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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多罗夫学术思想的连贯性

时间:2023/11/9 作者: 上海文化(新批评) 热度: 18246
读画论四种

  孙传钊

  从网络上得知茨维坦·托多罗夫去世的噩耗,悲痛和寂寞油然而生,以后再也读不到他的新著了。之后的半年中,没有见到国内学界关于纪念他生平和学术的文章(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十年前我从网络上知道2006年他访问中国前后,交结了不少中国朋友,而且最近几年问世了不少他著作的中文版,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友人似乎没有动静,于是,越俎代庖动手写以下这些文字。托多罗夫青年时代(20世纪70年代,初到法国时)的学术方向是文论,1980年代开始转向历史学和伦理学研究。在他一生的著述中,有四本著作专门谈论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思潮给西欧美术创作带来很大变化的专著(画论),它们是:《日常生活颂歌:论17世纪荷兰绘画》(1993,已有中译本)、《个体的颂歌: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拉芒绘画》(2001,已有中译本)和《艺术乃人生:伦勃朗》(L’art

  la

  vie!Le

  cas

  de

  Rembrandt, 2008)和《戈雅:阴影中的灯光》(Goya:l'ombre

  des

  Lumires,2011),还有一些内容相关的画论收录在合著的文集里,比如,2007年就有中译本的《个体在艺术中诞生》所收的他的《个体在绘画中诞生》。卡特里尼·波尔特文(Catherone

  Portevin)在2002年出版的《责任与乐趣》(Devoirs

  et

  Délices,seuil)序言的尾声,特别提到当时已经问世的《日常生活颂歌:论17世纪荷兰绘画》和《个体的颂歌: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拉芒绘画》:“最后我想说的,之所以说‘最后’,因为在托多罗夫身上,最使得人们瞠目结舌的是他是个也重视感性力量的、少有的知识分子。对艺术作品(文学和美术作品)的、对人类的、对自然的感悟,乃至让人们把世俗生活作为一种连续的精神生活来爱——一种感性。关于这一点,探索17世纪荷兰绘画的《日常生活颂歌》和他通往15世纪佛拉芒绘画旅途的《个体的颂歌》是最能体现他个性的两部著作。可以说这两部著作是托多罗夫家的‘房梁’。这‘房梁’支撑起托多罗夫多彩的人生,使得他从多视角去关注保加利亚人和法国人,让符号学专家和人文主义者、文学爱好者和历史学家、学者和道德家共住一个屋檐下,保持了其思想的一贯性。”

  托多罗夫曾说,早年自己研究文学作品采用两种方法:一,对文本不明了的地方考证和注释,当然也参考前人的成果;二,把研究对象限定在一定时间段里、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学术后期,在探索美术史时,他也并用这两种方法,对画家们作品内部和外围做注释,同时把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某个历史时期内。四种画论,除了对画家们众多作品分析、评判外,还探索这段时期人文主义画家及其作品。总而言之,是和他思想史著作《不完美的花园》(1998,已有中译本)所探索15世纪至19世纪的人文主义时间跨度相对应和一致的。

一 赞颂日常生活的起因

日后,托多罗夫在《责任与乐趣》中归结《日常生活颂歌》主题:“17世纪也和15世纪一样,画家的思考依然走在哲学家、诗人的前面。17世纪以前,被认为有价值的事物,都在公共领域之内才被承认。日常生活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华丽行为的世界——属于圣人、帝王、贵族——与普通庶民不同的世界,男性和女性的分割评价,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与这样的阶层分割相对应。女性属于另一个世界未能受到尊敬。所以女性不成为绘画或言说所显示的对象。请注意!显示这些对象并不是要唤醒人们对人生中日常生活的赞叹意念。因为日常生活都是一些非常繁琐的、甚至会使人意气消沉的事情;都是一些每天不得不去做的劳作,洗涤、缝补、做饭那样的杂务。但在这些杂务中,可以找到与男性美德相对应的女性的美德世界,而且应该给于更高的价值。画家们表达了探索这个世界的美、显示这个世界的美都是可能的。这样的探索和发掘也存在于当时新教的活动中。这种活动结果在风俗画中开花结果,爆发出来。”

  读过托氏文论的我国读者,在《日常生活颂歌》中,也能发现他早年的学术痕迹,显示其学术思想的连贯性。书中,他提到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者确立了象征与寓意之间对立,是后来的阐释者把17世纪荷兰画派作品看作只具有追求具体的某个对象所隐含的意义,并不是普遍的道德说教。画家们很少有追求普遍性的意图,而德国浪漫主义者强调象征所追求特殊性中普遍性,似乎是更高的追求。他认为,其实则不然,17世纪荷兰画派作品,不管画家有意还是无意识地创作,反映日常生活的作品之寓意同样具有道德教诲价值。

  托多罗夫抛弃以前把艺术作为一种“科学”、无视创作者及其作品主体的研究,转向注重文学文本形式和结构、追求其意义的研究——这转变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1977年《象征理论》及1979年《象征的表达和阐释》为标志)开始的。他十六年前的《象征理论》已经明确这种研究转向:要通过“历史”(思想史)解读,发现德国浪漫派的把艺术本身作为人的活动最高顶点,作品本身(即艺术)成为追求的目的观点,也正是以后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先驱。所以,以后他打破逻辑学家与文法学家、神学家与艺术思想家、修辞学家与阐释学家之间彼此孤立、不相往来的藩篱,把重心从形式转向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意义(内涵)的研究。他在《日常生活颂歌》里也指出德国浪漫主义者强调“诗人围绕普遍的事物探索个别的特征,与在个别事物中发现普遍的特征,是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作品不是从普遍构思入手,也不指示普遍性,只是叙述个别的人或事,其捕捉的个别活生生的人同时也具有普遍性,即使当时创作者没有意识到,是后人感觉到后的阐释。”为了论证接着援引那段歌德的话,也曾出现在《象征理论》中。

  托多罗夫青少年时期起对美术一直抱有兴趣,到法国后交结了一个画家好友——马丁·巴雷(Martin Barré)。巴雷虽然也崇尚古典,但是投身于创作抒情抽象作品的艺术运动,一度因作品没有顾客,多年处于穷困,为了保持清高,靠做内装修、家具、漆工谋生。与巴雷交往,托氏不仅学得如何深入理解美术作品,还常得知一些自己做家庭手艺活的诀窍。除此之外,1990年代初,促使托多罗夫视野转向文艺复兴之后的北方(相对于意大利,尼德兰是地处北方)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绘画,除了之前在象征理论研究中已经确立的学术要因和对美术兴趣之外,还有两个直接动因。

  (一)1987年,托多罗夫访问波兰,涉足二战中重大事件的遗迹(1944年华沙起义牺牲者墓地、1943年犹太人隔离社区起义牺牲者墓地、灭绝人性的集中营遗址),使他关注极端处境中人的德行。阅读与上述历史、事件相关著作后,他发现人类绝境中存在的两种道德——英雄主义道德和日常生活道德(两者背后相对应的艺术是,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犹太人隔离社区内犹太人起义领袖莫尔德哈依·阿纳雷维奇等人明明知道缺乏武器和战斗经验,也得不到当地波兰民众的支援(波兰也有反犹历史传统);波兰国内军发动华沙起义的领袖,也估计到兵临华沙城下的苏军隔岸观火、对德军的镇压袖手旁观的可能性极大,或者根本不考虑现状(鲍尔·科莫罗夫斯基等军人)和失败的后果,只是认为为了祖国波兰必须反抗,因而盲动发动起义。总之,两者都是知道与敌方相比,力量悬殊的前提下,还是不顾理性、不顾付出的代价——自身和他人的死亡,发动起义。他们遵循的是民族的大义、国家的尊严——抽象的信仰——英雄主义价值观,他们信仰选择死亡,是为了最后保持个人的尊严,在他们看来除了死亡以外没有其他可替代的决策。托氏对英雄主义道德持有保留态度。英雄主义信仰的对象往往是抽象的概念,英雄值得敬仰的是对理想、信仰的忠诚,而往往不细究理想、信仰的性质,他们看来,生命与目标相比,不具有最高价值;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生命的同时,常常也会使得很多他者失去生命,而且,英雄主义支配下的抽象的理想或信仰,也有可能为邪恶所利用。

  托氏解读一系列相关文献和著作后,在当年集中营中囚徒身上发掘出另一种人类的美德——日常生活道德。于是,1991年他写了《面临极限》(Face à l'extréme)一书。书中,他通过一些在集中营里处于极限境地的人们,常常冒着自己可能随时丧命的危险,还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关心照顾身边比自己更艰难生活的难友的感人事例,颂扬人性中英雄主义道德之外的另一种伦理——日常生活道德。与英雄主义道德观相比,《面临极限》的主题主要是叙述、颂扬日常生活道德)。这种极限处境下践行关怀、帮助难友的人大多数是平时处于弱势的女性,绝境中她们却有这种勇气和胆量。对平时处于弱者地位的女性的颂扬——可以说《日常生活颂歌》正是《面临极限》的直接延伸。

  (二)促成他动手写《日常生活颂歌》第二个诱因,是那一时期的个人经历。至1990年代父母相继去世,托氏回顾自己家庭史和自己组织家庭后的实感,切身体会到日常生活道德也是人性的一个重要侧面。他父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曾留德、倾向共产主义革命,二战后任保加利亚国家图书馆馆长(后在索非亚大学执教);母亲为了父亲专心于自己的事业,终身是一个家庭主妇(“男主外、女主内”),游离社会公共生活之外,为丈夫和子女任劳任怨,无私地贡献了一切。母亲的一生,在托氏看来就是实践日常生活美德的典型:将照顾他人的念头时时放在心上,日常顾及他人、同情他人、与他人产生共感。托氏把父亲看作曾追求公共领域中英雄主义道德理想的一员,把母亲看作私人领域中体现日常“琐屑”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那时期,他正读了小说《人生与命运》。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书中把善良(即所谓的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与善(英雄主义追求的抽象的道德)相区别,也给了他启发。

  

  

  

  上述两个主要诱引,牵连出他思考以下问题:私人日常生活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美德如何合流?写实主义道德寓意与象征主义中道德普遍性的关系?写实主义与唯美主义孰高孰低?艺术作品之外的价值观是否虚无?

  

二 颂扬个体、反对极端个人主义



  

  托氏的博学步伐并不就此停下来。《个体的颂歌》中,他还拿出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人物——14世纪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a de Pizan)来解剖、实证与绘画相比,文学的进步虽稍滞后,也有类似的演变。但丁之后伟大的女作家皮桑留下诗歌、寓言、历史故事等众多作品,有些作品的插图也似乎与风俗画类似,但是作品中的人物都以寓意的、普遍的抽象概念登场,都暗藏着她个人人生的特征痕迹。与15世纪骑士们的自传一样,也属于向北方画派那种歌颂个体的“人文主义”过渡时期的文学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创作的主题从神到人演变的思想动力,托多罗夫主要列举14世纪两位基督教内部思想家、唯名论的神学家奥卡姆(Guillaume Ockham)和让·格森(Jean Gerson)的学说。他们在神学内部都否定和极力抵挡奥古斯丁一派对“派拉纠主义(pelagianism)”的批判。该书中将关于个人从基督教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史上原动力——派拉纠主义一笔带过,但是以后在《民主主义内部的敌人》(Les Ennemis intimes de la démocratie, 2012)中,托氏对派拉纠主义产生及其历史功能的利弊有详细分析:作为基督教内部反对派的派拉纠主义对路德、帕斯卡尔、加尔文产生局部影响。文艺复兴后经过伊拉斯谟、蒙田等人,启蒙主义逐渐与派拉纠主义接近,可是即使到了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文主义者那里,他们都不承认人类最后能够认识自身的全部理性,也不能像派拉纠主张的那样认为要全面服从自己正当的意志。他们的人文主义都折中地认为,人类有可能追求最善,但善并不已经在我们手里。然而,到了法国革命时期、到认为驾驭科学和理性人的意志无所不能的孔德塞等人那里,派拉纠主义被全盘接受,得到极端的原理阐释,也从个人意志扩展到社会大众意志。启蒙时期,孔德塞的唯意志论导致19世纪以后的民主政体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埋下悲剧的种子。最初是派拉纠主义中关于人类具有完全自我救赎的能力的内涵,从宗教救赎(Messiah)演变成政治救赎,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企图通过武力向邻国输出理性和启蒙思想,是以后20世纪各种霸权主义的先声。其次,对私人领域经济活动的个人自由,完全放弃来自至高无上的约束,放任个人欲望在经济领域极度膨胀,乃至今天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再次,群体意志替代了上帝意志后,群众运动或被全智全能活着的上帝所利用、或发展成极端民族主义。在《我们与他人》(已有中译本)等众多著述中托氏始终划清个体的解放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界限,一直强调人必须生活在群体之中,如何与他者相处,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 维米尔、伦勃朗



  

  我推测,因为维米尔不是15世纪佛兰德斯画派的嫡系继承者。他的入门师傅是谁?考证至今没有定论,但是多数西方美术史专家认为是属于意大利画派的画家巴皮伦(Dirck Jaspersz van Baburen,中国学者中有人认为他的入门师傅是Carel Fabritius)。维米尔早期作品中有不少类似巴皮伦风格痕迹,还没有完全转向佛兰德斯风俗画,所以残留南方意大利画派追求艺术至上的风格。

  

  在17世纪伦勃朗终究是荷兰最有名气的画家,那时起一直至今天,美术界都公认他是17世纪荷兰画家第一人。可能《日常生活颂歌》关于把伦勃朗排除在描绘日常生活风俗画家之外的理由谈得太简单,需要补充,托多罗夫写了《艺术乃人生:伦勃朗》这本小册子,更加详述自己对伦勃朗的评价。

  

  托氏如是分析伦勃朗作品为何能得到人们的赏识——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生和人类的教训?托氏指出,为了艺术上的成功,伦勃朗力图准确地把握、描绘各种人物在所有状态中的所有姿态、行为。甚至自画像描绘的是自己扮演的乞丐、化装成贵族的形象(他自画像非常多),不遗余力在所有作品中登场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中留下自己的艺术影子,为此他要不断潜入作品中人物的世界,由此超越那些人物外貌,赋予其魅力。然而伦勃朗的人生悲剧就在于此。托氏这本小册子着力考察的主题并不是剖析伦勃朗艺术地位而是他的人生。托氏通过解读这些高超又忠实反映伦勃朗所见的人物或事件的版画或素描,对伦勃朗的个人世界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其实,书的标题已经透露了这主题:“艺术乃人生:伦勃朗”。

  最后三章分别讨论的是这些版画或素描中数量最多的人物形象:孩子、妻子萨斯凯、病人(也是萨斯凯)。与萨斯凯的婚姻维持九年后,妻子病故。这九年婚姻期间也是伦勃朗创作旺盛的时期。但是九年中,真正能算伦勃朗画的萨斯凯肖像画只有一幅,约定婚约时画的,并留下伦勃朗的纪念题词。勉强能算肖像画的另一幅,是婚后第三年夫妻两人的自画像,两人都化装——穿了不合时宜的旧时的盛装,而且与妻子相比,伦勃朗人像占据空间特别大,两人形象比例悬殊,不能算是成功的艺术。其他好几幅素描(病人),经过仔细辨认也许能推测描绘的是萨斯凯形象,而且好几幅都是萨斯凯最后一年卧床不起的形象。

  婚姻的前七年,萨斯凯生育了四个孩子(前三个都很快夭折、只有一个儿子成人),所以伦勃朗也画了不少妻子或女佣(乃至男人)抚育孩子的素描,细究把握孩子动作的技巧。但是,无论哪幅都难以确认、特定是哪个孩子。

  

  这种过度对人物形象普遍艺术效果的追求,有时也遭到订购自己肖像画顾客不满,伦勃朗为了达到表现效果,在特定人物形象中掺入自己主观的、追求普遍化的美的要素,美化的结果,适得其反。

  

  

四 思想家戈雅



  

  与分几个专题论述伦勃朗作品和生平的《艺术乃人生:伦勃朗》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相比,《戈雅:阴影中的灯光》是部翔实地叙述戈雅一生的评传,也许是因为伦勃朗留下的文字很少,而戈雅留下不少书信和其他文本,作品的数量也远多于伦勃朗。《戈雅》不仅是一个画家的传记,而是把戈雅思想演变放在人类思想史中考察,所以解读、阐释戈雅的作品同时,也将戈雅与启蒙时期其他思想家比较。这也反映出托氏的学术能力和其著作力度。

  伦勃朗和戈雅,绘画生涯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宫廷画师,收入来源,除了拿官方的津贴外,达官贵人或教会的订单(主要是肖像画、宗教画)也是重要收入来源。无疑,戈雅是美术史上杰出的画家,宫廷画师的地位保证了他稳定的收入。法国大革命引起的西班牙政权频繁更迭,卡尔洛斯三世及宰相佛罗里达普兰卡伯爵、卡尔洛斯四世夫妻及宰相格德伊、以后驱逐父母卡尔洛斯四世夫妻及格德伊上台的费尔迪南德七世,以及由拿破仑扶植为西班牙国王的约瑟夫·波拿巴特、把约瑟夫驱逐出西班牙的英国将军惠灵顿,都曾让戈雅为自己作肖像画。作为宫廷御用画家戈雅不得不应付上述不同政治倾向的主人(倾向启蒙的开明君主、保守专制的君主、法国革命扩张而来的外国当权者)的肖像画差使,有时还因为政权更迭太快,要手忙脚乱地把画中旧主人替换成新主人。但是戈雅内心真正追求的却是这公家铁饭碗之外的艺术。

  除了为宫廷和顾客绘制的油画之外,戈雅留下了数量更加巨大的(千余幅)生前没有公开的、以素描和版画为主的作品。生前公开过的画集《反复无常》(出版后问津者不多,戈雅收回剩余的,以后再也没有投入市场)、画集《战争的惨剧》和其他大量生前未公开的素描、版画乃至油画,与他作为宫廷画师这一公家身份创作、出售的肖像画、宗教画风格乃至旨趣完全不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这些作品在其一生作品中都占绝对优势。托多罗夫认为这些是真正反映戈雅思想的艺术作品(主要是素描、版画),不是像伦勃朗那样或作为草稿、或为了把握形体绘制的半成品,而是已经完成的作品。戈雅将它们分别归类编成画集,不迎合市场口味,生前一直放在家里,如此选择不仅导致自己经济收入锐减,而且希望自己作品得到社会承认的自尊心的满足感也受到压抑。托氏在书中不详述那些作为西班牙宫廷或达官贵人描绘的肖像画,而详细分析、评价戈雅在各个时期创作的大量“为了给以后全人类看的”素描、版画,指出在思想史上超越前人地方。细读该书后,我归结为两点。

  (一)对救赎主义与善恶二元论的警惕

  

  用人单位普遍存在追求高学历化的倾向,不考虑人才配置的合理结构,在录用人才时常把高职生拒于门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操作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小。市场经济下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机制还不完善,毕业生就业靠社会关系而不是看实力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同程度上挫伤了毕业生的就业积极性。加之,学校所设的专业与社会需求相对脱节,难以适应人才市场瞬息万变的形势。

  之前,托多罗夫在《法国的悲剧:1944年的抵抗运动》(1994,有中译本)中推崇民族学家日耳曼·蒂利翁(Germaine Tillion)的著作。蒂利翁依照历史文献和采访,考察法国一个村落的抵抗运动与维希武装警察部队相互报复、屠杀,不断升级,乃至杀戮无辜的历史事件。因为双方坚持不让步,不断反复报复,自身乃至家属都损失惨重。经过曲折、反复的谈判,最后才相互交换了人质,可是武装警察与盖世太保一方感到遭到了羞辱,另外杀害了大量住在这一地域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尸体扔在深井里。无辜者作出了牺牲。托多罗夫赞赏在这个事件中处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的人物——维希政府任命的镇长萨德兰——冒着遭到双方攻击的生命危险,给双方带去敌方的口信,尽力保障居民生活用品。他唯一的目的要把可能遭受杀害的人数缩小到最低限度,在他眼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的生命,选择扮演的不是充当战斗英雄,而是救援他人生命的角色。

  

  (二)提炼人生经验,赋予意义和情感的写实主义

  托多罗夫认为戈雅素描、版画突破传统的写实主义,——追求终极的真实,不仅“描绘出上帝创造的一切事物”,“成功地模仿真实”,而且在认知事物表象同时主观地省察其内在,追求画出可见物内在的看不见的本质。与同时代的康德一样,戈雅也认识到自己能看到的事物表象,只是部分,与事物客观表象还是有区别的。而戈雅通过寥寥几笔替代了文字考察。戈雅作品中绘出的人物(士兵、土匪、精神分裂症患者、恍惚的大众等)景象,并不一定是他到现场亲眼目睹的写实,而是在创作中强化了对他生活经验(见闻)所作的主观沉思、省察。

  

  

五 价值判断的客观性



  

  

  ? 我对托多罗夫画论的中译本有两点不满:书后都省略西文人名索引,书中涉及人物繁多,不同的译者,同一画家的中文译名相异,以研究为目的的读者检索不方便;使用普通纸张,因为无光泽,插图效果极差,(一般这类书都用有光泽纸张)非美术专业读者要找一本或几本相关画册对应阅读,才能体味书的内容。找相关画册,在我国还不是容易的事情。

  

  ? 参见Théorie,pp.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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