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岫庐

　　在威廉·莎士比亚之前，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极其严重的瘟疫。一次是公元542年左右的查士丁尼瘟疫，对拜占庭帝国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次是14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夺走超过两千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儿歌，记录了当时黑死病蔓延和恶化的场景：

　　ring around the rosies,

　　pocket full of posies.

　　ashes ashes,

　　we all fall down.

　　圆环缠绕着玫瑰（黑死病症状）

　　口袋装满了鲜花（尸体发臭用花香遮掩）

　　灰烬，灰烬（大量焚尸）

　　我们全部倒下（死亡）

　　接下来的三百年里，黑死病总是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一次次卷土重来，在不同的都市与城镇造成重大的创伤。莎士比亚的一生中经历了数次瘟疫的流行。1563年，莎士比亚出生的前一年，伦敦爆发了16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最终造成超过百分之二十伦敦人口的死亡。这场瘟疫在1564年7月11日蔓延到了莎士比亚的家乡。根据沃里克郡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upon-Avon）圣三一教堂的埋葬登记簿上的记录，一位名叫奥利弗·冈恩（Oliver Gunn）的纺织学徒，死于镇上大街的加里克客栈，他的墓碑上写着“hic incepit pestis”（意为“瘟疫自此开始”）。1564年4月26日，莎士比亚曾在这一教区的圣三一教堂受洗。 瘟疫在斯特拉特福德持续了六个月，造成两百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莎士比亚所在街道上的四个孩子。

　　莎士比亚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瘟疫。然而，他与他的家人一定认识某些被这场可怕瘟疫夺走生命的人，也一定躲不过由此产生的那种永恒的恐惧。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瘟疫频繁，经常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今天的眼光看去，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是一个十分肮脏的地方，大多数人的住宿环境过于拥挤，通风条件非常差，常常和牲畜生活在一起，也完全不存在保持个人卫生的意识。热爱戏剧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当时被视为有洁癖，也不过每个月勉强洗一次澡。她的继任者詹姆斯国王也是莎士比亚的热心观众，他一生中从未洗过一次澡，据说他唯一的清洁方式就是把手指浸入水中。那是一个还没有任何细菌理论、也没有任何微生物学及流行病学研究的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也找不到真正可以治疗瘟疫的办法。江湖郎中在街上兜售稀奇古怪的瘟疫药剂，当时一个流行的药方是鼠尾草、芸香、石南叶、接骨木叶，各取一小把，研磨捣烂，用一夸脱白酒过滤，放上一点生姜和一勺上好的糖浆或蜂蜜，早晚各饮一次。

　　当莎士比亚抵达伦敦时，这场已经在英格兰断断续续流行了将近两百五十年的瘟疫，依然是驱之不散的恶灵。人们在伦敦的街头持续燃烧起大火，试图以此清除空气中的瘴气；在门口悬挂起一束束迷迭香，认为这样可以净化居所里的空气。早期的印刷市场，充斥着上百种关于瘟疫的布道、诗歌和医学小册子。被感染的家庭门外驻守着卫兵，以确保没有人进入或逃脱；染病的人可能会出现发烧、谵妄和痛苦的瘟疫疮，生存率不到五成；瘟疫车的铃铛不停地响着，上面的尸体堆得越来越高，车子隆隆驶过城市。

　　1582年、1592年、1603年和1607年，瘟疫严重，剧院关闭，这直接影响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1592年底伦敦爆发的瘟疫是莎士比亚一生中遭遇的最严重危机：它持续了一年，伦敦有超过一万五千人死亡。当时莎士比亚在伦敦生活，在肖尔迪奇（Shoreditch）的剧院里工作。这里的幕帷剧院（Curtain Theatre）与大剧院（The Theatre）上演了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剧院的旁边有工厂、酿酒厂和屠宰场，空气中的气味并不怎么怡人。剧场里常常聚集了各行各业的观众，包括屠夫和其他需要接触动物的人，这里发生感染的风险可想而知。瘟疫爆发期间，剧院首当其冲被当局关闭。毕竟，如果让超过三千的观众在同一空间里呆好几个钟头，摩肩接踵欢呼叫喊，不啻于是打开了瘟疫的超级病毒孵化器。

　　1592年剧院关闭的时候，莎士比亚刚刚在伦敦呆了几年。他的亨利六世三部曲已经取得不俗的票房收入，他可能正在享受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财务成功，并为自己赢得了名声，期待着一个漫长而繁荣的职业生涯就此展开。

　　然而，瘟疫来袭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莎士比亚一定是绝望了。他可能对剧院的未来充满怀疑，甚至担心剧院可能会永远关闭，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写作或表演一部戏剧了。 大多数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就此消沉下去，最终放弃。而莎士比亚却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闭门写作，创作出两首情色意味浓郁的叙事长诗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和《露克丽丝遭强暴记》（The Rape of Lucrece）。分别出版于1593 年和1594年，献给年轻的南安普顿伯爵。不管这个献词背后有多少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但至少这两首诗的出版，不但保住了莎士比亚在上流社会和文坛的名声，也为他带来了经济上的保障，瘟疫长达一年，他幸免于难。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露克丽丝遭强暴记》中的一些诗行里，看到当年笼罩伦敦上空那不祥的阴云：

　　With rotten damps ravish the morning air;

　　Let their exhaled unwholesome breaths make sick

　　The life of purity, the supreme fair,

　　Ere he arrive his weary noontide prick;

　　And let thy misty vapours march so thick That in their smoky ranks his smothered light

　　May set at noon and make perpetual night.

　　要趁他尚未登临午时的顶点之际，

　　让这片浓雾迷氛喷吐出致病的气息，

　　戕害纯洁的生命，腐蚀最美的晨曦；

　　让霉臭熏天的潮雾，黑腾腾越聚越密，

　　直逼得红日的光华，闷闭于烟霭迷阵里，

　　在亭午时分就熄灭，带来永恒的长夕。

　　（杨德豫译）

　　1595年，伦敦的剧院再次开放，迎来了莎士比亚最富诗意和魅力的作品之一《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刚刚过去的那场瘟疫，不仅“导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结局，它还在整部戏剧中形成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潜台词。其中最为明显的一处，就是第三幕第一场，茂丘西奥（Mercutio）被提伯尔特（Tybalt）刺伤之后所说的那两段台词：

　　Mercutio. I am hurt.

　　A plague o’ both your houses! I am sped.

　　Is he gone and hath nothing?

　　茂丘西奥 我受伤了。

　　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我已经完啦。

　　他不带一点伤就去了吗？ (朱生豪译)

　　….

　　茂丘西奥. Help me into some house,Benvolio,

　　Or I shall faint. A plague o’ both your houses!

　　They have made worms’ meat of me. I have it,

　　And soundly too. Your houses!

　　茂丘西奥 班伏里奥，快把我扶进什么屋子里去，

　　不然我就要晕过去了。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

　　我已经死在你们手里了

　　——你们这两家人家！ (朱生豪译)

　　如果只看朱生豪先生的译本，读者可能还看不出茂丘西奥这句“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咒骂的意思。只有读到莎士比亚的用词“瘟疫”（plague），联想到该剧上演的背景，才知道这里的“倒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倒霉，而是诅咒对方的全家染上瘟疫。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最终并不是来自茂丘西奥的诅咒，而是因为整个维罗纳都在瘟疫的阴影笼罩下。

　　全剧最重要的戏剧动作（dramatic action）之一，是劳伦斯修士派信使约翰送信给罗密欧，告知朱丽叶假死的计谋，然而这封性命攸关的信件最终没有及时送到，这对恋人没能逃脱死亡的悲剧。而这封信之所以被延误，也是因为瘟疫：

　　John. Going to find a bare-foot brother out

　　One of our order, to associate me,

　　Here in this city visiting the sick,

　　And finding him, the searchers of the town,

　　Suspecting that we both were in a house

　　Where the infectious pestilence did reign,

　　Seal’d up the doors, and would not let us forth;

　　So that my speed to Mantua there was stay’d

　　约翰 我临走的时候，

　　因为要找一个同门的师弟作我的同伴，

　　他正在这城里访问病人，

　　不料给本地巡逻的人看见了，

　　疑心我们走进了一家染着瘟疫的人家，

　　把门封锁住了，不让我们出来，

　　所以耽误了我的曼多亚之行。

　　（朱生豪译）

　　寥寥数语，让我们得知中世纪瘟疫流行期间的隔离手段。在英国，詹姆士一世曾专门颁发法令，谁家染了瘟疫就不能出门，密切接触者也必须隔离起来，被隔离家庭的门上涂上红十字，当局还采用了油基涂料来防止人们将红字自行洗掉。笛福（Daniel Defoe）的日记更为真实地描述过后来1665年伦敦瘟疫中隔离的恐怖。他写道：“这种将病人关在屋里的做法，起初被认为是非常残忍的、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方法，那些被如此隔离起来的可怜人叫苦连天”（This shutting up of houses was at first counted a very cruel and Unchristian method, and the poor People so confin’d made bitter Lamentations)。遭遇隔离的人会很害怕，也感觉像是自己家里的囚犯：“人们并没有犯罪，而只是因为悲惨就被关起来监禁，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更难以忍受的……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的惨状，自己又被囚禁在家，这一点让他们十分恐惧，甚至被活活吓死”（As the people shut up or imprisoned so were guilty of no crime, only shut up because miserable, it was really the more intolerable to them…[they were] terrified and even frightened to death by the sigh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ir dearest relations, and by the terror of being imprisoned as they were.）。这种隔离的手段在当时相当普遍，直到如今仍旧是传染病防控中的重要措施。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感慨命运的未知：“我仿佛觉得有一种不可知的命运，将要从我们今天晚上的狂欢开始它的恐怖的统治”（Some consequence yet hanging in the stars, /Shall bitterly begin his fearful date/with this night’s revels）而在全剧中最能体现命运之手的不祥与残酷、最能让观众唏嘘慨然甚至茫然的，却是约翰修士被隔离的这一情节。约翰修士与全剧其他所有的人物和行动都毫无关联，无论是朱丽叶和罗密欧的相遇相恋，还是罗密欧不幸介入茂丘西奥和提伯特决斗，与约翰修士完全无关。约翰的隔离纯然是命运的产物，但竟然颠覆了所有人的希望，将全剧带入最终的绝路。这看似与任何人都不相关的“隔离”，恰是全篇悲剧的点睛之笔：一切人算终究不敌天算。

　　“隔离”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重要隐喻，约翰修士的隔离只是情节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在场景的描写中，有许多让人窒息的空间意象：罗密欧和朱丽叶幽会的地方在“石头的高墙”（“stony limits”，直译为“石头的限制”）之内；罗密欧在劳伦斯修士的告解室（“close cell”直译为“封闭的单间”）吐露自己的秘密；朱丽叶与乳娘在衣帽间（“closet”）里窃窃私语；朱丽叶喝下药水后躺在墓室（“the charnel-house”）里面。这些禁闭的空间让人充满压抑和恐惧，因为身体上的监禁，会以一种切实可感的形式将我们难以预见的危机呈现出来。

　　然而，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与身体的受限和无助相并存的，是人类试图逃脱精神桎梏的努力，无论这样的努力最终是否成功，它都是自由意志这一伟大天赐设计的一部分。因此，尽管花园的墙很高，很难爬，罗密欧还是能翻越它们：“因为砖石的墙垣是不能够把爱情阻隔的”(For stony limits cannot hold love out)。罗密欧承诺，为了得到朱丽叶的爱，“尽管我不是舵手，但即使你这枚奇珍异宝被冲刷到最遥远的海岸，我还是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追寻你的踪迹”（I am no pilot: yet, Overt thou as far as that vast shore wash’d with the farthest sea, I would adventure for such merchandise），而朱丽叶满怀深情地回应：“我的慷慨像大海一样广阔无垠，我的爱像海洋一般深沉，我付出的爱越多，我得到的就越多，因为爱与被爱都是无穷无尽的”（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my love as deep; the more I give to thee, the more I have, for both are infinite）。

　　无穷无尽的，除了爱情，还有死亡。

　　第三幕第二场，得知“罗密欧被放逐了”这一消息之后，朱丽叶肝肠寸断：“‘罗密欧被放逐了！’这句话简直等于说，父亲、母亲、提伯尔特、罗密欧、朱丽叶一起被杀，一起死了。‘罗密欧被放逐了！’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着无穷无际、无极无限的死亡，没有字句能够形容这里面蕴蓄着的悲伤”（‘Romeo is banished’, to speak that word, Is father, mother, Tybalt, Romeo, Juliet, All slain,all dead. ‘Romeo is banished!’ There is no end, no limit, measure, bound, In that word’s death; no words can that woe sound．）。这一句台词本身并不针对瘟疫，然而在大瘟疫过后的伦敦剧场中，不难想象这样一句撕心裂肺的哭喊，会引发多少观众潸然泪下。对于太多不幸的人而言，死亡是他们走出那场禁闭的方式：他们终于“自由”了，但是“没有字句能够形容这里面蕴蓄着的悲伤”。

　　当然，我们并不是刻意要把《罗密欧与朱丽叶》读作一部布满了瘟疫伤痕的作品，只是提醒读者意识到莎士比亚创作的背景：伦敦正从一次重大的疾病中慢慢恢复，而莎士比亚也正从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重大灾难里慢慢恢复。他当时未必知道，这一切苦难又会不止一次地重演。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瘟疫多次爆发，伦敦的公共剧院一再被关闭，从1603年5月到1610年2月大概总共有六十个月的关闭时间。在1603年的伦敦瘟疫中，三万多人死亡。枢密院因此下令，一旦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上升到三十人以上，所有的公众活动就必须停止，剧院演出自然也受此禁令所限。由于当时枢密院的记录后来在1618年大火灾中被焚毁了，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标准的是否确实。在实际生活里，这一禁令有可能并没有十分严格地执行。1608年，洛丁·巴里（Lording Barry）的戏剧作品《拉姆·艾黎》（Ram Alley）中，曾有一个角色的台词暗示，当每周死亡人数降至四十人左右时，剧团为了谋生，偶尔也会开场表演。

　　1606年，莎士比亚四十一岁。这是他创作灵感最旺盛的一年，也是伦敦剧院历史上光芒四射的一年。剧院里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麦克白》、本·琼生的《沃波内》和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复仇者的悲剧》。

　　而瘟疫在此时卷土重来。李尔王愤怒的诅咒在空中回响：

　　Now, all the plagues that in the pendulous air

　　Hang fated o’er men’s faults light on thy daughters!

　　愿那弥漫在天空之中的惩罚恶人的瘟疫

　　一起降临在你的女儿的身上！

　　（朱生豪译）

　　《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中，葛罗斯特（Gloucester）在旷野上对老人说：“Tis the times’plague, when madmen lead the blind”。朱生豪先生将这句话译为“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疯子之所以是疯子，是因为他们不能区分现实和幻想。盲人因为看不见路，不得不依靠他人的引导。如果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如同盲人在黑暗中摸索，就不得不信任别人为自己指明方向，如果带路者的愿景是扭曲的、不健康的，悲剧就必然发生。这其实并不是时代的“一般病态”，而是一种“瘟疫”。我们可能更应该从字面的意义上去理解莎士比亚所采用的“瘟疫”之喻：这一扭曲的政治问题，是和瘟疫一样罪恶的幽灵——传播广泛、迅速、带来无尽恐惧和痛苦，造成大规模的死亡。

　　随着瘟疫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所有的剧院都不得不完全关闭，莎士比亚的戏剧停演。环球剧院不得不降下楼顶飘扬的旗帜，锁上剧场的大门。莎士比亚默默回到了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零零碎碎的历史记载着这段时间他的活动：和约翰·阿登布鲁克（John Addenbrooke）打了场官司，处理家族事务，埋葬了去世的母亲，参加了侄子的洗礼，还成为了一个老朋友的孩子的教父。在这段时间貌似平静的乡村生活中，莎氏比亚写出了后来被艾略特（T.S. Eliot）誉为最伟大的悲剧之一：《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 旧译《大将军寇流兰》）。1608年，这出戏曾在伦敦黑修士剧院（Blackfriars Theatre）小规模上演，但在瘟疫的影响下演出很快又中断。

　　《科利奥兰纳斯》取材于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所作《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中对大将军科利奥兰纳斯的记载，也从古罗马历史学家利瓦伊（Livy）的《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中择取了部分细节。故事说的是罗马将军凯易斯·马歇斯（Caius Marcius）出身高贵，骁勇善战，多次为罗马立下赫赫战功，赢得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的称号。他带着英勇的胜利之姿回到罗马城，本是执掌元老院的不二人选，但却因为骄傲自大、恣肆妄言，激怒民众，更被扣上叛国罪名驱逐出境。被流放的科利奥兰纳斯愤而投奔外族伏尔斯人，并引兵攻打自己的城邦，但最终在母亲和妻儿的哀求劝说下退兵，却也因此遭到伏尔斯人的猜忌而死于非命。大多数莎剧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创作这部剧本，并非着意重现古罗马大将军的一生，更多是为了影射詹姆斯一世时期在英国中部爆发的贫民暴动。莎士比亚的剧本有意强调了个人英雄与乌合之众的对立，体现出他作为新贵阶层对于当时正在出现的市民政治的恐惧。如果暂时跳出社会阶层的分析框架，将《科利奥兰纳斯》放到瘟疫流行的背景下去理解，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对罗马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的想象，恰是通过“瘟疫”这一隐喻而完成的。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关于科利奥兰纳斯的记载也提到了瘟疫，但发生在罗马城以外的维利特里(Velitrae)。在普鲁塔克的笔下，维利特里的大使来到罗马，请求罗马城派一些新的居民去那里居住，因为瘟疫夺去了太多生命，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尽管当时有人反对将平民送进“感染严重的城市，致命的空气，那里都有尚未掩埋的尸体”（a sore infected city and pestilent air, full of dead bodies unburied），但罗马的执政官还是强制派遣了足够数量的平民前往维利特里。莎士比亚原本完全可以保留这个情节。毕竟英国一直都有强制驱逐流浪汉的做法。甚至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606年弗吉尼亚殖民地获得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特许，英国开始向北美新世界的远航的历史，很有可能与当时瘟疫流行，需要驱散城市和郊区流民有关。

　　出人意料的是，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一剧完全删除了“维利特里”这一节。这恰是莎士比亚的高明之处。瘟疫的诅咒依然存在，但不在遥远的维利特里，而在罗马城内；最可怕的危机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而是源自内部的感染；最残酷的悲剧并不是真实的疾患，而是疾病和瘟疫的话语。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中谈及莎士比亚语言中各种有关疾病的隐喻变种，并指出“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Disease imagery is used to express concern for social order）。《科利奥兰纳斯》一剧中的疾病和瘟疫并非实指，而是具有强大修辞力量的话语标签，它们可以轻易煽动起人们对无序、桎梏和死亡的焦虑，而焦虑最终导致悲剧。

　　第一幕第四场和第六场中，马歇斯怒斥在科利奥里城前败退的罗马兵士，将他们斥之为“瘟疫”（plague）。（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其中一处翻译为“死东西”，不太容易看出原文的话语修辞）：

　　Marcius. All the contagion of the south light on you,

　　You shames of Rome! you herd of—Boils and plagues

　　Plaster you o’er, that you may be abhorred

　　Farther than seen, and one infect another Against the wind a mile!

　　马歇斯 南方一切的瘟疫都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这些罗马的耻辱！

　　愿你们浑身长满毒疮恶病，

　　在逆风的一哩路之外就会互相传染，

　　人家只要一闻到你们的气息就会远远退避。

　　…….

　　Marcius. The common file—a plague!tribunes for them!—

　　The mouse ne’er shunned the cat as they did budge

　　From rascals worse than they.

　　马歇斯 可是我们的那些士兵——死东西！他们还要护民官！——

　　他们见了比他们自己更不中用的家伙，

　　也会逃得像耗子见了猫儿似的。

　　（朱生豪 译）

　　得胜回城后，成为大将军科利奥兰纳斯的马歇斯自恃功高，在元老院咆哮出自己对平民的蔑视与敌意，将罗马城的平民比作令人深恶痛绝的“麻疹”：

　　Coriolanus. How! no more!

　　As for my country I have shed my blood,

　　Not fearing outward force, so shall my lungs

　　Coin words till their decay against those measles,

　　Which we disdain should tetter us, yet sought

　　科利奥兰纳斯 怎么！不再说下去！我曾经不怕外力的凭陵，为国家流过血，

　　现在我更要大声疾呼，直到嘶破我的肺部为止，

　　警告你们留意那些你们所厌恶、畏惧、惟恐沾染

　　然而却又正在竭力招引上身的麻疹。

　　（朱生豪译）

　　英勇而傲慢的科利奥兰纳斯看不起懦弱的兵士与平民，将他们视为罗马的“疾病”与“瘟疫”，而同一种修辞反过来也成为罗马护民官们攻击科利奥兰纳斯，并将他驱逐出城邦的一种话语策略。西西涅斯（Sicinius）称之为“一颗必须割去的疮疖”（a disease that must be cut away）；米尼涅斯（Menenius）说他是“一段生着疮疖的肢体”（a limb that has a disease）；而勃鲁托斯的话更是让人听了心底寒意顿起：

　　Brutus. We’ll hear no more.

　　Pursue him to his house and pluck him thence,

　　Lest his infection, being of catching nature,Spread further.

　　勃鲁托斯 我们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

　　追到他家里去，把他拖出来；

　　他是一种能够传染的恶病，不要

　　让他的流毒沾到别人身上。

　　(朱生豪译)

　　在罗马护民官看来，科利奥兰纳斯是罗马城的瘟疫，因为他拒绝承认平民就是城邦。为了断绝他的流毒，必须将其流放他乡。这一看似理直气壮的决定，最终导致大悲剧的产生。儿子被放逐后，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伏伦利亚（Volumnia）伤心欲绝，发出悲愤的诅咒：“愿赤色的瘟疫降临在罗马各色人民的身上，使百工商贾同归于尽！”（Now the red pestilence strike all trades in Rome, And occupations perish!）；“愿神明把所有的灾祸降在你们身上，报答你们的好意！”（O, you’re well met: th’ hoarded plague o’ th ’ gods Requite your love!）事实上，科利奥兰纳斯与平民有各自的价值坚守，都有难以预计、也不应低估的强大力量。将对方视为瘟疫而企图驱逐，便应了那一句“英雄并不是真英雄，小人也不是真小人”。秩序就此崩坏，伏伦利亚的诅咒几乎就要降临。在科利奥兰纳斯引兵复仇，罗马城岌岌可危之际，深明大义的伏伦利亚含泪跪求儿子退兵：

　　Volumnia. …And to poor we

　　Thine enmity’s most capital: thou barr’st us

　　Our prayers to the gods, which is a comfort

　　That all but we enjoy. For how can we,

　　Alas, how can we for our country pray,

　　Whereto we are bound, together with thy victory,

　　Whereto we are bound ?

　　伏伦利亚 ……你的敌意对于可怜的我们是无上的酷刑，

　　你使我们不能向神明祈祷，

　　那本来是每一个人所能享受的安慰。因为，唉！

　　我们虽然和祖国的命运是不可分的，

　　可是我们的命运又是和你的胜利不可分的，

　　我们怎么能为我们的祖国祈祷呢？

　　(朱生豪译)

　　伏伦利亚用祈祷（pray）化解了对罗马瘟疫的诅咒。尽管英雄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罗马的秩序最终得以保全。

　　在英国肆虐的瘟疫，却并非只是话语的隐喻，悲剧依然切实地在每一天发生着。我们无从得知，莎士比亚走过街道的时候，是否曾亲眼目睹那些堆积的尸体，是否躲避过那些在街头窜来窜去的老鼠，是否因为床铺上不停繁殖的跳蚤而难以入睡。从冰冷的历史记载中，我们能够确知的是，莎士比亚最心爱的儿子汉姆奈特（Hamnet）十一岁时死于腺鼠疫；瘟疫还夺去了追随莎士比亚演剧生涯、刚刚年满二十七岁的弟弟埃德蒙（Edmund）的生命。此外，莎士比亚的孙子昆西（Quincy）六个月就夭折了，另外两个孙子理查德（Richard）和汤姆斯（Thomas） 后来也在二十岁左右死于瘟疫。

　　瘟疫是一种无情的力量，它会毫无征兆地袭击一座城市，破坏秩序，造成隔离、驱逐以及混乱，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生命，甚至希望。研究莎士比亚的生活和作品时，不应忘记这种可怕疾病的持续存在和威胁。回望这段历史，令人吃惊并进而肃然起敬的是，莎士比亚在这段时间里竟然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笔耕不辍地写下如此之多的传世之作。作为一个戏剧家，也许莎士比亚比任何人都明白，世界是一个戏台，生命是死亡之舞，无论命运为你设定了什么布景，无论你将要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每个人的演出，都终将蕴蓄着无穷无际的悲伤，走向无极无限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