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强

　　昆德拉的论著每一部涉及的作家不多，像马拉巴特那样在其中占据二十八页的专章介绍，自是不同一般

一

在《相遇》的最后一章中，米兰·昆德拉以“《皮》：一部原小说”为题评论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1898-1957）的创作，主要谈两部作品，《完蛋》和《皮》。这两部作品都有中译，好像论者寥寥，不大见到有人提起。昆德拉的评论似在告诫，有个叫马拉巴特的意大利作家不可遗漏。昆德拉的论著每一部涉及的作家不多，像马拉巴特那样在其中占据二十八页的专章介绍，自是不同一般。笔者正是由于这番评论才去阅读的。

　　《完蛋》和《皮》写得深刻、精致，颇具分量，昆德拉大加推崇是不为过的。从昆德拉以往的倾向看，创作美学能否让非利士人激怒是他推选的一个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形式上要具有刺激性和原创性。《完蛋》和《皮》是纪实报道类写作，和昆德拉阐释的小说概念有距离，何以受到如此推崇？昆德拉认为《皮》是颇具独创性的小说作品。我表示存疑。我认为《皮》和《完蛋》是文学化的报道，不能算小说。但在现代主义之后，在小说的规范遭到破坏的今天，论证这些作品的体裁属性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重要了。昆德拉自有昆德拉的看法。我想从不同的方面补充他文章中没有谈到而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的东西。

　　本文要谈的主要是两点，一是象征主义的马拉巴特，二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马拉巴特。这是我在读《皮》、《完蛋》时感受比较深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指这些作品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后者是指它们的思想基调。作为战地报道，它们和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效果不仅是独特的，也是强烈的。

　　先来看作为象征主义的马拉巴特。

　　马拉巴特作品的语言不同一般，那是一种风格主义的语言，多棱镜式的语言，有着纤细入微的感受力和寄情狂想的特质。《皮》开篇写拿波里的街巷，就某种气味所作的描述，便是一例：

　　一股奇怪的气味飘在空中。不是大约黄昏时，从托莱多的小巷里，从小车广场，从西班牙人的圣泰莱塞拉降下来的那种气味。不是油炸食品店、小饭店的，隐藏在托莱多街上到圣马尔提诺那些街区的发臭、阴暗小街巷的小便池的气味。不是那种黄色的，不透明的，黏糊糊的，由成千种臭味、成千种污浊的散发物，正如杰克所说的，由在各个小街拐角壁龛里的童贞圣母脚下枯萎、发霉的花，在一天的每个时刻散布到整个城市的成千美妙的臭味构成的气味。不是发出绵羊乳酪味烂鱼味的西洛可的气味。也不是那种在今晚上时从各个妓院散布到整个拿波里的烤肉味，让-保罗·萨特有一天在像腋窝一样阴暗、充满着一个隐隐的淫秽热影子的托莱多街上行走时，在其中嗅出爱情和膳食的肮脏亲属关系的那种气味。不，不是大约黄昏时，当女人的肉像在污泥下被烤熟时压在拿波里之上的那种烧熟的肉的气味。那种一种有着特殊的纯洁和特殊的轻淡的气味：瘦弱，轻，透明，一种满是灰尘的大海的气味，被腌过的夜的气味，一个由纸树构成的古老森林的气味。

　　马拉巴特的作品每隔几页都会出现这样的段落，这样高质量的描绘，尤其有着看似不可穷尽的隐喻的奢华

　　如此铺陈，都可写成《气味赋》了。小号字体排印的短语和句子颇具波德莱尔的风味。说拿波里的街巷“像腋窝一样阴暗、充满着一个隐隐的淫秽热影子”，波德莱尔也不过如此了。马拉巴特的作品每隔几页都会出现这样的段落，这样高质量的描绘，尤其有着看似不可穷尽的隐喻的奢华，出现“满是灰尘的大海的气味，被腌过的夜的气味，一个由纸树构成的古老森林的气味”这种马拉美式的句子。从语言组合来看，其可感而不明确的美，有着音乐般的和谐与纯粹。

　　马拉巴特的战地报道，容易让人联想到巴别尔的同类创作。这倒不是说他们两个很相像或是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说两位作家在语言上的精加工会让读者产生相似的怪异感，好像战地报道不应该这样来写，因为这种精加工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字句的修饰打磨，而是指它锻造了一种叙述语言，属于巫师（magician）或幻视者的语言，具有复杂的意识、新奇的比喻和意象，赋予叙述以微妙的音调和含混的意义。简言之，这种诗学旨趣是属于法国的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原先只限于诗歌，与散文类写作无涉；但在其影响扩展过程中逐渐渗入小说、戏剧的领域。马拉巴特的作品，和巴别尔的一样，是此种影响的又一个例证。

　　《完蛋》的第一部《马》中有个场景，写冰湖上无数死去的马头，如昆德拉所说，这个场景是令人难忘的。

　　入夜时分，北风劲吹（来自摩尔曼斯克的北风如同死亡天使一般，厉声呼号，大地骤然死去），天冷得可怕。突然，随着一声敲击玻璃杯的颤音，湖水顷刻间就冻住了。热的平衡被粉碎，大海、湖泊、河流蓦地冻住了，甚至波浪都在半空中凝结，变成一个个悬空的弯曲的冰棱。

　　接下来的一天，当芬兰别动队的首批巡逻队在还有余热的灰烬中，穿过烧焦的树干，小心翼翼地推进到湖畔时，一个恐怖而又美丽的景象跃入眼帘：洁白得如同大理石的湖面上，矗立着成百上千的马头——它们似乎都被锋利的斧头整齐地砍过，只有马头露在冰层上面，而且所有马头都面朝湖岸，骇人的白色火光还在它们瞪大的眼中闪烁。在靠近湖岸的地方，是那些从冰牢中跳出的马的混乱状态。

　　胥戈在《完蛋》的编后记中说，马拉巴特的写作“受到对普鲁斯特崇拜的困扰”。我们从其文体特质中不难看到普鲁斯特风格的烙印，即富于梦幻和象征色彩的“静物写生”风格。普鲁斯特之于马拉巴特，正如兰波之于巴别尔（《骑兵军》），马拉美之于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虽然这些作家受到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元的，并不存在简单的等式，巴黎的象征主义却无疑是关键。马拉巴特接受普鲁斯特的美学体系，除了印象主义的生动素描，隐喻的扩展使用之外，还包括精湛的人文教养，总的说来这种系统性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所谓“困扰”是指诱惑和抵御诱惑的矛盾，作为作家他应该如何取得自己的风格。马拉巴特曾经参与同胞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运动及其机器崇拜，怕也有驱除困扰的意思在里面。不过，上面援引的“冰湖马头”那段描写，置于普鲁斯特的文字旁边可以说是毫无愧色了。

　　关于隐喻的扩展使用，昆德拉的著作已经有所分析。马拉巴特将“有形体的生物”——马、老鼠、苍蝇等——用作章节标题，寓含象征意图，这是《完蛋》一书的特色。有些隐喻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例如第六部《苍蝇》，其隐喻的指涉显然较复杂，苍蝇的繁殖当然是因为炎热、尸体这些现实因素，但也成为现实的某种象征，甚至还演变为一种能指般漂浮的精神气氛……；有些隐喻的象征意义是明确的，例如第二部中的“鼠”象征遭受虐待的犹太人；有些隐喻的象征意义不明确，不具体，却以其美丽、神秘和恐怖而构成象征性，例如上面提到的“冰湖马头”。总之，马拉巴特善用隐喻构筑复合的象征体系，《皮》中的“瘟疫”、“肉玫瑰”、“黑风”、“火雨”等皆属此列。

　　《完蛋》和《皮》以象征性的隐喻为中心展开插曲式叙事，带有精心构思的特点，目的是要将丰富得几乎过剩的思想感知组织起来。昆德拉所谓的“形式的原创性”，我认为只能说是特色，谈不上特别的“美学企图”，不过是马拉巴特习于隐喻和联想的结构方式，做得十分考究罢了。他的长处是象征主义的长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独特、丰富、奇异的感知，这个方面他达到了引人瞩目的境界。不仅让作品的每一章、每一节都变成美文，而且让叙述呈现微妙的游离状态，穿梭于物质意象、朦胧的观感和无定形的思绪之间；不单是描绘风景，也描绘风景的陷落、冻结和复活。什么是象征主义？简言之，就是比一比谁写得更奇特、更精致、更馥郁。毫无疑问，在象征主义叙事写作中，马拉巴特和乔伊斯、普鲁斯特、巴别尔、穆齐尔等人一样占有席位。

　　上面讲过，战地报道写成这个样子，难免会显得有点怪。报道是见证文字，是现场的，运用性的，战地报道更是一种血与火的经验，而语言的精加工则是耽美的，沉思冥想的，是属于理论生活，这种结合是否会造就性质独特的“怪味豆”？答案毋庸置疑，这种结合产生的效果是独特的，使得战地报道蒙上一层梦游的幻影，读起来不会那么顺畅。事实上，马拉巴特、巴别尔之前就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北京末日》（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便是一例。昆德拉在解释《完蛋》的文体特点时说：

　　普鲁斯特之于马拉巴特，正如兰波之于巴别尔（《骑兵军》），马拉美之于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这很怪，没错，但是可以理解，因为这份报导并非报导，而是一部文学作品，它的美学企图如此强烈，如此明显，一个敏感的读者会本能地将它排除在历史学者、记者、政治学者、回忆录作者所提供的见证文字的范畴之外。

　　这么说是有点问题的。没有必要将这些作品从见证文字的范畴中排除出去，它们始终是有关时代的“见证”，主要的功能是“见证”。它们那种打破时空、寄情狂想的叙述中，不存在一个自外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视角。两部作品的主角都是马拉巴特，正如《神曲》的主角是但丁。它们的结构形式——以象征性的隐喻为中心展开的插曲式叙事——有点像是《神曲》的一种投影。而在比喻的意义上，马拉巴特既是但丁也是维吉尔，引导自己、伴随自己游历四方，充当现实世界的深切的见证者。

　　作家提供的是一个超虚构的视点，是同时属于诗人、梦游者、轶事作家、时事评论员的视点，是局部大于整体、在每一个片段中建立深刻寓意、有形而上的冲动但整体观已经撤离的视点，简单地讲就是巴洛克的视点，而这正是象征主义认识论的遗产：局部总是具有自治的孤岛效应，整体则变成一种不规则的暗示。卡夫卡、穆齐尔、巴别尔、舒尔茨、贝克特……，他们都是靠这笔遗产滋养的。马拉巴特的写作，让战地报道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气息、象征主义语法、象征主义特质。总之，他试图在不脱离时事见闻的前提下谈论并且描绘一些深刻的东西，深刻晦涩，包罗万象。一个穿军装的普鲁斯特。

　　他试图在不脱离时事见闻的前提下谈论并且描绘一些深刻的东西，深刻晦涩，包罗万象。一个穿军装的普鲁斯特

二

昆德拉说，《完蛋》的作者是“介入作家”，因为此人“很确定自己知道恶在何处，善在何处”，而《皮》的作者不是介入作家，而是“诗人”，因为他“只确信一件事：他确定自己什么都不确定”，“他的无知变成智慧”。

　　这是昆德拉评论的核心观点，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区分；两部作品的思想基调、风格和写法大体无差异，报道的内容不同而已。《完蛋》写二战，大部分章节完成于德军占领下的乌克兰，出版于1944年，其时大战尚未结束。《皮》写盟军解放的意大利，作于战后头几年，出版于1949年。这两本书可视为姐妹篇。它们都是写欧洲的败亡，——欧洲毁于德国纳粹，然后被美军和苏军接管，被羞耻地赐予自由；这是欧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溃败，从纳粹侵略和盟军占领两方面看都是如此。马拉巴特以目击者身份书写这段历史，思想上有一个彻底清算的意图。他感知旧欧洲的灭亡，审视新欧洲的使命。他在《完蛋》序言中说，战争在书中扮演了次要角色；战争乃是欧洲总体命运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古老而文明的欧洲将成为一堆瓦砾。

　　马拉巴特不纯然是以叹惋和凭吊的心情写这个命运，他的描述有一种毫不回避的残忍，真实而富于刺激性。《皮》描写美军轰炸汉堡，居民纷纷跳进城市运河，以熄灭身上的燃烧弹火焰，火焰遇水即灭，遇空气则爆燃，于是人们只好不停地把脑袋浸入河水，连续几天都是这样，“成千上万颗头露出水面，转着眼珠，张着嘴巴，说着话”。这个场景堪与《完蛋》中的“冰湖马头”对应。或者可以说，这是现代版的《神曲·地狱篇》。

　　在马拉巴特的这两部作品中，叙述人用小说笔法组织对话和场景，叙述语调严肃真诚，又常因插入反讽而近于嘲戏。不能因为叙述人的声音忽而戏谑忽而哀恸，如此委婉曲折，让人哭笑不得，就断言他“只确信一件事：他确定自己什么都不确定”。涉及意识形态，诸如盟军的占领和欧洲人的羞耻之类的主题，作者很清楚自己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略微展开说一下。

　　马拉巴特在书中宣称，“盟军带来的不是奴役，而是自由”；“我爱美国人”，因为他们 “有正直的心灵，比我们的心灵正直得多”。他从个人的体验和认识出发，评论种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问题；而他毕竟是被占领国成员，对占领军大唱赞歌多少会显得犯忌；从当时的欧陆舆情看，他的论调也不合时宜。

　　托尼·朱特在其《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 1944-1956》中指出，在20世纪初欧洲人批判“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浪潮中，美国成了“现代性、唯物主义和自利的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浓缩了西方生活中所有不受欢迎或者令人不安的部分”；二战前的欧洲就已经处在两难的处境，要么接受它所认为的最糟糕的结局，即以美国为其未来的样板，要么奋力维护自身的价值，对抗美国；战后的萨特、穆尼埃、雷蒙·阿隆等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反美，既有“被解放者”的耻辱心理作祟，也有文化激进主义的根源；诚如克洛德·罗阿所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并不十分为欧洲人所喜爱，尤其是法国人……”。对于热爱法国、熟习法国文化的马拉巴特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这股反美主义潮流。

　　马拉巴特的“崇美”论是一种带有刺激性的反潮流宣言。身为意大利人，也许他不会像法国人那样因自尊心严重受挫而愤怒，但未尝不感到刺痛，甚至会“以充满痛苦而恶毒的笑的尖刻言语”做出回应。当拿波里妇女以“两美元一个男孩、三美元一个女孩”的价格和美军做性交易时，当卖淫、怯懦、背叛的瘟疫四处蔓延时，当美军上校咒骂拿波里人是“杂种”时，马拉巴特的叙述更是以痛苦、嘲谑的忧郁显示一种毫不回避的真诚。他直面战败民族的耻辱心理，并试图在此种心理的咀嚼之中细化其道德判断力。书中写道：

　　在我的美国朋友中，有许多聪明、有教养、富于情感的年轻人，但是他们鄙视拿波里、意大利、欧洲，他们鄙视我们，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我们要对我们的悲惨和不幸，对我们的懦弱、我们的罪行、我们的背叛、我们的羞耻负责任。他们不理解我们的悲惨和不幸中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不人道的东西。有的人说：“你们不是基督徒，你们是异教徒。”并且在“异教徒”这个词里加一点鄙视。我喜欢杰克，因为只有他理解“异教徒”这个词不足以解释我们的苦难的那些深刻、古老、神秘的原因；理解我们的悲惨、不幸、羞耻，我们作为悲惨者和作为幸福者的方式，我们的伟大和我们卑鄙的动机本身是在基督教的道德之外的。

　　另一位意大利作家朱塞佩·兰佩杜萨，在其名作《豹》中也有类似的批判性反思，甚至抱有相似的民族绝望感，不同的是兰佩杜萨谈西西里仅限于西西里，而马拉巴特谈拿波里，也泛指欧洲。也就是说，他的视角是彼特拉克式的而非加里波第式的。这一点使他能在相对宏阔的视野中看问题，突出其价值观的来源，但有时也会让他的看法流于宽泛。在他看来，笛卡儿的理性不能解释拿波里，不能解释欧洲，不能解释希特勒；希特勒也是“欧洲之神秘的一个因素”，体现出难以解释的荒诞性；统治欧洲的不是理性和良心，而是“黑暗的地下势力”。

　　但这样说是否稍嫌笼统？说欧洲人疲惫且怀疑宗教，大体而言是没有错的，而“黑暗的地下势力”具体包括哪些成分，这个并没有说明。只说是理性和良心的对立面，这是不够的。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作者的基本观念，他认为欧洲背离了基督教价值观，偏离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他的笔下，尽管欧洲“神秘的不人道”因素是处在基督教道德之外，对这种状况的感知却是必须通过基督教道德的神经和触角。例如，拿波里的奴役和孤独等同于基督教之前的古代史；拿波里的存在被描述为一系列超时间的隐喻：“黑色淤泥”，“移动的沙地”，“神秘图像”，“赤裸幽灵”，等等；而在这种描述中，“黑暗的地下势力”近乎超验，显示出永恒、神秘、冷酷的面影。

　　《皮》第一章《瘟疫》是解读此书的钥匙，包含几个相互联系的主题。杰克·汉弥尔顿上校作为贯穿全书的人物，把这些主题串联起来。杰克上校是否实有其人（昆德拉认为是虚构的）姑且不论，这个形象的描绘适合于文化意识形态表达。作为“笛卡儿信徒”，杰克上校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他却无法以欧洲的理性来认识欧洲，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作为“基督教绅士”，他代表着马拉巴特最为欣赏的一种立场，即对欧洲抱有“尊重与怀疑并存的爱的态度”。也就是说，将基督教的爱和怜悯与人文主义的熟思结合起来。

　　基督教价值观贯穿于《完蛋》、《皮》的叙述。作者为美国人唱赞歌，这也是一个因素，美国是作为一个信教的国家而得到尊崇的，它是信仰方面的新鲜力量，质朴真诚，光芒四射。作者说，他喜爱杰克上校，因为面对大自然“那种残酷的不人道的美”，上校是“感到自己有罪、充满着羞愧和痛苦的人”。换言之，上校的真挚深厚的人道主义，是以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辅之以高贵的人文主义教养，上校成了两本书中难得一见的灯塔型人物。

　　《完蛋》第二部见证了犹太人的集体命运（以鼠为隐喻），对此昆德拉在文章中感叹道：“说到犹太人，除了他，还有谁写过如此撼动人心的文字，见证那些每天在被占领的国家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且在1944年，那时关于这些事的谈论还不多，人们甚至对此还一无所知！”确实如此，马拉巴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他身上的反纳粹倾向一样敏锐；他是了不起的时事观察家，又是很有勇气的记者，当时发回意大利的揭露性报道就使他招致牢狱之灾。昆德拉的文章以此为例，说明马拉巴特是一个有明确善恶观的“介入作家”。而此处有必要说明，这种善恶观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或者说是属于什么范畴）？

　　不妨说，是属于基督教人文主义范畴。

　　按照教材的定义，基督教人文主义亦称为“圣经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种表现，以伊拉斯谟等为代表，借助古典语言校正中世纪对《圣经》的误译及经院学者对《圣经》的误释，赋予《圣经》以人文主义色彩。这个术语有特定的历史意涵，适用面较窄。但在一般使用中，可以理解为两种成分的结合，即基督教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常与“基督教人道主义”混用；其中的基督教多半是从道德角度诠释的，推崇博爱、同情、谦卑、负罪感等精神质素，构成一种特定内涵的人道主义。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把马拉巴特的思想基调概括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而且认为他在这个方面是接近于雨果而非普鲁斯特。

　　必须指出，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属于思想基调而非创作主题，不能将它直接理解为是《皮》、《完蛋》所要表达的主题。通常说来，马拉巴特笔下的每一个段落的意蕴都是丰富深刻的，其偏爱反讽、嘲戏和怪论的表达又给思想戴上狂欢节的面具，散发出小丑的机智活泼和无限痛苦的暗示。我们不能以古典的方式去理解其作品，以为它们预设了立场或倾向，每个句子和段落都是导向结论的铺垫，诸如此类，而是应该接受其梦幻和怪异的象征主义风格。然而，这些作品毕竟是报道和见证文字，本身需要文化意识形态的论断和总结，面对棘手的现象要做出迅速有力的思想应对，简言之，要有一套评判善恶的道德哲学。马拉巴特的做法是不仅让思想以委婉、纯粹的旋律线呈示，而且以时事评论员、战地记者和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归纳现实。面对复杂的情势，面对重大纠结的议题，他总是乞灵于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道德，从中找到回应的立场和方式。《皮》和《完蛋》着力描绘战时欧洲的文化意识形态，尽管叙述“宛若盲者摸索前行”，可作者是以文化基督的立场探讨历史、政治和战争中的道义问题，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可忽视的。

　　他是世纪末颓废艺术熏陶出来的文人，精于赏鉴，习于思想家的孤独和艺术家的孤独，而且是一名具有贵族气质的军人，他的思想却完全不倾向于尼采，而是倾向于基督教伦理，把后者当作治疗的药方，行动和处世的指南。这一点比较像维特根斯坦。

　　他酷爱怪论和警句（这方面昆德拉无疑也受他影响），但和同样爱好怪论和警句的贝克特、贡布罗维奇相比，简直大异其趣。他是典型的“介入作家”，而非荒诞派作家，他的面目却反倒显得特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得独特了。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皮》，陆元昶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6-7页。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完蛋》，唐祖伦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49页.

　　? 胥戈《编后记》，见《完蛋》，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453页。

　　? 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04页。

　　? 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07-208页。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皮》，陆元昶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92-94页。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皮》，陆元昶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9页。

　　? 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李岚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250-261页。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皮》，陆元昶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8-29页。

　　? 见米兰·昆德拉《相遇》第201页，关于彼特拉克派和加里波第派的论述。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皮》，陆元昶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9页。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皮》，陆元昶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30页。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皮》，陆元昶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9页。

　　?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皮》，陆元昶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8页。

　　? 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