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小说家作为教育者
——李庆西《大风歌》

　　张定浩

　　《大风歌》是一部学界小说。和大多数涉足学院生活题材的小说一样，它从内部讽刺嘲弄了学界众生态；但同时，它并不满足于此，还尝试探讨“智识生活之严肃性”。

　　小说虚构了一个叫做之江大学的所在，并落墨于之江大学人文学院下面的国学研究院和中文系之间的明争暗斗。而其中对学术生活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两个据说学问最好的人物身上，国学研究院的庞磊和李逵。

　　庞磊从小跟着自学成才的父亲读书，经史子集都精通，硕士毕业后因为政治问题无法留京，回到之江，开过书店，做过校对，有缘被之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前任院长章梦村看中，拉他一起参与写《中国辞赋史》，“结果最后成为挑大梁的角色，书中六朝骈赋和唐宋律赋几个重要部分都让他承担了”，后来就进了国学院，但瞧不上所谓国学的说法，认为其不过是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一种混杂。他不喜高校考核制度，一直只能是个副教授。妻子觉得他没出息，和他离婚了，带着女儿要去美国，为了挣女儿学费，他只好授课之余去写电视剧本，当然也是历史题材的。

　　李逵，名字火爆，其实是个单身低调女学者，治经学史出身，学术功底扎实，早早就评为教授。“她跟庞磊不一样，她很能适应高校学术体制，每年在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都有三四篇，也独自承担过国家级课题，所以早就是正教授了。”但她还是被视为怪人，因为她不参与集体项目，不愿意做研究生导师，也自称不喜“学术”这个职业。“在她看来，‘学术’本义不是正路，顶多是一种巧智，学、术二字搭配，怎么看都有一种逞言巧辩的味道”。

　　这两个人，是高校学术体制的一潭浑水中两粒清峻自守的石子，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智识高度和严肃性，是超拔于同时代诸多小说之上的，也正因如此，其中的学术迷思，可能更值得玩味。

　　庞磊的学问出于自学，他读书很多，对最新学术成果也不陌生，然而心高气浮，其学问难免有空疏之嫌。李逵则是家学渊源，但多少有一些抱残守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场讨论，颇可见各自程度。

　　讨论是从李逵询问庞磊职称问题开始的。庞磊直言不喜写论文，因为不喜那些硬性规定的注疏格式，

　　“什么关键词，什么引文、索引格式，真就是恶趣。注释搞上一大堆，更叫人讨厌。你要交代引文出处，行文中带一句不就行了，还非要摆到注释里，叠床架屋地搞起来。”

　　他援引陈寅恪、王国维、马克思·韦伯和维特根斯坦，反对现在来自西方学院的论文著述方式，

　　“我读研究生那会儿，就听一些假洋鬼子瞎嚷嚷，中国人写文章不懂注释。你搞辞章之学，你最明白中国人是怎么摆弄注释的，十三经注疏、四书章句集注，那都是全凭注释做成的学问。旧学的注释还有传、笺、疏、解那些名目，玩得透透的。可是以前人的规矩是注释做在前贤书里，不是把自己的著作也当作牌位供起来……是啊，你不能把自己的东西也对象化了不是。我一直觉得现在西方人那套学院文牍很滑稽，学术怎么能是规范化的文本呢，还自己给自己诠释和疏解。”

　　庞磊在此处的议论，其实问题多多。诸如关键词和引文格式等等舶来的规范要求，只是西方现代学术最表层的皮毛，不细究西方学术的脉络源流，单单攻击这方面就顺带把西方现代学术一举抹杀，颇有倒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之嫌。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旧学的注疏，和西方现代论文的注疏，貌合神离，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前者是面对经典的再解释，是对原创性的放弃，那么后者的目的，恰恰首先出自对原创性的高度尊重，旨在维护每一位论者哪怕最微小论点的原创权益，这种对于原创性的不同认识，未必仅仅是中西之分，可能恰恰也是古今之别；其次，西方论文的注疏丰富有时甚于本文，也是为了不破坏正文行文的完整和流畅，遂考虑将很多相关论证和延伸思考放在注释中呈现。因此，指认西方论文注疏是一种荒谬的“自我对象化”，可能只是一种很皮相的比较文学的思维。

　　随后，面对李逵有关传统学术当下走向的困惑，庞磊又侃侃而谈：

　　“汉儒以后，学者把注释作为一种基本著述方式，那是走入了另一种话语迷宫。你说微言大义也好，借题发挥也好，还是在前人的言语思维范畴里转悠。朱熹做四书章句……关注的是整个意识形态，可是他并没有超越孔孟思想范畴。不但朱熹没有带来真正的新思维，即使王阳明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儒家思想的封闭性，开始大讲‘心性’，甚至从佛学中寻找思想资源——李贽、焦竑就是‘引佛入儒’的典型——可是明代的儒林人士依然不

　　能从那种禁锢中走出来。为什么？因为放不下根深蒂固的文化自负！……我们为什么走不出那个封闭的城堡？其实，我们所谓的学术往往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的前提：古代经书中有着我们至今尚未认识的某种大智慧，某种绝好的伦理思想和治国良策，那些智慧和思想不幸湮没在语焉不详而又卷帙浩繁的古籍之中，需要我们重新解码，细心梳理和认识……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很荒谬的假设，许多人会指责我是历史虚无主义，可是他们想过没有，如果古人真是那么贤良而高明，那三千年的历史就应该是延续不断的太平盛世……其实，古今文明程度相去甚远，古代社会形态无论如何要比现在简单，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不会比今天的情形更复杂，怎么可能产生超越时代的大思想呢，反过来我倒要问问他们，否认历史进步是不是虚无主义？”

　　这一番慷慨陈辞，犹如沙堡，远看恢弘可观，颇识大体，但细细究来，大约每句都禁不起细细推敲。庞磊在这里秉持的，还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历史进步论的腔调。在所谓的古今之争中，庞磊是坚定地站在今人这边。这种站队本身亦无可厚非，但需要认识到，一则这种古今之争不光是在中国有，在西方同样存在，并且绵延数百年；二则，古代不是死板一块，仅仅用某种“以今视古”的思想史进程的态度鸟瞰古代，根本无法触碰到每个具体时代的丰富内核和幽深场域；三则，认为思想的高明必然与社会的太平成正比，这也是非常荒唐的乌托邦想象。至于所谓古代思想的“封闭城堡”，类似这样的判断，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些思想封闭的现代人自己构建出来的，构建出来之后，又予以指责批驳。先射箭后画靶，很多宏论都可以做如是观。

　　庞磊接着说：

　　“当然，那些经学典籍不是不要研究。在我看来，传统文化并不都是辞章、义理之学，最重要的不是圣贤说什么，儒者又怎样解说，关键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后者为什么要作出那种阐发。这背后自然有许多历史内容，也隐含国人的文化习性 ，这就是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的意思。这些东西倒是学问的第一要义。”

　　所谓汉儒重章句之学、宋学重义理之学，这其实只是沿袭宋人对汉儒的攻击以及清人对宋学的攻击而做出的、对古代思想的皮相区分，这种皮相区分泛滥见诸民国以来的各种思想史和概论类书籍。事实上，汉代儒生重章句者不过在许慎、郑玄，细观《汉书》和诸子，便可知两汉经师如伏生、韩婴、贾谊等等，皆重大义；宋代学者也同样重视章句音韵和名物考证，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再有超拔向上之学，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可以说是章句与义理的完美结合，并非理学空谈。此外，古典著作并非只是一成不变的圣人之言和儒者解说，而是一个个时代文明思想的流动不居的集成。经学可以抛弃，但六经不等于经学；“六经皆史”，但经与史依旧有别。而庞磊谈论的经学和历史，以及所谓“为什么要这么说”，其实只是在民国以来的经学史也就是“有关统治术的思想史”的范畴内看待古典学术，它混同于阴谋论和策士之学，只是古典思想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学问的第一要义，遂把古典思想简化为某种浅陋的实用主义。《朱子语类》中曾嘲讽那些好为空言的学者，“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观庞磊论学，一如朱子所讥之空言无实者。

　　但李逵对此完全无力质疑，她甚至“都接不上话茬”。之江大学人文学院两个号称学问最好的学者对于古典的认识尚且如此，其余一干人深陷在权术交易和思想投机中不可自拔，也当属预料中事。

　　今天的小说写作者对于经验多半有一种近于虔诚的迷信。但与其说他们迷信于经验，不如说他们迷信于经验的异质性和底层性。因为大量的写作者聚集在同质化的城市，老老实实经受学校教育，并且多为文科生和上班族，所以最有魅力的经验，是城市之外的乡镇生活和边区生活经验；是专属于成天在校园内外游荡、打架、泡妞的差生；是来自那些做过农民、厂矿工人、牙医、妇科专家、商人、警察、基层法官等等诸如此类非人文职业的写作者。所罗门王曾祈求上帝赐予他一颗智慧的心，而我们的小说家和小说读者则向着农妇、小市民、低能儿、罪犯、流氓无产者、偷情者、精神病人和濒死者祈求智慧。这种小说世界普遍存在的民粹乃至反智，和小说写作者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小说新潮叙事技术的研习，和一种所谓的匠人精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弥漫在当代小说中的、光鲜亮丽的贫乏。

　　而这种新的贫乏，如前所示，与其说源自经验的，不如说是来自智识上的。事实上，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所指出的，“诗歌是学者的艺术”，同样，小说也是学者的艺术，进而一切艺术都首先是学者的艺术。所有已发生过并保存下来的文明构成屹立在我们活人面前的学识大厦，而艺术，是对这座学识大厦的艰难消化、转换、增添而非粗暴排斥和推倒重建。如此，一个艺术家，或者具体到一个小说写作者，才有可能成为如小说家纳博科夫所言的教育者，才有可能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养分，因为教育的首要职责是连接过去和未来，而不是展览自我于当下兴建的、深具原创性的草屋土窟。

　　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李庆西的《大风歌》，才可以看到其中对当代中国小说可能产生的智识刺激。学术思想生活亦是现实生活之一种，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普通人对于生活的认识。而在过去几十年的小说中，我们从哪一部中可以看到一丝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乃至在西方压力下的转型期学术思想变迁的直接探究呢？《大风歌》的作者可以说是一位古今中西皆涉的学者，也有学院生活经验，他力图勾勒出今日中国学院思想的形状，写出那些学者之精神性而非生物性的一面。因此，在他笔下，那些或欺世盗名或郁郁寡欢或志大才疏的学者并非只是一些丑角，他们并非只是在闹剧和性丑闻中上演剧情，作者尝试去体贴感受他们每一个人的不同于普通民众的智识世界，并提供一种不太能在我们的小说中见到的、相对上层的经验。

　　虽然，这样的智识世界和上层经验，同样也是不堪一击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昔日阮籍对楚汉之争的感慨亦是作者今日的感慨。

　　编辑/吴 亮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