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昕

1 “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

周氏兄弟自童年时期就表现出对“异端思想资源”的兴趣。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其兄从小“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走的乃是‘旁门’”，“在喜欢六朝文，喜欢陶诗，喜欢各种杂著，而不看重李杜苏黄等正宗大家，尤其看不起唐宋文这几点上，周作人是和鲁迅完全一致的，都是不走‘正宗’而走‘旁门’的路子。周作人显然是从自幼读书时，就从鲁迅那里受到这种根本方向性的影响。”而两兄弟的“旁门”兴趣中，“博物学”方面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鲁迅写到好几种自己少年时代渴慕、喜爱、后来多方搜集的图书，比如《山海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等，都是“博物学”方面的著作——这种始自童年的共同兴趣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和思想有一些颇为深刻的影响。

　　鲁迅很少直接解释自己喜爱“博物学”的原因，好在周作人几次三番在文中谈及自己对草木虫鱼的热爱，既然这是两兄弟在同样的生长环境中产生的共同兴趣，且后者自幼读书就受到其兄的影响，那我们不妨先看看周作人怎么说，来帮助我们理解鲁迅的“博物学”爱好。

　　鲁迅很少直接解释自己喜爱“博物学”的原因，好在周作人几次三番在文中谈及自己对草木虫鱼的热爱

　　周作人谈自己的杂学时说，“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严几道古雅的译语所云‘化中人位’，我们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也可以翻过来说，经典之可以作教训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故可贵也。”但同时他又说，其实对于这一方面的爱好，“说起来原因很远，并非单纯的为了化中人位的问题而引起的”，他说自己“所喜欢的旧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自然名物的”，并开列了长串中国传统“博物学”方面的书籍，表明自己从小就爱好这些东西且“始终未变”——“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

　　鲁迅对一个人的思想言行是否“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一直非常看重

　　鲁迅当年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深感震动，继而去搜求各种进化学说，还将自己的部分阅读所得编译成论文《人之历史》，介绍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此学说是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有力支持和补充。在这篇论文中反复提及的，就是各种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都处在因果关系的链条当中，而人作为生物之一种，也就与其他生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才有严复翻译的所谓“化中人位”，这来自赫胥黎的一本书名，现在译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后来鲁迅购买大量生物学方面的专业著作（以植物学、动物学居多，也涉及古生物和微生物），也跟周作人一样，是试图去理解“化中人位”、由生物学通向人生诸问题这方面的原因吧。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周作人强调自己这方面的兴趣早在接触西方进化论和生物学之前就有了，并非单纯为了“化中人位”而起，更重要的是始自童年的、天然的兴趣与爱好。周作人的说法提示我们，同样地，尽管我们可以为鲁迅对“博物学”的关注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最简单也最根柢的，就是这原本就是出自天性的喜爱，并没有——或者说最首要的并非来自——多么深奥的道理和明确的目的。

　　然而恰恰因为这出自天性，才显得特别有意思。

　　在早年论文《破恶声论》里，鲁迅称那些仅仅依据外来的时髦理论或一己私利而盲目指斥迷信的人为“伪士”、“浇季士夫”，批评他们“精神窒塞，唯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昧人生有趣神轶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进而呼吁“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先生曾仔细解释过鲁迅所谓的“伪士”：“（1）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

　　鲁迅说与其听这些“伪士”吹嘘如何“善国善天下”，“则吾愿先闻其白心”。这里所说的“白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偏正结构，“纯白无垢之心”；一种是动宾结构，“自白其心”，也就是坦露“自己真实的内心”之意。鲁迅对一个人的思想言行是否“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一直非常看重，文中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比如“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等。“闻其白心”、“内曜”、“心声”，强调的都是发出个人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这层意思，他后来的文字中也多有流露。《坟·杂忆》中说：“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华盖集续编·记“发薪”》又有，“我现在只能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罢”；他给郑振铎的信中谈及《北平笺谱》的印造，要对方不必事事跟他商量、自己定夺就是，“我是独裁主义信徒也”——我们当然不能僵化地按照字面来理解鲁迅这些话，看似剑走偏锋的背后，强调的是对事物的理解判断不假外求，而要依据自我内部最深切处。

　　上述态度是鲁迅思想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回头看鲁迅对“博物学”这份自幼而生的兴趣。正因其出自天性，才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心声”、“内曜”；而滋养培育自己天性中的爱好，也就是呵护一己的那颗“白心”。在“惟肤薄之功利是尚”的人眼中看来，花花草草、鸟兽虫鱼，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和意义的，然而在鲁迅的价值体系里，还有什么是比“心声”、“内曜”、“白心”更要紧的呢？

　　已经有一些研究者专门探讨过鲁迅笔下涉及的各种动物，比如作为自我形象投射的“狼”、“蛇”、“大象”，谄媚势利之典型的“叭儿狗”，顺从麻木、不敢反抗的“羊群”等——这些动物，是作为一种意象，在文本中承担着一定的隐喻功能。而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情况：有时候鲁迅在他的文字里提及一些动植物，它们并不带有明确的隐喻功能或者其它很刻意的目的，只是出于偏爱或者熟悉，就写了下来而已。

　　“微言”未必有“大义”，但因其关联着个人的情感记忆，自有一份价值和意义

　　鲁迅每到一处都会特别留意到身边的花草树木，这些东西入眼入心，信手写进自己文章里，“微言”未必有“大义”，但因其关联着个人的情感记忆，自有一份价值和意义。鲁迅初到北京时，住在绍兴会馆藤花馆西屋，后来又迁入西院的补树书屋。藤花馆自是有紫藤，补树书屋的院子里则有一棵高不可攀的槐树，“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晴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后来他把这“槐蚕”写进了《野草·复仇》中。

　　“紫藤”和“槐树”则出现在《伤逝》里：男主人公涓生住在会馆，破屋破窗，窗外有“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跟子君约会时，窗外半枯的槐树发了新叶，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子君去世后，“我”重回两人曾共同生活的小屋，看到窗外依然是“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热恋时，写到开放的槐树和紫藤，这两种豆科植物，开花时都极为繁盛，大团花串和馥郁香气来得轰轰烈烈；恋爱失败，再次写到这两种植物，秋冬时节绿叶凋尽，裸露出纠缠曲折的秃枝，特别给人萧瑟零落之感——把极盛极衰对比强烈的植物放入小说，用来映照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可谓神来之笔。

　　鲁迅买下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房子，在“老虎尾巴”的后园种了丁香、碧桃、花椒、刺梅、榆梅、青杨，给友人写信，他会告知对方丁香“活了”，榆叶梅“还未发芽”。从北京给在上海的许广平写信，特意说及“芍药已开过，将谢了”。在厦门给李小峰写信，也专门提到“住所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些萎黄”；一个半月之后再通信，又复提及：“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鲁迅固然多多少少借助这些闪现在文字中的花草身影，传递一点个人的微妙情绪，但其间并无多少刻意经营的成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身边的花草树木对他来说，就是“切己”之物，如此种种，不过是“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

　　鲁迅对“博物学”的喜爱，也处处印证出他对“实地经验”，对“生命亲证”的看重和寻求

2 “博物学”中的实地经验，向低广处看

我们在前一部分谈及，鲁迅厌恶“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的“伪士”（后来又有“做戏的虚无党”之说法），作为对“伪士”的拒绝和抵抗，他强调自己只愿“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而判断事物是否“切己”、是否“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的依据是什么呢？鲁迅的好友瞿秋白曾经说，“文人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对于实际生活，总像是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所谓“实感”，也就是实际去接触、体验具体事物之后所获得的感受。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早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曾这样说：“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后来在《读书杂谈》中也说，仅仅读书、“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还不行，思索者好一些，能用自己的脑力，“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许寿裳称鲁迅的“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也反应出鲁迅对“实感”的看重。

　　已经有学者指出，章太炎对待思想学术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特别重视生命亲证和正面承当，而这种态度对鲁迅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前辈学者已有相当精彩的阐发，这里不再展开；我想探讨的是，鲁迅对“博物学”的喜爱，也处处印证出他对“实地经验”、对“生命亲证”的看重和寻求。

　　我们知道“博物学”本身是一门与天地万物相接相触而生的学问，它在根柢上就离不开“实地经验”、离不开“生命亲证”。周作人曾说中国人向来拙于观察自然，传统文化中没有发展出独立的植物学、动物学，只附属于经学等别的门类，经学家考名物往往只是在书斋里翻书，对草木虫鱼的注释多依据前人而非自己的观察，所以读者看了也往往不得要领。而鲁迅少年时代喜欢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虽然也是考名物以注经，但它不仅仅将重点放在“名”上、以别名训本名，而能注意到自然物本身、将“名”与“实”对应起来，“在现实观察的基础上对动、植物形态详细描述，并指出生长地及其效用”，“眼界已从经的传疏引向外在实际的自然界”。后来从日本归来，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学堂任教那几年，鲁迅抄录了许多“博物学”方面的图书，比如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等，这些记录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各地自然地理、风土特产、草木虫鱼的著作，都是根据作者本人在当地做官或赴任途中亲闻目见并结合老百姓日常经验而来。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记海错》，则是关于小动物的著作：《燕子春秋》分十二个月描述燕子随四季流转而变换的生活习性；《蜂衙小记》则是对蜜蜂的生理和养蜂经验的总结；而《记海错》收录了山东沿海四十余种海产品，每一则以品种名为题，详述其形状、产地、产时、烹饪药店、风味特色和储存办法等各方面。周作人曾专门写过一文表达自己对郝懿行的欣赏，称他的学术思想“切实而宽博”：郝氏自称“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所以能“宽博”；而“虫鱼之注，非夫耳闻目验，未容置喙其间”，故而“切实”——“他的笺注与众不同，盖其讲虫鱼多依据耳闻目验，如常引用民间知识及俗名，在别人书中殆不能见到也”。

　　草木虫鱼相关的“民间知识及俗名”，也是周氏兄弟多有留意的。他们都收藏了清代范寅的《越谚》，这部书专门研究绍兴谚语，中卷释名物，专门有草木果蔬的俗名及相关谚语、歌谣。周作人的博物小品文常常征引此书，比如《两株树》、《花草的俗名》等。鲁迅在翻译《小约翰》等作品的时候，除了查考动植物的学名，还会特意留心一下它们的俗名，比如有两种昆虫“鼠妇”和“马陆”，鲁迅说前者在他们绍兴方言里称为“臭婆娘”，而后者在广州有俗名“地猪”。《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中，鲁迅还特意说：“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鸟兽草木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他晚年翻译《药用植物》，里面多涉与植物相关的民俗和传说，试举两例：

　　葛，为自生于山野的落叶藤本，夏秋之候，开紫红色的蝶形花。秋季掘根而干燥之，谓之葛根，汉方以为发汗解热的要药。古来以感冒药著名的葛根汤，就是混合葛根、麻黄、生姜、大枣、桂枝、芍药、甘草这七味的。关于那药效，可参照麻黄条。葛根又以供葛淀粉的制造原料。葛淀粉虽风味佳良，但因价贵，故现今出产殊少，市场上所贩卖的葛淀粉者，乃是马铃薯淀粉也。

　　何首乌，是自生于中国及日本各地的多年性蔓草，根称何首乌，汉方以为强壮药，谓有长生不老之效。约十年以前，在日本也非常流行。何首乌者，令何氏的发变黑之意，是起于“昔何公服之，白发变黑，故号何首乌”的故事的。

　　从古至今，草木虫鱼一直参与着人类的日常生活，是一时一地风土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俗名，跟它们相关的故事、传说，土生土长，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活泼的生命质感。在书本上看到某个动物、植物的学名，可能你的脑中空空如也，因为它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任何切实的经验与之相对应；而与生活世界根柢相连的地方俗名，却往往能唤起我们亲切的情感记忆。周氏兄弟留意动植物的土俗名和相关的民间传说，看重的也是其中所包藏的“实的生活”之丰富信息吧。

　　鲁迅爱好的“博物学”书籍中有一类是文字之外还带有图画的，比如《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花镜》、《野菜谱》等。《尔雅音图》的画谱由清代姚之麟绘，总共六百五十幅，其中下卷的《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所占比重最大，尤以《释草》篇最详备，绘图多达一百七十六幅。日本冈元凤所著《毛诗品物图考》分七卷考释《诗经》中的动植物，草部二卷，木部、鸟部、兽部、虫部、鱼部各一卷，共有二百一十一幅用笔精细的图谱，周作人曾回忆说鲁迅当年从书店买来发现偶有破损或墨污，就三番五次拿去调换，以至于被书店伙计戏弄说，“这比姊妹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不好再换就减价卖给同窗，又贴补一角新买一部——对此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鲁迅自称“最爱看”的《花镜》有不同的版本，据说图谱最多的版本为花说堂版，共三百二十二幅，最少的为善成堂版，共一百四十四幅，鲁迅当年买回的版本有多少图不得而知，但他自己的记忆反正是“上面有许多图”的。除了搜求和购买，鲁迅还喜欢影写画谱，其中就有明代王磐的《野菜谱》，此书所集都是作者亲自尝验而来的可以度荒的草木，总共绘制了五十二幅图谱，每张图谱上面都有简单的文字介绍，标明采食的时间和方法，还附有以菜名起兴的乐府短诗。鲁迅当年从家中书橱中找到这一本，从头到尾仔细抄绘了一遍；周作人说，照理自家的书是不必抄的，之所以如此，“实在只是对于《野菜谱》特别的喜欢”。

　　除了上述这类图文相配的书籍，鲁迅还喜欢收藏各种博物画谱和花鸟图册。比如宋代宋伯仁撰绘的、我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种种情态的木刻画谱《梅花喜神谱》，清代画家改琦的墨笔梅花图《小百梅集》，陈叔通收集明清两代各家画派所绘梅花而成的《百梅集》，日本明治时期画家幸野梅岭的花鸟绘集《梅岭百鸟画谱》，还有明代徐渭、陈淳，清代蒋廷锡、金农、陈洪绶、吴昌硕等名家的各种草木虫鱼花果图册。

　　特别值得一说的还有鲁迅对花鸟笺谱的爱好。居住北京的十几年间，他一直是琉璃厂的常客，除却购买书籍和画册，也搜集各种笺纸。郑振铎曾经寄赠鲁迅一套《百花诗笺谱》，收入清代画家张兆祥花卉图一百幅。张氏认为要画出好的植物图，必须本人亲自养花，所以他专门辟出一片花圃，每日观察揣摩、对照实物写生，笔下百卉色彩生动、细节精确。这套笺谱深得鲁迅喜爱，并促使他决定自己编一套笺谱集，他跟郑振铎分工策划此事，由当时在北平的郑振铎负责搜购笺纸样张、联系印刷装订，在上海的鲁迅负责样张的取舍、书本的格式体例等，最终选出三百三十二幅笺纸付印，定名为《北平笺谱》。这三百三十二幅笺纸图案中，花木蔬果鸟兽禽虫多达二百一十一幅，剩余一百二十一幅为山水、人物等。《北平笺谱》之后，他们又重印了明代胡正言所编《十竹斋笺谱》，成书之后鲁迅致信郑振铎，认为“《十竹斋》笺样花卉最好，这种画法，今之名人就无此手腕”。

　　中国“博物学”传统中考释名物这一脉往往陷入以书注书的循环，缺乏实际经验的支撑

　　中国“博物学”传统中考释名物这一脉往往陷入以书注书的循环，缺乏实际经验的支撑，“征引了一大堆到底仍旧不知道原物是什么”；而某种意义上，美术中的草木虫鱼，对传统“博物学”这方面的缺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绘者本身需要对所绘之物有一个真切的感受，才能用线条和色彩将其呈现于纸上，这自然是带着绘者的“实感”的；而对于观者来说，图画比文字更加有形、具体，能给人以直观的印象，也就更容易通向“名”与“实”的对应。我们知道鲁迅从小就喜欢美术，这也与他天性和禀赋跟美术这种艺术形式的特殊性相贴近有关吧。

　　

　　

　　世人熟知鲁迅战斗的一面，但或许这悉心选画所流露出的温柔敦厚，才是他生命的底色吧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古籍中的“博物学”也好，美术中的“博物学”也好，鲁迅评判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背后是否有切身的“实感经验”作支撑。更重要的是，鲁迅本人对“博物学”的喜爱方式，也有着他自己的“实感经验”参与其中。

　　

　　

　　

　　辑录古籍的选择标准、对动植物俗名的看重、博物图谱和花鸟画册的搜求，以及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寻采植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鲁迅向“低的广的方面”寻求实感经验的努力。“低”、“广”，也就是周作人称赞郝懿行所用的“切实”而“宽博”吧。可以说，鲁迅对“博物学”的喜好，是他通向“切实而宽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性中来”、恢复“与他置身的环境”的“有机的联系”，正与我们刚才所说的向“低的广的方面”寻求实感经验、“切实而宽博”的精神相互沟通

　　

　　

　　?周作人：《鲁迅读古书》，《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72页。

　　?舒芜：《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15页。

　　?周作人：《自然》，《周作人文类编·人与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2页。

　　?参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8页。

　　?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30页。

　　? 伊藤虎丸：《亚洲的“近代”与“现代”》，《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7页。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5页。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5页。

　　?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