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培

　　《人生海海》试图告别过去的“谍战”、“特情”或“密码”之类的称谓，但要做到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一

麦家因其《解密》和《暗算》而名扬天下。就其文类而言，被归于“谍战小说”一档。其实在这些长篇之前，麦家也写过不少中短篇，这些与“记忆”有关的作品被人称之为“小人物系列”。《刀尖》之后，麦家曾表示要“抽身而去，开辟新的‘阵地’”。这不，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我们等来了长篇新作《人生海海》。起先，我不懂“人生海海”何意，只是读到小说最后一章才得知，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不止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着而不是去死的意思”。小说的主旨和作者的追求变数由此可以想象。

　　《人生海海》试图告别过去的“谍战”、“特情”或“密码”之类的称谓，但要做到脱胎换骨谈何容易。比如讲故事，那可是麦家的立身之本。《人生海海》中，故事不止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故事总是社群的生活，离乡的奔波和返乡的旅途总是其常见的形态，其中有着可以传递经验的“忠告”，专注于无名的畏惧，关注于并不靠谱的闲话和传说。于是，我们跟随众说纷纭的故事，来到了一个老式江南村落：一个前靠海龙山，后有老虎山的双家村，那里有着无尽无止的言说，“爷爷和老保长在祠堂门口享太阳，嚼舌头”。就古老村落而言，故事总是有空的，总是在场，总是在身边，它一刻不停地看护着我们，为我们打发闲暇的时光，既为我们排忧解难又挑逗我们的好奇心，使我们沉迷于恐惧的焦虑之中。于是，村里的怪人怪事，上校的鬼屋及其传说便随风而至，随声而落。

　　记得麦家在谈到《风声》时曾说道：“为什么我取名为《风声》？风声这个词就蕴含着一些不确定性，‘风声’是指远处传来的消息，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像风声一样飘忽不定，真假难辨。至于谁的说法是真，你自己去判断吧。所谓历史就是一些不同的讲述，我们永远无法抵达它的真相。”这段话对《人生海海》来说依然有效。随着太监之谜，上校传奇的军旅人生的降临，我们的阅读始终徘徊在寻找真相的旅途中。上校即太监，他无疑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就像古老的英雄传奇陷于世俗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言辞，涉足于各种不同之人层叠交错的讲述一样。奇怪的是，上校并不直接和我们照面，他也从自我讲述和袒露心声。他的故事、秘密和人生都是被爷爷说、老保长说、小瞎子说、阿姨说，以及那个叙事者的“我”说所包围。《人生海海》充斥着不同的故事、传说和猜疑想象，不同的人讲的故事都是背面和侧面，都是片段和碎片，故事一个接一个，东一个眼见，西一个耳闻，讲有讲者的情感判断，听有听者的想法和阐释。甚至每个人讲故事的方式也不同，比如，“老保长讲故事的样式跟爷爷比，有两多一少，多的是废话和脏话，少的是具体年份”；而阿姨总是“一个表情：没有表情的表情，波澜不惊的样子，一个腔调：风平浪静落雪无声的样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腔调”。

　　上校作为一个完整形象的曲折人生，在无数的故事和传说中逐渐成形并完成拼图，而小说的叙述者“我”则在叙述中完成自己的成长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复调结构的作品，它是由说者和听者共同完成的小说，它让两个陌生的人在绝对亲近的地方中相遇。尽管他们的相遇总是阴差阳错，当其中一个成熟长大时，另一个则心智尚未成熟；而当后者成熟长大时，前者则早已疯癫，心智又回到了幼年。

　　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命运其实就是生者与罪过之间的关联。了解善与恶的命运，即通过恶来了解善的命运

二

解密的动力来自秘密，而围绕秘密讲故事一直是麦家难以摆脱的叙事冲动。太监之谜对少校而言是个不能揭示的秘密，为了保住秘密他“甘愿当太监、当光棍、当罪犯”。围绕着这个秘密，各种传言、猜测、胡编乱造和确有实证的亲眼目睹此起彼伏，时而汹涌，时而沉默，它构筑着上校的人生传奇和坎坷命运。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会寻找他所归属的群体。莎士比亚提出过，“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普鲁斯特则提出“属于或不属于”的问题，也就是归属问题。对于无法回答自己是谁的人，归属可以让他找回意义、交流和存在。而现在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回归故乡的上校，不仅身份成了问题，归属则更无法寻求。太监之称成了阉割的焦虑，鬼子留下的脏东西成了恐惧的符号，成了众人好奇之源，待解的密码。他唯一相伴的只是被人称之为“活菩萨”的母亲和那两只相依为命的猫。

　　上校的传奇生涯成就了村落的故事之源。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故乡之人成了参与分享故事的局外人，而他呢，则是进入生活的被放逐者。上校既是英雄又是恶魔般的鬼怪之人，他既是圣人又是个“疯子”或罪人，无论如何都是个有疑问、有秘密的人物。在一个随波逐流和服从惯例的世界里，这个人物的真实身份被淹没；而在那个黑白颠倒的疯狂岁月，真相成了个千古之谜成了奇谈怪论。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命运其实就是生者与罪过之间的关联。了解善与恶的命运，即通过恶来了解善的命运。一个时代误解了另一个时代，一个卑鄙的时代用它自己的方式误解了所有其他的时代。

　　太监之谜固然重要，围绕着它的揭秘过程贯穿全书，也规定了叙事时间。但伴随着揭秘的进程，我们也能感受到世态炎凉的“鬼气”和时代变迁的暴力和张力。上校的故事是那么动人，“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情节起伏，波波折折，听起来津津有味，诱得蟋蟀都闭拢嘴不叫，默默地流口水”。上校如此，其他人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比如直到第三部才登场的林阿姨与上校爱恨情仇的故事，还有作为一个“民间思想家、哲学家、评论家，是我课外的同学和老师”的爷爷，因一时轻信的出卖行为，最终只能自杀身亡，包括那个大喇叭“老保长”的上海历险等等。总之太监之谜发酵了一系列事件，它是一系列次生故事的创造者，它也同时成就讲故事的一些要素：奇迹、壮观、魔法、魅力，甚至是鬼迷心窍。

　　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渐渐明白，太监之说的来由并非男人的那东西存在与否，相反，而是它特别的巨大，神奇到了可以成为军统打入日伪内部的“利器”。问题出在了川岛芳子刻在其小腹上的字，成为了上校终身的禁忌，如同真正的秘密一样，它是不能大白于天下的。那些字形同阉割一般，让上校过上了“太监”的生活，失去了男子的武功和无法收获应当如期而至的爱情。尽管那硕大的阳具依然存在，但已名存实亡，成了令人害怕的东西。

　　总之，这个故事太曲折离奇，太匪夷所思。将一个与众不同的英雄之奇特人生安放在太普通不过的村落，让一个疯狂的时代去撬动千年沉淀的道德伦理和良心底线，结果只能是不可思议。我们想要简单地概括它或许是件冒险的事。虽然小说最终对叙事的疑点有所交代，对离奇之处有所解释，特别是临近结局抖露出太监之谜的全部真相，但对上校之悲剧性人生我们依然无法释怀，对上校之命运所引起的困惑和茫然依然无法消除。太监之谜被解秘，但上校之人生命运还远未解读。作为人物形象，上校是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要理解自尊的幽暗和深不可测，要想安放一颗漂泊的心，我们或许还不如那两只与上校相依为命的黑猫白猫。

　　秘密的本质在于，无论如何也不能“揭示”它，就不能揭示它而言，它仍然是秘密。但秘密之所以吸引我们，就在于它催生了揭开它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持续正是叙事的时间。我们通常把秘密当作一种揭示，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秘密，绝不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揭示出来。太监之谜似乎是解了，但少校的人生之谜依然存在，它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超越了我似曾相识的历史阶段，又以不同的方式暗算着我们各自的人生，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去想象一种完美。

三

双重秘密突显了上校不凡之处，这位出生时因胎位不正而大费周折来到了人世的奇才，“十七岁参军，从打红军到打鬼子、打解放军、打蒋介石、打美国佬，半辈子在前线战场上”，他当过军统，是位神枪手，更多的时间是一位天才的神奇军医，用林阿姨的话来说是“被他救过命的人也多了去”。杀戮与拯救构筑了上校的英雄传奇，也是其人生秘密的锁和钥匙。一方面，在昔日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结构性的东西，它抗拒着我们；另一方面，一种结构化的东西又隐藏在我们自己的成见或现实意愿里，并决定着我们对他们投去的好奇目光。如何在失忆的世界里，铭记镌刻过往的历史和事件，如何回溯社群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受主流意识的侵袭、洗脑压迫和支配性的创伤。“现在”总是驱逐着“过去”，并欲取而代之。“过去”总是有令人不安的熟悉的身影，死者总是令人挥之不去，悔恨不已又是一种暗自不断的咬噬。恰如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指出的：“生命，如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太过艰难，它为我们带来太多的痛苦、失望，以及无法解决的问题。”生命的要旨到底为何？曾被这个问题所萦绕的是宗教。它曾经如黑格尔所说，是享有保障的避难所，无此人类就无法去承受世界的茫然。但宗教死了以后，无论是被解放的人性之意识形态，还是挣脱了束缚的自然科学进步，却没有提供有效的替代物。对上校而言，生命的意义并不是契约通常总有一个终止的日子，而是誓约却总持续到死。

　　在一个极端疯狂的年代中，上校的命运不是死亡就是发疯。发疯是死的另一种形式。于个人而言，选择发疯是避免永久的牢狱之灾或枪毙，对叙事而言，发疯才使得故事得以延续，唯其如此，麦家理想中的爱情故事才得以浮出水面。《人生海海》全书三部二十章一百节。到了第三部，时间好像汹涌澎湃，用迅猛的力量，将人和事快速推向各个方面。自从“我”逃之海外，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分别以1990年代和2014年为回归故乡的两个时间点，自身的情感故事和奋斗史与上校的人生落幕和秘密的最终揭晓互为映衬、相互补充。就像小说中所提醒的，“我有两个时间。我必须有两个时间，因为我被切成两半，一半在马德里，一半在中国。我已经六十二岁……”“我已经等了二十二年，每天用记忆抵抗漫无边际的思念，用当牛作马的辛劳编辑回来的梦”。

　　回乡之路的讲述古已有之。历史上奥德赛是一个最终成功的受苦受难的形象，而正因为如此，他才遭到了柏拉图主义者，但丁以及大多数蔑视“大团圆结局”的现代人之诟病和修正，认为他的漫游就是可能的神圣完美的征兆，而应该间接地看到“西西弗斯的幸福生活”。“人生的意义不是对某个问题的解答，而是关于某种生活。它不是形而上的，而是伦理性的。它并不是脱离生活，相反，它使生命值得度过——也就是说，它使人生具有一种品质、深度、丰富性和强度。”我以为，特里·伊格尔顿这段回应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上校和“我”都经历了回乡，前者的传奇成了一种秘密，而后者多少有点荣归故里的味道；前者成就了人生的意义虽不乏悲剧性，后者虽经历坎坷还是多少有点大团圆之嫌疑。不过“我”的还乡确担负着“视角”的功能，不但两次返乡完成了小说的结尾，而且故乡的变化，从经济发展污染到治理污染的变化虽有点浮光掠影，我们也是感同身受的。虽然，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无法以超然的态度重新讲述，但由于这段历史又经历太多的变故，今天重温似乎又觉得离我们太近，又很难身临其境地复述呈现其客观性。相信麦家一定在书写中能感受到其难度，但习惯在尖刀上行走又是其写作的秉性，要其不写还真不行。

　　《人生海海》的结尾依然承担着解密的重任，太监之谜终于得到了揭示，小腹上所刻之字也终于在“我”的见证之下以修正的方式大白于天下。但这个天才是有限的，它局限于故事的天下，存活于说与听的世界之内，诞生于某人在某种场合对一个侧面的供述。随着阿姨的最后陈述，随着上校的妻子，“作为一个前麻醉师，阿姨以最为职业的方法结束了自己，追随爱人而去”，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随之诞生，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的老人也终于离开了我们阅读的视线。人究其实质而言就是我们关于他人的记忆。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归根结底就是一张由他人的记忆编成的织锦。死之到来，这织锦便散开了，人们面对的便仅有一些偶然松散的片段、一些碎片。弗兰克·克默德在《结尾的意义》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结尾”是一个象征着我们自己的死亡的形象，所以，它是可怕的，然而我们内心深处也有着对各种“可理解的结尾”的需求。虽然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死亡，但对克默德来说，“结尾即是生命中的事实，也是想象中的事实”。太监之谜对双家村的人来说，曾是众口不一的传说和猜测，面对有过部分共同经历的见证者来说，又是部分的讲述，不同侧面迂回的故事，《人生海海》不止是故事，还需要结构的组合。结构还是不同叙述的组织者，所以那个叙述者“我”的成长故事、海外经历、“我”的所见所闻、“我”的说和听或转述才得以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可惜的是，那些曾经太想知道结尾的同村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共同的宿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剩下的只是那一座座的坟地。爷爷、父亲、母亲与老保长、老瞎子都走了，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部分知晓，各自即同又异的认知方式，道德评判，甚至忏悔和各自的想象过早地离开了结尾。正像彼得·布鲁克斯认为的，一切叙事“本质上都是讣告”，它们的意义只有死后才能呈现。

　　麦家的传奇也不乏古怪的故事和人物谱写的是一首英雄诗和爱的传奇，它是既古老又那么的现实，我们则在迷茫和困惑中被震撼了，一种难以理解的动人心肺萦绕着我们

四

麦家曾经说过，“我笔下的英雄都是悲剧性、不完美、不成功，没有一个笑到最后的”。对此，小说家何大草这样评述：“麦家的小说叙述到最后，几乎都是走向毁灭。无论是N大学数学系高材生陈华南，还是陆家堰村目不识丁的瞎子阿炳，一个是破译密码的天才，一个是搞监听的奇才，却被自己的天才戕害了，如同一个用矛刺穿自己的盾。陈华南可以看得太远，所以看不到脚下的陷阱；阿炳可以听到最细微的天外之音、地下之声，连带也就听到被欺骗的声音。悲剧为什么会发生？答案是一个死结。不然，怎么叫做天才的悲剧呢？”

　　《人生海海》也写英雄，但其处境已然不同。英雄的悲剧性书写难以摆脱，但其生存的难处始终和时代的风浪休戚与共，随普通人的“心灵法则”和“良知起伏”而波动。麦家的传奇也不乏古怪的故事和人物谱写的是一首英雄诗和爱的传奇，它是既古老又那么的现实，我们则在迷茫和困惑中被震撼了，一种难以理解的动人心肺萦绕着我们。即便我们要求助于隐喻和象征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位生命的向导却被命运的悲剧乌云所笼罩；一种既爱又恨的心理情感让我们难以释怀，菩萨心肠不离不弃但魔鬼般的恶却又如影随形；生与死可能容易分清，但要善恶分离却没那么容易。传奇人生是那么的不同一般，可他的悲剧人生却让我们触摸到了人人皆知的现实处境，包括脚踏实地的故土，清晰可辨的村落图景，以及无法忘却的疯狂年代。

　　英雄诗为人格撰写，人格外壳对我们是如此生死攸关，脱去它就要冒死亡或疯狂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上校即使疯癫也不忘记要抹去那刻在他小腹上的耻辱之字的原因所在。人格是抵抗绝望的神经性的防御性机制，他无法承认真实的人之处境，无法忘记真正令人害怕的东西，他所经历的死亡与再生，正如帕尔斯所说，“死而再生，谈何容易”。“不容易”是因为，人身上需要死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上校的人生经历无数的枪林弹雨，出手超越敌我的手术刀的人道抢救，经过失去自我的恐惧和坚不可摧人格的厮杀，囚禁与逃亡的轮替，疯狂的重影互为替身的幻想等，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在爱神的眷顾下，那些耻辱之字“最终变成了一幅画，一棵树，褐色的树干粗壮，伞形的树冠墨绿得发黑，垂挂着四盏红灯笼”。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上校唯一的遗产便是那套用金子打制的医用手术刀具。

　　“我”终于讲完了他的故事，当然也同时裹挟了“我”的成长史，曲折难忘的奋斗史。麦家想通过这个复调式的故事来推进其小说的转型和升级。效果如何？各人自有评说。我的感觉是，作者为此付出诸多努力，比如语言和结构，除了将你说，我说，他说的故事片段如何融为一体之外，还有一个“报纸上说”不断穿插全书，每每读到这里我都回想起自己走过的那些个岁月，那时什么“教育”也没有，除了“报纸上说”外还有什么？还比如如何将奇人奇事纳入当代生活的变化，如何借助故事的魅力拓展小说作为一种体裁所给予我们的帮助，那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我们自身道德的偶然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再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人而不是神，某些与生俱来的才能要摆脱也难，就像那种近乎偏执的想象，又像对秘密和守护秘密的青睐等。想象或许是现实存在的反面图像，一个被灵感震撼的世界，一种认识官能有机的相互作用，一种为意识与无意识相互渗透的解释图式或是一种急予表达的被剥夺的方式。有个作家认为，“偏执狂似的想象是一种反叛和脱离社会的特殊方式，但不仅如此，他还将它比作一种迷幻药。他认为，它撕破了生活的陈腐而使人麻木的表层，使他接触到某种更深刻和更丰富的，但不幸也可能是虚幻的事物。最为重要的是，它使他感到自己更充满活力，有一种比官方的理性文化所敢于承认的更加强烈和绝对的自我。它是一种‘震颤性谵妄，是思想犁铧在震颤中填平畦沟’。它还近似于一种生存的强烈情感，这种情感是某些宗教经验的特征：‘用水也能点灯的圣人，其记忆差错代表上帝气息的远见卓识者，真正的偏执狂——对他来说，无论是在充满欢乐还是藏有威胁的领域中，一切都在组织他自己的中心脉搏周围……”（[美]莫里斯·迪克斯坦著，方晓光译，《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25、126页）这个作家便是品钦，他在为自己的想象力特征所做的辩护时如是说。

　　《人生海海》讲究复调，它经常让两股不同的叙述力量在那里拉拉扯扯。麦家又是一个喜欢不断反复重写自己作品的作家：《密码》改写了十年，《刀尖》写于2011年，一直到2015年还在修订。不知《人生海海》会不会改写，如果会的话，不知将如何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