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叶

　　另一种特立独行的猪，及其死亡
——李杭育《公猪案》

　　木 叶

　　一

　　李杭育卷土重来。

　　“寻根派”、“葛川江系列的作者”像标签一样跟随了他三十载，2015年他凭《公猪案》归来，不少人仍以“寻根文学”的视角打量这部小说。当然，此书的探究意味，以及故事发生地之一“留下”等，均不难和寻根文学相勾连。

　　1980年代，他谈过文化、文学与寻根，此后亦未曾止息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寻根，“就是另起炉灶！就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由《文艺报》引导的种种意识形态语境之外做我们自己的文章”；“另起炉灶就是要脱离意识形态语境回到文学的自身，进而是人类生活的本真”。从“自己的文章”、“文学的自身”和“人类生活的本真”等措辞可见出，他回到作家本身、文学本体和生活本真的想法越发清晰。他写下这些话之时(2013年)，很可能正在构思或已开始创作《公猪案》，较之早先的作品，其气韵有了变化。

　　小说在太平天国、土改和当下三个时期分别展开，其中各有一个来福(姓不同)，他和他所养的公猪旺财不断走来，路上有性与情，有生存之起起伏伏，有死神。三个时期无不是这个国族巨变的当口，也涉及人和土地关系的改易，此外，还有什么内在关联呢？至少在我看来，自近现代以来的一两百年，是新知新思新科技狂飙而至的时代，也是欲望庞然释放之际，欲望一边呼啸奔突，一边获得某种规训与合法化。公猪及其所遇的人与事，正是处于如此这般的天地之间。

　　“寻根小说的作者也许不再寻找湘鄂文化、葛川江文化，但是他们的寻根意识是不会熄灭的，”汪曾祺接着还指出，“在写似乎不是寻根的小说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意识是会灌注在所有作品里的。”多年来，贾平凹等作家有所变法，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根”二字可以涵括的。韩少功对“革命”有独特的审视，阿城早年指出“文化制约着人类”，近年进而不断谈起“武化”的问题。《公猪案》的故事正发生在广义的“革命”时期，亦可视为对武化的一种叙写。或者说，这部小说无形中将文化和武化进行了一次混合式的考察，文与武时彰时隐，蕴含民族心理、战争细部、时代风云和生产生活的衍变，这一切发生在军队之间，官民之间，人与猪之间，家猪与野猪之间……“武化就是谁胳膊粗谁说了算”；“我说的文化，是相对于武化……文化，初意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阶层与阶层之间关系，要‘文’，而不要‘武’”。阿城的表述有启发性，依此推想，暴力是武化，动物性是武化，破坏性是武化……当然，我们无法将文化与武化截然分开，甚至，暴力也是人存在的属性之一，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建构与解构功能。

　　把动物请进小说，于李杭育而言远非第一遭，短篇《人间一隅》里写到民国年间淫雨成灾，成千上万的螃蟹爬满了同兴城的大街小巷，甚而登堂入室上床入柜，人们不堪其扰打死了很多螃蟹。至此，小说已显示出些许“血腥”，只不过引而未发，这些螃蟹是顺应天性上岸讨生活，在叙事中是历史氛围，是景观，是细节，它们并无害人之心，纵是遭到打击亦未主动伤人。而到了《公猪案》，种猪旺财“能听懂几句人话”，还在这三个时期都咬死了人。

　　来福和旺财的三个故事似乎“完全一样”，换而言之，作者将“同一个”故事理直气壮、加减乘除地讲了三遍。

　　每一遍，作者均剔除了多余的“历史的脂肪”，而全力着眼于自己的叙述和思考。太平军和清军的战争复杂，他并不去展开，而讲到清军用人肉(太平军尸体)混入饲料喂猪，旺财所率领的家猪和野猪在城乡之间游走历险；土改时期的历史宏阔，太多故事可讲，他注目于来福如何由一个富家少爷变成孤单猪倌，杀过猪的曹得标摇身化作了曹主席后将如何对待身边人；当下近在眼前，纷繁、动荡而又充满可能性，他选取一只公猪咬死了屠夫，一个法官生出了好奇之心……就这样，作者将大家置于“武化”的十字街头，一个个在场者须得作出各自的反应和选择，这个过程可以无比跌宕，无比烦杂，但我们看到的是“变奏”的情节和相通的结局，作者意欲将读者引向何方？

　　他想必有其秘而不宣的旨归，值得细细检视，有一点则是颇为明了的：“换了人间”这样权力与豪情交相鼓荡的诗词播洒了太多年，而许多事未必变了，可能更加幽暗；暴力武化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却也会引发或造成新的问题，并注定反作用于文化承传以及世间生活。

　　二

　　人身上有历史，动物身上也有历史(以及文化)。这部小说的独特在于公猪的“身份”，在于命案中的人性，在于三度往复叙事。

　　这令人想起那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在那篇随笔中喊它“猪兄”。李杭育笔下的来福，对于所养的种猪亦有寄托，命名它为“旺财”。不过，旺财在最终并没能令主人兴旺发财。

　　太平天国时期：隔壁大南庄闹猪瘟，曾进庄的旺财被视为罪魁祸首，大南庄的一众壮汉找上门来，将来福摁倒在地，任凭他为旺财苦苦求饶，还是活活打死了它。良久，来福才

　　立起身，取了刀割下它的阳具，埋了尸首，此后他便用竹竿挑了旺财的阳具，“来来回回地游荡在从小南庄到留下和青芝坞之间的乡道上”。

　　土改时期：旺财死死咬住留恋于欲望宣泄的曹主席的脖子，这场面突然而血腥，民兵阿尧开枪打崩了旺财的脑袋。来福“感觉自己也正在死去”。楼法官发现，最后是民兵阿尧承担了主要的罪责。

　　当下：旺财咬死了张屠夫，楼法官给来福出主意，把旺财杀掉以消对方的怨气，最终这只猪被安乐死，来福相信它“会做一个很深远很悠长的梦”……

　　某种程度上，这三个时期的公猪也有“特立独行”的一面。用李杭育自己的话就是，“人有猪性的一面，猪却也有人性的一面，我笔下的猪，反而是整本书里最有担当的”。究竟何为“担当”？旺财对母猪和小旺财们的保护，对主人来福的忠诚，这些自是担当。但家猪咬死了人，该怎么说？这显露出文本的“彪悍”，但吊诡也吊诡在这里，是在表示它嫉恶如仇、有仇必报，还是违反本性？对猪类而言，这是继被驯化之后的进一步“人化”，即像人一样凶狠、凌驾于法律地复仇，这已然另一种“异化”(也是一种武化)。人异化了猪，是否是对人性的又一种异化呢？以一种异化去体现“担当”，怕是已陷入一种伦理悖论。

　　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被钓到的大鱼和鲨鱼都是与自身以及造物主所赋予的困境作斗争，文本透出阔大的张力和辐射力；余华笔下的《活着》里，人与牛相濡以沫，相互映照，有温情有回味。李杭育强调自己着眼于“人和动物相互依存的感情”，出发点甚好，但是这种感情并不很自然，被赋予了太多集体性的因素、权力性的裹挟，很多思维和行动并不是从猪自身出发。人对猪的“理解之同情”不是没有，而是缺乏感染力，猪自己的声音不够清晰。不同的情境之下，猪会怎么想，怎么做，需要什么，又有什么困惑？关于人与猪相伴而行、相依为命的书写很重要，但是他们各自的命运太容易猜到，往复叙事的结构也预支了结局，这也就使得人与猪之间缺乏自然而然生成的默契和交流，情节少了一点意外和惊喜，而这些是这一文本可能更为出彩之处。

　　三个时期的旺财，都遇到了近似的人物和状况，尤其是都咬死了屠夫，这看上去饶有意味，但经不起细细推敲。如果说土改时期的曹得标做了主席，性欲和权力欲使得他不惜杀人，公猪咬死他尚有个说法，太平天国和当下这两个时期的屠夫均罪不至死，世上远有比他们更恶更不可恕的人和事。猪的这一行为构成了另一维度的“武化”。以猪咬死屠夫、以复仇和“担当”为主旨主线，这很好，但小说应有更颠覆性的整体思考和构架铺展。

　　小说是存在深度自洽之可能的，譬如：楼法官这个人物及其视角的存在，颇有利于展开故事，进行“考古”，继而回到土改时期，回到太平天国时期。每个故事均触及法律，即公猪案—人命案，虽以“案”为名，但写得不够饱满，甚至有些草草。近现代以来的小说，法律是一个重要的潜在维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夫卡的《诉讼》等，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叙述又如何特异反讽，都隐含着对法律精神的深刻关切和诘问。然而，《公猪案》由一个案件引出一个又一个案件，初始设计很魅惑，到了具体叙述之时，缺乏内容上的纵横和法理上的辩证，只是勾勒了案件脉络(猪如何咬人致死)和惩处结果(谁如何承担责任)，无论在当下、土改还是太平天国时期都没有对死因的审视、对法律程序的深究，这对受害者(人、屠夫)和施害者(公猪)均不够尊重，对背后所运行的那套法律和价值走向也少了探问和反思，在文化和人性上便也未能有更深邃的抵达。

　　这种不足，还使得小说中引人注目的一段寓旨变得有些悬空，这便是八旗蒙古的士兵那日达和来福那段著名的“说人也说猪”：“猪吃了很凶残的人，猪也会变得凶残起来。接着，人又把这样的猪吃了，也是吃啥补啥,人就会变得更凶残，更血腥，然后去杀更多的人，再让更多的猪吃人肉饲料，让更多的人再把吃过人的猪宰了吃……朝廷和长毛开了这个头，往后中国人杀中国人，杀来杀去有得杀了！还有猪这边，它们吃人肉吃上瘾了，也开始杀人……”这是一种遐想，表达直白，却引人深思，其他部分的叙事本该对此有所承，有所转，有所深化的……

　　旺财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棍棒打死，土改时期被民兵枪击，到了当下是被安乐死，貌似有所进步，但无一善终，均不是以猪原本的身份正常死亡。这是一些读者已注意到的，想必作者书写时也是有意为之。屠夫的死、旺财的死，均有三次，无疑是震撼的。这种死亡的变奏，可视为一种荒诞、悲凉甚或虚无，但就阅读感受而言，还是轻巧了些。

　　一个人赶着一只猪走在一条路上，这个意象不管来自哪里都动人。在自己的家乡无尽漂泊，真真是这个国族近现代以来的某种镜像。对一部长篇来说，堪称卓越的基点，但因了上述的一些力有所不逮，整体完成得尚不够理想。不能在文化和人文上有自己更多的发现和构建，又无形中落入了一种以“武化”解决“文化”与现实问题的悖论，这恐怕是作者并不很想看到的。

　　三

　　李森祥记得李杭育1986年在一次讲课时，“津津乐道地复述过《百年孤独》中的一段对鲜血流淌的超现实描写”。《公猪案》中也有类似笔触，被杀者的血“像着了魔，竟在蚁群前面走起了S形，突然朝蚂蚁的队伍拐了过来，将这支队伍拦腰冲断，迫使其中几只蚂蚁蹦跳起来”(还有关于人长猪尾巴的对话、人物重名等)，这样不无致意性的书写出现在1980年代也许更为可观，于今则有些褪色。作者的敏感和实验精神值得嘉许，但在处理类似题材时并未给出丰富的新手段。

　　当年，《最后一个渔佬儿》收取了全国性的威名，渔佬儿生存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江水污染，鱼越来越少。时隔三十载《公猪案》所写的当下阶段，原因之一依旧是这个——“养猪嘛，总免不了很脏，污染了水源”，所以不再让养殖，这和书中讲到的另一原因都具有现实合理性，但不是很充分和有力道，作者还可以更宏阔而深刻地思考和挖掘现实困境。当下部分，在三个时期中显得非常薄，且有意无意回避了庞然之物，更像是叙事的一个引子，而未能成长为苍翠有力的枝干。

　　小说中写到，清军以太平军尸身的肉掺入饲料喂猪。《旧唐书》里有黄巢起义军“俘人而食”的记载。《广东新语》里写到17世纪时新会县被围，“守将屠居人以食”。近年，国外有人肉被用来喂猪事件的报道。当年，鲁迅所说的“吃人”二字，至今震撼人心。

　　《公猪案》的历史冲动显豁，眼光亦锐利，不过对历史之虚与实的处理，尚缺少渗透性和感染力。我注意到李杭育感兴趣于历史，有那么几年，买了不下两百种明清笔记，后来对正史野史奏折县志亦应有所阅读浏览。其中可能有关于人肉喂猪、猪咬死人的记载、猜测或演绎。就叙事的效果而言，《公猪案》中若能巧妙引入一段原始记载(而非转述虚写)以推动小说发展，会更具说服力和杀伤力。当然，这很挑战作者的耐心、考古的功力和叙事的手筋。

　　如若这是一个中篇(甚或短篇)，猪吃人肉、人再吃猪、人杀猪、猪咬人，作为意象链存在，堪称神来之笔，而一旦拉伸为一个长篇，作为贯穿始终的意象和筋骨，须得承受的种种“应力”便呈几何级增长。《公猪案》未能写得虚虚实实而又结结实实。

　　或许，一些问题可追溯至作者的思维：“我觉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只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县，而我的‘葛川江’是一个大河流域，是半个浙江，格局应该比福克纳的更大也更为多样性。”这么理解“格局”就显得有点缺乏格局了。在虚构王国之中，从来不是以故事发生地的大小决定高下，而是讲究内在的能量和精神的幅员。

　　近年不止一部野心之作，立意浩荡，而完成度不高。这可能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作家的问题，而关涉到创作者们的视野、诚意、思想力和叙事才情。

　　杜鲁门·卡波蒂为了调查一桩灭门惨案，耗费了六年光阴，笔记累计数千页，终究完成了经典之作《冷血》；博尔赫斯到了八十岁依然“在学习古英语，也在努力对日语有所了解”……这样的例子太多，无论是为了创作具体某一作品，还是作为一种人生修为，许多大作家所付出的努力，有如一面面镜子，照出此间之薄弱。下了深功未必就能写出好作品，然而不肯下深功则可能自远于壮阔。

　　《公猪案》是不是寻根小说，也许没那么重要，但它无疑是1980年代和当下的一颗遥远而切近的果实。

　　从作者的历史冲动和现实关切，从人与动物的交互以及对生死的思考上，我倾向于把这部作品视为一个“寓言”，广义的寓言。

　　在《弗兰茨·卡夫卡》一文中，本雅明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说法：“……在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似乎小说除了寓言的展开别无他旨。‘展开’具有两层意义：蓓蕾绽开为花朵，此一义。但我们教小孩折叠的纸船一展开就成一纸平面，此第二义。后一义的展开真正适于寓言。将寓言展开抚平，把意义攥在手心，这是读者的快乐。然而，卡夫卡的寓言则是前一义展开，如花蕾绽开成花朵。这就是之所以他的寓言的效果类似诗章。”

　　在本雅明看来有两种寓言，一种一旦展开便成为平面化的“纸船”，一种如花蕾绽开成花朵。不要轻易追求“把意义攥在手心”的“快乐”，而应走向一种绽放，哪怕是艰难的，愁苦的，不合时宜的。我想，《公猪案》透着勃勃的野心和相当的能量，在形式探索以及人性追问上亦有独到之处，确乎可以说是作者“最自由”甚或最厚重的作品，不过严格就一个文本而言，尚处在趋于绽放的途中。

　　编辑/黄德海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