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冬雪

　　而在这一时期他关于文学的论述中，我们却见到了相反的情形，他向我们展示话语如何对秩序进行颠覆和僭越哲学家福柯在1960年代曾一度醉心于文学，发表了各种关于作家、作品、写作、语言的看法，可以说，1960年代是福柯的“文学时期”。这也并不奇怪，在法国知识分子传统里，哲学与文学作为两个处于知识位阶高层的学科，向来都是知识分子的必修课。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萨特，这位出版了《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家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并获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不过他最终拒绝领取这份荣誉。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了福柯《伟大的异乡人》，该书收录了福柯1963年在法国电台录制的两期关于语言与疯癫的节目、1964年在布鲁塞尔连续两场关于文学与语言的讲座以及1970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关于萨德的演讲。从时间上看，这三份资料都产生于福柯的“文学时期”。在此之前的1950年代，他大量阅读了阿尔托、巴塔耶和布朗肖，紧密关注新小说运动与《原样》（Tel Quel）杂志，这些都为他进入文学时期进行了铺垫，而在此后的1970年代，从创办“监狱信息小组”（1971-1972）开始，他更加关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与抵抗，不再将文学视为抵抗的唯一范式。1960年代福柯发表了很多重要著作，《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无论具体研究对象如何，我们发现福柯都在揭示我们关于世界的话语如何受到既定秩序的制约，而在这一时期他关于文学的论述中，我们却见到了相反的情形，他向我们展示话语如何对秩序进行颠覆和僭越。《伟大的异乡人》选录的三份历史档案，看似主题迥异，互不相关，实则都以此作为思想背景。文学批评就是关于作品重复之物的论述

文学与文学批评

福柯对语言、文学的关注受20世纪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自20世纪初分析哲学兴起之后，语言就不再简单被视为交流工具，而是知识建构的前提，提供了世界的边界。一门语言是一种独特的划分系统，有其独特的限定，语言规定了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福柯俨然持有一种语言本体论，在1964年布鲁塞尔所作的关于文学与语言的讲座里，他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福柯认为，语言很可能是“存在的唯一场所”。这让我们想到海德格尔在晚期《语言的本质》中给出的论断：“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寓居于词语之中”、“语言是存在之家”。文学文本作为一种能长期存留的语言建构，必然会受到特别关注。

　　之所以认为语言会是“存在的唯一场所”，那是因为在福柯看来，只有语言能做到真正的重复，仅需极少的语音和词语就可以形成数量开放的、充满无穷可能的话语。重复是语言的构成特性。文学，或至少而言西方文学，远不是对重复的规避，相反，文学以惊人的方式体现了重复结构。第一种是形式重复，比如语音元素如何重复、变化、重组；第二种是意义重复：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个意思，在一部作品的多样性里保持意义的一致性；第三种是作品内部的自我指涉，典型的例子是《奥德赛》里游吟诗人对着尤利西斯吟唱尤利西斯的历险经历。也正是在对文学作品重复特征的揭示之上，福柯提出三种形式的文学批评：第一种是针对形式重复与变化的修辞学，第二种是针对意义一致或变更的古典批评，第三种则是仍有待发展的关于自我指涉的批评。总而言之，文学批评就是关于作品重复之物的论述。

　　相对于文学本身这一“第一语言”，文学批评可谓是“第二语言”。在1960年代的法国，批评风行一时，批评本身也成为写作，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齐头并进，共同构成“批评与文学的整体”。福柯反对雅各布森，不认同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元语言。元语言要能对某一既定语言的形式和规范进行定义，比如法语语法之相对于法语。文学作为一种言语现象，固然要跟一门既定语言的规范相符合，否则无法产生意义，然而，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总是有一种本质性的冒险，总是可以对规范进行悬置，进行某种程度的破坏与颠覆，而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如果将批评视为元语言，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从文学规范开始建立起关于实际文学文本的理论，而这一规范因为被悬置和被颠覆会丧失意义。

　　福柯认为现代作品跟古典作品存在质的区别，他甚至声称文学是个新近的产物，确切说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时间节点同样也是福柯在《词与物》中宣布人之产生的历史时期。福柯认为，古典作品的本质在于恢复和再现上帝的沉默语言，一切作品都以上帝的语言为模本，为绝对参照，为真理的来源，而上帝的语言沉默晦暗，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修辞格使之变得清晰可辨。古典作品因此是对沉默的言说。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萨德与夏多布里昂为代表，出现了文学语言的新形象：僭越与死亡。僭越是对过往一切哲学家和文学家话语的亵渎与颠覆，而死亡宣告了人的有限性，永恒不再。显然，上帝已经死了，文学的现代经验就此诞生。如果说古典作品是以上帝的语言作为根基的，现代作品则没有根基，没有本质，文学不是其他，只是书的集合，是所有书加在一起的“绵绵低语”（murmure），是言语的不断重复。

　　因此，文学批评不再试图找出作者——如同创世者一般——的原始意图，而是将文学语言视为独特的符号系统，进行符号学层面的分析。福柯认为，有四种层次的文学符号学分析。第一层次是文化符号学，确定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网络中占据的能指区域，毕竟文学只是更广泛符号系统——宗教、社会、经济等符号——里的一个符号系统；第二层次为语言符号学，研究作品的内部系统结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第三层次是文学的自我表示符号，通过这些符号对自我进行仪式化，比如某些高雅的词汇或特定的时态，巴特将这一类符号称为“写作”；第四层次则是福柯反复提及的自我暗含、自我指涉这一类符号，他认为这一类符号是文学语言所特有的。文学垂直贯穿这四个符号层面来进行自我表示，因此它并不是关于沉默的言说，并非是沉默之难以言表。文学存在于符号的不停流转中。

　　既然文学作品被视为符号系统，在一个系统网络中，每个符号是相对于其他符号所处的位置而获得意义，那么符号的切分与分配就决定了作品的空间布局。福柯认为，作品固然具有时间功能，它能在叙事中将时间固定和保存下来，但其存在恰恰是空间，我们不应将作品的功能与存在混为一谈。19世纪神学的失势直接导致时间丧失其神圣性，人类与传统时间割断了联系，当今世界更多地像一张点线交织的网，而非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因此对于文学作品而言，重要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不再关注作品的时间性，也就意味着批评不用追溯作品的创作时刻，不用试图重现作品的创作过程，而这是古典批评非常看重的方面。在福柯眼中，这种“创作主义”的批评方法是一种需要祛魅的神话。总之，福柯认为文学批评应该着力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进行符号学层面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对作品的空间化形式进行分析。

　　福柯认为文学批评应该着力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进行符号学层面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对作品的空间化形式进行分析

文学与疯癫

福柯在1960年代对文学的迷恋，源于他将语言视为反抗的核心策略。二战以后，法国政局动荡，左派右派激烈争夺政权，战后重建举步维艰，殖民战争进一步拖垮财政，在第四共和国（1946.10—1958.10）短短的十二年历史中，竟更换了二十二届政府，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政府（九个）寿命不足四十一天。1958年阿尔及利亚暴动，局势更加恶化，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第五共和国取而代之，但要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才最终走出殖民战争的泥沼。如此混乱的时局之下，青年一代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可想而知，幻灭感充斥心灵：

　　我们如今已经不再相信政治自由，也不再相信梦想，成为去异化者(homme désaliéné)的梦想，现在已经沦为笑柄。所有那些幻想，如今还剩下什么？一些词语的灰烬。我们这些当代人，我们的可能性，我们不再把它托付给事物、人、历史、制度，我们把它托付给符号。

　　基于“工作室制”的教学模式应用于电视制作类课程是一次积极的尝试, 它改善了学生的实训条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缩短了学生进入企业的适应时间, 减轻了企业人员培训的开销，节省不少的营运成本。同时“工作室”制教学模式可以形成一种完全开放式的教学方式, 促进了师生、生生间的社会交互和情感交流, 给学生提供了掌握专业技能、培养创新思维的实践操作平台。可以说，基于“工作室制”的教学模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是电视制作类课程教学的新模式。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下,基于“工作室制”的教学模式无疑是培养适应市场需求、解决学生就业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有效途径。

　　（……）

　　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在一个我们知道无论这方那方、左派右派做出何种承诺，我们都不会得到幸福的世界，语言是我们的唯一指望，唯一源泉。

　　无疑，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压抑和绝望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只有语言能带来自由。确切说，只有文学语言能突破理性与规范的桎梏，突破现实极限，创造无限自由。在视野极限处的地平线上，文学语言与疯癫就如同天空与陆地那样形成了交汇，而人就在这天地之间孤独前行。

　　福柯在1963年的1月4日的电台节目中回顾了西方传统文学作品中疯癫如何在场。他一开始选用了《李尔王》与《堂·吉诃德》的片段，旨在说明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疯癫曾具有表现和启示真实的功能，此时理性还没有对疯癫进行驱逐压制。而到了《拉摩的侄儿》，疯癫就必须通过激烈的肢体动作来表达自我，疯癫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至于萨德那种理性的疯癫，是疯癫为找回自己语言主权所进行的斗争，结果是萨德被监禁四十年。最终，历史性的转折产生于1923-1924年阿尔托（Antonin Artaud）与李维尔（Jacques Rivière）的通信。阿尔托是法国20世纪最著名的先锋派戏剧家之一，年轻时曾写诗投稿给《新法兰西杂志》，被拒之后，他试图说服杂志主编李维尔发表自己的诗作，在跟李维尔的通信中，他坦陈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并深受其苦。李维尔最终建议将两人的通信集结发表，1927年出版的《阿尔托与李维尔通信》成为阿尔托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福柯认为，这部通信集的出版，意味着西方文化终于肯伸出一只耳朵来倾听疯癫。

　　一方面，福柯勾勒出文学史中疯癫从发声到沉默，再从沉默到发声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他描绘出陷入癫狂状态的文学文本群像。在1963年2月4日的电台节目中，他展示了这样一些奇怪的作者——18、19世纪离经叛道的诗人、当代作家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让·达迪约（Jean Tardieu）等人，这些作者在不羁的文字游戏中，既揭示语言的任意性，又体现语言最原始、最古老，跟宇宙万物相连的神秘力量。可以说，这些陷入癫狂的文学语言，突破了语法规则、语言习俗强加给它的一切束缚，以带有野性的生命力穿透纸背。在文化符号网络里，文学符号因对规范挑衅和僭越的可能、偏离常规的可能，也许应归入福柯所谓“异托邦”，在这里，符号逃逸出世界理性的栅栏，开疆辟土，让自由与想象力游荡其间。这样的文学作品并非完全割裂了与世界的联系，它并非布朗肖的“域外”，而是在世界内部“逼迫世界自我质问”：

　　一部作品通过疯狂，在表面上像是沉没于世界之中，显得无意义、变貌成为纯粹的病态作品，但在实际上，这部作品却关系着一整个时代，支配着它并引导着它；（……）就在这部作品陷入狂乱的那一刻时间里，世界自觉有罪。

萨德伯爵：一个经典案例

“异托邦”文学最经典的例子也许就是萨德伯爵。福柯从高师学生时代起就开始钻研萨德，那时的他因为自己“特别精通萨德侯爵，就瞧不起那些不太在行的人”。萨德，SM虐恋文化中的S就来自于其名：Sade。福柯在1970年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讲座中，分两场介绍了他对萨德的研究。第一场梳理了写作、欲望、真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福柯认为，萨德的写作是对性快感的不断重复。在萨德的作品世界中，故事、人物、暴力、言语总是在无休止地重复。写作最终消灭了时间对欲望与快感的限制，欲望得以进入一个重复的永恒世界。当写作为欲望消除了一切桎梏之后，欲望就成为一个绝对主宰，成为真理本身。在第二场讲座中，福柯对萨德的话语逻辑进行了分析，旨在说明看似癫狂的写作中实则蕴藏着一种话语秩序，这一秩序构成了萨德整个文本的分类与组织。他首先分析了萨德话语的四个否定主题：上帝不存在、灵魂不存在、犯罪不存在、自然不存在。这些话语发挥着五大功能：首先，反阉割功能。西方传统神学与哲学话语是对欲望的阉割，萨德通过否定神学与哲学话语来解放欲望。反阉割功能定义了何为放荡者。其次，区分功能。一个人如果承认全部四个否定论点就是放荡者，不承认其中哪怕一个论点就会是受害者，也即处于话语之外，成为放荡者迫害的对象。第三，摧毁功能。根据萨德的逻辑，上帝表现得越邪恶，就越跟他全能与善的性质相矛盾，因此也就越是不存在的。上帝的邪恶通过放荡者的行为来体现，因此放荡者欲望越强烈，行为越放荡，越说明上帝之邪恶与不存在。话语跟欲望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冲着上帝，摧毁上帝之存在。第四，竞争功能。萨德作品中每个放荡者都以话语的四个否定主题为基础来组织自己的思想体系，体系存在强弱之分。如果一方体系比另一方更强势更牢固，就可以消灭对方。第五个功能在于定义个体。按照放荡者的话语与行为逻辑，冒犯越激烈，快感也就越强烈。死亡因放弃生存需要，成为对自然最大程度的冒犯，因此能带来最大程度的快感。在获得最大快感的同时也就放弃了个体自身。福柯总结道，在话语的四个否定论点之后，还应加上最后一个论点：个体不存在。至此，福柯为萨德建构了一个只属于萨德的话语大厦。萨德作品中一切人物与情节都应视为这一话语秩序的产物。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两次“语言学转向”，第一次以索绪尔结构主义为核心，割裂文本与外部世界、主体之间的关联，着重探索文本内部自主结构。第二次以本维尼斯特和福柯等人的理论为代表，抽象化的语言转向历史现实情境中的话语，话语主体与外部世界重新回归，强调话语秩序、权力与规训等问题。福柯的“话语”不是某个领域内陈述的集合，而是话语的秩序，这一秩序生产自己言说的对象，规定主体的所思所想、言行举止。如何对文学作品进行话语分析，福柯用萨德伯爵给出了一个生动具体的案例。

　　我们在福柯激情而犀利的文笔下见证的并非冷冰冰的理论，而是化成文字的生命体验

　　福柯虽然以其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与学术思想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但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眼中，他仍然只不过是法国学术场域制造出来的典型法式知识分子，这类人在哲学与文学的抽象理论中优雅地与世界拉开距离。对此，布尔迪厄表示自己“不赞同对符号-文学的迷恋，这种迷恋一度风行于大学场和《原样》杂志那边”，“对一些人也无更多好感，这些人兼有尼采式的或海德格尔式的哲学权威和必定参照阿尔托、巴塔耶或布朗肖（更不必说萨德了，萨德是任何知识分子都必不可少的论题）的文学权威，促使哲学（或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段言辞简直是为福柯量身定制的。然而，不同于一般的职业文人，我们在福柯激情而犀利的文笔下见证的并非冷冰冰的理论，而是化成文字的生命体验。在1982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吐露心声，称独一无二真正的快乐是跟死亡联系在一切的:

　　有一次我在街上被车撞倒了。当时我正在走路。大约有两秒钟的时间，我感到了自己在死去——而那真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快乐。天气好极了。那是夏天的傍晚七点钟。太阳正在西沉。天空漂亮极了，蓝极了……它曾是，而且至今依然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他在分析萨德文本时曾指出，按照人物的话语逻辑来看，只有死亡才能带来最强烈的快感。事实是：福柯自己正是一个萨德式人物。他终生追求极限体验：吸毒、自杀、非常规性爱。他对文字的迷恋，说到底也是因为文字跟毒品和性爱一样，属于人类所能拥有的极限体验之一。

　　?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154页。

　　? 参见Foucault, Michel. ? ?Des espaces autres? ?,Empan, vol. no54, no. 2, 2004, pp. 12-19.? Foucault, Michel.La grande étrangère. A propos de littérature, les Editions de l’EHESS,2013, pp.54-55.? 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47页。

　　? 同上。

　　?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5页。

　　? 参见周宪：《文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载于《文艺研究》，2008年第11期。

　　? 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晖译，2017年，102页。

　　?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前文已引，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