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哲汝
　　罗兰·巴特曾在《写作：一个及物动词》中将写作分为及物写作和不及物写作，其中及物写作被认为是作家（author）的写作，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写作特性，它关注的是写作本身，其目的是要将作者从文本和价值的中心圈层放逐出去，构建一个开放自由的阐述空间，实现文本的狂欢化。而及物写作被视为是作者（writer）的写作，它关注的是“写什么”，内容高于语言，语言在这里只是作为实用性的工具而存在，其写作的最终目的是借助语言抵达另一个世界。罗兰·巴特对不及物写作的提倡给我国20世纪80年代诗坛造成了波动性的影响，诗人们开始以文化英雄的姿态致力于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写作，在纯诗理论中凌空蹈虚，逐渐脱离了生活的大地，而沉浸于语词的浮华与喧闹之中。
　　基于此种现象，90年代诗歌开始重构与历史、时代、现实的关系，将目光转向与人类生存贴近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及物写作作为一种对80年代纯诗化的反拨开始兴起。罗振亚曾这样评价90年代诗歌的及物写作：“拒斥宽泛的抒情和宏观叙事，将视点投向以往被视为‘素材’的日常琐屑的经验，在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挖掘被遮蔽的诗意。”然而，在重新拉近诗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提高诗歌言说现实能力的同时，90年代诗歌的及物写作以个人化的写作与私语式的表达成功剥离掉诗歌的“意识形态”部分，却陷进了与社会公众脱节的弊端。为了使诗歌摆脱对人性经验的抚摸与沉溺，新世纪诗歌的及物写作在继承90年代诗歌及物写作介入精神的基础之上往前走了一步，将表现诗人的主体性精神与承担社会责任和人类普遍价值关怀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完成“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
　　罗广才的诗歌可以看作是新世纪诗歌及物写作的一个比较优秀的范本。他以贴近生活、拥抱生活的姿态关切社会底层人民的命运，关心重大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事件。同时，他还把智性的哲理性思考融入到日常生活经验书写之中，避免诗歌过分拘泥于现实经验而显得呆滞与庸俗。罗广才的诗歌一方面以生命本真的状态积极介入历史、现实，恢复诗歌语言指向世界、现实、时代的功能，恢复语词与事物的原初的亲和关系，主动承担起时代赋予诗人的社会历史使命。另一方面，罗广才的诗歌在根植于生活大地的同时，又超越了对个体性的、偶然性的经验书写，而呈现出一种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以及对人类苦难的自觉承担意识。

1.底层书写

罗广才的诗歌中存在着对底层民众现实生活场景的原生态描述，他以人文关怀的立场深入底层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实地展现他们的生存境况，既不夸大、捏造苦难，也不以娱乐化、消费化的方式消解苦难，而是以一种静观的方式关照底层人民的苦难与疼痛，以此来探寻人的生存价值与精神困境。在《司炉工老戴》一诗中，罗广才真实地还原了一位即将退休的工人老戴的现实生活场景。“老戴每天都在柜门里挣扎/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厨房复杂还是工具箱复杂。”老戴三十五年间在工厂和家之间来回奔波，生活被枯燥的、重复性的工作填满与压缩，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人生活，对老戴而言都是灰色的。全诗以老戴为叙述对象，以全知视角力求真实展现老戴所置身的底层生活场景。在这种对底层民众生活现象的展示中，我们得以看到一位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底层人物的悲凉心境。《班长》中“班长说：其实我和你一样/城市太矮/装不下我们的心事”，表现了进城一代的工人无法融入城市，思念故土故人，在城乡之间徘徊、漂泊，无所归依的孤独和寂寞。《悼洪涛》一诗，罗广才更是以饱含深情的文字抒发了对朋友洪涛突发疾病去世的悲痛之情。“我知道了，你没有公费医疗没有丧葬费是吗/我知道了，微薄的收入挡不住物价这枚炮弹的轰炸是吗”，洪涛做了二十多年的临时工，生活已是贫苦不堪，然而命运竟又早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罗广才在这里不仅仅是为朋友洪涛呐喊，更是为那些底层民众呐喊，替他们说出自己的心声。罗广才以直面现实社会人生的勇气，真实展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与精神困境，发挥了诗歌关照现实的社会性功能，体现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厚的悲悯情怀。

2.灾难书写

新世纪诗坛充斥着对诗人存在价值的思考，与90年代诗歌回避公众经验和集体意识的个人化写作不同，新世纪诗歌呈现出“共同主题”写作的特征，其中以灾难诗歌为代表，诗人们的集体出场，完成了诗歌介入时代，处理社会层面题材和事件，承担人道主义关怀的使命。罗广才的《朝着灾难的腹地，把希望延伸》在书写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人间惨剧的同时，显示出了共同承担苦难的决心。“那些生命也像韭菜一样/被残忍地收割”，“灾难永远不会遮盖蓝天的光芒/爱的力量也会让地动山摇”，表现了生命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和渺小，凸显了诗人人道主义的现实关怀立场。但是以“爱的力量”来对受难的人们进行无力的抚慰，容易陷入不及物的空洞悬浮的泥淖之中。罗广才的《纪念》一诗对情感的处理更为节制，以少年伙伴刘红霞的死为切入口来书写天津塘沽仓库爆炸事件，以个体生命的视角来对整场人为灾难进行痛苦的反思与愤怒的控诉，避免了假大空的抒情模式。诗歌开头以冷静平和的陈述句式说出了一个令人悲痛惋惜的事实，“一个月前刘红霞走了”“今天，刘红霞曾经生活过的塘沽/一连带走了很多人，数字不详/虽然有人透露”……从一个月前刘红霞的死带出今天这场灾难中群体性的死亡，个人命运与群体的命运交织，给人以真切的现场感，诗人的情感抒发也显得更加真挚恳切。“今天/我具体到纪念一个人”，诗人的情感层层递进，为了纪念刘红霞而“独到她曾经生活过的塘沽”，塘沽依旧车水马龙，经济繁荣，直到耳边传来的一声巨响。诗人的思绪被打破了，生活中切实发生的灾难把他拉回了现实，他不得不直面这场灾难。“今天，我同样无能为力/在我的祖国，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我能捂住吼叫，却不能捂住一声巨响/甚至捂不住所有迟到的倾听。”罗广才并未停留在单纯的外部批判上，也没有以置身事外的姿态仅仅流下同情的泪水，而是有所承担，直指自我，进行着深刻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3.日常生活经验书写

罗广才诗歌中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不拘泥于具象的描摹，而是将一种哲理性的思考熔铸在诗歌中，这也为诗歌增添了智性色彩与哲理趣味。《关于自行车》以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自行车为描写对象，将感伤的怀旧情绪寄托在自行车这一凝聚着集体记忆的物件之中。“自行车讲述着一个硬性的道理/把正，才有通途/脚踏，才有实地。”穿越岁月的长河，普通平凡的物件也在向世人诉说着一个个朴实的人生道理，超越了对具体物象的描绘，转而以超越性的态度挖掘潜藏在日常生活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价值因素，以期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来指引诗人继续探索人生的奥秘。《麦门冬》《无患子》《白蔹》《慈菇》这四首诗以自然界的四种植物为言说对象，在对它们的生长环境及过程的描写中，寄寓诗人自身的情感，使诗歌达到言、象、意的和谐统一。“远离了多久算是归隐/靠近了多久算是节制/做一株无患子我看挺好。”“与生活我有天生的好感/就像丰收的慈菇/苦多了也腻出了甜。”诗人除了借助这四种植物寄托自己的情感之外，还呈现了它们的高贵品格，麦门冬“为人间清痰”，无患子的“成佛”，白蔹“为被水火烫伤的人民/清热解毒”，慈菇的“抗癌”效果。罗广才在处理日常生活题材的时候，注重从日常生活场景和生活化事物中挖掘普世性的道理。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罗广才的诗歌还原了被遮蔽、被遗忘的现实世界，并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处理诗歌与社会现实的沟通问题，让诗歌与世界相遇的同时，又保持诗性的距离。
　　罗广才从底层书写、灾难书写、日常生活经验书写这三个维度建构起了诗歌的及物写作，让诗歌重回大地，重回现实主义的批判、拷问、反省的文学传统。罗广才正是以贴近生活，融入生活的姿态感受着现实生活的脉搏，以一种温和的平视的目光介入历史与现实，在与生活的默契交流中抒发诗意，并不断靠近普世价值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