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否在自己身上改写时代从钱佳楠小说《不吃鸡蛋的人》而来_上海文化（新批评）_杂文_网络文摘

吕永林

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病痛，我们时代亦然，比如昆明市某中学，其教学主楼前最显眼位置，竟立有这样的校训：“只做第一，与第二保持距离。”而在该楼两侧翼楼墙面上，却又贴着如此这般的镀金口号—— “为国育才，为家教子”，“为民族未来负责，为学生一生奠基”，让人看了心绪复杂。在钱佳楠小说《不吃鸡蛋的人》中，女主人公周允曾对我们这个时代做过一个诊断：“一夜之间，所有中国人都罹患了‘成功癌’。”若从周允个人的经历来看，则此症集中发作的两大场域，一为当前中国的某些市民家庭，二为诸多重点学校。为了所谓的“成功”，各路父母不惜献祭自己的儿女，各级学校不惜献祭自己的学生。

　　“成功”本是个语义丰富的词，除了成就功名利禄以外，人的身体或精神抵达目的地，农民在田地里有了收获，也叫成功。然而如钱佳楠在小说之外所思，在当今中国的语境里，所谓“成功”，“有一种太过狭窄的定义” —— “有名有钱，或有权有势”，“也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追求这种相对单一的主流价值观，我们社会所有的一切都被划分等级，学校有名校和野鸡大学，人脉是润滑剂—— 有必须讨好的人，也有可以怠慢的人，城市有一二三四线之分。”

　　这一定义的核心，首先不是鼓励人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或者去做自认为乃至公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而是将“上层身份”乃是一个人“在世间所能取得的最美妙的利益”这一意识或无意识牢牢嵌入无数人的心灵，从而诱使、逼迫大家不断去胜出，去做人上人，去占据社会等级结构的中上层或人群的中心位置，去把他人踩在脚下或者挤向边缘。相应的，这一定义所指向的人们的快感核心，也极易变成那些独属于优胜者的自由快活，这些自由快活，常常内置了“成功者”对“失败者”有形无形的压迫与欺凌，比如周允母亲等人在饭桌上对姗姗表姐及其男朋友的无穷鄙视与挖苦，比如小远那些“聊着基金和奢侈品”的同学对周允的“嫌鄙”。

　　面对这一种炙热而阴寒的成功意志，以及随之而生的种种黑暗献祭，并不是所有人都了无障碍。拿周允来说，如果她想要赢得母亲和众亲戚势利性的认可与称许，就不得不献祭出她和叔昂的爱情，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煎熬和测验。

　　这些自由快活，常常内置了“成功者”对“失败者”有形无形的压迫与欺凌

二

钱佳楠是一位富有野性和独特想象力的青年作家，这从她之前的《那阿》、《食人鱼》、《死的诞生》等作品中可见一斑。《不吃鸡蛋的人》较为写实，因此作者特有的想象力并未见太多彰显，尽管如此，钱佳楠还是动用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奇异梦象去逼近周允长期以来的不安、焦虑和抗拒，使人刿目怵心。小说中，周允会不时梦见一个“被大火围困”的女人——初中时如此，譬如周允被中考压得大把大把掉头发的时候；大学时如此，譬如周允差点让自己变得跟妓女一样，去迎合浑身散发着“成功气息”的华光名人文生之时；工作后如此，譬如周允舍弃爱欲和内心真实而倒向无爱无喜的功名与婚姻之时。早些时候，梦中的周允并不能看清这个烈焰中的女人是谁，只是见“她的脸被团团的大火笼住，静静地坐着，火也不知是谁放的，她就那样坐着，宛若已丧失所有的痛感和知觉”。后来，周允开始怀疑那是她的母亲，同时怀疑自己潜意识里希望母亲死掉，“原来，她的内心深处怀有对她母亲的怨恨。原来，她这么冷血，这么恶毒”。直至小说最后，周允才终于认清，“那个女人不是别人，不是她母亲，而就是她自己，是她自己被大火围困，烧灼的火焰，呛人的浓烟，她不是毫无痛感的，她的每一寸发肤都在挣扎，她呼救，可她的手脚动弹不得，嗓子也已喑哑，发不出声来……”

　　通过这一组贯通全篇的非常梦象，读者可以连接起小说中的许多东西。

　　其中，“大火”是制造苦闷的各种力量的形象凝缩。它既包括周允母亲那带着爱与牺牲精神的持久逼迫——逼迫周允考名校，逼迫周允谋高收入，逼迫周允嫁有钱人，逼迫周允“争气”；也包括使周允感到窒息的高度势利化、争战化的社会习气——从她曾经就读的中学、大学再到她现在执教的中学，“重点率”、“常春藤”、“社会精英”、“未来领袖”……几近无理性地动员学生越过他人往上爬，简直成了当代教育的普遍嘴脸，而在大年初一的寺庙，连请香“也是一场战争”，需要人“把瘦骨当武器杀出一条路来”。与之相抗相生的，则是周允想要拒绝和逃离的冲动，“没什么意思，她想说”，一天晚上，周允“还试过用被子把自己蒙死”，但由于她的“胆小怯懦”和不够坚决，多半的抗拒和逃离都是浅尝辄止，徒留“生命在苟延”式的自伤之情。这期间，周允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解脱方式”，就是“重拾画笔”，她把下班和周末的时间全部耗在画画上，想以此“忘掉自己，忘掉生命，忘掉一切”，然而忘却只能带来片断性的解脱，却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痛经突如其来的再度袭击，身体自发的对叔昂的渴望，都在揭发周允的内心困扰，犹疑、撕扯、求出口而不得的焦灼与不安，它们不断汇聚成无形的“大火”，一次次地到梦里焚她。

　　如此，读者们便可看清长期埋伏于周允身上的某种极大危难，而周允对火中女人身份和痛感得以清晰认知的时刻，也正是她对自身危难有了明确认领的时刻。周允最终敢于理会和肯定，自己并不能彻底成为一个跟社会上的主流习气携手并进、情意相投的人，或者说并不能做到对它们死心塌地般的顺从与归降。如此也才有小说收尾处的描写：“屋子变得愈加阴暗，天空的阴阳脸愈加分明，这里显然是黑暗的一面，她生出一种直觉，这一刻神就在窗外逼视着她，那张阴阳脸就是神的尊容，神要把决定权交还给她，一切应当由她来抉择，而不是由神”，“从此以后，她要过真实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周允的形象在小说中便有了一个动人心弦的落实，应该说，从此以后，周允便成为了钱佳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贡献的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一位年经的女性自省者和逆行者形象。尼采有言，“自鸿蒙太古以来，在无论哪一种依附性的民众阶层中，庸人都只是他被当作的东西——他根本不习惯自己设定价值，在主人所量度赋予的之外，他也不曾为自己量度其他价值。”经过漫长的犹疑和挣扎，决意奔赴“爱情”和“新生”的周允将不再是一个当代“庸人”。

三

周允的最终抉择有两个关键性的支撑：画画的成功和魏叔昂的爱情。至于她的母亲是否真的“命数将尽”，其实并不十分紧要，周允所需，至多不过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弑母行动，倘若她将来能够变得更加有力量，甚至可以去重新“创造母亲”。

　　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很值得留意。周允上大学期间，她母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为了供周允安心念书、画画，母亲“去青浦帮一个私人老板看工厂，一星期只能回家待一天”，后来，在母亲罹患脑瘤住院之时，周允意识到母亲是为了她而给老板“卖命”。危难时刻，周允起意向神“献祭”自己，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她想着自己身上还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可以博得神的青睐，思来想去，只有两样，一样是秦教授称道的画画的灵性（那也是神赐予她的吧？），还有一样是周允迟迟没有得到的真正的爱情（在神面前，周允骗不了自己，她渴望一场真正的爱情）。”经过一番“权衡”，周允选择：

　　“神啊，我用今生今世的爱情来换我母亲的平安无事。”

　　“神啊，请你拿走我这一世的爱情，赐我母亲平安。”

　　“神啊，我母亲是为了我才得这种病的，请可怜可怜我，拿走我的爱情吧。”

　　此一选择耐人寻味。它既可被理解为：周允自认为她“真正的爱情”比“画画的灵性”更重要，因而献祭爱情比献祭灵性更有可能获得神的恩赐；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于周允而言，“画画的灵性”不仅仅是一种天赋，而且是她进行自我守护的最大法宝，把“画画的灵性”留给自己，而不献祭给神，是周允对自己命运根底的捍卫，很可能，那是她最后的依凭。当然，要照这样的理解，周允那时所想到的艺术家，就只会是那些“生前就早已功成名就”的，“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毕加索”，而非梵高和维米尔。后来，也恰是因为画画的成功，周允才多了几分拒抗他人和奔赴爱情的底气，而不是像《回家的第三条路》中的“我”那样，感觉自己“委身于这座城市，却注定什么也握不住”，甚至连一个“躲起来独自哭泣的空间”都没有。

　　不过，画画的成功也让周允有彻底变成一个“庸人”和失去“灵性”的危险。周允举办个人画展之前，她的恩师秦教授对她说：“从华光出来的成功人士已经够多的了，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但画画有灵性的人，是不多的。所以，你要成功，还是要继续画出有灵性的画来，你自己选择。”秦教授的言外之意很明白，“他已经看出来了，她，画不了了”，当时，周允“自己也清楚，她的想象力没有了，跑光了，天晓得为什么”。因此，周允要想既能护佑好她的“灵性”，又能取得必要的“成功”，就必须好好摆放她对“灵性”、对“成功”、对生命价值和自由，包括对人与人、人与世界甚至人与神的关系的理解。一个人的天赋如果缺乏后天的浸润和滋养，反是迅速受到某一现实功利的囚禁或绑架，其涓涓细流便很难流淌为世上的江河湖海，更不用说与天地相接了，而与天地相接，得其自由广阔，大概是人类天赋最好的去处。

　　现在，周允“画画的灵性”，包括她本人，皆有被世俗的“成功”欲念截杀和埋葬的可能。周允必须寻求突破，魏叔昂必须再次出场，这是小说家和读者共同的旨意，而在周允生活的世界里，敢于复返自由自在的爱本身即是一种突破，一种绽裂，即是在那个早已被众“庸人”挟持了的日常生活上劈开一道豁口。正因为如此，叔昂的爱才会使周允“终于知道她不再是一具活尸，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正是经由叔昂的爱，周允才使自己非异化的生命之流得以复活。第二天早晨，叔昂去买早餐，“等他的时候，她竟然在素描本上画起画来，脑海中满是天马行空的构图，她一连打了好几张草稿，她知道她又能画了，她原以为自己这辈子完了，废了，现在居然又能画了，简直是浴火重生”。

　　然而，奔赴自由和复活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钱佳楠显然也给周允和叔昂的爱情故事设置了诸多障碍，还有曲折，直至小说收尾处，才又让爱的火焰再次腾起：“一切结束后，她大约会立刻打给朱玫要叔昂的电话，她不怕她会多说什么，然后打给他，她会呼唤他的名字，告诉他她不会后悔，她会说只有那些没有爱过的人都会后悔，他们不会。”表面上看，一些关键问题似乎都解决了，但实际上，更大的难题才刚刚开启。

四

在小说叙述的层面，该难题首先呈现为魏叔昂形象的“未完形”。

　　从很早的时候起，魏叔昂就已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这一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家庭，其外婆外公、母亲父亲都不是那种愿意迎合他人、追逐世俗功利的人，世事流变之间，他们也都捍卫了自己的爱情，不为外部世界左右。叔昂一生下来就拥有的这几位“有意义的他者”，跟周允所拥有的可谓大不一样，查尔斯·泰勒认为：“有意义的他者对我们的贡献，即使是在我们的生命之初给予的，也会无限地持续下去。……他们的爱和关切在生命之初就造就了我们。”小说中，作者试图将叔昂塑造成一位有着独立思想的人，叔昂中学时就声称，他“不需要用读书来改变命运”，他读书没那么“功利”，他也曾对周允说过，“他觉得名校没意思，撺掇学生考名校只不过是高中的阴谋，学生成为高中攫取名利的工具，他说他才不要沦为工具呢”。成年之后，做了地铁司机的叔昂还建立起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朴素信仰：

　　“神是不会夺人所爱的，他告诉她。”

　　“你信基督？她问他。”

　　“他摇了摇头，说他不信仰某一个特定的宗教，但他相信人类之上是有神的。那个神是仁慈的，即便俯瞰人类的自私和无信，他依然是仁慈的。他说他相信这个神是存在的。他说这个神不会夺走她的爱情。”

　　可就是如此叔昂，却对周允说：“阿允，我担心他们说得对，仅仅靠爱是不够的，你如果选择我们的爱，你将来会后悔。”对此，周允当时的反应是，“如果连他都没有信心”，“那也只好算了”。虽然在小说最后，周允单方面又鼓荡起勇气和信心去奔赴爱情，且认定自己“不会后悔”，然而，真正的难题并未得到解决。

　　当述及人类对身份的渴求时，阿兰·德波顿写道：“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可以说包含着两个关于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追求性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得到人们详尽的描述，构成了音乐和文学的根本主题，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赞颂。第二个就是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这一故事更为隐蔽、更加让人难为情。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往往采用刻薄的、讽刺的语言，好像只有那些生性嫉妒和有心理缺陷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或干脆把对身份的追求简单地解释为对财富的追求。但这第二个关于爱的故事，其实在强烈程度上一点不亚于第一个，在复杂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上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失败，所导致的痛苦可能比第一个还要多。在第二个故事中有很多令人心碎的时候，这一点可以从那些被世界定义为小人物的人们空洞、绝望的眼神中得到证明。”精神分析学家可能会说，德波顿所谓之成年人“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人在其婴孩时代上演过的“原始自恋”故事的改版。弗洛伊德也早有相关讨论，他认为，哺乳期的婴儿起先“还不会将他的自我同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之后“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才逐渐“学会了进行区分”，再然后才有各种各样的“对象”在他面前出现，其中就包括母亲的乳房、身边的世界和未来的情人。“确切地说，自我最初包括一切事物，后来它从自身分离出一个外部世界。因此，我们当前的自我感觉仅仅是先前更为广泛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感觉经过收缩的残余，而那种先前的感觉对应着自我与周围世界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对于这种“更紧密的联系”，人们有时会用“爱”这个字眼来进行称谓，至于在成年人的世界，这份“爱”本质上究竟属于“自恋”还是“恋他”，也许殊难定论，但是这一植根于人类婴孩期的既虚幻又真实的“爱”的感觉，却构成了一个人终生难断的“回家”之梦，弗洛伊德认为：“这些起源于婴儿期的欲望冲动，既不能被毁灭，也不能被抑制。”

　　如此，则一个人无论是否会受到来自父母及他人的催迫逼压，他都会渴望某些人（身边的或远方的）以及某个世界（此岸的或彼岸的）对他的认可和关注，都会“追求来自世界之爱”。在这件事情上，周允和叔昂都一样，都需要反复去面对，除非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的生活——事实上，离群索居者也是在以他们的方式亲吻某个世界。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位特立独行者，魏叔昂必须得建立一种属于他和某个世界的之间的“爱情”关系，才能对自己和周允的爱情有信心，因为后者终究是要被安放在前者之中的，倘若前者这一地基式的精神家园或依凭阙如，叔昂就很难面对人间各种势利的“鄙视链”或“无视链”的存在，以使自己的爱情和信心免遭摧残。问题在于，叔昂究竟有什么是他可以长久依凭的？作为一名地铁司机，叔昂仅仅拥有地铁驶出地面时所迎来的“清晨的第一缕光亮”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就不难理解，叔昂给周允讲述他外婆和外公、母亲和父亲勇敢的爱情故事，最后的结语却是：“我宁愿当初外婆去了香港，她就不用受这么多苦，外公也不会一辈子碌碌无为。”“阿允，我担心……你将来会后悔。”

　　从这个层面看，魏叔昂在小说中的形象尚未被真正打造成形。同周允相比，叙事者赋予叔昂的成长线索似乎少了点，例如二人再次“会师”之时，有关叔昂在世界上的支撑，他的销魂窝点，他对当前时代的理解和摆放，他同人们及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他是否拥有自己的某个精神世界和空间，他是否真的能同周允一道，在自己身上改写时代的故事，作品里并没有多少呈现。就叔昂的形象塑造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十分紧要的叙事缺口，而当此缺口未被填补之前，周允对叔昂的爱就始终携带着过多怀旧的气息，包括其最后的决断，也因此显得有些抽象。

五

与叔昂相比，周允对“来自世界之爱”的欲求形式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极其大众化，比如她对名牌大学的热望，比如她对“嫁个有钱人”的顺从。在许多地方，周允都活得像极了尼采所说的“庸人”——她简直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母亲、学校、老师、同学、同事和画商“当作的东西”，是一个违背自己意愿而“不吃鸡蛋的人”。其故事顶点，就是“她在二十七岁生日的当天，很意外地恢复了处女之身，只可惜是假的，现在的周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是假的”。

　　有时候，人们会误以为，一个平民子弟做这一切首先是为了摆脱贫穷，或者说是为了摆脱由贫穷而生的各种烦恼和苦楚。然而更进一步的体察者终会发现，从一开始起，这个人最想实现的目的其实是重建她跟人、跟物、跟世界之间的共在关系，是这个人想要让她的身体、目光、声音、话语、情意在世界上得到更自由、更畅快的安放，而她有限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她，贫穷就意味着障碍，意味着到处是高墙。只不过，“庸人”所取道路本质上是一条变态之路，“庸人”所建立的他跟人、跟物之间的同一关系，乃是一种充满异化的关系，代价非常。

　　周允也一直在造自己身上“庸人性”的反，比如中学时她对叔昂的亲近，大学时她对画画的投奔，多年来她对秦一鸣教授的敬重，乃至她从潜意识里冒出的弑母冲动，当然还有她最后所作出的人生决断。当周允的异化故事达到顶点的时候，其内心深处以及身体自发的不满也达到顶点，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史上的微观革命——周允造了她母亲和周围人的反，也即造了自己作为一个“庸人”的反。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微观革命中，周允并没有完全拆除她在画画方面的某种欲望——她想要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毕加索那样，生前就在艺术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欲望。这一欲望背后，无疑还是一个人对“来自世界之爱”的原始需要，跟父母亲及他人的逼迫关系不大。也因此，周允未来要过的所谓“真实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终究离不开各种具体的、在世间的展开。比方说，工作上周允可以选择不再去当那所国际学校的老师，可以不跟大卫那样的画商合作，也不去找什么约瑟夫·王式的圈中“大人物”，生活上她甚至可以不跟父母双方的亲戚往来，不让自己的世界跟势利的或虚无的大姑、小姑、伯母、姨妈、表姐等人交汇，但是，周允不可能不认她的父母，也不可能让所有患了“成功癌”的中学、大学从世上消失，她不可能不去寻找自己画作的知音或接受者，也不可能不让叔昂在地铁公司上班。这样一来，难题就出现了，从周允个人有限的人际交往来看，从她中学时的班主任、老师到大学时的辅导员，以及她的各路校友，包括校友的校友，从她现在的同事、学生到街头或医院的陌生人，从她的父母、亲戚、朋友再到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以及从叔昂对爱的无信心到秦教授在人事上的被诬陷和受排挤，绝大多数的人事都在证明，各种世俗的“成功”故事是何等流行，而与之相配套的“中心化”的叙事语法是何等强大。整部《不吃鸡蛋的人》带给读者的感觉是，上海这座城市几乎已经被这样的“故事”和“语法”攻陷了，且已由此生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人的体系”及“物的体系”——小说中，除了叔昂及叔昂的家人，还有秦教授，那个想要造反的周允实在没几个同道中人，她最后想要奔赴的那种爱和生活，其领土也无比匮乏。

　　尼采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最初和最终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限制’。”如果我们套用尼采的话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小说中人能否在自己身上改写他的时代，从而以微末之流润泽某种新的生态？小说家会作出什么样的“创造”性回应吗？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小微化青年形象谱系研究”（项目号: 2015BWY00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