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龙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彼时，德国心理学家维特海默(Max Wetheimer，1880-1943年)开创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亦即完形心理学(configuration)，特意申说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林同济(1907-1980年)于1928-1934年留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受格式塔心理学(林同济译作“体相”或“统相”)和尼采学说影响最深。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执教，1940年创办《战国策》杂志，遂以战国策派闻名于世。林同济力倡“战”、“国”、“策”三要素，以“力”串联三者，在当时便有“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司马迁传》)之嫌，更有甚者，还被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1942年7月，美国外交人员戴维斯(John Davies)记录了一份备忘录，是7月2日与林同济在重庆的谈话。此文提到林同济是一个“意识形态家”(ideologist)，对“何应钦(1890-1987年)和中央政府其他极端保守派都有影响”；“自由派”(liberals)称他有“法西斯心灵”(fascist-minded)，认为他想用“尼采哲学解决现代中国的诸问题”。此番论调，亦可佐证时人观感。

　　纵览林同济一生，大致以1949年为界，此前从事政治史学和时政研究；此后从事莎士比亚研究，兼及诗画。故有论者指出林同济一人而有“国”、“力”、“自然”三境界，似乎随时势扭转而前后有变。

　　若将林同济一生现存文本汇总而观，可知其毕生所思一以贯之，完全紧扣“宇宙”与“人生”二题，折中于他念兹在兹、不肯离去的中国。林同济的诗论与画论已被美术界人士注意，却与思想史与学术史中的林同济研究彼此脱节，未能相互启发。

　　林同济的诗论与画论已被美术界人士注意，却与思想史与学术史中的林同济研究彼此脱节，未能相互启发

　　林同济曾夜读尼采(1844-1900年)，作诗一首，诗末提到“回灯细点尼翁句，史眼诗心两两参”，提示“史眼”与“诗心”互证。这是林同济解读尼采的进路，也同样提供了切入他本人诗史画论的解读进路。职是之故，本文以诗史互证之法，挖掘林同济思想之“体相”，以求其“完形”。

一 体相与宇宙

林同济曾于1939年回顾“五四”以来二十年的中国思想史，认为二十年间中国学术已经历“经验实事”(胡适为代表)与“辩证革命”(郭沫若为代表)两个阶段，而他则要在两派之外开出“文化统相法”。此法要义在于重新理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相对于第一阶段而言，“全体不是一切局部的总和”，不是各个局部元素的简单相加，各种零碎的研究无法代数相加构成对全体的理解；相对于第二阶段而言，“全体不是某一局部的放大或延长”，第二阶段的唯物史观，以为“抓住经济便是抓住一切”，正是这种思路。

　　林同济的“文化体相”便是个体与局部(集体)的有机综合。他曾援用弗洛伊德的三个概念做进一步说明：“阿物”(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阿物的行动原则是享乐、快意。自我的行动标准是利害、现实。超我的行动型式是禁制、权威。”

　　据历史形态学，欧洲历史的中世纪是“超我世界”，文艺复兴时代是“阿物”，一战则产生了“新超我”，即“个人自由主义的没落，集体功用主义的代兴”。由“五四”以来至1940年代的二十余年间，林同济深感，“种种解放运动”，“根本意义就在要减杀数千年来超我的权威”，“给阿物以空前的宣泄机会”。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旧的秩序已经否定，新的秩序无法诞生”。

　　“五四”学术(“阿物”)打破了中国大一统时代的前年权威(“超我”)，但尚未合成新的生命力；而唯物史观要么强调阶级斗争，要么转向超国家的国际联合，无法落实“新超我”，但这正是第三期中国学术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林同济由体相论而认定中国与学术的时代使命，这一视域也为审美带来新高度。因为“审美并不是一种悠闲懒散的消遣，它是真正的心血工夫”。

　　体相的摄取，原来要用一种居高临下的鸟瞰之姿，“平眼”得来，不能用固定的一个立点，“斜眼”看去；是中国山水画的作风，不是西洋画家的透视法(perspective)……此之谓综合法。

　　林同济自承最钟爱三部书，说是“人间三部书”，“百读不厌”：庄子的《南华经》、柏拉图的《共和国》(通译《理想国》)和尼采的《萨拉图斯达》(通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然，有论者或许会注意到，庄子、柏拉图和尼采，恰恰对应了林同济的“自然”、“国家”与“力”的三境界。但若仔细分析，比这层对照更重要的是，这三人都是戏剧诗人和诗化哲人，整本书都在讨论“体相的摄取”，指向“宇宙”与“人生”二题。近四十年后，林同济将这种审美上的“体相”直呼为“宇宙感”：

　　

　　屈原、曾点、陈子昂、陶渊明四人，皆有天地之思。不过，屈原“天问”和陈子昂空前而绝后之叹，侧重时间(天时)；曾点浴沂和陶潜“心远地自偏”之隐，侧重空间(地利)。经此提示，可知林同济所说“无穷时空的微茫”侧重天时，“生化天机的微妙”侧重感时之地利，要贯通二者，必有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人君子，应谨记“道心惟微”(《荀子·解蔽》)。

　　换言之，大人君子在天地之间，当知宇宙作为一个“体相”，其道在微(微茫，微妙)，由微茫与微妙处着手，方能体察天地。可见，贯通天地人三才，正是林同济考察政治实践与审美游艺的不变准则。要认清林同济的准则，首先要深入林同济本人对天地的考察。

二 时代之波

林同济要做贯通天地人的“大夫士”，梁方仲(1908-1970年)曾赠诗：

　　江海抡才此俊英，亦儒亦侠亦纵横。

　　

　　

　　

　　林同济由瑞士购得吉本(“支彭”，Edward Gibbon，1737-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一部，题诗缅怀罗马帝国兴亡：

　　山入南疆秃似磨，不堪古国岁蹉跎。

　　久行渐悟吾心远，常独能知世怨多。

　　羸马斜阳耕老圃，新坟隔寺起柔歌。

　　

　　

　　你们所谓诗，无病的呻吟，逸兴的硁硁。我的所谓诗，可以兴，可以发，可以舞，可以歌！硁硁的情绪，激不起巨大的音波。如果你们画中有诗，愿这诗不是三五字的推敲，而乃是整部民族的狂奏曲！

　　

　　

　　又是嚣嚣东海尘，苦看赵璧入西秦。

　　长城自坏谁言战，大计多乖失在人。

　　无米能炊才算巧，有书可读未为贫。

　　帐前尤得听经者，火尽应传不绝薪。

　　竞欲降苗舞舜干，金陵王业诩偏安。

　　请缨那许羁南越，挝鼓终须骂老瞒。

　　两眼看人应作白，一心许国总如丹。

　　狂澜欲挽宁难事，缺月当头已似盘。

　　竟向穷天续旧欢。多怀欲共酒杯宽。

　　五洲风物随冬尽，百战山河染血看。

　　岂有祖龙无博浪，终当票鹞致呼韩。

　　此来何限匆匆恨，易水风高浅梦寒。

　　

　　“中国的思想界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政治理想，然而很少的人注意到理想政治”，由此可见战国策派学人的自我定位

　　

　　

　　

　　林同济用实际行动实践尼采文明重估继而重建的教诲，组织“在创丛书”——“我们在创造传统”(甘阳语)。这套丛书收录了林同济汇编的《时代之波》，陈铨的《从叔本华到尼采》，以及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的前身)——吴晗彼时穷困，林同济以一万元稿费邀他撰写明太祖传，遂有此书问世。

　　然而时势未如林同济所料，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其“战”、“国”之论尚有一席之地，则1945年之后，双雄对峙，无论红白，均斥其为历史倒车。

三 天旋地转

　　

　　

　　

　　一般认为林同济生于1906年，据其未刊留美博士论文中所填个人信息，实际生于1907年。该诗回顾过往四十九年，其背景恰应是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林同济于1949年前，几度可以留美不返，但终究留下，却落得“四十九年非”，全然自我否定，怅然若失。题曰《看罢》，尽显无奈。1961年，林同济作诗《参祝中共四十生日·调寄浪淘沙》：

　　

　　该诗貌似庆贺中共“四十不惑”之年，然而当时语境，须结合其他诗作，才可知其内心世界。林同济收到《蒋天枢赠示楚辞新注有独到之见题句》，其《致谢》诗或许更见真心：

　　

　　

　　1967年，表兄大馥来信追溯往事，林同济回信应和：

　　

　　背景是神州大地业已展开“文化大革命”，而此时同济正值六十，人生已过一甲子，却倍感“寂寞”。另有一首《夜步园中》可以对观：

　　才可低徊处，清冷露满衣。人添花影瘦，思入雁声微。

　　

　　同济这个孤独漫步者的梦竟是如萤火虫一般“独自照飞飞”，虽然微小，也果真是黑夜中的一点亮光，聊以慰藉。

　　1942年，战国策派同人陈铨曾在戏剧《蓝蝴蝶》中援引莎士比亚的名言，1950年代之后，投身莎翁研究的林同济，是否会记得当年战国策派同人特意拈出的这句莎翁名言呢：

　　世界是一个舞台，

　　人生是一本戏剧，

　　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

　　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

　　

　　为何是又一个苦海？当此天旋地转之时，林同济研究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这个贵族是爱国的英雄战士，却被放逐；莎翁《科里奥兰纳斯》的剧终正是主人翁的葬礼。这番研究是借镜自观还是顾影自怜？

四 地支十二首

　　

　　言下之意，《浮想小写》十二图正是“宇宙感”的美术实践。本文以十二地支标记，俱录同济十二诗如下：

　　[子]《江头眺远：写宇宙》：

　　大江扬白际天高，云自乘风鸟趁涛。

　　如许流行成化趣，浩然万古一滔滔。

　　[丑]《午夜观星：写理想》：

　　万点森然耿夜深，殷勤星为我来临！

　　万穷光彻无边域，拱此悠悠不昧心。

　　

　　林同济以为《宇宙》与《理想》开篇两图点出了“宇宙”和“人生”这“两道基本主题”，构成了浮想十二图的“序曲”

　　[寅]《人耕旷地：写开拓》：

　　荒原陡起落锄声，眼看桑田簇舍青。

　　着了人来才有史，乾坤混沌本无名！

　　[卯]《古崖茅屋：写攀登》：

　　净峰如佛坐天庭，石罅鸿蒙未了青。

　　云水樵丁三两舍，补他禹迹不曾经！

　　[辰]《峡口风帆：写突破》：

　　一江夺地泻堂堂，险峡何曾束广长。

　　早晚猿声惊客梦，千帆狎浪出瞿塘！

　　

　　《开拓》与《攀登》两诗两图，以“锄声”喻耕地于“荒原”；以“史”喻读书，突破“混沌”，开启文明；以“云水樵丁”喻人间定居。足见，朱屺瞻与林同济共同点出渔樵耕读代表人类历史最初演进的意象；瞿塘峡为三峡之首，既有渔樵耕读开路，“出瞿塘”代表华人或人类“突破”自然束缚，水到渠成。

　　[巳]《残月空舟：写曲折》：

　　阴晴圆缺无常月，南北东西不系舟。

　　多少如尘消长事，苍茫云水孰沉浮？

　　[午]《霜天丛菊：写斗争》：

　　撑住秋光是此花，天教香不断中华。

　　一场伉侠峥嵘业，莫当幽篱寄傲夸！

　　[未]《秋山红叶：写变革》：

　　凛凛西风下西山，序当肃杀为人间。

　　秋心大是浓情物，看取霜林万点丹！

　　[申]《夜泽捕蟹：写清洗》：

　　雌黄迷紫夺朱心，窃甲横行腐草阴。

　　十月风高霜洗断，一灯破梦笑成擒！

　　“事有终始”，人类文明虽昂首向前，却也充满曲折。林同济认为由《曲折》开始第二部曲，含《曲折》、《斗争》、《变革》、《清洗》(第六至九幅)。《曲折》一图有一轮缺月，正是“月有阴晴圆缺”，人世无常，可上可下，或圆或缺。既有缺憾，便须斗争。

　　《斗争》一图却出乎意料，以乌云之下的朵朵菊花引人夺目。林同济指出，陶渊明爱菊，辛弃疾称其似诸葛，龚自珍亦点出，“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皆看出千古真正读书人的内心深处”，因为菊并不尽然是“闲逸情怀”，还是“战士”。1940年代，林同济呼吁“战”与“国”，而今仍在渴望“战士”。不禁让人想到当年振聋发聩的声音：

　　

　　坐实为政治主张，其实仍继续“新战国时代”的“战国”论调。坐实为审美游艺：

　　

　　

　　[酉]《雪岩嫩草：写再生》：

　　冰封雪殓疑山死，一草抽心笑笑青。

　　造物不私长有慕，埋情毕竟为生情！

　　[戌]《长天飞鸟：写迈进》：

　　漠漠云程又几千，更无城树但沙田。

　　日斜风急栖何处，只在天涯阿那边！

　　[亥]《晓浦红莲：写出新》：

　　金刚杵洒水风香，一洗人寰侧媚妆。

　　三十六陂初日涌，众仙昂首舞霓裳！

　　

　　综上，序曲两图可视作冬日，人类破茧而出，无中生有，开创文明基业；第一部曲讲春夏，蒸蒸日上；第二部曲转入深秋，肃杀既是萧瑟也是战斗；第三部曲讲冬春，由隆冬转入酣春，贞下起元，希望的田野上草长莺飞再现人间。

　　

五 同济天下：统相与生生

冀朝鼎(1903-1963年)是林同济清华时期的同学，也曾留美，不过与林同济不同校，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冀朝鼎与林同济一样，也在1934年完成博士论文，题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冀朝鼎回国后担任上海银行家陈光甫(1881-1976年)的秘书(但实际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1941年，经冀朝鼎介绍，林同济与陈光甫相识。此后，林同济向陈光甫建议，由上海银行设立一个专门针对西方思想的图书馆，此即1948年成立的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海光图书馆”)。

　　

　　

　　宿缘应未了，异国复相寻。

　　镜阁斟茶细，剑桥江雪深。

　　忘年娱道意，探古济时心。

　　

　　颈联藏“济”字，尾联藏“林”字，“同”字缺省无碍，迎归诗本身便是作者与陈光甫的共情同感。由此可知，该诗寄语光甫，却暗藏自己姓名。故国人民当有所思，林同济诗集题为《流照》，“煦故林”正是流照故国，所谓“探古济时心”，“春风煦故林”，何尝不是林同济一生所求？

　　所谓“探古济时心”，“春风煦故林”，何尝不是林同济一生所求？

　　“探古济时心”，就是要用地支十二首，依托大地，解救新战国时代的天时。此之谓天时不如地利，而地利又不如人和，故应清楚意识到历史的主体归于谁——写作地支十二首时，林同济特意指明周总理去世四周年，历史的主体是否能重归人民，林同济满怀期待。

　　林同济的天时之论，正是他新战国时代的断语；其地支之论，正坐实为地支十二诗，既可以理解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可以理解为1949年以来的历史。此可谓“宇宙”与“人生”的点题——折中于他念兹在兹的中国。

　　

　　

　　如果我们把林同济所说“我们正处着世界精神进展的转变关头”换一个说法，那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正身处这一时刻的我们，便要接续同济，与他一起思考天地人三才的道路问题。

　　? 董成龙，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项目资助成果(项目批准号：BCERC2020-YB18)。

　　? 蔺晓林编，《戴维斯、谢伟思与实用外交》，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第69-70页。

　　? 许纪霖，《紧张而丰富的心灵：林同济思想研究》，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0-110页。

　　? 林同济，《离斯丹福得来秋武昌寄句》，见《林同济诗词》(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原载《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2月1日)；《廿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落款1939年5月4日)，原载《战国策》第17期(1941年7月20日)；《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原载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期(1941年12月3日)。

　　? 林同济，《阿物、超我与文化》，原载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9期(1942年1月28日)，见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4-135页。

　　? 林同济，《廿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阿物、超我与文化》，见《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第28、135-136页。

　　? 林同济，《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落款1944年3月15日)，见张昌山编，《战国策派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5页。

　　?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