一种定义，是“隔”的。
若干年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宣布，虽然他无法界定什么是色情文化，但是只要看到，他便能判别出来。到现在，这个时代让我们亲身体验了什么“魔幻”——变化的剧烈让本来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就会发生，生活的节奏一下子就能被改变，事实和幻想无法区别，哪里才是现实和魔幻的界限呢？
都说，我们在猝不及防之中见证了历史。让我想起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和《证言》的最后，是一场两百年后的针对基列共和国的研讨会，这是面对已成历史的未来。今天我们在这里各自讲述这一年来的际遇，许多年之后，人们又会怎样来看待这段激变的历史呢？或者，这就是可供幻想的空间。
项 静：疫情期间生活一下子停顿下来，有一个月是足不出户的，小区里特别安静，除了邻居家弹钢琴和吹萨克斯，听不到什么日常烟火的声音，真是一个寂静的春天，恐惧撒播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由于无事可做，又放大了这些细节。第一次听到人声是社区组织发放口罩，兴奋地冲到阳台上，看到组织者拿着扩音器维持秩序，排队的年轻人裹得严丝合缝，口罩、护目镜和塑胶手套是标配，默默地边滑手机边等待，就像网上所传的图片，排队排出了欧洲的感觉，老年人彼此认识，远远地打招呼，抱怨疫情，也像是庆祝劫后余生，第一次觉得有点感念人声喧哗。另一个改变是我终于戒掉了微信，自动从微信朋友圈转到了微博，微信对我来说只有联络功能了，很少看哪位朋友出书或者刊发什么文章了。虽然都是经过选择的社交媒体，本能地更想靠近那个稍微宽阔也娱乐，残忍也更商业一点的世界。实际上，刷微博浪费了更多时间，蜗居在家没读几本书，2020年我几乎是荒废了上半年。下半年开始，我经常出门走走，最多步行过十公里，重新走了走上海的那些老街区，淮海中路那一代，在夏天我几乎用脚步丈量过一遍。经常在家附近五公里范围内骑自行车到处晃荡，把家周围的每个地方都看过几遍，如果别人向我问路，我现在会比较自信能说得非常清楚。还第一次在自己的城市坐了一趟敞篷观光车，花五十块钱买一张票，在傍晚的城隍庙上车，沿途经过十六铺、南京路步行街、外滩、美术馆、人民广场，从前这些地方都去过几次，像观光客一样一次性游览一遍，也是一次美好的经历。刚来上海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了解这个城市，呆个两三年就回家了，何必费这个精神。最近看了郑执的一篇小说《森中有林》，小说中有个叫吕旷的青年，他姥爷种树很有规矩，先将四个边种好，南北两块被他圈成两个四方的空地。多年后当飞机飞在沈阳机场上空的时候，吕旷看到那不是两个方框，那些杨树林长成了一个“吕”字，他觉得自己被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我被这个人物彼时彼刻的情感深深打动，疫情之年，因为顿足在此，获得了许多亲切的本地经验，好像也被种在了这里。
在出行的过程中，听了一些经典作品，《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魔山》，通读了奥斯汀、狄更斯的一些作品。重新看了《霍乱时期的爱情》、《鼠疫》、《十日谈》等，每一部作品跟之前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我更喜欢《十日谈》，短暂的封闭期之内，几个贵族男女坐在一起接龙讲故事，风俗日常奇谭隔离了外在的凶险。这个可能是文学处境的一种隐喻，也更符合目前大部分人的感受，我们以一种微茫的情绪度过重大公共事件，它离我们如此近又如此远。
黄 平：各位师友好。今年这场疫情无疑是场灾难，但却可能是难得的契机，让已经频于发热发烫的高校的节奏慢下来(当然现在又快回去了)。我回忆了一下，过去十年来读书最好的一段时光，就是2020年的春天。每个月我选择一位文论大家的书集体阅读，先后读了雷蒙·威廉斯、本雅明和伊格尔顿，这在以往是万无可能的。中国的大学，想办好也不难，就是做减法，让大家闲下来。对我们来说，有效地在理论上、在想象上勘绘出时代面目，就是最大的介入。我个人今年的阅读分几条线：一条线是精读哲学，我不用理论这个词，哲学和理论还不一样。主要是技术哲学，重点读海德格尔。守着海德格尔这个点，散开去读韦伯、哈贝马斯以及马尔库塞、萨特，收束到维纳的控制论。说个题外话，十年后控制论将成为人文学科的显学，理解这个时代已经离不开控制论。这条线我主要琢磨人文主义如何在今天理论化，如何更有力地抵抗控制论的时代，目前还是一头雾水。另一条线是集中读亚当·斯密，主要读他的文学讲稿，看看从文学讲稿中(当然也有《道德情操论》)能不能讲出另一个亚当·斯密，挑战所谓“理性人”的神话。沿着这条线索我也在读建基在理性人基础上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一些东西，比如彼得·盖伊的《布尔乔亚经验》。大概是这些，其他没什么可说的了。
对我们来说，有效地在理论上、在想象上勘绘出时代面目，就是最大的介入
金 理：《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搁在最近手的书架上，这一年里时常翻检几页，却舍不得读完。鱼雁往还中的书卷气与文字之乐，是如此平静如水，诚如扬之水所说，信中“很少有‘事’，更鲜有‘急事’”。对照写信的岁月，外部世界其实“事”真不少，滚滚而来滚滚而去，可是信中只留下满纸散淡的墨痕。突发奇想，如果谷林先生在新冠疫情中写信，可能也是如此平静。这个“静”并不是心如止水的意思，倒是贴近张定浩兄释“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旧时所谓的安静与平静，都要有绚烂和复杂作为底子才好，因为‘静’字中尚且还有一个‘争’字，它是要在世间的绚烂和复杂中奋力争来的。”牛汉先生有一短章《夜》：“关死门窗/觉得黑暗不会再进来/我点起了灯/但黑暗是一群狼/还伏在我的门口/听见有千万只爪子/不停地撕裂着我的窗户/灯在颤抖/我在不安的灯光下写诗”。这首诗渲染的不安与紧张感，与《爱书来》迥然有异，出人意料的是收束的一句——“我在不安的灯光下写诗”，坚定而从容不迫。正在写作的诗人形象越是安然沉稳、不为所动，那看似强大的“黑暗”就越显得色厉内荏，而原本弱小、被动的诗人则越发禀有高贵的尊严。进而，在与“黑暗”搏战的过程中，任何外在的光亮已不足恃(连“灯”也“颤抖”、“不安”)，希望就收归在诗和诗人自己身上，而此二者本就一体，诗原是诗人内在生命的实现吧。
“我在不安的灯光下写诗”，坚定而从容不迫
面对疫情和任何异己性力量的迫压，不适与慌张在所难免；但是平静与从容不迫也需要自身去“奋力争来”。暗夜中的平静与从容不迫，也许同样表达着作为我们会议主题——“介入”的一种姿态。
汤惟杰：多谢《上海文化》和《思南文学选刊》，孙老师和吴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见面！今年的聚会太难得了。疫情下的聚会、谈论文学，这好像是一个很古早的文学母题，也是一个叙述程式，源头可上溯到薄伽丘的《十日谈》，疫情期间的独处是否会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也许是一个文学理论的新课题。
今年因为备课，我重读了几部文学史上的重头作品，其中，让我有新想法的应该算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跟《包法利夫人》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不同，这部作品被读者接受的时间周期相当长，一直要到十年之后，它的价值才被承认。法国文学中不乏这样的外省青年来到巴黎寻求成功的作品，《红与黑》、《高老头》都是前例，可《情感教育》最终没有那种“传奇感”，在结尾处，两位中年主人公在炉火前回顾他们的生涯，结果发现最令他们难忘的是中学时共同追逐一位女生，这其中有一股难言的沮丧与幻灭，这种生命颓败的感觉可能撕掉了我们心里的一层遮挡，让我们很难承受。我想，这可能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它一度被我们假装不存在，在疫情中，我们被迫与它相遇，感受它的力量。
夏佑至：在上海至武汉的高铁线路上，合肥大致处在中间位置。2020年1月21号，我从合肥南站下车，坐地铁到合肥站，转乘去广东方向的普通列车。临近春节，人显得比平常多些，车厢两头挤满了买站票的乘客。车一开动，列车员就走到两节车厢接头位置抽烟。过一会，车厢里有个年轻人咳嗽起来。开始只是零碎几声，好像是被烟味呛到了，不知为什么，咳嗽声越来越剧烈，急促且没有止息的意思。周围的人虽然都和咳嗽中的年轻人一样，眼睛没有离开过手机，但少有的几个戴口罩的乘客，就走到车厢另外一头去了。他们这一举动，连同他们脸上形形色色的口罩——蓝色或白色医用手术口罩、有滤气孔的N95口罩、黑色棉布口罩，将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也可能是尴尬，带到了这个有中央空调系统、无法开窗的车厢里。不管是不安，还是尴尬，这气氛都像是有形之物，而非像常见的那样，仅只发生在意识层面，指示着社会交往中预期与反馈的失调。几个月后，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厅里，面对满满两个展厅的照片，这种有形质的不安或有形质的尴尬，又被图像召唤了出来(就像在1月21号那列绿皮车上，被某个乘客一阵接一阵、一阵紧过一阵的咳嗽召唤出来一样)。图像和声音都会切入世界与你之间，将连续和完整的时间和空间分隔成不能自圆其说的奇怪状态。尽管生活和意识之流，如同展馆所在岛屿周围的滔滔江流，似乎能够吸纳和消化所有事物，但越是如此，少数无法被吸纳、被消化，甚至无法避而不见的剩余，就越是显眼和触目：
在展览入口，迎面一张将近三米高的照片，显示出一栋多层凹字形楼房。看建筑格局，是最常见的学生寝室，又像某个专科医院里封闭管理的病房。房间不大，一扇门紧邻另一扇门，每扇门前都站着些戴口罩的人。视线从照片上方逐渐下移，在楼下院子空地上，一位穿深紫色一次性雨衣(雨衣下是白色连体防护服)、头戴面罩、医生模样的人，正带领其他人做出体操中的侧弯动作。
另一张照片上，樱花欲谢，枝头挂着一块涂了胶水的塑料板，黏满花瓣和蜜蜂。此是何物？谁挂在这里？要做何用？尽管图像本身简单直白，但因为拍摄者对这一场景毫无代入感的凝视，也因为照片被放大到让人绝对无法无视的巨大尺寸，它与相邻的照片(一个头部没入水中的人举起双臂的瞬间)一起，定义了将近一半的展览空间。含混暧昧的画面如此积极地参加对展览主题的暗示，也即全部照片和这个展览，都指向日常生活中意图与效果的分离。蜜蜂之死不在计划之中，甚至不在意料之内，但这并不能改变这起悲剧的性质，只是让悲剧染上了黑色幽默色彩。
疫情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到美术馆，广州距离我居住的城市尚有一千多公里距离，出行因此有某种私人意义。但这意义就像照片上的蜜蜂，在清晰的图像及其暗示的意指之间，始终存在一个未经充分解释的缺口。展览开幕那天早晨，被一阵急雨敲窗的声音惊醒后，这个缺口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桓不去。起床打开窗户，看着阴云笼罩着远处珠江上的大桥，2020年1月21号以来发生的一切——我所知晓和我还记得的一切，又一次在那个光线黯淡的早晨浮现出来。
在美术馆里，策展人郑梓煜博士解说展览的由来。这并未能填补那个私人意义上的缺口，倒是一阵类似早搏的心脏不适，一度向我袭来。照片和记忆的关系是含混的。尽管展览开幕时还只是2020年9月，照片上指向2020年的那些符号，已经因为时间推移，渐渐失去所指。一半是因为城市逐渐解封，一半是因为隔离的常态化，有些曾经让人产生剧烈断裂感的经验，要么消融在了后来的现实里，要么内化成了自然反应。甚至连那些明显是以纪实手法拍摄的照片，也渐渐有了超现实主义的幽默感。
比如，那些在楼顶上打球的人、散步的人、种菜的人，那些在楼顶上眺望远方的人，他们被孤立在城市、被封闭在大楼和被阻隔在家的焦虑，竟然因为语境变迁，变成了近乎抽象的孤独叙事。在此叙事中，孤独乃是人类命运的本质特征，而不是边界清晰的社会事件。
为交换意义提供空间和接口，本是展馆和策展人的任务。在巨幅展览标题——“非常日常：2020春夏的影像”两侧，各有一组照片，其中一组记录了疫情期间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隔离设施：蓝色波浪形彩钢板。这种材料因为易得、易于切割和造型，经常用在临时建筑上。中国的工地上随处可见彩钢板建的临时用房，被用于堆放工具、建材，有时候也住人。彩钢板作为建筑材料唯一的缺点是导热性好，夏天房子里像炮烙一样热，冬天里面又像冰窟一样冷。在疫情期间，这些彩钢板显得尤其冰凉：当小区大门、公共建筑入口、连接街道的街巷尽头、工地、甚至烟杂店大门，都被蓝色彩钢板封闭、阻断甚至覆盖的时候，在这种忧伤的钢铁景观之外，画面上一个人都没有，城市安静得如同被遗弃的废墟。
另一组照片是持续多日的纪事。北京某个街区，因为坏了几盏路灯，余下的路灯就变成了舞台上的聚光灯，从路灯下经过的行人因此从黑暗中凸显出来：他们走着，他们跑着，他们踩着滑板车，骑着或推着自行车，他们在看手机，他们在拍照，他们肩并着肩，或者孤独地缩着肩膀。这些照片源自拍摄者小小的匠心，他显然被日常生活突然中断时所蕴含的戏剧性所吸引：这种戏剧性是光与黑暗共同导演的，演员们则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或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数以亿计人口困居在家中，长达数月：如果是在历史书上读到这样的描述，读者也许会深感震撼。但身在其间的人，不但对自身经验的规模缺乏感知，也对时间的性质缺乏感知。时间的连续性总是被日常生活中无限破碎的细节所切割，然后又被坚韧无比的微小努力勉力维系在一起。除了那些因为疫情突然被终止的人生，一般意义上卷入2020年的人，就像之前和之后被卷入时间之流的人一样，是被那些无限破碎的细节和坚韧无比的努力推着、拥着、挤着往前走的。对他们来说，生活并不是舞台。没有聚光灯、没有观众，当然也没有演员和导演。将日常生活延续下去，并且是原原本本地延续下去，是一种固执而强烈的动机。在2020年，这种动机强烈到这种程度：大多数人不仅否认中断，也拒绝生活的戏剧性本身。
数以亿计人口困居在家中，长达数月：如果是在历史书上读到这样的描述，读者也许会深感震撼。但身在其间的人，不但对自身经验的规模缺乏感知，也对时间的性质缺乏感知
或者用拉康的说法，人们抵制的乃是凝视。一旦拍成照片，现实就被转述过一次；一旦进入展厅，照片还要被转述一次。被转述过的现实，介于事实与叙事之间，介于存在与符号之间，介于记忆与生活之间。而被转述的照片既是一种连接，也证明了中断的存在。尽管被抵制、被拒绝、被否认，中断并没有消失，在2020年的下半年，在广州的两间展厅里，它也被记录、被展示、被讲述，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在人和人之间被交换过。让我感到心脏不适的，也正是这第一次被正视的中断。
顾晓清：王炜悼念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那首诗基本上概括了我今年的介入、观察与幻想，在世界关闭时仍然想去做一个世界主义者，知识不只是知识，更是聆听自我和陌生的能力。2020年与艰难相连，世界急刹车，被寄予希望的那个没有病毒的夏天不断推迟，从年初担心得病死到年末担心过劳死，人们活在一种不确定性中，也困在一个进步无法兑现、没有未来的未来里。既然不知即将去往何方，那么也许可以去寻找因为不符合进步的时间线而被忽略的事物，比如不再循着“自私的基因”之路强调无情个体的扩张征服策略，不再习惯将人类设置为所有故事的主角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multi-species ethnography(多物种民族志)，讨论非人类充满生命力的选择，这也成为我今年阅读的重心，包括Hugh Raffles的Insectopedia，Marianne Lien 的Becoming Salmon，还有Anna Tsing的《末日松茸》。
其中，读真菌学家的访谈时，看到一段很有意思的对比，人类在生命早期就形成了一种确定的形式，成年后也不会突然长出三头六臂，所以人类对于知识和存在的思考，有不少是基于明确的生命形式和年龄长短的假设。相较之下，真菌一生都在改变，随着环境的变化、共生伙伴的需求而变形甚至永生。如果我们人类向真菌学习这种开放性呢？(当然不是在身体样貌而是在行动上)我们可以试着不再把不稳定视为世界运转过程中的一个例外、系统失灵的产物，而视之为当下生存的条件，坦然承认自己的脆弱以及对他者的需求。
还有些有机体只有通过和其他物种的相互关系才能完成发育。比如夏威夷短尾乌贼，只有在海水中遭遇费氏弧菌才能发育出发光器官。这个发光器官能够模拟月光，将乌贼自己的影子藏起来躲避捕食者，但幼年的乌贼不会主动长出来，因为它不一定会遇到这种细菌。这个事情充满偶然。在这里，物种间的相遇是一次次不同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内部自我复制的系统，无法标准化、规模化。自然可能是在选择“关系”，而不是选择个体或基因组。现代性强调的个体对他者的胜利可以转而替代为个体对他者的生成。
如此细节不一而足，多物种民族志通过呈现不同物种的接触、摩擦与陪伴，绵密地编织出此间的世界感和社会性，同时也给人类以生存意义的启发：我们需要的合作共生，建立在多样性之上，而多样性是很难被总结的。虽然总结已经成为现代知识的特点，但也许还是需要走向反成功性，挣脱统计的本能，在形成过程中去理解当下的处境。
我们需要的合作共生，建立在多样性之上，而多样性是很难被总结的。虽然总结已经成为现代知识的特点，但也许还是需要走向反成功性，挣脱统计的本能，在形成过程中去理解当下的处境
朱 琺：今年过得与以往相比太不一样，很多人的感受却可能彼此间更为类同。“众所周知”的疫情试图把个人经验都“归零”，在始料未及与史无前例面前，我们的站位、我们对事物的兴趣、我们继续要进行但目前延宕着的计划，兴许还保持着各自歧异的方向，但心头的悸动与慌乱想必是此一年间一度共有的底色。今年我有一段时间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一种心理上的状况于我而言前所未有，并得到了身体的服从与响应，表现在脏腑之间，出现自以为危殆的症状，天天觉得隐痛，魂不守舍，有一点今夕何夕，我与世界俱亡的幻觉。后来，调整了生活规律、读了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W.奥拉夫·斯塔普雷顿的《最后与最初的人》这样“大尺度”的科幻小说，才慢慢平复下来。回想一下，我那段时间天人感应的臆想方式是合乎我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旧习的，我自知历来不够现实，耽于书本，困于书斋，在纸上与脑中浑浑噩噩。长期以来，我并不曾介入，观察的主位悬置，虚位着，只是一把空椅子；或者说那个主体的位置上，乃是我的幻想而并非我自己盘踞其上。当然，我并不算对生活一无所知，可只有单向度的观察经验，缺乏与真实世界相打磨的热情与履历，总以为自己还是个年轻人。2020年的这场疫情不以棒喝，也非灌顶，提供了近乎是一种沉浸式的感受，无孔不入，弥散于远近。因为不安，所以我的空间双向坍塌了：思维的触角从纸上脑中的框架消散，放任到自己的周身上下；而另一方面，则从想象的世界中收回了所有的毫毛——现在想想，这与病毒、以及对付病毒的防护服是同构的：从安全的角度只有及身而止的支配力，甚至连这个也是可疑和被动的。所以，我的2020几乎是被“介入”和被“观察”；遥远的瘟疫带来切肤的感受，由此我可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得不去正视这个周遭的混乱世界——这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有待多年以后来观察。不过，现在想想，我所表述的自我变化几乎也是与这个世界同步的：正如大家看到的，很多人有一个共识，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它即使未必如科幻小说家所设想的以千年万年的尺度计，但至少在我们的一生、在“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中，乃至更大一些，在整个摩登时代中，都可能就此有所不同，这个地球上日趋一体化、地球村、全球市场的人类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打击——况且它至今还是进行时态，有些地方方兴未艾，有些地方卷土重来。
历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变数还为时过早，不过，我已经有一个感觉，越来越清晰起来：世界似乎要回到一种“不可知”的状态中。往昔那个平滑、通畅而确定的世界，那些由欧洲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传统所带来的，由细密化的专业共同体提供的可验证知识所支撑的，由旅行便利和网络勃兴而易于汇聚的地球表层的完整信息，很可能会因为越来越常态化的防疫要求、各地区之间的壁垒以及广泛的媒体信任危机而支离破碎。人们会因为抵达不到，而不得不重新诉诸幻想，还会觉得昨日的世界可能只是一个人生中途的黑森林幻象——但作为一个持不可知论的写作者，我并不知道，它只是我的另一次幻想，还是正要被付诸实施。
历数新冠所带来的变数还为时过早，不过，我已经有一个感觉，越来越清晰起来：世界似乎要回到一种“不可知”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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