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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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斯谈艺术

　　朱生坚

　　1947年3月，剑桥大学《经济季刊》刊登了执行总编辑奥斯汀·罗宾逊撰写的《凯恩斯传》，纪念一年之前去世的这位经济学家。传记开头说到：“他具有超群的天赋，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里都具有高深的造诣，使内行人都引以为知音而对他十分推崇。他能够在相等的知识和理解水平上，同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藏书家、现代油画评论家、芭蕾舞评论家等谈论问题。”可惜作者和传主毕竟都是经济学家，这篇传记(中译本不到六万字，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主要讲述凯恩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贡献，几乎完全忽略了他在艺术领域的活动和见解。

　　1982年，英国皇家经济协会出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全集》第28卷，收录凯恩斯在社会、政治、文学和艺术领域的著述，此书的中译本《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由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出版，让我们得以领略凯恩斯在多个领域的卓越才能，并且深信罗宾逊所言果然真实不虚。

　　凯恩斯对现代主义绘画的眼光相当精准。1920年代初，毕加索、马蒂斯的作品还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买到。凯恩斯认为，收藏他们的一流作品是天大的好事，“其原因在于，无论现在人们对其作品的价值评价如何不同，这批具有原创性的天才在欧洲绘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已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理由，证明他们应在英国国家博物馆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正如通常出现的情形，官方的反应非常迟缓，这让凯恩斯“不禁扼腕叹息”。

　　如果说，看好毕加索、马蒂斯这些现代绘画大师，这还不算独具只眼，那么，凯恩斯1936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关于阅读的谈话节目，足以令人对他的文学修养刮目相看。他明确表示，不太看得上同时代的小说，但是也肯定“有一批作家具有天赋”，譬如埃德加·华莱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具有一种伟大的纯洁性，没有任何虚假和捏造的东西。它们充满活力，从容，淡定，就像奥林匹斯山的神灵，没有以故弄玄虚的方式与现实生活接触”。凯恩斯的文笔向来受人赞赏，由此亦可见一斑。这样的评论本身就是极其出色的写作，而他谈论诗歌的口吻就像是文学评论权威：“当代诗歌没有多少值得推荐的东西。但是，有一位诗人值得推荐，他就是英籍美国人T.S.艾略特。我相信，随着读者逐步适应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将会广为人知……我可以确定，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之中最杰出的诗歌，是秉承了兼顾音乐和意义两个方面的伟大传统的诗歌。”如果必须要加一点限定的话，可以说，艾略特是那个时代用英语写作的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而这并不足以动摇凯恩斯的判断。

　　同样，当他谈到芭蕾舞，也完全是行家的口吻——这大概不会让感到奇怪，如果考虑到他的妻子莉迪亚·洛波科娃就是一位著名芭蕾舞演员。而且，莱布雷希特说，那时候，芭蕾是知识分子关心的焦点，不懂舞蹈在社交圈和知识圈是不可接受的。顺便说一句，凯恩斯从小到大都在剑桥大学圈子里生活、学习、任教，他也是剑桥知识分子高级俱乐部成员，该俱乐部后来演变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其中包括一些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

　　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谈论艺术的时候，也会非常坦然地谈到金钱。他经常为一些画展目录撰写前言，其中就曾经从投资、收藏以及赞助艺术的角度，鼓励观众“应该快速下手购买”；在经济萧条年代，绘画作品价格下浮大约一半，他也会放低身段说，“我希望喜欢艺术的公众现在将其购买力量加倍，以便回应我们的举措。实际上，我恳求他们这样做”(1931年)。凯恩斯在诸如此类的文字中表现出来的对待艺术和金钱的态度很耐人寻味。除了他的经济学素养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总是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冷静、理性，即便是为展品做广告，也能够用一种近乎超然物外的态度来谈论展品的价格。我们知道，很多艺术家终其一生都处理不好与金钱的关系，有人高调标榜自己不为金钱所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也有人故作通达，公然贪敛钱财，还要装出一副名士的样子。金钱让他们扭曲变形，甚至于扭曲了艺术本身。要是他们能跟凯恩斯学一点对待金钱的态度和方法就好了。

　　当然，凯恩斯完全了解艺术是怎么回事。他非常清楚，艺术这门行当不应该以赚钱为目的，艺术创作的结果即作品本身就是艺术创作的目标，虽然“大多数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自然都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卖个好价钱”，因为“他们创作的时候不考虑金钱，面对生活却需要金钱”。他明确强调，“绘画不可能作为快速致富的职业来加以追求”。事实也正是如此：众所周知，梵高的作品的价格现在都是天文数字，可是梵高本人一辈子穷困潦倒；即便是某些足够幸运，在世时已经在市场上得到认可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的价格也完全不能跟他们去世之后的价格相比。总之，艺术是艺术，金钱是金钱，两者终究是两码事。不过，一旦进入市场，凯恩斯就完全以高超的经济头脑来处理艺术作品。这对他来说是“原则问题”。有意思的是，1936年，凯恩斯接受某刊物约稿，与编辑通信商谈稿酬，讨价还价，其中的一封信里说：“我可以诚实地告诉您，我已经不再将撰稿作为获得收入的方式，所以从财务角度上考虑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可以这么说，我身为作家工会的一员，按照一般的思维习惯，无法让自己完全忽略原则问题。”

　　从凯恩斯关于艺术的著述来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国似乎尚未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艺术作品市场及其运行规则。1930年，凯恩斯为他参与创立的伦敦艺术家协会撰写系列文章，回顾该协会成立五年来的情况，其中也提出了关于价格政策的构想：“应该考虑两个原则：其一，在公众愿意掏钱购买的前提下，我们希望尽量让艺术家的作品卖一个好价钱；其二，预先定下一个价格总比没有标价强一些。与此同时，显然必须维持某种统一的价格标准；否则，买家就会感到困惑，产生怀疑，担心自己购买的作品是否价格公道，得到的待遇是否与别人一致。”而他之所以积极支持视觉艺术的发展，是因为他把它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他在上述同一系列文章里，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当代艺术家创造的许多令人愉悦的美丽作品应该像其他任何艺术一样，被人欣赏。要是公众学会如何欣赏他们，那将是多么巨大的进步！”

　　除了撰写文章、序言、评论，凯恩斯对英国艺术的巨大贡献还在于，他一生之中为多个艺术团体、协会投入时间和金钱，以他的个人魅力和才能，直接参与管理和运作。如前面提到的，凯恩斯作为四个发起人(出资人)之一，成立伦敦艺术家协会。他还曾经担任当代艺术协会的作品购买人，卡马戈芭蕾舞协会的财务总监，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受托人，英国音乐与艺术促进会主席，皇家艺术剧院主席。他还参与了剑桥艺术剧院的创立、修缮和管理，参与剑桥大学和剑桥民众的表演项目。事实上，凯恩斯在政治、经济领域担任的职务之数量和重要性都远远在这些职务之上，而所有这一切都绝不是单单凭借其家庭背景等外在条件所能达到的。

　　凯恩斯创立伦敦艺术家协会的缘由是当时一批艺术家缺乏有效的组织来宣传、推广，收入很不稳定，一些具有发展前途的画家面临生活困难。因此，该协会的宗旨是“使其成为一批艺术家的代理机构，通过给他们提供一笔得到保证的收入，并且为其承担整个商务管理事务，从而让他们享有更大自由，以免除他们所受的财务困扰”。协会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每年给会员提供保底补助，同时从销售收入中提成、再分配，这套制度使得协会能够正常运转并有盈余——这对凯恩斯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协会成员的遴选制度。连同凯恩斯在内的四位出资人负责为协会进行商务管理，包括聘请工作人员、安排销售，帮助会员签署销售合同，但是，决定接收新成员的事宜则主要由协会会员，而不是出资人来负责。这样的分工当然是合理的，因为“毫无疑问，与画商或者本协会的担保人相比，协会中的艺术家能够更好地评估新人的发展潜质，判断新人的艺术成果”。再者，凯恩斯非常清楚，“这类协会性质特殊，不同成员之间应该存在表达共同同情心的基础，但是要找到这样的基础并非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让会员来决定接收新会员，可以有效保护、维持这一基础。

　　当然，协会在遴选、接收新会员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审慎。因为这个协会成员众多，从商业角度考虑规模已经足够大了。尽管成员之间还能保持亲密关系和espirit de corps(团队精神)，对任何这类合作机构而言，这样的状态都是可取的，但是，凯恩斯仍然警醒地认识到，把协会成员整合起来并且维持团结的难度非常巨大。他以经济学家的本色，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每接收一名会员，往往否决十名或者更多的申请人提出的要求。本协会不是慈善机构，无法完全不考虑画作的商业价值。本协会并不致力于支持刚刚涉足艺术的新手，无论新手具有多大的潜质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除非申请人显示了足够的品质，显示其画作迟早将会赢得市场，本协会是不急于进行选择的。”

　　从该协会的新会员遴选制度，可以总结出一些基本原则，那就是：维护团队精神，注重专业素质，不求过度扩张，注重商业价值。而这也差不多可以视为整个协会的基本原则，对于此类合作机构都不无借鉴意义。

　　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英美各国开始由政府大规模赞助公共艺术，以此作为经济救助计划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苏联在推动“户外大型综合艺术”实践，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而德国和意大利也在积极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艺术手段进行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宣传。由此，政府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引起关注。1936年，凯恩斯应邀撰写了《艺术与政府》，探讨这一问题。

　　凯恩斯首先指出，政府推动、发展公共艺术，其来有自。“古代的统治者们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满足自己的意愿，把相当大一部分国家财富用于举行仪式，制作艺术品，修建规模宏大的建筑。这样的政策、习惯和传统并非仅仅限于古希腊和罗马。”然而，在18、19世纪，出现了一种功利主义的经济观念和财政观念，“它被视为整个社会唯一值得尊重的目的”。这种观念认为，“人们追求的是面包，只有面包”。它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已经接受这样的情形：“政府在非经济目的上花费半个便士也是邪恶之举，甚至教育和公共卫生也只能以假借经济之名，悄悄混进来，理由是它们‘是有回报的’。”凯恩斯毫不留情地指出：“利用公共娱乐提供者具有的才华，让其为经济目的服务(按：这就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从而进行剥削和伴随而来的破坏，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犯下的最糟糕的罪行之一。”

　　事实上，在任何时代，公共艺术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每一代人都会树立永久性纪念碑，以便崇尚尊严，彰显美丽，表达时代精神。比这类纪念碑更重要的是各种持续时间短暂的仪式、表演和娱乐活动，一般人工作之余可以借此获得愉悦。这样的活动具有独特作用，让一般人觉得，自己是社会一分子，与独自生活相比，自己在这类活动中情趣更雅致，才能更凸显，感觉更美好，心情更放松。”

　　“有时候，处在一个地方的所有人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表达共同的感受，甚至仅仅是共享简单的愉悦之感……一般说来，提供适当机会，满足这类几乎堪称人类的普遍需要，这在政府事务中应被置于很高的地位。在历史上，如果哪种社会制度以不适当方式忽视这类活动，可能被证明给其自身带来危险。”

　　多少有些令人惊异的是，凯恩斯已经知道，“大量民众聚集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可能非常危险，超过了其他任何场合；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样的情感应该受到正确的引导，并且加以满足，而不是被人忽视”。他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从传统中继承下来并且加以维持的公共表演和公共仪式为数不多，有的人只是把这些东西当作古代遗迹进行学术研究，而且，人们从这些表演和仪式中所获得的满足感被认为是“野蛮的，或者至多的幼稚的”，不值得加以严肃对待。这使得当时的人们几乎已经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让这些东西“在当代精神的环境中复活，让它在这代人的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令人满意的作用”。那些曾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公共表演和公共仪式，一旦被破坏、被遗弃，也就很难再回到原先的有机状态。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