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庾信的《枯树赋》用典繁密，语意幽深，可以说是汉魏六朝以来“树赋”的翘楚之作，但读来不免滞碍之感。祝尧就批评它“喜成段对用故事以为奇赡，殊不知乃为事所用，其间意脉多不贯串”，有“冗而碎”、“窒而涩”之讥（《古赋辩体》卷六）。祝氏论赋，每每贬斥六朝“淫糜”、“堆垛”之习，故于江淹、庾信诸人皆有微词。而誉之者亦不乏其人，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就认为子山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冬夜无俚，读此赋消寒，偶有所得，因草此文，与爱读子山赋者“疑义相与析”。

一

仲文之表实为游言虚辞，而子山所赋的为真情，由此可见庾信驱遣辞章往往明暗相照，其意深长

　　倪璠《枯树赋》注云：“子山所赋皆发己意。”不过作者如何“皆发己意”，论者则言人人殊，我们姑且从文章的结构切入。《枯树赋》破题曰 ：“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般认为“生意尽矣”四字是一篇之眼，是振起全篇的关键。刘熙载云：“揭全文之旨，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者必顾之，在篇末则前者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那么《枯树赋》是如何“顾注”的呢？殷仲文属于魏晋风流尾声期的人物，富才藻，美容止，然而 “性甚贪吝，多纳贿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后以谋反罪名被诛。庾信用这个典故，其意不仅在“生意尽矣”四字上，也与其文章才藻有关，结尾处“未能采葛，还成食薇”等语，跟殷仲文《解尚书表》似有互文性关联。其文云：“至于愚臣，罪实深矣！进不能见危授命，忘身殉国；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二者互释，仲文之表实为游言虚辞，而子山所赋的为真情，由此可见庾信驱遣辞章往往明暗相照，其意深长。此外，结尾处“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的描写，也与“此树婆娑”（婆娑即偃息倾侧之貌，一说枝叶纷披貌）呼应，也是暗中“顾注”之一例。

　　《枯树赋》第二段，书写的是庾信早年身世。文曰：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熊彪顾盼，鱼龙起伏。节竖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所收《枯树赋》，将“对月峡而吟猿”归入上段，而以“乃有”部分作为第二部分。注云：“这是把生于山野的松梓和庭槐相对照，说明庭槐虽枝叶纷披，但生意已尽，山野的松梓则根柢广大，生机盎然”（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第763页，下引此书称大字本注）。关于“乃有”以下部分，又云：“被迁徙到三河来的魁梧奇伟的野生树木，被工匠看中，加以斧削雕刻，原来的磊块不平被剷平刨光，镌画上各种花纹，形式似乎很美丽，实际则受了摧残。”此说分段以及解说都很新颖，紧紧围绕“三河徙植”来解释。可是这样解释把文本讲死了，“三河”、“建始”、“睢阳”等等皆非实写，而是借虚写来生发出文意的多重性。所写松、梓、桂、桐皆为嘉木，某种程度上隐喻的是作者自己及其建康朝廷才人聚集的景象。“至如白鹿贞松”四句，写其未出仕以前的情况；“昔之三河徙植”至“对月峡而吟猿”，写他在建康朝廷“开花结实”的美好岁月，“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云云都是讲的宫廷园囿中的树木，此后的部分可以理解为在建康吟诗作文、文采烂然的生涯。特别是庾信酷爱的“建始宫”这一典故，常常用来指代萧梁的建业王宫。其《拟连珠》云：“是以狐免所处，由来建始之宫；荆棘参天，昔日长洲之苑。”自然指的是萧梁的宫殿。此处虽然笼罩着“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的阴影，但并没有写到枯树。“匠石”、“公输”可有二解，一解为梁简文帝、元帝等人，二解为赏识他的北朝权贵。从文本支撑上看，似乎后解更有道理，细审之则前解是。庾信《谢滕王集序启》云：“匠石回顾，朽材变于雕梁；孙阳一言，奔踶成于骏马。”乃以“朽材”、“奔踶”自喻，以“匠石”、“孙阳”喻滕王也。然而就“拳曲拥肿，盘坳反覆”数句审之，非言“枯树”，乃用《庄子》樗木之典，言说匠石、伯乐将无用之“散木”雕刻为镂花绚丽、“散乱烟霞”的栋梁之材。故倪璠注以为“言巧匠得此树木，穷致其功，雕刻鱼龙、麒麟、牙兽之状，锦花、草树、烟霞之文，极其眩烂也”，其中蕴含了对梁简文帝的知音之感。如果这样解读的话，“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两句就变得十分突兀，似乎没了着落，但是这两句并不仅仅统领这一个段落，而是一直统领了后面的三个部分（详见后文）。

　　《枯树赋》的第三段，讲的是原野中树木的命运。这些树不管出产于何地，不管长得多么茂盛广大，也不管它们是否曾受封号，全都免不了“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的命运。有人推测说，庾信认为北周赐给的“将军”、“大夫”的头衔，不过是仅存虚名而已，是也。因此，那些“森梢百顷，槎枿千年”的所谓大材，或许还比不上给那些关冶、营塞命名的细柳、梅根之类长久。大字本注云：“生长在山野的松梓等大树，尽管遭到苔菌鸟虫的破坏，但却充满生意，虽经霜露而仍枝繁叶茂，屹立于风尘之中。”“此段意为：生长在山野的大树，不但生意盎然，而且一直受到人们的纪念，被作为地名，并被文人所经常吟咏。”可与前说互补。

　　此赋以“至如”、“若夫”、“若乃”、“况复”等发语词标志文意前进的脉络，“至如”、“若夫”两部分泛写众树，用典繁密，实为下文蓄势，“若乃”、“况复”两段则直截叙写个人身世，出现了一个情感的变奏，而“若乃”一段才把真正的枯树与自身融为一体，物我难辨，而其根由全在“山河阻绝，飘零离别”八字。相比前此对众树的描写，此段显然更惊心怵目：

　　此前的树木之枯，尚是虫鸟风霜所致，还可以雕镂成文，而迁离故国的枯树已经到了“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的地步，而火焰炙烤，流脂罄尽，空心断节，山鬼环列，形容的是作者内心冰碎瓦裂的惨境。“未能采葛，还成食薇”等四句，写他归亦归不得、守又守不成、死又死不得的矛盾处境，置身长安华筵之场，亦等之穷巷僻壤耳。庾信抵达江陵后，居于祖传的宋玉旧宅，故屡以宋玉自比，“羁旅无归”、悲秋叹老是末段的主调。

　　至于篇末的引文与歌谣，似乎也有深意，而诸家注释皆未涉及。如引《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原文为：“文公弃荏席，后霉黑，咎犯辞归，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高诱注云：“晋文弃其卧席之下霉黑者，咎犯感其捐旧物，因曰：‘臣从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犹自知之，况君乎？请从此归’。”又云：“桑叶时既茹落，长年惧命尽，故感而悲也。”子山引用此段文字，实隐藏着“旧臣”、“罪臣”、“惧命尽”等多重语境的余味。读古人书既要看他引了什么，也要看他引而未尽的地方，那里往往藏着余音。

　　读古人书既要看他引了什么，也要看他引而未尽的地方，那里往往藏着余音

二

以上所言为《枯树赋》的大致结构，虽有意脉不贯穿处，大体上还是清楚的。凡是晦涩的诗文，一种是情感太复杂，不晦涩不足以传达之，还有一种是作者迫于外力不便显言之，此赋兼而有之。关于它的主旨，刘修明在《毛泽东晚年诗文过眼录》前言中作过这样的说明：

　　我曾经细检臧励龢、谭正璧的《枯树赋》注，臧注并无移植之说，谭注“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有“徙植、移根，皆言把树迁种别处”之语，大字本题解有“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见《毛泽东晚年诗文过眼录》第762页）云云，或即由此生发而来。此即所谓移植说，“影响很大，从未有人提过异见”则不免过甚其辞。

　　毛泽东不同意“移植说”，一则认为“‘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再则认为“‘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又认为“‘若夫松子、古度’十句：……‘这和移植毫无关系’”（《毛泽东晚年诗文过眼录》第13页）。后来吴小如、林庚等人参与注释的《枯树赋》，曾得到过毛泽东的赞赏，可惜未能看到其具体内容。柏寒的回忆文章转述了吴小如的一些看法：“《枯树赋》中大量引用关于树的典故，都是在说它受到的种种急流逆波冲荡和人为的摧残伤害。而‘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则是全赋的纽带，由树及人,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作者的心境，也可以说这是全篇的纲”（《桃李满园人已去，终将情采壮山河——深切怀念吴小如先生》，《书品》2014年第3辑）。将“既伤摇落，弥嗟变衰”视为全赋的纽带，比较接近毛泽东的观点。但就“急流逆波冲荡”等语观之，此文所记恐是受了毛泽东批示的影响。文中又言：“‘百围冰碎，千寻瓦裂’，实际上象征着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受的种种苦难，反复吟诵寄托着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同时也蕴涵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似亦非吴小如的观点。关于林庚先生作为顾问参与作注的一些小事，林东海《诗意人生——记林庚先生》曾有细致的记述，而注释的具体内容亦不清楚。如果有人将相关材料披露，也是很有趣的史料。毛泽东晚年多次听读、背诵《枯树赋》，一边背诵一边泪流满面（详情参见骆玉明《〈枯树赋〉的解读及其他》的梳理），他对《枯树赋》的解读带有极其强烈的生命意识。毛泽东建国后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位置，感受到外界各种力量的强大冲击，尤其是衰老本身对人的摧残，而庾信只是羁留北方、形单影只的亡国之臣。两人均感受到了那种致命的孤独感和生命被摧残的无力感，一个是强者所感受到的肉体本身的逐渐萎顿，一个是弱者今不如昔的故国之思与花果飘零，二者是异质的；强者不一定能够体会弱者的心态，作出独辟蹊径的解释也是很自然的。

　　其实两种解释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骆玉明先生指出：“就《枯树赋》本身来说，树之枯，‘移植’和‘外力摧残’是共同存在、有时甚至不能分别的因素。说到底，‘移植’难道不也是‘外力摧残’？”（《〈枯树赋〉的解读及其他》）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从文本内证上看，“移植说”有着坚实的依据。庾信的生命经历了两次移植，一是从建康到江陵，一是从江陵到长安，前者是奔亡，后者是作为已亡之国的使臣被扣留，再加上迭经丧乱，他实际上是一个失去了“根”——国家、故土、家族、家庭、文化等——的人。全文似乎一直围绕着“移”字在作文章，第一段中说“世异时移”，第二段则云“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一段，四、五两段说的则是从江陵到长安的迁移。关于这一段，《枯树赋》大字本注云：“这里是以被畜养而离开故巢的鹤的悲哀，来比拟被移植的树木。自‘昔之三河徙植’以下十句，是对‘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的间接回答。意思说，树木经移植之后，尽管长在宫殿园苑，凤凰鸳鸯在其上栖止，但正如被畜养的鹤一样，仍不能健康成长。”也是对“移植说”的进一步申说，而略显隐晦迂曲。此外，《枯树赋》结尾似乎还暗藏了一次移植：

　　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段文字曾误导了《晋书》的编撰者。钱大昕云：“温自江陵北伐，何容取道江南邪？推其致误，乃因庾信《枯树赋》有‘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之语，遂疑金城为汉南地耳，不知赋家寓言多非其实。”后来论者每每据此生发。庾信的移花接木术，是否源于对地理的无知，今已不能确考，然细味其文意，此种移花接木实有更深层次的修辞目的。“昔年种柳”，褚遂良《枯树赋》帖作“昔年移柳”，恰与前面所列举的“徙”、“移”呼应。一字之别，含义至关重要。庾信尚有《移树》诗：“酒泉移赤柰，河阳徙石榴。虽言有千树，何处似封侯？”“河阳”一句，也与《枯树赋》中“即是河阳一县花”呼应；“千树”二字，典出《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与千户侯等。”乃言位虽封侯，坐对千树，也毫无封侯之乐，暗寓江陵之思。更巧妙深微的，《枯树赋》结尾四句的句法、用韵完全来自梁简文帝萧纲的《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师墓志铭》: “峰颓朽壤，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据笔者所知，程章灿《“树”立的六朝: 柳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最先注意到这一点）。而“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二句，亦在在指向江陵。因此，《枯树赋》的结尾显然不是“赋家寓言”那么随便一说，而是隐藏着“古典”与“今典”的巧妙糅合。陈寅恪说：“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信然。

三

那么作为一篇抒情小赋，《枯树赋》较之此前的咏树之赋具有怎样的不同呢？一言以蔽之，则前人之典实、诗文多为时间的或教化性的，而《枯树赋》则将时间、空间打成一片，意脉凄迷，几于不可辨识。

　　前人之典实、诗文多为时间的或教化性的，而《枯树赋》则将时间、空间打成一片，意脉凄迷，几于不可辨识

　　姑以《枯树赋》所使用两个典故来作说明。一个是开篇殷仲文的事迹，他身为晋臣，先投靠桓玄忤逆作乱，接着又反正投靠刘裕，是个投机小人。《世说新语·黜免》云：“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姿，无复生意！”短短几句，“非复”、“无复”之意重复了两次，殷仲文应该是从那棵槐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昔日“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舆马器服，穷极绮丽，后房妓妾数十，丝竹不绝音”，今日则依违无主，失志彷徨，感伤可知。

　　一个是篇末桓温的典故。《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这段文字，不知打动了多少人。关于金城的具体位置，据《建康实录》以及《资治通鉴》胡注，金城为琅琊侨郡郡治所在，地址在丹杨郡江乘之蒲州，《景定建康志》认为在“旧江宁县东北五十里”，约位于今南京市栖霞区一带。桓温的北伐，永和十年（354）、十二年均从江陵出发，太和四年（369）的第三次则从丹杨郡治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方能取道金城。前两次北伐时，桓温正当壮年，咄咄逼人，在政治上进退取与都相当从容，太和四年则已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从他出任琅玡内史，到重过金城，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此次北伐原定三月二十六日出发，实际出发日期则为四月初一，正是“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时节，宜其“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四年之后，桓温就去世了。对庾信及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桓温从哪里出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历史剪影所具有的极强的戏剧性和深沉的生命意识。

　　不仅如此，这些典故的运用还有着更深广的文本场，此前那些文学史上和柳树、槐树发生关联的作品似乎都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最著名的当属《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程章灿以为它开创的“昔—今”句式结构成为后人反复拟学的“句样”， 《小雅·出车》中“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也是同样的句式。桓温虽是个武夫，也不擅长清谈，对《诗经》仍是熟悉的，可以自如地引用，而萧纲和庾信自然更是对这些经典句子谙熟于心。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王粲等人都写过《槐赋》、《柳赋》，而萧纲和庾信的关系则与曹丕与吴质等人的关系极其相似。《杨柳歌》云：“昔日公子出南皮，何处相寻玄武陂。”用的就是曹丕《与吴质书》中的典故：“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而曹丕亦有《玄武陂诗》，亦在在暗示着金陵玄武湖，暗切追随萧纲的那段岁月。不仅如此，庾信的脑海中也一定闪现过曹丕《柳赋》的小序：“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感物伤怀，左右仆御已多亡，乃作斯赋”（参见《杨柳歌》）。其中有“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的句子，依然是“昔—今”的句式。所以，《枯树赋》以皆为“令质”、“伟木”（曹丕语）的槐树始，以柳树终，蕴含着古典与今典的光晕重合或音乐的变调。柏格森说：“悲愁在其开始阶段不是旁的，而是我们意识状态朝向过去，而是我们感觉、观念的贫乏化，以致好像每个感觉或观念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已有的细微贡献上，以致好像未来的发展不知怎样被打住了。”悲愁之矢总是反向运动，引领着当事人回到过去，意识到当下自我的“贫乏化”，所有的过往似乎都被那棵垂柳激活了。这是中国古典诗学“往事重现”的一个经典抒情样本。

　　总而言之，《枯树赋》的“皆发己意”，在于它重组了历时性的相关文本典故，同时更注重横向的空间迁移的描写，从而赋予了文本丰厚的多义性。篇幅虽短，却称得上“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或许该把《枯树赋》视为此前文史作品中与“树”有关的一次知识大融合，一次将散落各处的材料贯穿起来的抒情重构

四

《枯树赋》之所以迷人，在于庾信凭什么把那么多不相干的典故，用一种蛮不讲理的方式连缀起来。用学术一点的话来说，他是怎样通过一系列源文本来构建《枯树赋》这一次文本，并且来表达他的个体经验的？而且这个文本与庾信其他诗赋的写作有着怎样的互文性关系？

　　或许该把《枯树赋》视为此前文史作品中与“树”有关的一次知识大融合，一次将散落各处的材料贯穿起来的抒情重构。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克里斯蒂娃那个著名的论断：“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主体·互文·精神分析》第150页）。据粗略估计，倪璠为五百多字的《枯树赋》所作注释引书达五十余种（不计重复），涉及百余处典故，且尚未能注释到位，可见其背后隐含文本场之丰富庞大。庾信首先重写了某些场景，特别是开篇、结尾处的两个场景，通过重现以及细节改动赋予了该场景以“双值”意义——既保留了该场景的原有含义，又增添了自己的独家感受。这样显然是不够的，他还需要进行场景重造，文章的第二三两段即是如此。可以说每一个典故都携带着另一个历史现场的温度、气息以及幽微的情感，它们是死的，也是活的，关键看作者死在句下，还是“点铁成金”。这篇《枯树赋》，所写树木直接标明树种的有十八种，其他泛写不计，如何把它们在很小的篇幅里衔接起来需要很高的技巧。庾信使用的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技法，完全不顾及语言的逻辑关系，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驱遣典故，从而使得文本十分复杂隐晦。如果将《枯树赋》看作一段影像，首尾播放的是慢镜头的抒情画面，而中间部分则像快速播放的各种树木的影像闪回，背景则在宫苑与山野之前切换，有一种速度与情绪上的变量滑动。这似乎是《枯树赋》第二个具有创意的地方。《枯树赋》似乎受到了潘岳《秋兴赋》的影响，有些意境、典故与之有关，然而两篇赋的写法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潘赋尚是铺陈写实的写法，而庾赋则纯然是古典的重构，贪婪地将古人之资源据为己有，贴上自己的标签。

　　那么《枯树赋》描写的树木群像，是对当时远离故土的众多文人饱受摧残的群体书写，还是一人而幻化为诸身？鄙见以为当是二者兼而有之，而以后者为主。这里姑以“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为例略作解释。这两句承“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四句而来，语义上看似是单独的，实际上是互文性的，包含了松、梓、桂、桐等嘉木的“销亡”或“半死”的状态，而作者自己则是处于“半死”的状态。《汉书》载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思念不已，所作《悼李夫人赋》有云：“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然则桂树或指流徙死亡的众多妃嫔女性。“桐何为而半死”句，典出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生半死，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下文又写师挚斫龙门百尺桐为琴，使师堂、伯牙操弦而歌，实为天下至悲之音，然则半死桐实为诗人之自喻，诗文即其歌音。而“声含嶰谷，曲抱《云门》”诸句，皆言声歌之美，而终归于悲。枯树这种半生半死的状态，如上文所言，统领了以下诸段，并在庾信其他诗文中多次被重述。如桂、桐并举的《奉和山池》：

　　乐宫多暇豫，望苑暂回舆。

　　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

　　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

　　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

　　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

　　这是庾信奉和萧纲的诗作（庾父亦有和作），跟萧诗“停舆依柳息，住盖影空留。古树横临沼，新藤上挂楼。鱼游向暗集，戏鸟逗楂流”一样，于恬静柔美中暗藏生趣。从诗中可知，作为宫苑一部分的山池周围长满了垂柳、桂花、梧桐和紫藤，枝叶扶疏，花香飘溢。庾信在行文时应该想到了这首《奉和山池》，彼此映照可以体会出今昔之感。《枯树赋》结尾也暗含了一处文本的互文关系：“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庾信《春赋》云：“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春赋》系庾信早年任东宫学士之文，描写春天时节草长莺飞，花木烂然，仕女游春，钗钿堕地，歌舞游射，薄暮归家的景象，摛藻艳丽，是早期代表作。《枯树赋》结尾处挪移过来，比喻今日大火劫余之木以及北方羁臣皆是昔日公子仕女之孑遗，故《枯树赋》大字本解释说“今天的灰烬漂流，都是当年的繁花密树”。因此，《春赋》是《枯树赋》哀音的背景，那些繁华富丽的景物也隐喻着庾信以及梁王朝的春天。

　　庾信的诗歌也与《枯树赋》有着一种合音的效果，《拟连珠》、《拟咏怀》组诗即是有代表性的例子。简文帝在被幽禁期间曾写过一组《连珠》，目前尚留有三首。庾信选择以“连珠”的形式重现萧梁的兴衰史，我想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拟连珠》第二十七首云：“盖闻五十之年，壮情久歇，忧能伤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让，实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虽残生而犹死。”此文既有梧桐树，又有交让木，故而颇疑《枯树赋》作于五十岁前后。《述异记》云：“黄金山有楠树，一年，东边荣西边枯，后年，西边荣东边枯，年年如此。张华云交让树也。”所以《枯树赋》实写作者半生半死的状态。又如《拟咏怀》第二十一：“倐忽市朝变。苍茫人事非。避谗应采葛。忘情遂食薇。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皆与《枯树赋》相表里，盖一言之不足，而三言之、四言之矣。到了人生的后期，比如写作《奉和法筵应诏诗》的时候，同样的意象传递出的情感却不一样了。诗云：“新禽解杂啭，春柳卧生根。早雷惊蛰户，流雪长河源。建始移交让，徽音种合昏。”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建始移交让”与《枯树赋》中的“开花建始之殿”很相似，注家以为此诗当作于建德元年（572）春，然而那株半生半死的交让树似已获得新生，不再如往日一样痛不欲生了。

　　关于柳树，庾信有一首七古《杨柳歌》，也颇值得一说。古乐府有《折杨柳》，萧纲、萧绎、徐陵并有同题之作，而无《杨柳歌》之七言长篇，所以应是庾信的创制。不仅如此，在诗意方面也有创新。开首几句说：“河边杨柳百丈枝，别有长条踠地垂。河水冲激根株危，倏忽河中风浪吹。可怜巢里凤凰儿，无故当年生别离。”庾信用杨柳所处之春天来比喻萧梁之盛时，以“巢里凤凰儿”比喻诸王孙，而以河水风浪喻世乱，也回响着《春赋》的背景音乐。“定是怀王作计误，无事翻复用张仪”等句，则直写侯景之乱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杨慎曰：“盖指朱异酿成侯景之乱也。”良是。我想，庾信在写作《枯树赋》、《杨柳歌》、《拟连珠》等作品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藏着南朝近三十年的诗酒风流，藏着无数如“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一样的美好记忆。

　　索莱尔斯曾说：“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第5页）。要言之，《枯树赋》是一个典型的充满了隐喻和跳跃性的文本，既与丰富的历史文本及相关典故构成纵向的多义性对话关系，也与作者的其他诗文构成横向的多声部共生关系，“语出双关，文蕴两意”（或多意）本就是众多文本修辞以及义理的常态。那种试图把《枯树赋》的意蕴固化的解释，皆是出于不同年龄、地位读者一己之需要，并不能泯灭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