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民》最初的成果出现在2013年，这一年《纽约客》发表了安妮·普鲁以森林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粗暴行为》。小说的源头更可以追溯到十五年前，这是一部“蓄谋”已久的作品。这一次作家从边疆视野迈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北美大陆开发史。这是作家首次处理庞大题材，跨度三百年的时间进程，作家让两个家族更替纠缠，而故事的依托与景观来自于小说的恒定坐标——森林。这一焦点凸显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如果说边疆题材让安妮·普鲁投身的是一处失落的地带，那么到了《树民》就回到了这一失落的源头。小说见证了人类轨迹对这片土地造成的影响，这影响最终也反噬了人类自身，这是一部完整表达出“失落”过程的史诗性小说。
如果说边疆题材让安妮·普鲁投身的是一处失落的地带，那么到了《树民》就回到了这一失落的源头
在与黛博拉·瑞特斯曼的访谈中，安妮·普鲁道出了创作之源：
大约十五年前，那时我经常开车出游，当我以不同的路线穿越大陆时，我路经一个位于密歇根上半岛的废弃小镇。这个地方灌木丛生，只有一座建筑，一个废弃的多用途商店。在长满灌木和杂草的山坡上，我看到一个指示牌，大致是说，上个世纪此处生长着世界上最大面积的五针松森林。森林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这个指示牌，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考虑一部与滥伐森林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小说。
小说从17世纪末讲起，追随两位法国移民的步伐，开始以两个家族的交错发展见证了北美近代的历史变迁。北方乃至东西部森林的盛衰(长达三百年的砍伐)成为这部小说的浓烈背景，从两个家族面对森林的不同行为和结果来看，这是一部深刻涉及人文与环境的小说，两者休戚相关，乃至一出出悲剧，都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自我与自然的关系。
小说的努力接近了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必须试着从非人类的角度来审视人类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后退一步，看看当初在自然界其他生物眼中人类是怎样的。”在小说的尾声处，第一代闯荡森林的移民勒内·塞尔的子孙——萨帕蒂西娅·塞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也可视作对唐纳德·沃斯特的回应)，“倘若从第一位原始人直立身体，以新的视角审视世界时起，一切就已经太晚了呢？”这声音也在夏尔·凯迪的后代，杜克父子公司最后的“血液”查理的临终笔记中体现，“人类如同君主般行事。他们决定万物的兴衰枯荣。我认为人类正逐渐演变为一个可怕的新物种，而我很抱歉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我们无法阻止缘起的事物，甚至我们仍然无法阻止人类继续前行的步伐，这是当下的困境与无奈。是《树民》将这一困境推到了足够久远的时候，那疯狂被点燃的源头，让我们目击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面临如今的境况的。
小说最触目的场景，一方面来自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对森林的无尽索取。这不仅是对利益的夺取，更表现了来自欧洲的自负——人类主宰万物的“天赋人权”；另一方面这攫取的过程也是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粗暴压榨乃至血腥统治的历史。从这一角度，印第安人的存在和树木并无二致，消失的人口如同消失的森林一样令人震惊。查尔斯·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航行日记》里写道，“欧洲人走到哪里，死亡似乎便在哪里追随着土著居民。放眼望去，南北美洲、波利尼西亚、好望角和澳大利亚无一例外。”这是多样文化在强势“文明”入侵后的逐渐衰落过程，这衰落的危机首先来自人口的骤减。
“仅仅几年时间里，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人，数也数不清。据说他们原来的世界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已不复存在了。”
“再过四十年他们将不复存在，就像有史以来从未这么少过，甚至才不到五百人；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曾有超过十万人。”
印第安人口的消失与森林的退却，代之的却是移民的汹涌涌入。据统计，从1629年到1775年就有四波说英语的移民迁徙到现今美国的领土上，而1920—1930年，更有五千多万的欧洲移民奔赴海外。“大量到来的欧洲人的数目很快就可以和这些鸟儿抗衡了”，作为调侃，这一不可动摇的潮流甚至被最早置身殖民地的人和原住民共同鄙视，仿佛他们是另一种“野蛮人”。吊诡的是，最初到来的白人也同样被如此看待。“白人走过的地方就会长出坏植物”。出于开垦的需求，后续的移民们盲目地放火烧毁森林，然后迅速看着土壤枯竭，这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小说还借牧师掌管的寄宿学校这一微小的存在，道出了外来文明的虚伪与残酷。埃加的遭遇暴露了“寄宿学校的邪恶作为和政府监管的缺失永远地玷污了任何以文明和礼仪自我标榜的英裔加拿大人”。这一切片，让整个大陆的“文明”带着浓烈的原罪，且这罪孽延续得如此漫长，从起源的新教徒移民开始，直接迈进了20世纪。
这原罪从何说起？或许可以追述到西方的人文主义，对自然的蔑视乃至征服自然是近代西方人的追求目标。笛卡尔在《论方法》里高喊，“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与拥有者”。欧洲人在新大陆的肆意妄为，实践了笛卡尔的豪言，这一行径被放大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他们如同进入了一块无法无天的飞地，尽情施展着与个体欲望相匹敌的破坏能力。这足以使人对人类自身乃至其身后所代表的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这认识并不附身于我们往常以为的形式——“战争”之中，它直接散落在人类的日常生活里，又因它的隐形、不自知，乃至披着文明、教化这一光鲜的外衣，而更让人战栗。
“那些孩子再也不会是纯粹的米克马克人了。”
在新西兰，艾赫就曾询问过艾蒂安·塞尔米克马克人的故事，艾蒂安无言以对，“因为相比她所讲述的有诸多位神的毛利人的世界，他的故事会显得十分逊色而贫瘠。米克马克人遗失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传教士们的上帝。”这里的遗失，并非指事物的自然消亡，它是被外来力量剥夺的，是宗教、种族主义或其他。
《树民》处理这一冲突充满着冷静又不乏哀伤的情感，但我们仍可以看到这冲突携带着裹挟一切的力量，“没有什么巨大到不能倒下的东西。当人类到来的时候，它们全都倒下了”。小说里有不少这样的提示，看上去是指森林，但又不单纯指森林，人类对自身同样施行了这一原则，这样的侵吞无法弥合，事实上也没有提供事后修补的可能，因这破坏来得足够彻底。
小说结尾的觉醒正是来自对这一景象的忧虑，可以说小说的两部分力量(对森林的破坏及人类自身的挤压)最终都指向了对生态衰退带来的不安。在这里，人类对自身的“排异”从小说里隐退，《树民》的题旨变得更为清晰，人类的冲突演化为了更为深广的主题，即人与自然。在这一刻，自然才重新成为全新的主宰，它深切地影响到了不分族群、文化的每一个人。
这一忧虑从哪里萌芽？我以为是以迪特尔·布赖特斯普雷歇的出现为标志的。他从一个为德国伯爵管理森林的角色介入新大陆的乱象中，他的现身直接导致小说出现了第一抹保护森林的色彩。后来的塞尔家族(回归印第安人)与凯迪家族(林业巨头)最终的努力——前者贡献了一位林业学博士，后者建立了苗圃并资助了保护行为——都无法阻挡一种事实，即承载漫长人类生存的地球很难回去了。这是萨帕蒂西娅·塞尔参观冰川后的悲观发现，但这并非小说的结论，它只提供事实，而人的主观行动，那些感觉事态紧迫的人已站了起来，并且，作为自然的一端，它的自我修复功能也预示着事态尚有乐观的一面。“人类社会系统适应他们的环境——生态系统，同时生态系统本身也在适应着人类社会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的自然部分，通过做出调整来应对人类的干涉，提高生存的可能。”这是自然的反弹与顽强，也是《树民》的客观角度和精神高度，这样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指向了——唤醒。
欲望，是《树民》的开端，也是被压制在生存线之下的开端。两个不识字的欧洲移民勒内·塞尔、夏尔·凯迪来到了广袤富饶的加拿大森林之中。此时，这片大陆尚没有国家概念，它只是殖民地，被笼罩在英法两大帝国的视野下，这是一道新的曙光(如果可以这么看的话)，又因为确凿无尽的资源和可能全部占有的未来前景，它又确实算一道曙光。故事的主人公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踏了进去。从此，两个家族的命运开始抽芽。老实的勒内·塞尔想拥有的只是一处可以栖身的农场，这看上去退缩而又追求安稳的基因从此埋在了塞尔家族的基因里，又因与印第安女人玛希的结合，让这一脉络显得更为根深蒂固。塞尔的后代一次次出走，在伐木营中辗转求生存，又一次次地逃离，想寻求族人的拥抱，回归过往的生活，这顾此失彼间，属于米克马克人的生存方式乃至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流失了。但他们的天性仍未被“文明”所改造，他们哀叹森林的消亡，那赖以生存的环境被一次次的大规模砍伐而显得摇摇欲坠，对森林的神性认知与归属感，又悖论式地体现在了他们亲自参与的砍伐之中，这是痛苦的撕扯，他们偏偏又是其中的好手，比如昆陶、吉诺。昆陶晚年的回归，作为族长的存在已无法挽救这一式微的生存方式，他必须眼睁睁看着一切流逝。“正如昆陶曾说的，他们必须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他们去往那里，因为他们已把它们的古老家园藏匿心头，不管要经历多少年岁。”这是昆陶的无奈，曾经的生活只能隐藏于心，迫切的只是眼下的生活，而这一切必须与新世界融合，这是以昆陶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现实。小说的双线并进，在塞尔这一族的脉络里可以视作挽歌般的存在，他们的哀叹与身不由己，都被裹挟在历史进程中，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几乎从不抱怨，只是一次次转身离开……
欲望，是《树民》的开端，也是被压制在生存线之下的开端
夏尔·凯迪的逃离与反叛精神与日后愈发凸显的野心同样根植在了后代之中，只是作为讽刺，这影响只存在于被他收养的儿子们中，他们在欧洲的孤绝处境与初入加拿大森林的夏尔·凯迪想奋力打造出一片天地的愿景没什么两样。这是一拍即合的合作。杜克父子公司(由凯迪父子公司改名)最终被这帮极具雄心的收养者所经营，这是凯迪的胜利。而他真正的子女，却总处在虚无之中，奥特赫迷失在对“科学”的痴迷中，当他带着众多被遗失的“发明”一脚踏入荷兰老家便不再回返，他唯一的女儿有着一半的印第安血统，她竟也是父亲的实验对象，对女儿碧娅特丽克丝的改造是其“疯狂”的表征。奥特赫堆积了太多的知识塞给这个混血的女儿，在培养她的计划里，唯一缺乏的就是爱，这种最基本的人类感情。“然而她渐渐明白，她自己并不是一个被爱的小孩——她对于奥特赫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用来实践他关于智力发展方面的设想。”种族的傲慢，畸形的念头，对未知事物的痴迷，是奥特赫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他在小说中也如同迷雾一般消失。好在我们看到，长大后的碧娅特丽克丝并不是一个刻薄冷漠的女人，她的天性里仍保留有印第安人的宽容，对前来寻找丈夫昆陶的另一支子孙倾注了尽可能的关注和爱意。事实证明，碧娅特丽克丝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知识并未对她产生什么影响，她一生困守在佩诺斯科特湾的大房子里，对杜克父子公司的事业充耳不闻，她唯一的“成就”是守住了父亲留给她的巨大的木桌。她与昆陶的相遇，是夏尔·凯迪、勒内·塞尔两个家族的一次误打误撞的联姻，从此两个家族隐秘地纠结在一起。昆陶因为碧娅特丽克丝最终成为他本来的米克马克人，碧娅特丽克丝则是一场悲惨实验的“小白鼠”，她身上的独特性是模糊而矛盾的。从夏尔·凯迪的直系血缘排序来看，碧娅特丽克丝才是他真正的后裔，这一点最终在杜克父子公司的女接班人拉维妮娅的调查中浮出水面，这一挫败也预示了杜克家族的衰败乃至消亡。在这一刻，他们沦为了没有来路的人。
命运的交错感是这两个家族故事中最迷人的部分，也是小说的隐喻所在，这混乱是新世界的“蓬勃”带来的。
命运的交错感是这两个家族故事中最迷人的部分，也是小说的隐喻所在，这混乱是新世界的“蓬勃”带来的
杜克父子公司对森林的无尽欲望与勒内·塞尔的后裔(漂泊无依的形象)分别被作家置于了生存的两头。与凯迪无血缘的继承人在林业领域高歌猛进，而血统上的继承人们却在森林里劳作，命运带给他们的是一次次伤害与死亡(却仍顽强繁衍)。这被置换的命运，只因沾染了混血的基因。但小说不仅仅关注这被篡改的命运，它客观遵循人与事物的发展逻辑，作为林业巨头的杜克公司完美地展现了其对资源的索取与统治，其间的一系列变故(家族人口的衰减)甚至人物萌发的猛烈爱情(詹姆斯·杜克与波西)，也只是这表征之下的悲剧，并不能阻挡事物前进的步伐。
有趣的是，小说在阔大的时空中所选取的这一“狭小”范围(视线始终不离森林)又摈除了历史宏大事件的直接影响，读者只是零星地从一些微小细节里感受到时代变化了。譬如“森林和河流中充满了在打仗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跟着美元作为货币出现，之后是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一切都与“林木事业”息息相关；更小的变化来自实际运用层面，蒸汽机出现了，电报在实验中，法人公司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确保安全的运营方式，斧头被横切锯所替代，排锯输给了圆锯与双联圆锯机，后者又让位给了钢刃长带锯，原木的漂流更被火车、卡车所终结……这叠加的变化被不经意地带出，小说正是通过这一处处细节使时间翻页，这是小说视野的专注与历史的有效衔接。就算视野飘向更为宽广的天地，新西兰和巴西，也逃不过小说的核心魔咒，它们只是森林在他处的表现，甚至只是单纯的巨大贝壳杉和珍贵的轻木本身，它们构成了这一视野延伸的终点，与小说开头凯迪的中国之旅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种表现，安妮·普鲁曾自道，“让她感兴趣的不是这种事态的道德感，而是相互联系的文化的磅礴气势——法国的、中国的、荷兰的、英国的以及美国各州的——森林里的树木使得这些文化交汇融合”。这一融合的结果，正是本书值得思索的一大主题。
小说对森林有着众多美妙的描写，譬如“他们到达之初，松树的新梢正在盛放花朵，每棵大树都散发出巨量的花粉，遮盖了天空。伐木工们，甚至连海上的船只，都为这雨点般洒落的明亮的黄色而讶异不已”，“在那种地方，树木在冬日的夜晚会因寒冷而爆炸”，“随着暴风雨渐渐远去，他们走出了树林，从一块高处的岩石上，他们看到层峦叠嶂的群山散发着雾气。艾赫说，那是大地之母帕巴图阿努库在为天父努伊叹息，在天地初始之时，他们紧紧地胶合在一起，一种充满爱意的媾和……于是泰安——森林之神——使用树木来将他们分离”。这是邀请读者身临与想象的体验。我们会看到，不同状态下的森林也与人物发生着紧密联系，甚至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直到所有描写与暗示都被一句话所勾销，“森林花了上千年形成的土壤，四五年就完蛋了”。如果说小说叙述曾使森林显得如何迷人，也就让它们变得如何丑陋。土壤的暴露，不仅指向森林，还延伸出森林消失后的悲惨景观，这被人视作无用之地的土地。
萨帕蒂西娅·塞尔的忧虑是当下的，也是森林这一景观消失带来的，只有她跳出了两个家族的魔圈。一头为了生存，虽仍怀着对神圣过往的依恋(这依恋也日益模糊)，另一头则为了更大的利益，并且也考虑到了这破坏带来的系列问题，所以他们也朴素地关心苗圃对未来环境的支撑(仍涉及生意)。可真正意识到危机的，认知到一种无法复原的灾难并且投身改造的人，唯有萨帕蒂西娅·塞尔。
“我的兴趣在于重叠的生态系统，难以理解的自然界的构造。”这是萨帕蒂西娅对本质的思索，自然界成千上万年形成的生态可能毁于短短几十年的破坏，且不能复返，因为一切都改变了。“自从被英国人征服开始，空气中便充满了杀虫剂和化学肥料的气息，还有废弃颗粒和烟尘。我们有了酸雨。幽深的森林不复存在，而现在气候也开始改变。”萨帕蒂西娅的话回应了小说开篇的描写，“在每一处砍伐一空的区域，物种的演替都随新树的抽芽而改变了一点点。森林开始在不起眼的方面发生改变。它仍然活着，但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我们知道，相同的物种不可能再生长于同一个环境，人类活动改造了整个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认知与恢复如此艰难。但这又是一个矛盾之谜，人类所主导的是当下的样子，就像开拓者们携带的不同作物已深刻改变了世界一样，从前还有一个从前，哪一刻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恢复的过去？萨帕蒂西娅·塞尔的存在让人想到另一个女人，玛希。作为天生的森林人，玛希身上拥有的正是萨帕蒂西娅·塞尔想寻求的，或者可以这么看待，即两人以不同的面貌(不仅仅作为祖先和后裔)合二为一。两人的气质惊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玛希的一切都来自自然本身的教导，她是旧传统消逝前的最后一代人，而萨帕蒂西娅的本领则经过了现代科学的训练。但两者的观念如此一致，这不仅仅因为她们身上流淌着共同的血液和来自同一种传统(哪怕这传统早已行踪难觅)。“对于玛希来说，它(森林)是一个活着的实体，像河道一样重要，充满了药物、食物、庇护所、工具材料等等恩惠，这些东西每个人都认识而且记在心中。一个人应带着感恩之心与它和谐地共同生活。她觉得为了‘清伐土地’的愚蠢目标而无休止地砍伐所有的树是不好的。”如果说玛希见证了森林砍伐的开端——她无力改变的源头，那么萨帕蒂西娅的存在恰好承受了这一行为的后果。玛希的忧虑最终成为事实背负在萨帕蒂西娅身上，两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在本书的开端与结尾遥相呼应，完成时空交接。
这样的两两对比关系，我们还能从其他人物身上看到，比如夏尔·凯迪和拉维妮亚，前者的野心在后者身上放大到了最大尺度。夏尔·凯迪是一个世界闯荡者，他曾前往中国交易皮毛，积累自己的原始财富，从而拥有回归森林的条件，而女强人拉维妮亚作为公司的继承人无限地扩大了凯迪的商业版图，连她的新西兰蜜月之旅同样带着考察树木价值的目的。可以说通过不长不短的一百五十年的积累，到拉维妮亚就完成了凯迪的夙愿，她的扩张欲望与不择手段迎来了杜克公司发展的顶峰，她才是凯迪真正精神上的“转世灵童”。还有查理和吉诺，两者都是他们各自族群里的异类，查理作为拉维妮亚的儿子、杜克公司的继承人选择自我流放不仅是反叛更是怀疑和反思的开始，而从一场山火里逃生的伐木高手吉诺·塞尔险些成为第一代印第安商人。这不是巧合，恰是命运赋予人类轨迹的错综循环，因这一人物对照关系，小说变得更加复杂幽深。
《树民》的双线并进，那些繁复时间进程里的人物与事件逐渐同结尾面临的事实拧到一起。从最初的破坏，到无法回避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小说通过人物的命运与时间勾连，呈现了三百年来人类走过的路。这路途的艰难、触目与环境相依相伴，这是《树民》的内蕴，也即小说叙事由重到轻，再由这“轻”转到了另一更加“沉重”的层面。这一层面的现实也正是小说囊括的所有人事的结果，这是小说摆脱既有轨迹的节点(不仅是小说的终点)，它把那些我们看重的来路通通抛却，那些复杂美妙的人物，那些惊心动魄的历险，那些真切沉痛的苦难，在这一事实面前，都变得不再重要。
这是一种冒险的叙述，主题的陡变与加强，是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的，但我们能否设想另一种结局，一种与小说主题一以贯之的安排，让两个家族的恩怨纠缠有一个最终了结，让生态问题变得不再那么强烈，或者仅仅提出一种忧虑的前景，然后淡淡退出，这样会不会更好？我以为不是，这恰是不负责任的叙述，只会让小说因无力摆脱既有轨道而逐渐黯淡。从现实层面看，拉维妮亚的调查明示出了两个家族的纠缠，可此后不久，随着儿子查理的去世便宣告了杜克家族的正式消亡，这一纠缠的根基已经了却，塞尔家族与新继的布赖特斯普雷歇家族并无血缘交集，以家族脉络为线索的叙述难以为继。《树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家族的存在只是小说借用的外壳，它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穿透了森林的变迁。所以，如何打量小说逐渐倾斜的重心，是本书带给我们的重要思考。事实上，不论我们如何设想小说结局，安排人物，《树民》都以如此无可辩驳的方式结束了它自身的讲述，这不应该被视作无力构建的虚化(或主题强化)，更不应将它生硬地归入“生态文学”或“环保小说”这一狭隘的范畴。生态是小说面临的现实，而不是它的全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尾声处揭示的“暗多样性”，也反证了小说的空间。《树民》的结构并不复杂，但它容纳的时空和信息又过于广阔，之所以以森林为依托完成了这变化的旅程，正来源于这“暗多样性”的提示。“同‘不在场的在场’这一概念有点像。你从地上撬起一块下陷的石头之后，凹陷处仍留有石头的印记，这便是不在场的在场。比如说，有某种稀有的植物，它影响附近的树木和植被。又比如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稀有植物灭绝了，然而因它曾经的存在而带来的影响仍留在那些植被中——这便是暗多样性。”这也可以看作小说中人物与时空存在的影响以及事物变化的神奇关联。我们如果能多理解一分“暗多样性”就更能理解《树民》在这巨大空间里的作为。
《树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家族的存在只是小说借用的外壳，它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穿透了森林的变迁。所以，如何打量小说逐渐倾斜的重心，是本书带给我们的重要思考
《树民》的启示能否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好的未来？从小说的人生景观里，我们或许看到了这样的希望。犹记得一句，出自赖特斯普雷歇之口的话，他在勘探密歇根森林时发现，“没有多少印第安人走这条小路，大自然正在逐渐收回这条路”。这是人类的回归路径？这希望之轻与小说之重形成强烈比照，它既难以回归一种属于原始的生活，又无法阻止这一侵蚀的持续步伐。那么中间道路是什么？我以为正是萨帕蒂西娅所代表的全新人物的出现，他们是环境敏感者(实践者)与科学研究者的合体，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面对这变化带来的症结。可自然如此难以认识，这不是独立的系统，而是阔大的自然本身。唐纳德·沃斯特说“生态史要求我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时，对自然进行认真思考，因此，它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的运行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冲击。关于‘自然的经济体系’的知识大多来自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也包括地质学、海洋学、气候学以及其他学科。我们都明白，科学无法为我们提供纯而又纯、毫无瑕疵的‘真理’”。这是事实，也是人类无法穷尽的局限，但“科学研究基于一种较少权威主义的目的，是一项尽我们所能地去探索、理解、进行永无终结、且总是倾向于修正的工作”。
“修正”正是《树民》带来的启示，因一切无法回头，我们依靠的力量也在萨帕蒂西娅的口中逐渐清晰，这不是个体的努力，它是属于以自然为依托的群体的。自然如何承载了人类，人类与之的关联有多深刻，就决定了这一场可能的“修正”的全部力量来源，它是农夫的，是渔民的，是建筑工人的……是那些接触自然万物并对此负有经验的人类的，乃至，这也是艺术家的。
在写作《树民》之前，安妮·普鲁的意识就已根深蒂固。“我试图界定这样一些历史时期，那是当根植于地域和自然资源的地域社会和文化开始经受对其传统生活方式的侵蚀，并且尝试把握当代大世界价值观的历史时期。我小说中的人物小心翼翼地行进于变迁的乱局之中。”
这更像是对《树民》的诠释，因为这部作品，安妮·普鲁确凿无疑地走在了时代前列。我们早已不陌生“生态文学”的提法(乃至这是事实)，但我们真的对此有多少了解？那些地域性强烈的作品被这一标签所限定，甚至可以想象，它们中的平庸之作会得意地以为自己界定了这一疆界。地域与生态，不是分隔的，地域之上的人也不是自然之人的分裂，他只是文化样态的不同表现，可这里的悖论是，地理环境如此深刻地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这是自然的赋予和属性，如同不同地域间森林的构成一样，文化的样态千差万别。
《树民》作为小说，正提供了这繁复多样的文化景观，而这一表现是由无数被我们所关注的人物构建的，这是小说的坚实核心，也即小说作为小说的存在方式，它必须经由人物抵达。《树民》里的人物依靠着两个家族的世代谱系被我们所铭记，他们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其间的生活是《树民》最重要的纵深空间，是那些人物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它还将滑向何种境地。不论小说的最终指向是什么，“树民”这一对人物的总括让小说得以成立，不是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切实经历，这“历史”便被消解无疑，小说也无法完成最终指向。
我们明白，当人物的命运被森林的命运所“限定”时，两者才达成了一致。这一合力制造的结果又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忧虑的景观，乃至生态问题在小说中逐步摆脱了人物命运而成为述说的重心，这是人对自然的强烈感应，抑或反省？总之，小说的愿景在结尾处凝结，这一结果几乎化解了小说之重，带着一种紧迫的归结的愿望(如果不看成说教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不必再延伸的结局，甚至让我们短暂地告别了那些一一出现的沉重人物和他们曾经发挥的作用，小说在此完美地化为了一个坚固的所在——现实。现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当下存在，这存在衔接过去也联系未来。我想，这没准儿是安妮·普鲁的意图。
? 马克·阿斯奎特《失落的边疆——阅读安妮·普鲁的〈怀俄明故事〉》，商务印书馆。
? 杰拉尔德·G·马尔腾《人类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
? 马克·阿斯奎特《失落的边疆——阅读安妮·普鲁的〈怀俄明故事〉》，商务印书馆。
? 唐纳德·沃斯特《在西部的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商务印书馆。
? 马克·阿斯奎特《失落的边疆——阅读安妮·普鲁的〈怀俄明故事〉》，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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