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理解钟鸣的人，或许是他本人。这倒不是说他自恋或自傲。而是因为身为“旁观者”，他有一种罕见的自知之明。倘若在世俗生活中，这不过是朴素的为人之道，但在“宝贝儿精神”当道的“强人时代”，这却是难得的德性。当代诗人里，他是第一个勇于写自传的。上世纪90年代初，他花五年时间，潜心完成三大册、一百五十万字的《旁观者》，一部“融个人成长史与广义新诗史于双重叙述”的“成长小说”，开一时风气之先。此后，才有“朦胧诗”以来的诗人撰文作传，追忆个人与时代。
为什么说《旁观者》体现了一种勇气呢？因为除了那种拿自传来自我册封的“宝贝儿”，谁都明白，自传并不轻松。爱伦堡说过，“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自传固然不能“自恋”，可还需“记得”，且更不能“回避”。还有什么比自传更考验个人的眼光与德性呢？北岛一代之所以对历史讳莫如深，“不敢写”那段诗歌运动，固然考虑到历史叙述的复杂，但个中缘由，则是身为历史当事人，瞻前顾后，不免有所回避。“北岛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既不变成西伯利亚的帽子，也不变成与狼对立的道德绵羊，而是一个牧师，测绘着奴役和自由的变量关系”。这一点，反观《旁观者》，就能多少见出历史的担当了。关键是它没有采用“历史排除法”。既没“排除历史”，也没“排除自己”。
反观《旁观者》，就能多少见出历史的担当了。关键是它没有采用“历史排除法”。既没“排除历史”，也没“排除自己”
而“诗人自传”就更加不易了。它要跨越自我和诗文的双重界限。诗人向来以主观、自我著称，而散文呢，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往往被诗人视为小道，所以单就文体而言，“诗人自传”的偏少，也就并不稀奇。钱穆说，诗人不必写自传，诗歌就是他的自传。这话当然不错。但倘若按胡适的标准，“自传”的意义不仅在于“给史家做材料”，还在于给“文学开生路”，那“诗人自传”自有诗歌辞赋和历史编纂学替代不了的价值。这一点，无论是《米沃什词典》的“词条”，还是《旁观者》的“跨文体”，都已有所证明。用文学—诗的跳跃形式，来粉碎历史的线性和固化，不正是两者用心所在吗？
与《米沃什词典》一样，《旁观者》不能仅视为“诗人自传”，它更是“时代之书”。与时代对话——是钟鸣写作的永恒主题。他把这当成自己责无旁贷的写作责任和思想义务。柏桦说钟鸣的散文“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信手拈来，自成一体，带有士大夫精神(就人生观而言，他的散文的精神是儒家的而非老庄的)；同时又有西方散文的思辨性、批判性以及现实性”，颇为确切。但从“文如其人”来看，这何尝不是对钟鸣生活风格的贴切描述？无论写作、摄影还是收藏，无论诗歌、随笔、评论还是研究——我们都能看到，钟鸣抱着“入世”精神，持之以恒与时代对话，不断思考时代带给我们的难题，绝不轻易与时代达成表面和解。而他呢，也由此甘当时代的“旁观者”。
看看吧，我们周围多少人视“旁观”为“失败”，在不甘寂寞中急于粉墨登场啊。如果说，“旁观者”是诗人的谶纬，那也是他心甘情愿承受的。因为，在“旁观”生涯中，“知识”是“旁观者”唯一的酬劳。但——我们的好人儿，千万别误会，“旁观者”可不是“受难者”。而“旁观者”的“知识”(“我任何时候都喜欢琢磨事情的原委。甚至不惜以吃亏曰福来换取这点，有种逻辑常识支配着我”)也不是“宝贝儿”或“方脑袋”的“知识”。记住这一点吧，不然，还没上道儿，我们就已陷入时代的“恍惚”了。
一 “强人时代”
可如今，我们到底身处何种时代呢？按钟鸣的说法，那就是——“强人时代”。可如今，我们到底身处何种时代呢？按钟鸣的说法，那就是——“强人时代”
何为“强人”？“强人”一说，来自德国史学家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在这部晚年史著中，梅尼克反思“二战”德国法西斯的崛起。他认为，法西斯的根源，不在德国文化本身，而在于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精神的失衡。即，过度的理性化、职业生活以及技术—功利主义导致了精神的单一化。在此过程中，技术时代取代了理性时代，“强人”(Homo faber)取代了“智人”(Homo sapiens)。
关于Homo sapiens和Homo faber，我们这里有必要略谈一二，因为事关对“强人”、“强人时代”的理解。
拉丁语Homo sapiens，现多译为“智人”。它作为一个生物分类学上的人种概念，是“现代人”的学名，特指人类在演化中开始进化到拥有智力的特定阶段，人类由“智人”这个人种发展而来。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论述人类物种的进化时，提出不应当将“人类界定为‘Homo sapiens’(智人)，而应当界定为Homo faber’(制造工具的人)了”。这里Homo sapiens译为“智人”，较为合适。但在《德国的浩劫》中，梅尼克并非在人类进化意义上谈Homo sapiens，何以译为“智人”呢？
实际上，在进入现代生物学、被定为人种学概念之前，Homo sapiens在古希腊时代，是作为人类理性传统的源头出现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Homo sapiens被定义为“智慧的人”，也就是“哲人”、“智者”或“理性人”。他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命题，认为“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希腊理性”，不同于“现代理性”(也就是现代科学的实验理性)。在古希腊时代，“理性本身就是政治”，“‘智慧的人’(homo sapiens)就是‘政治的人’(homo politicus)”。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人类作为“理性人”的形象，逐渐从“自然人”、“宗教人”中分离出来，成为关于人的本质的主要观念。梅尼克所说的Homo sapiens，显然是在这个由亚里士多德开启的人类理性传统里提出来的。虽说他的“理性”，与亚里士多德的还不太一样，特指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理性与感性达到综合平衡而形成的“更高一级的理性”，类似于儒家文化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庸之道”。但无论如何，Homo sapiens在这里译为“智者”(“哲人”，甚或“圣人”)而非“智人”，无疑更为贴切。
而拉丁语Homo faber ，本义是“制作者”。作为“工作的人”，它与 Homo ludens(“游戏的人”)相对。它最初并不具有思想和哲学上的意义，后来才在各种探讨人的本质问题的现代思想中被频频提及。
可以看到，无论柏格森、舍勒还是阿伦特，基本上都把Homo faber理解为“使用工具的人”。因此，一般而言，Homo faber译为“手艺人”、“技艺人”、“匠人”或“工具人”，均无不可。但在《德国的浩劫》中，何兆武先生却独独将Homo faber译为“强人”，令人颇费思量。何先生何以如此翻译？其中有何深意？
一般而言，Homo faber译为“手艺人”、“技艺人”、“匠人”或“工具人”，均无不可。但在《德国的浩劫》中，何兆武先生却独独将Homo faber译为“强人”，令人颇费思量
实际上，从词义看，faber作为名词，除“手艺人”、“匠人”等基本义外，还有“创建者”、“缔造者”等引申义，而后者正与“强人”相关。
古罗马执政官和政治家凯库斯曾用Homo faber一语来描述“人类主宰自己命运和环境的能力”，而这与古希腊时代人受制于命运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凯库斯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Homo faber suae quisque fortunae)。这句名言所隐含的“强人”思想，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陷入沉寂，但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又被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
“强人”靠的是“知识”，而“英雄”靠的是“魅力”。正是在这里，Homo faber作为“强人”，其“缔造者”与“技艺人”的形象，才得到合一
其实在梅尼克之前，韦伯早已在社会学领域提出了现代生活受制于“理性铁笼”的问题。从“宗教—形而上”理性主义走向“科学—技术”理性主义的现代人，因为失去灵魂与心灵的依托，整个生活处于无根的“漂浮状态”，职业分工造就大量“没有灵魂的专家”，而完全专业化、非人格化的社会运作，使得现代人同时受到经济秩序和官僚科层制的奴役，沦为争名夺利的行尸走肉和组织机器中无生命的螺丝钉。如何打破“理性铁笼”？韦伯寄望于克里斯玛的周期性出场，然而历史证明了，希特勒式的“强人”不但不会带来解放，反而只会在“理性铁笼”上再多加一副极权主义的枷锁。这一点，活得更久的梅尼克，也就有了后见之明。
梅尼克认为“强人时代”的到来，是一个广泛的现代现象。这显然启发了钟鸣，注意到中国近世以来工具理性、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愈演愈烈的状况：
——这恐怕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反思现代性”的声音。这也让钟鸣意识到，无论是“1989年”还是“1949年”，都不能算是历史真正的节点。当同代人大多还囿于“1980年代”或“毛泽东时代”这些观念时，钟鸣早已将视线拉得更远，俯瞰中国近代以来整个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了。
“在强人时代之下，他用道德实践和信仰的统一性，抵抗圆滑和世故，抵抗没有灵魂的无赖和文明的二流子们”
二 知识批判
在当代诗人中，没有谁比钟鸣更深入地卷入“知识写作”了。而他的难题，是要在“强人时代”背景下同时从两个方向展开对“知识”的批判性思考。
而另一方面，更为复杂的是，钟鸣通过自己的诗文写作，在“强人时代”对“知识”的肯定。如何理解这种“肯定”呢？它与对巴金(宝贝儿写作)、海子(气质写作)以及北岛(观念写作)的批判性认识联系在一起。
对海子的诗歌写作，钟鸣一直保持着一种致敬性的反思(相对于“死者为大”，这种反思难道不也是一种敬意吗？)。这里头有气质性写作以及抒情诗歌的有效性问题。正如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处在一个抒情诗失效的年代，海子的气质写作(钟鸣称之为“仿古崇高”)，也处在一个“中间地带”。钟鸣敏感地意识到，诗人们正处在在一个从“抒情诗”到“叙事诗”(“社会学诗”)的转折时代。而海子之死，某种意义上，死于“抒情诗之死”。
但是钟鸣写作中的“知识性”，却需要与“诗歌南北宗”中以北岛为代表的北方诗歌的“观念性”区分开来。镜泊湖时期诗歌的失败，钟鸣后来的反思是，除了风格和技巧的调配问题外，北地的苦寒和枯寂，是诗歌抒情性和经验的天敌。“尽管，我描述过经纬线以及寒冷对一个诗人来说至关重要，但对诗歌更加细腻的突破，仍然更多地回报给了暖洋洋而敏感的南方的温度。”但，镜泊湖时期对钟鸣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是一个南方诗人，却以北方为开端。这就造就了一个诗人的命运。“北方那种不可胜用经世之想，南方那种过分的任性、轻薄，乃至毁掉诗歌的那种强大的消极力量。”
“南方”与“北方，”“形象”和“观念”的这种“调和”，造就了钟鸣的知识写作。
三 旁观者
在钟鸣的写作里，有三种人的身影：“旁观者”，“文本主义者”和“徒步者”。这是钟鸣的“三位一体”。这很重要，无论就生活而言，还是就知识而言。在钟鸣的写作里，有三种人的身影：“旁观者”，“文本主义者”和“徒步者”。这是钟鸣的“三位一体”
早年的钟鸣，无论是当兵时的走南闯北，还是文艺青年时的诗歌串联，他都算地道的“徒步者”。“我去过许多地方。或许现在需要回过头对它想一想。”很多人但其实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徒步者”的含义呢。“瞎着眼走路还不是真正的徒步者。”
其实哪里是“知识”多了，是“常识”少了
只有把“旁观者”的“知识”放到“旁观者”的生命史里，这种“知识”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正如钟鸣坦承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或新方法，在我都有一个缓慢吸收和形成的过程，甚至变得越加复杂化，进而渺无希望。或许因为错综复杂的文化和艰难人生的砥砺，始终我对复杂化反而比对任何轻而易举的成功都更敏感，其结果，要么是很久以后才得以显现，要么就是放弃。……我早期诗作中过于复杂化的问题，这和个人对文学的看法有关。比如我就不太信任诗歌的‘音乐性’，它长期以来和押韵的俗套是一个意思；更重要的是和个人的思维习惯有关：我并不认为‘复杂’是个缺点，在未来的诗歌中，‘繁复’永远会是个不错的类型，它也不像不动脑筋的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俯拾即是或随手扔掉轻而易举，比如对于复杂，我就走了相当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其复杂性超过了复杂本身。”
与个人史、个人写作以及个人风格的形成相映，“复杂”更是知识和写作的一种现代想象。这一点，卡尔维诺有最好的说明：
有人也许反驳说，作品越倾向于各种可能性的繁复化，便会离开核心即作家自身、他内心的真诚和他对自身真实的发现越远。我想回答说，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各种经验、信息、我们读过的书所想象过的事物等等的复合体，又是什么呢？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份器物清单、一系列的风格；一切都可以不断地混合起来，并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记录下来。
知识作为一种繁复的现象是一条把所谓的现代主义和被定名为后现代的主要作品连贯起来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高超于给它贴上的一切标签；我希望这条线索不断展延到未来千秋中去。
显然，这一多层次、多面性的世界景观，靠单一化的技术，靠单纯性的精神气质是无法实现的。汉语诗歌和汉语写作的历史已告诉我们，我们身处的既是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知识贫乏的时代，在这种时代的两重性中，重新思考“知识”的“用途”及“滥用”，仍然是汉语写作者们的使命。
? 钟鸣：《旁观者》(三册)，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
? 1998年《旁观者》出版之前，只有《今天》的“今天旧话”栏目刊发过部分回忆七八十年代诗歌历史的文章，比如多多的《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1991年)。一直要到新世纪之后，才有《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编，1999年)、《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柏桦，2002年)、《瞧！这些人》(芒克，2003年)、《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与生活》(杨黎，2004年)、《半生为人》(徐晓，2005年)、《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2006年)、《持灯的使者》(刘禾编，2009年)、《城门开》(北岛，2015年)等相继出版。诗人或写或编，著书立传，渐成风气。
? 1992年，在英国接受访谈时，北岛谈道，“谁也不愿意写《今天》这一段历史，到目前为止参与《今天》的人都不敢写，尤其像我，就更不敢写，说起来好像这里有很复杂的心态，就是在历史中你怎么叙述，你的角度，还有你的角色，这些都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见刘禾编《持灯的使者》，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而时至今天，除了零星回忆文章，值得大书特书的“《今天》史”，仍然阙如。
? 钟鸣：《旁观者》，第667页。北岛的“聪明”自然不是“宝贝儿”的“聪明”。1978年，当他在政治威压下亮出“挑战者”和“崇高者”的“墓志铭”时，其实就已对时代作出了“回答”。但是，他的“分寸感”(这既是一种个人秉性，也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对政治气候的敏感)，使他无论在生存还是命运上，都注定不会沦为悲剧。
? 在《旁观者》“代跋”中，作者曾言：“在我所从事的行业中，若有什么秘密的力量，那我都是首当其冲。我能以第一人称来写这本书，就说明，我没有采用排除法。我不可能逃避自己时代赋予的那些特征……反正是所见所闻。我之所有，尽在我身。”这也是钟鸣一再提醒的，我们不能活在“金黄色”里，忘记自己的“影子”。
? 柏桦：《钟鸣随笔小引》，见钟鸣：《畜界·人界》“序言部分”。由柏桦这样“超道德”的诗人所作出的道德评价，尤其能说明问题。
? 近年来，钟鸣隐身收藏界，频频撰述金石文章，无论长篇短论，总不忘格物致知，或文化溯源，或针砭时世，与一般囤积敛财者不可同日而语。
? 钟鸣：《旁观者》，第600页。
?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肖聿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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