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木叶

　　故事多发的年代

　　严歌苓 木叶

一

　　

　　

　　

　　

　　

　　

　　

　　

　　

　　

　　

　　

　　

　　

　　

　　

　　

　　

　　

　　我离开美国到非洲生活了两年，海外华人的生活离我远去。那时候我跟中国和美国都离得很远，而且我有大量的时间，没有电影创造的干扰，也没有中国和美国文学市场上来的干扰，我就想，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应该写这一辈子最有热望要写的东西，那就像《第九个寡妇》这样的书。这样的书我并不知道它可以发表，因为它从政治上面来说是很尖锐的。我就对自己说，你在非洲，你可以不去想那些，因为你离得很远，只要写得痛快就行，你考虑不了这本书会不会发表、出版。

　　

　　

　　

　　

　　

　　

　　

　　

　　我们为什么接近文学？是因为我们家里是有“图书馆”，大量的藏书。这就相当于读万卷书。不能说万卷，至少是读了一些书，但还没有非常厚的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经历给你的生动语言。在我看生活经历比读书还要有用。什么时候一个人停止对生活感兴趣，他的写作生涯也就快结束了。

　　

　　

　　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人性上的反映，就会形成形形色色的故事

　　

　　

　　

　　

　　我亲历的很有限，十二岁就当兵了，一些事情不是很清楚的。那些时代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对我刺激非常大，刺激我思考，也刺激我的想象力。不知道别的作家怎么想，至少我自己对这段历史有这样一种渴望，去书写它。

　　

　　

　　

　　

　　

　　

　　

　　

　　

　　

　　

　　

　　

　　

　　

　　

　　

　　

　　这都是我多年来想写的作品。我一直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没有七七八八的事，比如说人家让我写电影剧本也好，让我写电视剧也好，我是一个很难说“不”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情面难却。说良心话，我的生活不缺那点儿钱，多这点儿钱和少这点儿钱对我的生活本质是不改变的。我已经想透了，我能要多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如果我有很宁静的环境，我就是要写自己最渴望写的东西，写起来非常幸福，像这两部作品都是，后面还有好几部大的作品都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写的。嗯，现在我觉得从技术上的准备、阅历上的准备，人的成熟程度，都好像是时候了。

　　

　　

　　

　　

　　

　　

　　

　　我要求自己的小说是始终在行进的，这也是我在美国读书时专业老师要求的，就是你得让事情发生，连续发生

　　

　　

　　

　　

　　

　　

　　

　　

　　

　　

　　

　　

　　

　　

　　

　　

　　

　　

　　

　　

　　

　　

　　

　　

　　

　　

　　

　　

　　

　　

　　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主人公，这是他们最喜欢看的。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人，很想了解中国的当代生活，当代的故事或者现代的故事。

　　

　　

　　

　　

　　中国的经济政治强大了，人家对中国重视了，学习中文的人才会多起来，只有多了懂得中国文字的人，才能多一些懂得中国文化的人，最后才能是懂得中国文学的人，因为文学最难。

　　

　　

　　

　　

　　

　　

　　西方的文化几乎是从宗教里派生出来的，任何文学、绘画的典故，都从宗教中来

　　

　　

　　其实很多农村最基本的那些妇女，不管你们轰轰烈烈在搞什么，都要过去的，各种时髦，政治时髦也好，什么时髦也好，都会过去的，之后你该怎么活还得怎么活。

　　

　　

　　

　　

　　

　　

　　

　　

　　

　　

　　

　　

　　

　　

　　

　　

　　同是一个《雌性的草地》，叔叔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啊。就是那个指导员，名字叫叔叔。年纪大一点儿就会明白叔叔是一个非常有血有肉的男人。

　　

　　

　　

　　

　　

　　

　　

　　

　　

　　

　　

　　

　　

　　

　　

　　

　　

　　

　　

　　

　　

　　

　　搞电视剧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他们已经没有人像我写到的这些人的情感那样庄重，那么深沉。我觉得现在人的感情都非常短暂，非常的无后果

　　编剧其实对小说写作也是有营养的，因为你写电影剧本，你就要写人物的精神气质啊，动作啊，除了不写心理，你其他的都得写，而且你要写得非常传神，要几笔把他写出来，而且他的台词都是藏有动作的。好的台词都是很快推进剧情发展的，这些都是对小说有很大补充作用的。

　　……其实中国作家的生活状态还是蛮优越的。

　　

　　

　　

　　

　　

　　

　　

　　

　　我看到梅兰芳整个成长、变迁，他身上其实更迭着一个时代，从晚清社会的那种没落已到臭了的感觉，再到民国，痛苦演变的过程。所以我特别想叫他最后一个男伶，最后一个男旦。

　　

　　

　　

　　

二

　　

　　我从父亲和姑姑的谈话中，从祖母在世时的只言片语，从祖父留下的著作在心里渐渐勾勒出一个不太清晰的祖父形象。我丈夫又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我祖父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我姑姑在美国的购书网上居然发现祖父的博士论文还在出售，她买了十几本赠送亲戚和朋友。在我姑姑的带动下，我们晚辈只要是能读英文的都开始研读祖父的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本书其实是一部对于中国近代史沉痛反思之后，为祖国思考出的“治国策略”。当然很大一部分还是理想主义的。所以读这本书也成为我做功课的一部分。后来我的朋友介绍我去青海高原，到那位老人曾经住过的监狱去实地考查，虽然监狱已经部分颓塌，但给我的感性认识是想象力不能达到的。后来我又去了两次青海，跟管教干部一块开座谈会，也和一位曾经的监狱医生谈了几次，这才敢动手写这部作品。作品写出初稿之后，我又一次去青海，想再到实地去订正一下自己落实下来的文字。考察回来后，我把初稿删掉了十万字左右，使小说更加冷静。

　　

　　者写了祖父的精神史又未囿于祖父，而是以另一个人的故事相接续，这是很大胆的，在这种真实与虚构之间，你是怎么左右摆渡并不断拓展的？

　　

　　通过虚构写作，所有故事和情节以及细节都不再是它们本身，而是经过叙事者性情化的处理和诠释

　　

　　

　　

　　

　　

　　

　　

　　

　　

　　

　　

　　

　　

　　

　　

　　

　　我们的民族不善于反思，我们是很世俗的一族人，过日子而不是想日子

　　

　　

　　

　　

　　

　　

　　

　　

　　

　　

　　我说到“抗拍性”，是因为媒体老以为我写了作品就是为电影的，好像我写小说本来就动机不纯，所以我写了《陆犯焉识》。张导提出要改编《陆犯焉识》的时候，我确实很吃惊。

　　

　　一部小说作品的诞生，完全是因为我渴望写出它，从搜集素材到写出第一个字，再到被自己创作出来的人物牵着走，最后结束在一个或许是自己没想到的地方

　　

　　

　　

　　

　　

　　

　　

　　

　　

　　

　　美国图书垃圾成堆，美国人对别族的生活经历不花力气去了解

　　

　　

　　编辑/黄德海

　　*我曾两度专访作家严歌苓。先是2008年，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吧，话题关于《小姨多鹤》和《第九个寡妇》等小说，兼及一些生活流转和社会思考。后来，电影《归来》上映，又通过电子邮件做了个书面对话，主要谈《陆犯焉识》改编上的问题，以及她多年来和电影、电影人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