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火

　　?汉字的痛与逆
——西夏文、徐冰的天书与流沙河的复繁

　　刘 火

　　先说西夏文

　　宋景佑三年(1036)即大夏元年，西夏王朝开国帝王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党项族野利部人)效仿汉文，创造夏字。经三年，共创夏字六千余字。蒙古人于1227年灭了西夏，西夏文因西夏王朝被灭而灰飞烟灭，永远沉入历史的深处。从人工创制到人为“灭门”，西夏文总共存活两百年左右(这可能是文字史上最短暂的文字)。如果我们不是以殖民者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看到不同的文化，我们会看到，每一民族，大约都应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及文明。而文化与文明的传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文字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虽然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没有文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伴随西夏的灭亡，西夏的文明也就灭亡了，至少被埋藏在历史的深处。如果不是后来地下的发掘，即使如此，我们现在知道西夏的历史依然很少。元人写前朝史，有宋史、有金史、有辽史，但独没有夏史。我们知道，南宋(1127-1279)、金(1115-1234)、夏(1038-1227)曾经三足鼎立，为什么元人写前朝史没有夏史。在笔者看来，其中原因之一，一定是文字的障碍。到近现代，拿极有影响的钱穆的《国史大纲》来讲，《国史大纲》里提及西夏只有两处。一处是“那时中国分为三部分：一宋、二金、三夏”；一处是“元人用兵，亦分三大步骤。先取金黄河以北地，灭夏”。除此之外，一部皇皇《国史大纲》再无西夏信息。此前，一部芜杂而又庞然大物的《宋史》，记叙和论及西夏的地方也少得可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夏的文字，作为一种人工“定制”的文字，不仅在国与国交际中障碍多多(《宋史·志·第七十二卷》写道，宋见夏国来使需要“通事”即翻译来交际)，而且在本国使用中也因字体繁琐而影响了交际(今天发掘出来的有关西夏文的遗存，几乎看不到如敦煌悬泉汉简、居延汉简那般极具民间生活文字记载的遗存，而只有像《大藏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和官方文书的遗存)。

　　

　　再说徐冰的天书

　　抛开艺术表达形式，或者抛开在西方取得的声誉，就观念及植入技术来说，显然，艺术家徐冰的天书，来自西夏文的灵感。天书创造出了一种将拉丁文字(具体是英文文字)固化成汉字笔划并按英文读法强行装入汉字的方块字型之中。作为艺术，本文的重点不是要讨论它的艺术位置和它的艺术价值，本文讨论的是，这种完全将不同于方块字的别一文字强行纳入方块字的行为，是顺应文明的进程还是逆向行走。显然，徐冰的天书制作是后者。英文词汇：NEW ORIENTALISM，译作汉语大概就是“新东方”。天书的制作者徐冰，首先把没有汉字特点的英文，改造成汉字笔划特点，即只有汉字(日语文字里借用的一千余个汉字，虽然字型与汉字大致一样，但字义、语音及语法系统则完全不一样)的“点、竖、横、撇、捺、折、提、弯、勾”等；再按汉字的方块形状进行组装拼贴。一个汉字字型不够，就用多个汉字字型，譬如“NEW ORIENTALISM”就用了四个汉字字型。从文化的多元到文字的多种的历史事实上看，徐冰的天书，是一种极端的反文明行为。 “天书”的制作和成品，无论怎样申明和辩护，其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成品(或艺术品)，它的“能指”与“所指”都指向：认为方块字是世界最优秀或最美丽的字(估且不论汉字是否就是世界上最优秀最美丽的文字系统)，于是便将非方块字生硬地强暴地纳入其中。这不但强行将一种语言系统纳入到另一种语言系统之中，而且将完全不同的语言(徐冰的天书具有词汇、短语句子、文章即具有语法系统)文字改造拼贴组装后形成的“天书”。说徐冰的天书是汉字的“沙文主义”也未尝不可。对汉字的迷恋到了将别的文字纳入其彀中的极端意识和行为，难道还不表明其旨其义吗？这样的天书不仅不能形成大众的认知对象，甚至不能形成精英的认知对象。显然，作为语言及作为语言的符号，它就是一种极端的反智行为。

　　事实上，“天书”在西夏文上获得的灵感，完全建立在语言优越的傲慢之上。说重了，“天书”的制作者对其他非汉语汉字的歧视溢于言表——把拉丁字母的圆润和线条无端地拉直、拉折、拉弯和拉方。我们知道，以斯拉夫语系(英语、俄语等)和拉丁语系(法语、西班牙语等)为主要代表的拉丁字是靠声音而不是靠字形表义的。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最大的不同，前者以语音表义，后者特别是后者里的汉语是以字型表义，这就决定了两大语系的字形在语言系统里承担的“责任”的不同。非要把两者混杂在一起，而是以汉字字形作为主元素混杂在一起，显然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歧视和强暴。这不是给“天书”戴帽子，只是指出一个我们忽略了的事实：一个语言学界、一个艺术界，甚而一个思想界不愿意承认的事实罢了。于是，到了“地书”，徐冰走得更远。把人类不知经历过好多年才把图画似的象形标识，不断地自然地演变成了表义的汉字和表音的拉丁字的文字符号，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回到象形的图形符号上。如果说“天书”仅仅将拉丁语音文字纳入到汉字表义文字，还最多算作文字孰优孰劣的观念上，那么“地书”，则完全退回到人类原始的、蒙昧的认知上。尽管“地书”直观(而且，公众场所也在广泛地使用图形符号)，就人类的进程看，具体到人类发明和使用语言看，更是一种反智行为。当然的，是一种逆文明行为。

　　三说流沙河先生的复繁

　　恢复繁体字，扔掉简化字，看起来是为了恢复传统，或者如复繁者的口号所说，是为了防止中华传统因简化字的使用而被割裂。复繁弃简，好像与西夏文的创制与徐冰天书的制作，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反智与逆文明上却有共同之处。

　　1. 正体字与非正体字。流沙河先生《正体字回家——细说简化字失据》时讲，汉字通过行、草特别是通过草书得来的简化字不是正体字，应当废除，还楷书的正体样式。就汉字而论，汉字通过甲、金、籀、小篆、隶、行、草、楷多个阶段，倘若我们要在这些阶段里来定义何为正体，何为非正体，显然是一个历史笑话。因为，汉字的发展，是从甲骨文开始(就现在的发掘的资料看)的，而且从现在我们得知的，即便是甲骨文也有多种写法(不然不会“书同文”)。这些写法，在今天看来，除专业读者，对于一般读者，近乎天书。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秦的“书同文”的篆。李斯写的小篆通过国家行政法令推行的标准篆字，对于当时可能是“大众体”，但过去两千多年后的当下，对于今天的大众来说，已成为天书。而且就在当时，即使是篆字，也有不同的写法。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写法未必就是非正体。到了(据现在的资料看)两晋时出现的草(《平复帖》3世纪)、行(《兰亭帖》4世纪)，主要是行书(郭沫若甚至认为《兰亭帖》是唐人伪作，在郭氏看来，两晋时还没有出现行书)，其字体与篆、隶有了相当大的不同。从两晋到唐是汉字书写发展史的重要阶段。汉字的草书在张旭、怀素等的带领下达到顶峰。他们同样写的是汉字，谁能说虞世南、欧阳询、冯承素、颜真卿等人写的汉字是正体字，张旭、怀素等人写的汉字就是非正体字(请记住，那时还没有标准的印刷体)？行、草字不仅在书法上让汉字成为艺术的重要关节， 同样地行、草在汉字书写发展史特别是汉字简化史上起着重要关节作用，如“為”在《平复帖》和怀素的《自序帖》(9世纪)里已经写成“为”。用“正体字回归”一语来为繁体字鸣锣开道，可以说，连汉字的书写史都完全不顾了。

　　2. 读书人与识字。流沙河先生在释“谷物”的“谷”时说，“穀/谷二字本来都是正字，穀是稻穀，谷是山谷，风马牛不相及。如今把穀撤职了，派谷字来顶替，欺我们中华之读书人，太霸道了”。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稻谷的“穀”与山谷的“谷”不能混用。想来流沙河先生一定读过《论语》。《论语》首句即“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通“悦”。造字六法之一叫假借。假借在古汉语里是常见的事(为此后来专门成为一门学问)。既然古人能以彼字替此字，为什么今人不能以彼字替此字？这是其一。其二、说到“霸道”，不是“谷”替了“穀”，而是说这话的人。而且还拿“中华读书人”来做挡箭牌。难道，汉字只配读书人读，不配“读书人”(不知流沙河先生命名的这个“读书人”是秀才、还是举人，抑或进士、翰林院学士)之外的中华人读。如果，汉字只配读书人读的话，那么其“所指”显而易见，那就是，除了极少部分读书人(精英)能识的话，大多数中华人只配做文盲，只配做“下愚”的愚民。“书同文”是为了在大一统的秦帝国之下，各国(诸侯)的居民都能识一种大致统一的文字，以求文化的、族别的和第一次中华大一统国家的认同。简化字与繁体字，从字的发展来讲，如同小篆于籀、隶于小篆一样，是汉字书写的重要变革。简化字的大规模兴起，源于两宋文化的宽容和两宋经济文化的繁荣。五四之后新文化的兴起，作为启蒙的重要工具，汉字的简化顺势而行。如果不是戴季陶死硬保繁体字要诈死在总统府门前，国民政府1935年就通过了与后来共产党新政1955年的大致相近的简化字方案。霸道的不是“谷”替代了“穀”，而是一些读书人能识几个繁体字，便自以自己有知识，或者便认为不识繁体字的没有知识。顺便一说，周有光、裘锡圭等都是当代语言文字大家，但他们写的书和上课的黑板板书用的都是简化字。如果按照流沙河先生关于读书人的定义，周、裘二先生大约也算不得读书人的。复繁弃简，从骨子里完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背道而驰。同样的，是一种反智行为。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辈废除汉字的主张，一是认为汉字承载的文化已经腐烂不足以支撑新的文化，二是认为汉字与拉丁文字相比太繁琐，普罗大众不易于接受新的文化。今天看来，第一条过激，第二条尽管仍然过激，却是新文化运中最重要的素质，那就是通过文化的变革与更新包括文字的变革与更新以启蒙大众。复繁者们，忘记了才过去一百年的新文化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举动。也就是说，上智与下愚，在读书识字上，难道真的如孔夫子所说“不移”吗？

　　

　　4. 简化字的源流。今天复繁者们认为，简化字是20世纪的产物，尤其是1955年国家行政行为的产物，并认定这一产物罪行累累(主要认定简化字割裂了中华文化)。事实上，这种观念和论调与汉字的发展史完全不相干。汉字自秦篆向汉隶的演变中，简化字就已经开始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简牍书法系列”里，就清楚地见证了这一由繁向简的过程。其中一册《甘肃敦煌汉简》里，我们就不难发现，即便是隶书，已经有了今天的简化字。“马”有时写作“馬”有时写作“马”(“马”在甲、金文里至少有六种写法)。写作“马”时，“馬”象形的头与鬃发写成了今天的“马”之外，“馬”象形的四条腿的四点，全部写成了一横。在这册汉简中，“贵/貴”、“门/門”、“当/當”、“麦/麥”、“与/與”、“军/軍”、“师/師”等字已经简化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模样(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繁写)。从汉到魏晋五百年间，汉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即完全摆脱了象形、指事、会意，特别是摆脱了象形造字的准则和羁绊。由此隶、草、行、真(楷)成为汉字的主要书写样式(尽管汉字因地域不同所造成的方言在读音甚至在语法上有所不同，但汉字的字义却在汉语区内一致)。《正体字回家》的一百余个汉字的所谓正体，几乎还建立在象形、指事和会意上。再则，从统计学观念，在常用字三千个汉字总计四万至五万个汉字的数量里(按《康熙字典》计)，一百余个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这种把汉字造字与发展割裂的作法，实为一种反文明的作法。把一种已经使用六十多年并在汉语区(除台湾与香港之外)并被普遍接受(包括计算机输入的变现)的简化字，生生地想要拉回去的想法和行为，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从汉字化繁入简的历史看，行、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复繁者把楷书与行、草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楷书才是“正体字”。《平复帖》与《兰亭帖》，一草一行，一个诞生在3世纪、一个诞生在4世纪。比唐人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的楷书，要早三四百年。除了行、草，即使是楷书，到了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汉字化繁成简的历史。在一册《唐人写经》(全为楷书)上，“号/號”、“庄/莊”、“尔/爾”、“无/無”、“隐/隱”、“礼/禮”、“属/屬”等字时尔简写时尔繁写。汉字的简化到了宋，由于城市扩大，商品增多，文化繁荣，交际变得更为密切和广泛。白话的口语写作开始滋生，汉字简化的书写加快其步伐。《宋元明尺牍名品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共六册)，除了“师/師”、“当/當”、“于/於”、“劳/勞”、“门/門”、“军/軍”等简化字巩固下来，“爱/愛”、“数/數”等已经简化， “门”、“言”、“丝”等作为偏旁的简化已成为习惯。化繁成简，从汉到唐，从唐到宋元，从宋元到明清，再到千年巨变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直到20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从来没有停止过。由于象形和会意对汉字的造字和汉字的演变与发展“有很大的局限”。因此“形声”造字成为汉字造字、演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据《细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左民安著，陆宗达、李学勤序)前人的统计和作者的统计指出：汉代的《说文解字》共收九千三百十三个，其中形声字七千六百七十九个，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宋代的《通志·六书略》共收字两万四千二百三十五个，其中形声字两万一千三百四十三个，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其中形声字四万两千三百个，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这统计可以表明汉字演变发展的如下事实：一、象形造字从开山工具的前台退到了历史的后台；二、形声造字代表了汉字造字的主流；三、形声字成了汉字使用的主体；四、象形字不再是汉字使用的主体。因此，“在现在通用的新的简化字中，形声字也占绝对多数”。这是汉字造字以及以此由繁化简的规律。《正体字回家》释“荣/榮”时讲“荣”“简成草字头更错”。殊不知，在元一代，书家赵孟頫楷书《道德经》，“知其荣、守其辱”的“荣”写作“榮”，但同为元人书家鲜于枢的楷书《道德经》已经把“榮”写作“荣”了。汉字的简化，自秦之后，每一时代都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发生。硬给简化字安一所谓“找不到故乡”的“罪名”，除了莫须有，便是缘木求鱼。

　　化繁成简成为汉字书写发展的自由之路，本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现在以“亲要相见，爱已无心”这种蛊惑人心的顺口溜来弃简入繁；还拿是否写繁体字来表明是否恢复中华传统来吓人，一种逆文明的观念和行为倒变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笔者写此文时，与友人梁胜交谈，梁胜说，“恢复繁体字的确有种文字的原教旨主义”。此话说得相当好，要补充的是，对于复繁者来说，简化字就是异教徒，在原教旨主义看来，异教徒都应清除——难怪复繁者们说简化字不讲理，并声称“简化字自然应该被废除”。时间的主要特质是不可逆。我们虽然不敢说不能说，未来一定比今天更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当然也包括语言的存在与发展)，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过去的一定只能留在过去(尽管过去对今天依然有着它的惯性)，或者说今天已经不能重返过去。《回到正体字》里坚守的所谓“先民智慧”，不是“胶柱鼓瑟”就是“厚古薄今”。从“书同文”始，汉字已经有两千多年的简化史，怎么还能要求它回到甲骨文时代或回到仓颉时代？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