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正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以下简称《后半生》）的《说明》中，张新颖曾解释了他为何要越过传主的“前半生”（1902-1948）而专写或先写其“后半生”（1948-1988）：“沈从文（1902-1988）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我有必要去做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①这里事实上留下一个“扣子”（或者说余地），作者并未把话说得太满。四年之后，他重新作出解释：“《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后，这一想法有所改变。不仅是因为近二十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中，关涉前半生的部分可以再做补充；更因为，回头再看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我抑制不下冲动，试写《沈从文的前半生》。”②材料的增善与面世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地方，或许仍如作者所言：通过写作《后半生》，以之为坐标，他得以更为深入地把握传主前半生的方方面面。但如何深入，又是怎样的深入，却有赖于我们进一步追问和研究。换句话说，在关切作者写了什么之前，我们应当问询这一写法的独特性。

　　将张新颖的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统而观之，我们就会发现写作顺序的倒逆同时也是一种理解上的回溯。倘若纯粹以前半生看后半生，“预言”在“证实”以先，后者便无可避免地受制于前者，即试看沈从文在四十六岁之前埋下的种子，如何在他四十六岁之后生根发芽，或遭拦腰砍断。以这种“势所必至”的眼光，看到的便是一切得其所哉的连续；即使有断裂，也是外界强力的干预，断裂的原因被归因为外界，同个人无关，而个人主动的因素即被无限度地淡化。质而言之，它的症结在于不可逆的线性时间。由此一线性时间生发出来的理解，个体“理有固然”地被改写成为弱小、无力，理当被“同情伦理学”观照的对象。可是，如若我们将它置于回溯这一向度，即以后半生看前半生，进而再反观后半生成一全体，我们就会发现另一样式的连贯：同样是埋下种子与生根发芽，连续却蕴藉了丰富的“质的规定性”。在四十六岁之后，沈从文不仅是接续了他之前的所有根本性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加以改写、充实，而信念几经中断，又几经重新确立的丰富，非先在的“预言”所可烛照；同样是遭受摧折，个人除逆来顺受以外，尚有濒于绝境的承担，与一分一寸的争取，亦非后知的“证实”可以洞悉。

　　总的来看，由写作顺序之不同产生了两种理解：不可逆的线性时间的理解致力于捕捉“先在”何以在“后来”被证实，而回溯的理解则是去捕捉“后来”如何充实了“先在”。前者导致了对时代境遇的过度强调，由此可能发生认识上的断裂，个人遭到悬置，遂成为一部传主生活时代的境遇史，而后者则紧贴着人物的成长线索，得以写成一部带有延续性质的、时代境遇下传主的生活史。在我看来，张新颖关于沈从文前后半生的写作，均以此为基准，且莫有越界之处。

一、前半生的两种“落伍”

作者以一九四八年为节点，将沈从文的一生分为前后半生，而在前一段时间的内部，又以沈自嘲“落伍”作着眼点，分为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在他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关系上，后者多是留洋归来的学生，他们关于启蒙的言说则泰半取自西方现代的思想资源，并且令其行经他们的写作教育等活动进入中国；然而，这种资源的获取恰恰是沈从文所不具备的。“五四”精神在他身上始有体现，固然也是浸润其时的思想风潮，而对这种精神加以发扬和贯彻，却有赖他浸润其中的了解与对民间俗世生活的观察③这两方面的融合。概而言之，这既来自于他的思考，又是两方面互为贯通的结果。沈从文关于“启蒙”一事思考的顶峰，发生在他将这两方面加以融合的十年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沈从文回乡探望母亲，在一月十八日他有两封给妻子张兆和的信，其内容却截然不同。那一天上午，他看到一位老人为了一点工钱而做了小船临时的纤手，在信中叹息“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什么活下去这件事？”④由是出发，鼓励妻子与自己一同为这个民族摆脱愚昧而奋斗。可是在下午的信中，他却比这一立场更进一步地写道：“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⑤这两封信所显示的，恰是沈从文不知不觉间调整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他并非不得不完全依附于舶来的单向思想以便“思想”，即沦为后者的发声管道；凭借着一己自觉思考，“落伍”反倒在启蒙精神之上增添了批判理性的向度，使它得以在沈从文身上真正独立。

　　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中，后一阶段的“落伍”，则是20年世纪30年代的现代作家普遍要面对的问题。始于一九二四年的《“我恨他的是……”》（刊于《晨报副刊》十二月二十八日，署名休芸芸），而讫于一九四八年刊载于《论语》杂志的《中国往何处去》（刊于《论语》杂志九月一日，署名沈从文）的这一批杂论文章，其中的多数皆是沈从文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论辩，一言以蔽之：“他担忧追逐‘时代’而丧失文学的独特性，新作品成为新式八股。”⑥因此，这一时期的“落伍”就表现为时代的纷扰有时仍被沈从文“不合时宜”地落实在文学之上：他试图在文学的空间追问，也企盼文学能够解答。附带说一句，沈从文之所以自信文学能够承担起设问与回答的场域，有一点至关重要：在张新颖看来，小说《长河》的完成，尤其是结尾《社戏》一章的庄严与活泼并重，标示着沈的小说开始由“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转向“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⑦；而这一批杂论文章的形式，庶几可以看作沈在承认文学于世间自有其“细碎”的光明与意义的同时，开始转向外部世界发声、解释这种设问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的举动。不过，这一阶段的“落伍”与否，除了作家的自信自知以外，即无论沈从文是否认为自己“落伍”，以及是否坚持这种“落伍”的合理性，都将因更为根本的评价机制在其外部而变得毫无意义。从一九四六年起，一系列针对他所作杂论的反驳文章以及对沈从文文学成就的论断，性质已不同于过去，如署名史靖的两万字长文《沈从文批判》，荃麟的《二丑与小丑之间——看沈从文的“新希望”》，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等。他的坚持与声辩之毫无意义于是可见一斑：仅仅是将“落伍”升级为了“反动”。

二、“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

在张新颖为沈从文勾勒的成长主线里，含有两条线索，其一对应于传主和时代的关系，其二对应于传主与自我的关系。沈从文与其他人的不同很可能并不表现在前者，即落伍或趋时之上，而在于他具备反身自觉这一点：他将处理与自我的关系视作调整自己与时代距离的根本前提。如果说前者是心灵的战场，后者是时代的战场，那么从一九四六开始，沈从文的处境——当内部的事业竣工，他开始为文学的自足与独立而呐喊时，追求本身却使得他再也无法回到文学中来——已然愈发明确了这种先后顺序的“不合理性”。是否具备反身自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具备“时代自觉”。也是因此之故，《后半生》开篇即从沈从文的“时代自觉”写起：“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⑧某种程度上，这种“时代自觉”是被迫接受的信念，其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让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复刊的《文学杂志》刊载的《传奇不奇》，成为了沈从文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⑨在一九四八年最后一天，作者做了两件事，一是为这篇接续《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而在构思计划里仍有续作的《传奇不奇》，写了一个“题识”：“卅七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⑩第二件事，则是对“题识”意思的进一步明确：在为同事周定一写的临史孝山《出师颂》的条幅上，沈从文于落款写了“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几字。?

　　如果说封笔是沈从文具备了“时代自觉”之后产生的第一个结果，而他对于“封笔”也仅仅是意识到“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的不得已之牺牲，那么第二个结果就严重许多，此即沈从文在“封笔”以后的二月至三月间精神濒临崩溃，最终陷于自杀绝境。张新颖在增订版的《后半生》中增添了两篇附录，其中一篇即是通过新近发现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从而对他在这两个月内的精神状况加以梳理、解析。沈虽然早已将自己的文学事业盖以悲剧的论定，但他却认为个人的事业牺牲了于社会“不妨事”，于“一颗心都磨炼得沉沉的”自我亦复如此。他只是希冀“年青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可是信寄出后，当他独自在清华园金岳霖的房间内修养时，问题便不是可以靠着“封笔”所轻易打发的。如果继续写作，是“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这是“时代的巨大转折压给他的”?；如果真正封笔，则等于是不仅否认了他在前半生创立的事业，也连带着将这一事业的存在维度消解了：唯有先确立了关于“我”之叙述的自足性，方可奠定这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而关于“我”之叙事的主要渠道，对沈从文而言正系于文学。回想他的前半生，从乡下到民间，再到北京，其时的沈不过二十岁。几次考试没有成功，他打算开始写作，但写作除了缓解生活压力的意义以外，也令他在写作中，“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步一步地进展，一点一点地成熟”?，得以探索和确立自我。进一步说，得以在写作行为中同人间发生真切关联，进而反思生命的源流，确立此在意义，规划未来道路。以这种维度去梳理沈从文的作品，是故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以下简称《前半生》）中，特别标举了《从文自传》与《从文小说习作选》两书的精神自传意义：“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硬朗起来。”?既然如此，倘若真正封笔，沈又如何确立自我，如何勘探这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而如果继续写作——便又回到了那个原初的“二律背反”困境。?

　　比较沈从文的前后半生，有一点颇有意味：在他二十余岁刚到北京时，他不知该写什么以及怎么写，为此才不停练习；思虑封笔之际，困扰他的竟仍是“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尽管问题的实质已截然不同。思而不成，所以“封笔”，但沈的“封笔”亦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之后，他同样有所尝试地写时代要求的文学。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去四川参加土改的途中，沈在家信中多次提到自己可以写赵树理式的作品，并对此加以改进。沈从文此时的心境可分两方面来说，其一是他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发现了需要改进的地方，其二是他自信能够对这些地方加以改进。需要改进，亦即沈从文眼中赵树理的作品存在纰漏。针对反映土改的《李有才板话》，他以为其中除了要有“人事的发展”，还要增添一个人事在世界中的位置，即自然背景；及至一九五六年底沈从文前往湖南参与政协安排的观察活动时，他又读到了赵树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三里湾》，以为其中“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至于自信能够对这些不足加以改进时，沈从文在湖南给妻子的信中有趣地提到他“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且“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种自信，实际上仍内在于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学共生的愿景。他们信任作品与自己的创造力，而怀疑在此以先与之外的干预力量。不过，关于写的两个问题既然早已被“时代的战场”的胜利者规定，沈之难符合要求，从他此后反复修改七稿而仍未被采用的《老同志》与另一个未刊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的写作经历便可得见。及至几次想写而不成，于是才有了缓慢的“废文”：最终对文学事业的放弃。

三、后半生的三种“解放”

这条轨迹，正如同他在前半生对自我的确立，看似已告完成，其实尚有待来日的重建；如今看似已然“废文”，却并未必真正转向对人间的弃绝。《前半生》和《后半生》合璧之后，我们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沈从文的一生就是一条反复摧折而又重筑自我的道路。在我看来，沈的前半生是一种为后半生做出充分准备的努力，这种努力使他由内敛达至自足，赋予一己生命以厚重和庄严的本色。我的这个结论，也许和沈在一九四九年的诸多遭遇不相吻合，譬如他在清华园迅疾?写出的“遗书”式的三篇文字：《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如果一个人的性格真正由内敛达致自足，何以转瞬就要写下遗书，预备告别人世呢？这一点主要关系到“确立自我”在沈从文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件瞬间可以完成的事，我们与其将它指认为灵光一闪的直觉，还不如把它看作某种性格缓慢而艰难、直至其自杀获救之后才约略完成并且仍将继续下去的自我情感教育。这种性格，便是一种从柔弱发展为刚健而又不失柔软的刚健，是隐性的历史学家式的强韧。我以为杜甫《江头四咏·丁香》一诗最能体现其中意思：“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近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此外，既已“废文”与封笔，如何重建自我呢？这三篇建国后写的自传，事实上可以看作沈从文从文学转向文物研究的转折，也不妨作为他“新生”的冥冥开端。他想要在文物研究中将文学事业未竟的使命完成，也将那“圮坍的塔，毁废的土堆”?重新建立起来。从这一点而言，《下半生》第一章中的崩溃、自杀与获救，既成全了他的这一转行愿望，也是衔接前后两个生命时段、支撑他重获“新生”的着力之点。关于后者：生死难关既已度过，此后的事情无论怎样艰难，至少不会超越作为起点的死，而只是对“新生”本身的证实。沈从文的“新生”以死为前提——对应了施奈德的那句话：我们“只有以死为代价，才能发现人、热爱人。”?——从而照亮了无数种生的可能性。沈从文的后半生之所以遇辱而不受辱或者不以为辱，与之不无关联。对于前者，张新颖有如下叙说：“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救助和支撑自己。一直隐伏在他身上的历史意识此时苏醒而活跃起来，帮助他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传统。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文学曾经给予沈从文的自我肯定?——通过令写作打上主体立场的烙印，个体从“其来无自”的惶惑，一变为“其来有自”的强韧——当此之境，自我肯定的力量再次通过文物研究向沈从文输送时，就变得更有气象了：“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可以简单地说，原因在于沈摆脱文学家的感伤，另换了一副史家的眼光。

　　“解放”一词的所指在沈从文那里的变迁，即可对这一身份的转换佐证一二。在濒临精神崩溃前夕的文件《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张新颖特别注意到了沈从文在此文末页添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其时他大概并不知道政治的解放始于何日，因而联系到这三份文件的“遗书”性质，“解放”很可能意指“解脱”?。二十年后，沈从文通过写作多篇检讨通过检查，对他的定案如其所述：“主要只说‘写了六七十本黄色小说，编过反动《战国策》刊物，思想反动。但在政治问题上并未发现什么。（是思想认识世界观未得到根本改造，是人民内部矛盾。）’……从此以后若在什么文件提及历史，大致就有称为‘反动黄色小说家’可能。”?换句话说，沈终于被拉到人民内部，也意味着他将免于受到更大冲击，可以专事一己之业，虽然早年写作“黄色小说”的论断已是侮辱，可是受辱却不以为辱，在这里正得益于文物研究工作带来的史家眼光和胸襟。关于沈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张新颖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也指出了值得注意的一点：“做文物研究，已经是偏离时代潮流了；做的又是“算不上文物”的杂文物研究，连文物研究的主流也偏离了。”?两相来看，偏离时代潮流使得他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偏离文物研究的主流，又让他需要对“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加以承担。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事业，从一个同样啼笑皆非的例子可以管窥：20世纪50年代，历史博物馆将沈从民间搜集购买来的各种工艺器物，汇于一端做了一次教育人民群众反对浪费的展览，另安排沈从文向参观者进行讲解，这与将沈前半生的文学事业论定为“写了六七十本黄色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沈其时并不以为意。

四、身份建构问题与自我觉醒问题

在张新颖看来，这就是沈从文在一切思想行事以“时代自觉”为根据的社会，在个体与他身处的时代、社会之间构成何种关系的立论。关系构成的问题也是身份如何形成的问题：在两者力量过分悬殊的前提下，个体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建构的又是哪一种身份，一般来说有两种选择，或者是被动接受给定的身份，或者是主动建构自己的身份。选择前者，“承认了时代强加给个人的被动的身份，也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这里的“承认”与事实层面上的证实或证伪意义上的承认无关，毋宁说它是黑格尔“主奴关系”语境中的承认。沈从文的选择，虽未必径直指向后者，但的确开启了另一重思考的向度：“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自己来完成另外一个身份？”?于是，对完成身份方式的不同选择，又将个体重新拉回到他与时代的关系层面。沈的前半生，曾经通过持之以恒的写作，在不同路径中寻找乃至开拓了“五四”精神的本义，尽管这种坚持最终反倒使得他彻底为时代裹挟——但这还是线性时间的理解，这种理解仅仅关注一时一地的表层后果，即社会压倒了个体，杂论消减了文学，可是倘若深层次地看，沈的后半生就并不完全是对这一表层后果的证实，它证实的反倒是沈从文对“五四”精神一以贯之的坚持。?文学的事业放弃了，关于“我”之叙述的自足性（身份）仍可藉着文物研究事业确定。归根结底是创造力的强劲，是“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创造力令自我完成一种身份，而根究沈从文愈发强韧的主体意识，张新颖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中还提到了另一重历时性的观察视角，即“觉醒”方式（或成长方式）的问题。

　　这一问题同样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个体“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不过，由于这种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作者故将它归入“现代”觉醒的范畴，却很可讨论。如果说这种“现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题中之义，那么按照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里的说法，它恰恰并非觉醒，而是觉醒的反面——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因此，这第一种“觉醒”情况只能视作“现代中国关于觉醒的叙事模式”?，它将个体能否觉醒归因于外在思想理论的介入，于是也就让外在思想未曾干预前的个体同外在思想干预之后复加觉醒的个体，在同一生命内部发生了断裂，后者通过对前者施以否定，从而获得了暂时的合法性。质而言之，“现代中国关于觉醒的叙事模式”与20世纪中国变革思潮下的激进主义情绪是相通的，而它仍旧是线性时间观念宰制下的产物，它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通过对过去的时间实施彻底的否定，现在的时间才得以作为前者的开端展开。反观另一种成长方式，继而亦可对应于康德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如果“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那么成熟的状态就是“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以此摆脱自我造就的不成熟状态。张新颖在沈从文身上看到的便是这一点：“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一点儿一点儿扩大，一点儿一点儿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换言之，沈从文的前后半生无不沿袭此一成长模式，?他对两者均予以或隐或显的肯定。可能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从文自传》，以及他亲自编订、作序，总结过往十年创作成果的《从文小说习作选》，其间贯穿与追问的历史是他个人的生活史（当下身份的源与流），?而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时期的沈从文，研究事业贯穿的却是将个人生活放到更大语境之中的历史。

　　关乎历史兴废之叹，是文物研究给予沈从文的特殊含义，也让它与前半生的文学事业并置，共同支撑、组构了沈从文一贯的成长模式，那么亟待追问的是，除了在成长模式中的同一作用以外，文物研究与文学的内部同一性何在？或者说，两者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张新颖认为，从其文学生涯之初，沈从文理解的“人”就与“人的文学”潮流中的“人”不一样。在后者那里，“人”因其思想水平同现代意识的距离而被自动编码为从上至下的序列：“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而这一等级的划定者恰恰是处在序列顶端的先觉者。由此便造成了关于文化启蒙的悖论：先觉者（启蒙者）认为应当从外部介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打破传统思想壁垒，以此救治愚昧的大多数（被启蒙的对象）。可是事实上，在启蒙的进程中传播现代意义上的思想与理论固然重要，但它早晚都要让位于自我启蒙的“觉醒”。否认了后者的必要性，抑或径直认为愚昧的人如果脱离了先觉者便无法获救，等于是让启蒙事业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从这一视角来看，不仅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风土叙事要被裹挟到被改造与救治的范围里，恐怕连他或作品中那个常常被前者感动的叙述者也要被改造与救治。张新颖认为，差异的关键就在于沈从文“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于是，即便“废文”之后转向文物研究，他仍是以这颗有情的心同各种来自民间日常生活的瓶瓶罐罐如晤相对。既明了“有情”与“事功”之背斥，而自己又认同“有情”无能于“事功”，所以沈从文寻找到的“有情”这一传统——“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既衔接住了他前后半生的事业，也令其后半生得以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中安身立命。汪曾祺回忆沈从文教书时的某些细节颇耐人寻味：沈从文为了方便学生使用《中国小说史》的材料，自己将可能用得到的资料，“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对比民国作家学人上课的情形，这种做法即使不能称为孤例，也是多少罕见的细致。在这一段回忆过后，汪曾祺感慨道：“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在沈从文后半生做物质文化史研究之初，我们也能找到这方面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为了筹备《红楼梦》新版的出版工作，周汝昌回忆沈从文写出了包含近五百条注释的《〈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这显然与其时“以为学术不需要考证，只需要突出政治”的氛围极不合拍，而直至一九六一年，沈从文还对这一新版《红楼梦》注释上的瑕疵难以释怀，甚至撰文讨论。

　　认真的一以贯之可以作为此后沈与时代“隔膜”的例证，但也未尝不能为沈所谓的“有情”之“深入”、“深至”、“理解与认识”做一注脚。唯其细心耐烦，深入才是可能，而“有情”也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这一点正是沈的文学事业与文物研究衔接住的内部同一性所在，也正是这一点令沈从文在纷乱的时代里支撑下来。一次次的连根拔起，复是一次次的重新扎根。可以说从参与川行土改发现“有情”的传统之后，沈的后半生便初步完成了“正念”与“澄观”这一“稳住自己”的工作：“要来的终得接受，应做的还是得争时间做下去。尽人事去谨慎处理，终能出现些奇迹。”?此后的事情，无论搬家、检查、抄家、批判、家人分离，亦无论在北京、济南、南京、上海、长沙、湘西、江西、湖北等地的不定迁徙，还是在各种恶劣环境下做不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沈皆不任自己彻底沦为俎肉，而是有一寸生存的可能，便尽一份为生存的努力。坐在湖北干校贫农大院的小房间里，他凭借着关于自己早年作品的印象，写出了万言的《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初稿与《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此后，又依靠着在博物馆工作多年的记忆，对头脑中博物馆八千平方米的上万件文物的陈列逐一进行解说；右手指关节炎时常发作，甚至有一天可能无法转动，为此沈从文又学会了如何用左手写字。合而观之，创造力的强劲，同“千载之下百世之后”的历史眼光，终竟使得沈从文在个体与他身处的时代、社会之间，奠定了某种关系的立论。这些努力的成果，不仅成全了沈所谓的“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51]且终竟不曾苟且地活了下来，也印证于经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三十二卷《沈从文全集》里的后五卷中，包括了研究玉器、陶瓷、漆器的《中国玉工艺研究》、《中国陶瓷史》（残章）、《中国陶瓷研究》、《漆器及螺甸工艺研究》，研究艺术中的动物形象的《狮子艺术》、《说“熊经”》、《龙凤艺术新编》、《马的艺术和装备》，研究铜镜、扇子、丝绸的《唐宋铜镜》、《镜子史话》、《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研究服饰的《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及其他学术论文与随笔性质的文章，如关于陈列设计与展出的说明、《文物研究资料草目》、《文物识小录》、《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

五、“时间胜利的故事”

在增订版的《后半生》中增添的第二篇附录《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里，张新颖从“绝境，和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故事”，“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超越受害者的身份”，讲到了“创造的故事”与“爱的故事”，而其落脚点在于“时间胜利的故事”。我们先来看“时间胜利”——什么样的时间？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丹江改造期间，沈饱受血压、心脏相关疾病以及关节炎的折磨，他在勤勉工作之余，曾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一个小小的杂记，题为《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其中感慨自己七十余年的生活和工作，有云：“凡事多近于沙上建屋，随潮必毁，毁后又复重建，仍难免毁去。”[52]事虽如此，人却仍能从毁则建而复毁的工作中找到活下去的信念。对于沈而言，这种自得其乐甚至苦中作乐的西西弗斯主义，与他的历史研究有着极深的关联。在沈的后半生，后者将他从封闭与自杀的绝境中解救出来，而且代替了曾使其确立自我的文学事业，进而将这种确立从个人的生活史移置到了以千年计度的华夏文明史中。孤立的个人生活因其不过历史沧海一粟，是故既与时俱进，也与时俱亡。此处的时间仅仅标示着从出生到死亡的距离，因此是冷酷而空洞的现实时间；然而，在“有情”的传统勾联衔接，将个体存在与历史并置的意义上，时间却是绵延的：它温情地将每一个个体充实其中，而每一个个体来到世间也都有它不容置疑的根据和使命。某种程度上，作者在《前半生》最后给出的“结论”并没有错。在他看来，沈的前半生留下的是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如果我们联系到刘西渭（李健吾）对《边城》的评论，或许能进一步解释这后一种时间的特质，他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53]张新颖认为，个体之所以在这种长时段的历史里显得悲哀，是“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54]，可是在此之外，《边城》中还体现了一种与悲哀并置的刚健，这是“天地化生的力量”。换句话说，后一种时间的特质便在于它是一种天道的时间观：“人道”是倏忽而过、变幻万千的暂时，也必有终结一日，天道则运行不息，无有终结。因此，不仅是天道的时间将战胜人道的时间，以这种眼光生活和工作的个人亦必将流泪播种而欢呼收割。

　　最后我们再来看“故事”——什么样的故事？事实上这也是在《前半生》与《后半生》两书中张新颖的写法问题。本文开篇，我曾提到这是一部有别于过分突出时代力量从而悬置个人的历史，正因为此，它叙述的是“时代境遇中传主的生活史”而不是“传主生活时代的境遇史”。在汪曾祺的回忆里，沈从文关于如何写作的指导其中有一条是“要贴到人物来写”，我以为张新颖在这两本书的写作中便践行且改进了这一点：[55]将写作技术的问题转换为写作伦理的问题，由此再打量写作层面的细枝末节，亦即更深的认识需要通过有情的理解来完成。李健吾在评论《叶紫的小说》中有一段话说得感人，且仍可与此说相类，他说：“当着一位既往的作者，例如叶紫，在我们品骘以前，必须先把自己交待清楚。他失掉回护的可能。尤其不幸是，他还没活到年月足以保证他的熟练。他死于人世的坎坷，活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死后他有权利要求认识。”[56]诚然，如果说有情的理解是对认识的升华，那么在最基本的认识/书写过程中，同样不可移易想象与事实的界限。张新颖在写作之初也必定将这一点作为其写作的准则。两相来看，诚如他在《后半生》的说明中提到的：“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57]写个人的内心生活，需要用有情的理解“贴到人物来写”，而见诸沈个人的表述，则是去陈述事实本身，从而拒绝任何一种无论合理或不合理的想象。

　　? 张新颖：《说明》，《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说明》，《沈从文的前半生》，第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沈从文对观看的喜爱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年间即有这样的自述：“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2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第3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沈从文：《湘行书简》，《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8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第15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沈从文：《湘行书简》，《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8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第157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第18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第22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5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引用了沈从文由于所编副刊停刊，在1948年12月给一个青年作者寄还来稿的附信，其中有云：“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沈从文：《致季陆》，《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51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5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沈从文：《题〈出师颂〉条幅》，《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9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又，在记录这一题识的原出处上，录有周定一1988年的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琐记》中关涉这一点的部分，他说：“民国三十七年除日是1949年初，即北平解放的时刻。我想，这里的‘封笔’也许意义双关：岁末年终，官府封印，戏班封箱，文人封笔，这是社会习俗；另一面也暗示要封笔不写小说了。”

　　? 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52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同上。

　　? 沈从文：《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4期，转引自张新颖：《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原载《东吴学术》2015年第1期，后收入《沈从文的后半生》作为附录一，第35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原载《东吴学术》2015年第1期，后收入《沈从文的后半生》作为附录一，第35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第8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第127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关于这种两难处境，张柠在《1949年：拿笔的军队大会师》一文中有所论述，他指出：“整整三十年，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一直在‘写还是不写’的犹豫不决中痛苦地挣扎。”张柠：《1949年：拿笔的军队大会师》，《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

　　? 沈从文：《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9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10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1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1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在书中指出：“《一点记录》和《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都是在清华园金岳霖的屋子里写的，前两篇当时已经完稿，后一篇回家后续写，也在三月初完成。沈从文一月二十八日到清华园，住了七八天，到三月六日写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超过三万字的文稿，可见其精神活动的持续性和纷繁激烈的程度。”此外，他提到的一个事实也可见沈当时峻急的心态：“后面两章是他构想的一部长篇自传的两章，但来不及全部完成，他留下标记说，在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张新颖：《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原载《东吴学术》2015年第1期，后收入《沈从文的后半生》作为附录一，第349-350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杜甫：《杜甫草堂诗注》，第1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张新颖在书中提到了沈从文的两种隐喻：其一是地理爆炸，使得沈视之为“召唤声音的回复”，其实便是死亡的诱惑；其二是“圮坍的塔，毁废的土堆”，沈视之为自身文学事业的意象。张新颖：《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原载《东吴学术》2015年第1期，后收入《沈从文的后半生》作为附录一，第352-35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转引自弗兰茨·贝克勒等编著：《哲言集：向死而生》，张念东等译，第1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8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这种肯定，正如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所说：“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第16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8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将“解放”解释为“解脱”，来自于《沈从文全集》编者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下的注释。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又，如其一九五〇年三月在华北革命大学进行政治学习期间，写给友人程应镠的信中所言：“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快有二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沈从文：《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9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46-47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沈从文：《致徐城北》，《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15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1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本文为张新颖2014年9月13日在上海思南读书会·文学之家的演讲，后刊于《上海文化》2015年第1期，复收入《沈从文的后半生》作为附录二，第36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同上。

　　? “我们后知后觉，站在今天回望，能够知道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潮流做了什么，时代潮流之外的沈从文做了什么。而且我们还应该反思，潮流是由多数人造成的，潮流里的人，经过了那些年代，他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二十世纪以来的多数中国人，争先恐后，生怕落伍，生怕离群。其中的知识分子，本该是比较有理性的，有独立精神的，有自主能力的，但多数却只养成了与时俱进的意识和本领。落潮之后，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多数人又把一切责任推给时代，不去追问自己在时代里选择了什么位置，做了什么事情。”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57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 同上。

　　?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 康德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同上，第24页。

　　? 同上，第22页。

　　? 同上，第22页。

　　?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出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的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作出了悲剧性的预言。一九四九年，在至为剧烈的时代转折点上，在个人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沈从文又写了两篇自传——在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唯一所能求助的，是那个自我。这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是一部大的自传中的两章。”同上。

　　? 《从文自传·附记》中有云：“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66-36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 同上。

　　?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1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82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文集》第3卷，第463-47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8年版。

　　49同上。

　　50沈从文：《复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46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3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51沈从文：《复程应镠》，《沈从文全集》第23卷，第16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4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52沈从文：《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8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38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53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原载1935年9月16日《文学季刊》第2卷第3期，原题《〈边城〉与〈八骏图〉》，后改题《边城》收入《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此处引用自李健吾：《李健吾文集》第7卷，第5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54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55“我感到不少引用这句话的人其实并不怎么懂得这句话。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带着理论的预设是不行的，因为理论预设就产生了距离，贴不上；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也贴不上。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同上。

　　56李健吾：《叶紫的小说》，连载1940年4月1日、3日、5日《大公报·文艺》（香港）第809期、810期、811期，原题《叶紫论》，后改题《叶紫》收入《咀华二集》初版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版，再改为《叶紫的小说》收入《咀华二集》再版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此处引用自李健吾：《李健吾文集》第7卷，第16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57张新颖：《说明》，《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