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六）

　　张文江

　　《太史公自序》提出了两套学术系统，其一是黄帝、老子的系统，其二是儒家六经的系统。这里保存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同的趋向，是时代精神的深刻体现。对于两套系统的不同，《太史公自序》没有加以统一。司马迁记录了父亲的一套，然后又表述了自己的一套，好像其间没有矛盾似的。如果他试图加以调和，文章的价值就降低了。在以后的时代发展中，主流思想基本上抛弃了黄老这条线，这条线后来多少保存在《黄帝内经》和道教中，继承了其中重视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内容，若干成分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主流思想继承了儒家六经这条线，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经学，也差不多维持了两千年。清末最大的分歧还是今古文之争，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才全部否定。

　　论述了黄老和六经两大系统，最后回归自己，谈出了一套结论。司马迁是从研究古典学问这条路上走过来的，这些经典是怎样读到自己身上来的呢，因为在他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诗》、《书》好像活的东西，为什么隐隐约约呢，它要表达出内在的真正想法，把自身的光芒放到天地中去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司马迁根本没想到，做一个称职的人，讲一些公平的话，竟然会闯下大祸。对于李陵的投降匈奴，汉武帝和司马迁身处不同的立场，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司马迁撞在了刀口上，被关闭于监狱，遭受了最残酷的腐刑。然而，艰难困苦也玉成了司马迁，促使他完成了《史记》这样的千古绝唱。李陵投降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而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史记》已经写了七年，刚刚完成了一半。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腐刑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是极大的打击，“身毁不用矣”。对于过去时代的男子来说，这是极大的痛苦和耻辱，一般人完全可以就此消极。不过司马迁来了一个“但是”，“但是”以后完全是积极的内容。

　　退而深惟曰：

　　外面的环境这么糟糕，他只能退往内心深处去寻找能量，这样就出来了第三套经典系统。司马迁从历史中要能量，一念之间这些象都出来了。“深惟”是退往内心，寻找最后的精神支撑。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他把经典理解到个人身上来了。“《诗》、《书》隐约”涉及文章的品位，其内容既显白又隐微。古代经典有很多都如此，《论语》这本书，如果前后读十年以上，文字中显出来的内容，绝对会有所不同。《诗》、《书》好像活的东西，为什么隐隐约约呢，它要表达出内在的真正想法，把自身的光芒放到天地中去。《诗》、《书》相当难读，深得不得了，它的文字是不朽的。有些内容看上去是直白的赋，真的追究下去，它会成为隐约的比兴，光谱很难完整地看见。比如说廖平就把《易经》看成天学，《诗经》看成人学，读出了天人之书。所谓“隐约”就是在曲折中藏了很多东西，其中可以分析出大义和微言。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

　　《诗》、《书》是集体的作品，然后是个人的作品。西伯是周文王，然后是孔子，两大圣人相关《周易》和《春秋》，处于六经的首尾。总起来说六经，《诗》、《书》还应该对应礼乐，《诗》、《书》是语言，礼乐是行动。“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传说他在监狱里作《周易》卦爻辞，所以称“忧患学易”。《系辞下》说：“《易》之兴，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上》又说：“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易》的意思越显出来。“孔子戹陈蔡，作《春秋》”，这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孔子不是戹陈蔡时候作的《春秋》。但是戹陈蔡的困境体验，对他作《春秋》还是有帮助的。

　　屈原放逐，著《离骚》。

　　《离骚》这个题目，如果用大白话来表达，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离有两个相反相成的意思，一个是遭遇，一个是摆脱；骚就是忧思，怎样甩也甩不掉（钱锺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屈原受到奸臣小人的排挤，心中觉得很委屈，无论如何排遣不了。那么就返回来，分析自己的家世、经历和情感，于是就写出这部不朽的诗篇。他反反复复地横分析竖分析，多少有些自恋，文学作品其实就是自恋的产物。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传说左丘明失明，于是写了《国语》。事实是否如此，历代有很多争论。《国语》也可能指各国的历史记载，不一定跟今本完全相同。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这里其实指《齐孙子》，也就是《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两种《孙子兵法》，一种是《吴孙子》，一种是《齐孙子》。由于《齐孙子》失传，历代人都只知道《吴孙子》。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竹简，证明司马迁没有错。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司马迁把可以支持自己的古人都集合拢来，多少有些口不择言，考据不太精密。其实吕不韦不是给秦始皇赶到蜀地去才写《吕氏春秋》的，是他做宰相的时候组织写的。《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所以称《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韩非在秦国被囚禁，写出了《说难》、《孤愤》。《老子韩非列传》云：“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虽然知道“说难”，但自己还是不知道警戒，给秦始皇杀了。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句话跟事实也不是非常接近，是司马迁主观的看法。如果核实本文，应该主要指《雅》、《颂》。《诗经》的作者很多是底层劳动者，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白居易《与元九书》）。其实在我想来，底层劳动者也可以是贤圣，因为他们做事时的心，就是贤圣的心。而且贤圣的心必须与他们相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文学作品其实就是自恋的产物

　　用心理分析理论来讲，这就是压抑和升华。因为压抑得不到表达，于是体现到写作之中，“述往事，思来者”，总结过去的历史，留给后来人借鉴。司马迁把自己的成就寄托于时间。

　　这段文字的意思，他又写在《报任安书》中：“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对比下来，两者大体相同，就是没有第一句“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可能是写《自序》时神来之笔。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于是我就完成了这个大的历史系统，从黄帝、尧（先封于陶，今山东定陶县，后封于唐）以来。“至于麟止”涉及《春秋》的绝笔，相应的下限是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此年汉武帝至雍捕获一头白麟。我从尧舜一直写到汉武帝元鼎五年，然后再跳到开头，“自黄帝始”，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这就是所谓的逆笔，从尧舜再跳到黄帝。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如果把《史记》跟《诗经》对应起来，那么《太史公自序》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诗大序》。而以下为每一篇写的纲领，相当于其中的《小序》。

　　“维昔黄帝”，《史记》开始于黄帝，确立了民族的始祖。“法天则地”，从效法天地而来，是全书的大义。最初二句，相当于天地人。“四圣遵序”，在黄帝以后，颛顼、帝喾、尧和舜依次出现，这就是《五帝本纪》。“各成法度”，每个时代，各有其创造性的制作，比如说发明指南针之类。“唐尧逊位，虞舜不台”，这就是禅让政治。唐尧让位，“虞舜不台”，台就是怡，就是快活。要知道给你一个位子，就是给你一副担子，人一般都不想压担子，所以虞舜不大开心。这其实就是苏格拉底所说，哲人天生不想从政，但是不从政有两个危险，被品质不及你的人所统治，还可能受到迫害（《理想国》347b-c）。当然，从正面来看，也可能因为“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五帝本纪》：“尧招舜曰：‘汝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台即怡，亦即怿，“不台”谓不以居帝位为喜悦，或自认为品德修养尚不足令人悦服。民国建立，最终选择了取消帝制，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的潮流，一方面也受到传统尧舜禅让的影响。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

　　从“维昔黄帝”开始，相当于《史记》全书的目录。其后一百二十八篇的小序，此处省略不讲了，到这里是最后一篇的序。我汉就是当代，强调其政治正当性。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周道一代代衰下来，熊市结束的底部就是秦，全部扫荡。焚书坑儒，古代的文献全部散灭，然后再重新收拾。汉初有几个大政治家或者大军事家主持整理文献，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都是第一流人才，把文献一点点收拾起来。“文学彬彬稍进”，指古代的文献，后来演化为经学。“《诗》、《书》往往间出”，《诗》、《书》也陆陆续续地冒出头来。由于“间出”的来源不统一，也造成了今古文的分裂。这里“文学”是著述的总称，就是《论语》所谓的“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由上层建筑而意识形态，是《汉书·艺文志》的根。《汉书·艺文志》来自刘向的《七略》，《七略》总结了当时重新整理文献的运动。而在此之前，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都掌握在太史公手里，他都看到过，摸到过。

　　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父子相继，两代人从事同一工作。

　　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

　　这段文章一唱三叹，重复前面的内容，是第三次作总结。“於戏”就是“呜呼”。“钦念哉！钦念哉！”好好想想吧，好好想想吧。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史记》的结构提炼出来了。总纲是从黄帝一直到汉武帝，十二本纪相应于十二地支，见潘雨廷先生《论〈史记〉的思想结构》（《易学史丛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为了把年代搞清楚，创造性地写了十个表，相应于十天干。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这是八书，相应于八卦。“礼乐”有《礼书》和《乐书》，礼乐就是三代损益，每一代都有增减的微调。“律历”，《律书》和《历书》，音乐和历法。律历就是天人。历就是天，历法就是天的运行，越研究越精密。律就是人，音乐节奏相合于人的内在呼吸。“兵权”，兵法属于《律书》，凭军乐来判断胜利还是失败，“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山川”，《河渠书》，农田水利。“鬼神”，《封禅书》。那是国家的仪式，这些都不能动，一动要发生大变化。“天人之际”，《天官书》。“承敝通变”，《平准书》，就是宏观调控，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辅佐皇帝的诸侯级别，就是世家。《史记》的特识，在于把一文一武两个人，也列入世家。一个是《孔子世家》，稳定统治的力量。一个是《陈涉世家》，推动改朝换代。陈胜、吴广是当时的群体性事件，颠覆了秦朝的统治。

　　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史记》的特识，在于把一文一武两个人，也列入世家。一个是《孔子世家》，稳定统治的力量。一个是《陈涉世家》，推动改朝换代

　　不辜负自身的特别才能，做出与常人不同的事业，就能够进入列传。“扶义俶傥”，“扶义”是仗义，“俶傥”就是风流倜傥，豪迈超世。不甘心平平庸庸过一生，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而建功立业。每个时代都有人抓住了机会，“立功名于天下”，光照后世。

　　三十世家相应于三十年为一世，它结合了十二本纪、十表和八书。列传七十，合世家共百篇，潘先生称是“百世可知”之象。

　　“成一家之言”，那就是司马迁之所以为司马迁，也就是子，没有到达经的境界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真是了不起的煌煌巨著。即使到现在，这也是很大的一部书，当时的五十二万字，真是不得了。

　　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

　　最后写一篇《序略》，自己陈述自己，也就是本篇《太史公自序》。庄子《天下篇》也是自己陈述自己，司马迁《自序》也是自己陈述自己，都是最精彩的篇章。序为序次，略者，要略也，提纲挈领。《淮南子》书末有《要略》，也是全书的总结。

　　“以拾遗补艺”。在六十九篇列传之后，司马迁还有很多话没有讲，“拾遗”就是把散碎的难言之隐收拾起来。拾遗对应的应该是补缺，但这里用的是“补艺”。补的就是六艺，所以《史记》是子，目的在于续经。《汉书》写成“补缺”，我想可能是低手改高手。《汉书》对《史记》的改动，往往改得不大好。一是把司马迁的革命性拉掉，删除了“贬天子”。一是把“补艺”改成了“补缺”，于是补六艺、补文学、补经学的含义没有了。“补艺”的境界相当于经与子，“补缺”的境界相当于史。

　　司马迁《报任安书》总结了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的大抱负。然而，如果深入考察，“成一家之言”，还可能有点问题。“究天人之际”是对的，“通古今之变”也是对的，“成一家之言”，那就是司马迁之所以为司马迁，也就是子，没有到达经的境界。孔子整理六艺，没有想过成一家之言，也没有考虑建立儒家。建立儒家是后来人的事，把儒家封闭起来更是后来人的事。孔子所作所为是对当时天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反应，不是为了成一家之言。孔子学说是对他的时代、他的生命所作的交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所以到现在还有激发力。

　　《史记》是新旧时代交接的最后一本百科全书，可以从这本书上窥先秦。以前的书即使不够好，总归有内容能说明古学。以后的书即使好，也已经是第二层次的好。比如说到达云贵高原，没有到达青藏高原，或者到达青藏高原，没有到达喜马拉雅山。一定要到达喜马拉雅山，然后再到达珠穆朗玛峰，获得顶尖高手的眼界和自由。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协调六经、百家的各种记载，把不同的说法排列出次序，这是司马迁的大境界。所谓异传，指《子夏易传》，毛诗，韩婴《外传》，伏生《尚书大传》之类。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藏之名山不一定是藏在山里，而是藏在外人看不到的皇家藏书之府。然后写一两个副本，在社会上流传。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给君子是提供研究资料，给圣人是让他看出我的用心。

　　黄帝是第一篇的小序，这里是第七十篇的小序，跳过了一百二十八篇。小序同时就是全书的目次，有了目次就是整理好全书的思想。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这是最后的总结陈辞，“百三十篇”就是《史记》。这里用的是顺笔，重新呼应了前面那句逆笔，牢牢锁住了全篇。前面“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用的是逆笔，顺了一段然后跳上去。跳上去这个头，再从头上拉下来，拉到太初元年，以此结束全书。以黄帝作为认识历史文化的坐标，顺延到“至太初而讫”（公元前104年）和“至于麟止”（公元前112年），这是《史记》的两个下限，之后的事情他不写了。太初元年改历，“行夏之时”，再次强调就是我们过的春节，汉民族这一风俗相传至今。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