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桑 译
由于缺少利益，明天已被取消。
——来自伯克利学生公寓男生宿舍墙上的涂鸦
我主要关注的是未获承认的东西，我思想或其他人思想中那些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前提。除了对进化论的信念，这些前提包括对一个国家、社会和文明才采取的方向进行的否定性评价。在这个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国家写下这番话，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从书籍、绘画和电影所传达的愤怒和蔑视进行判断——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将控诉当作一种消遣。虽然我觉得与他们有着一定的亲近关系，然而正是那种否定性评价让我有些多少不信任自己，因为别人的行动是一面镜子，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看到自己。
我主要关注的是未获承认的东西，我思想或其他人思想中那些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前提
对西方的颓废与腐朽的信念，似乎是开明而敏感的人的素养中一个永恒不变的部分，他们依靠这种素养对付技术进步带来的恐惧。这种信念与现代艺术一样古老。在这里，只要单独提及波德莱尔的《地狱之城》，就足够了。然而，一旦我们假设，衰颓其实就是回归，问题就出现了——从什么回归，何处是我们应该渴望的平静与活力的理想状态？
这个问题已经遇到过诸多最为复杂多样的答案。那些不满者的第一个伟大的庇护人当然是卢梭，他反对霍布斯的观点，即由“理性”的头脑清醒的信徒们所共享。据霍布斯所说，人类起源于原始的野性、野蛮状态、每个人针对其他人难以控制的斗争。在卢梭之前，没有任何人想到从字面上去接受黄金时代的传说，去梦想一种没有艺术或科学的自然状态。诚然，卢梭并不建议回归到天真的野蛮境况；他选择那种状态，是将其作为一个模型，用于自觉培育的美德——在这种美德的名义下，那么多头颅即刻从断头台滚下来。
托尔斯泰，这位卢梭的信徒，在许多方面做出最终的判断之际都超过了他心目中的大师。也许别尔嘉耶夫是对的，他将托尔斯泰称之为俄罗斯的邪恶天才，因为这位雅斯纳亚·波良纳(Yasnaya Polyana)的圣人训练着俄罗斯知识阶层，这超过了他提出的绝对要求和可以称为对体制、等级制度、逐步改良的不耐烦，对犹如不完美的善与不完美的恶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织物的普遍历史的不耐烦。
但是托尔斯泰和卢梭所给出的只是许多答案中的两个。浪漫主义者们十分痴迷于中世纪，自那时起，一个有机的父权制文明的理想形象一再重现，这种文明由从国王到普通人的宗教热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他浪漫主义者，即我们所知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在没有私有财产概念的原始人的集体所有权中发现了魔鬼的灵丹妙药，并试图在他们的法伦斯泰尔中让它们再生。青年马克思得出结论，不仅人不会像他应该的样子去生活，而且人会在置身其中的境况里发现他偏离了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人性；因此，进一步的结论(不完全是一个逻辑的结论——而是一个信仰的行为)是，确保本质与存在之统一的一系列境况必须存在于某个地方。马克思将这些境况放置在过去，在原始共产主义中，在未来，在工业共产主义中。然而，19世纪的技术进步并不关心空想家和革命者们的计划；技术进步身上有着一些必然发生的东西，比起义愤填膺的论著，以儒勒·凡尔纳的乐观小说为典范的科幻小说的四处流行向大众的想象力道出了更多的东西。
只有当科幻小说开始掺杂了焦虑的预感，开始从中塑造反乌托邦作品的时候，人们才能谈及绝望的潜流的表面。H.G.威尔斯始终忠诚于其科学人道主义愿景，直到其漫长一生临近终点，他才出版了一本绝望的小书，《心智的极限》(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在这本书里，他坦承他看不到陷入自己发明物的人类有什么得以幸存的可能性。他的《心智的极限》就是艾伦·金斯堡所谓的“摩洛的名字就是上帝”。也许欧洲的颓废主义在1886年拉开了帷幕，这一年《颓废》(Le Décadent)杂志出现在巴黎。围绕在这本杂志周围的作者们宣称，他们并不希望去创造，而是希望去摧毁，因为高度倦闷的西方文明正在死亡，谁也无法拯救。但是，颓废主义的花朵只是含苞欲放。它是由各种力量所滋养，其中主要的是宗教危机。大约在同一时间，将作为最崇高的圣礼活动的艺术视若神明的态度，开始从一小群波希米亚艺术家向外渗透到更广泛的圈子；不再依靠所传达的内容，而是依靠其形式，艺术成为宗教，而艺术家就是其牧师。此后，越来越多的人会促进这一普遍的混淆，反对崇拜他们对没有神的世界和没有承诺的文明的祭礼，同时激烈地争论哪个迅速变化的艺术上的“主义”最适合用来替代礼拜仪式。一个新的、巨大的领域为玩世不恭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而开启了，因为任何只要中学毕业的人内心都会感到，他就是一个艺术家，或至少有资格滔滔不绝地谈论艺术。
颓废主义的花朵只是含苞欲放。它是由各种力量所滋养，其中主要的是宗教危机
我毫不怀疑，我的心灵汲取了欧洲文明中那种绝望的所有成分。我的童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标志着一个秩序的终结，一些人认为这个秩序壮丽辉煌，另一些人认为它腐朽不堪，但无论如何是一个秩序。接踵而至的俄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比较的时代：“那里-这里”。19世纪的沮丧、消沉、阴沉的预言，以前被已建立的秩序推到了一边，如今变得更加清晰和具体化，从各个方面攻击着我成熟的心灵。浪漫主义对神父与骑士构成的僧侣社会的古老渴望退回到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笔下的生活(他在俄罗斯有一个先驱，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他将文明视为经历着童年、成年和衰朽的老年的有机体。
显而易见，西方已经进入了生命力的衰退阶段。战败的德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严酷而傲慢的绝境浪潮，即西方人正是为自负的理性所逼迫而进入其中；人们在东方圣人、印度教、佛教上寻找希望。英格兰的年轻作家，T.E.休姆，T.S.艾略特，提出纲领要回到过去，在当下只看到死气沉沉和无聊，一片“空心人”的荒原，这些“空心人”被剥夺了宗教信仰，因此被剥夺了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这并不意味着我曾读过斯宾格勒或者我对英格兰有任何了解。然而，那种倾向对波兰来说并不陌生，这些倾向通过革命前的俄国人的作品渗透到那里；自从我认识了一些法国人之后，我从热爱笛卡尔清晰思想的那些人写下的书籍中了解到悲观主义的入侵，这些人主要是保守派，就像亨利·马西斯一样(《保卫西方》)，将德国人视为这种流行病的滋生处。与此同时，世界正在被“资本主义的衰落”及其不可避免的死亡痛苦这种革命宣传所淹没。希特勒的反革命似乎是这些口号的十足佐证。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足以超过先知们关于衰落的预言，无论他们做出了何种假设。之前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数百万人被杀死，从来没有动用如此完美的掌控自如的技术手段，对整个民族冷酷地进行有计划的毁灭。
美国与欧洲之间只隔了一个大西洋，距离并不是太遥远。美国的技术知识，还有其他东西，在最近几十年，一直吸收着欧洲的观念。毕竟，这些观念通过高等教育突飞猛进的增长和平装书的生产得以推广，正如一个纽约出版商曾经告诉我，这些平装书就像煤炭被铲进仓库。这意味着十六岁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剧场熟悉贝克特和伊诺斯科，很快又会遇到尼采和马克思、斯宾格勒、萨特、加缪，以及各种反乌托邦作品，都以廉价的版本印行。换句话说，大多数为美国的纯洁性进行辩护的人，认为欧洲一直只是邪恶的源泉，这些人无论怎么想，衰落和腐朽的神话必须具有传染性。我说这是神话，因为，显而易见，比真理或非真理更强大的光韵与语调之间的特定联合在这里起着作用。此外，很难将欧洲和美国的贡献区分开来。出生于美国的T. S.艾略特，如今需要阅读他，他在一个缩小的海洋两岸，代表了一种阴郁、哀伤的语调，他并非一个例外。
一个快乐的年轻巨人，一个阻碍了怪物的摇篮中的孩子，在它面前是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美国的形象最终也是神话的。我们可能不会犯下巨大的错误，在一个假设的国家，就像一个沃尔特·惠特曼在其中创作《草叶集》的、从未存在的国家中，那个国家是从他的想象中衍生出来的，就像都市中的荒野，有着一个无法接近的核心——巴尔扎克的巴黎。然而，惠特曼对前进运动和空间的醉心，对应着先驱者和定居者的心情，他们的努力在物质的成功中获得了回报。但几乎在其开端上，几乎在其根基上，美国梦想着“世外桃源”(Arcadia)，这里有着与自然相一致的和谐生活，有着自给自足的个人，他快乐和真诚，以斧头和步枪从大自然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逃避社会和总是腐败的国家。惠特曼也赞美这样的亚当。梭罗相信文明的新英格兰人作为具有“宁静的绝望”的人承受了很多，他宣扬公民不服从，逃到森林湖边的原木小屋，在一些事情上树立了美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而且，我吃着浓烈和苦涩的欧洲菜肴长大，如今被新一代梭罗们包围着，他们与自己精神上的先祖不同，认为数百万同胞的“宁静的绝望”是日益增长的宰制人的文明的结果，他们虽然诡异地等待着这个方向被证明是错误的，却引用尼采或马克思，或从生物学中挖掘出的东西，来解释有机体的生老病死。
我吃着浓烈和苦涩的欧洲菜肴长大，如今被新一代梭罗们包围着，他们与自己精神上的先祖不同，认为数百万同胞的“宁静的绝望”是日益增长的宰制人的文明的结果
? 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之一。1922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著有《自由的哲学》、《论人的奴役与自由》、《论人的使命》、《精神与实在》、《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我与客体世界》、《历史的意义》等。
? 即托尔斯泰庄园，位于俄罗斯图拉州，托尔斯泰故居所在，他在这里写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等伟大著作。
? H. G.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1895年出版《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多部科幻小说。
? 《颓废》，1886年到1889年在巴黎出版的文学杂志，由法国诗人阿纳托尔·巴茹(Anatole Baju，1844—1924)创办，标志着颓废主义作为文学流派的诞生。于斯曼的小说《逆流》是颓废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1918年出版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影响深远。
? 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年)，俄罗斯思想家、历史学家，著有《俄国和欧洲》(1869)，提出西方正在衰落的观点。
? T. E. 休姆(T. E. Hulme，1883—1917年)，英国诗人、批评家，被称为“意象主义之父”。
? T. S. 艾略特诗歌《空心人》和《荒原》中的意象，隐喻着西方的没落与西方人的精神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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