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慧鑫
　　在《罗广才诗选》中，诗人将故乡作为安放灵魂的栖息地，故乡在罗广才的诗歌中更多的承载了“放赈心灵”的功能，成为诗人的精神原乡。从总体上看，罗广才在诗歌中所建构的精神原乡，具有温暖与苍茫的双重意味，前者呈现出温情脉脉的暖色调，后者显示出苍茫凛冽的冷色调。在对于精神原乡苍茫意味的刻画中，罗广才运用移情手法向诗中的精神原乡灌注了多元复合的精神能量，使之在互否性张力的支撑下带来审美冲击，因而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意义层次。
　　《罗广才诗选》中精神原乡的底色是充满温情的，笼罩着暖色调。对于一位“离别家乡岁月多”的游子而言，故乡之于诗人就远超于地理意义上的物质生存空间，而是化为一个专门为诗人敞开的灵魂的安放处，抑或心灵的栖居所。也就是说，罗广才在诗歌中反复怀念和歌咏故乡，实际上就是借此来完成一次次精神上的还乡，就像《放赈心灵要回故乡》和《还乡》中所指出的：“有多久没回故乡了/只有在归途中/有故乡人的感觉/叫做幸福”“哈尔滨/黏黏地/和忘不掉的老苏联/连着筋/硬硬邦邦的/当做还乡”。另外，在《有多久了我未曾亲吻脚下的泥土——纪念诗人鲁藜》一诗中，罗广才也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一个望眼欲穿的游子对于泥土和故乡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泥土是诗人的救赎/也是珍珠的脱胎换骨/最终‘浮出彩霞的光彩’/挂在万里诗空”。
　　同时，在指向精神原乡这一所指的能指链条上，除了故乡之外，也有与之紧密相关的情感因素的参与，在此基础上，罗广才通过对故乡的温情刻画，扩大了精神原乡的意义空间，使其成为一处笼罩着温暖光环的精神自留地。
　　情感的灌注是使罗广才的精神原乡呈现出温情色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血浓于水的亲情以其直抵心灵的审美冲击与强大的感召力，使精神原乡所蕴含的情感更为浓郁，也是着力描绘的重点所在。例如在《为父亲烧纸》一诗中，“我”对于父亲的悼念感人至深。在这首诗歌中，诗人通过对父亲的追忆与感念，表达出对于代际关系、生命伦理的深层感悟，因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悼亡诗的抒情性和一味单纯地书写对亲人的哀悼、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在一种宏大的视野内对生命与亲情进行整体性的关照与体认，表面上是生死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精神原乡中亲情的深刻领悟与感怀，这首诗也因而具有了对生命伦理的追问与纵向打开，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便实现了另一层面的还乡之旅。每一次对亲情的怀念与回忆，都标志着诗人对精神原乡的一次次回望。诗歌以“黄泉路上/前后总是一种燃烧”为起始，以“黄泉路上/总有一种希望/前后燃烧”为终止，对比可知，经过整首诗歌的建构，原本仅与“黄昏”“燃烧”相关联的故乡，到结尾时已增添了希望的色彩，给人一种拨云见日的明朗之感。这是因为，诗人对于亲情的眷恋并未使诗歌变得沉重而悲恸，相反，诗人以一种沉静的态度，消解了因情感太过浓郁而可能引起的干瘪的嚎哭与无谓的呻吟。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做法，反而使诗歌中对与亲情的表达柔软而具有冲击力，更易引起人的共鸣，具有感人肺腑的强大审美力量。
　　除了温情脉脉的暖色调之外，罗广才在寻找精神原乡的过程中，对于精神原乡的刻画也注重其凛冽苍茫的一面。在《罗广才诗选》对于精神原乡的描绘中，最常用到的词语就是“苍茫”，如“空着，像苍茫的原乡”“是故乡一如既往的苍茫”“在苍茫大地做一只碗”等，罗广才将对于生命与生活、时间与死亡等的思考与精神原乡联系起来，用发人深省的智性与哲思，使诗人笔下的精神原乡完成了对于生死的超越与凌驾。在《原乡》一诗中罗广才写道：“记忆不再哀怨：是一只碗/空着，像苍茫的原乡”，在《每逢佳节》中诗人又强调：“我们还能相信什么/那么多的苦难。是空的/那么多的感伤，是空的/那么多的幸福，是空的”，这里就点明了诗人笔下精神原乡的重要特征——带有苍茫色彩的空无之感，同时揭示了“精神原乡的本体性与基础性：正是这种空的状态，才承载了更多生命的欢笑、泪水与芬芳”（引自景立鹏2020年2月17日发表于《文艺报》评论《罗广才诗选》的文章：《一个诗人的精神肖像》）。
　　生命与死亡的哲理思考是精神原乡苍茫意味形成的重要原因。《让一首诗告诉你后事如何》一诗中，诗人对人类的生命历程进行了梳理与总结，诗中对于时空的把握十分巧妙，如：“来时，像个敲钟人，在人间叮咚咣当的/此刻，像个雪人，颗粒的骨骼吱吱啦啦的”“化零为整时是被戴着口罩的人接出来的/破整为零时也是被戴着口罩的人送走的/那时先用被裹，那时一切都太软/此刻是用簸箕收，此刻一切都太散/散软就是一生了，这一生的聚散/是软软的/那时，其实也不完整，要随岁月成长/此刻，也无法完整，要象征性的装盒”等，诗人将漫长的人生压缩到短短的诗行里，常常是两句诗中一句写出生，另一句写死亡，时空跨度大，意义跳跃性强，使诗歌富有张力。在《有人说伊蕾还活着》《悼卧夫》《为诗人万家超送行》《死亡答卷》《悼洪涛》《纪念》等作品中，罗广才也反复写到死亡，将人类生命的短暂性和有限性显露无遗，也在一次次思考与体悟中增强了对于精神原乡的认同。
　　除此之外，生命与死亡的命题也在对于残酷生活的描写中展开，罗广才通过对生活本质的昭示，在对生活与命运的参悟中接近灵魂与精神的原乡。叔本华曾言：“假如，我们把人生看作是一个逐渐解除我们幻想的过程，我们对它的这种领悟，也许会是最准确无误的。”（引自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金玲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诚然，生活并不每天都是“幸福的一日”，通常人们总希望生活是五彩缤纷的，即如叔本华笔下的“幻想”，但生活往往不会亦步亦趋地按“幻想”的方向呈现，期待过后往往会形成新的缺乏。罗广才诸多诗歌中均有对这一矛盾的描写，例如《过年像根针》：“细长的生活很玲珑/就像这尖锐的针尖/扎向迷惘、奋争或悠闲的游离/疼痛远不如生命本身发出的抽搐/就像一双手总有一只在歇着/在等待会合右脑或左脑疯狂的一致”；《放赈心灵要回故乡》：“更多的时候，生活这枚软钉子/你愿意碰/它就愿意痛”等。由此可见，生命的苍茫、生活的残酷本质促使诗人转而到精神原乡中寻求慰藉，正如罗广才在《端午，屈原以及微小的我们》中所写的：“喘着气，憋着气，生龙活虎地被波涛起伏/寻找被流放的灵魂”。
　　罗广才所建构的精神原乡之所以具有苍茫的意味，是因为移情手法的应用。移情理论是诗歌中的事物具有丰富情感的主要原因。移情理论指出，事物之所以看上去有情感是人对对象的人格化观照，是人的情感的外射，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对移情理论的解释，主要有观念联想说和内模仿说两种说法，其结果都是物我同一，情景交融，最终达到物我两忘，进入愉悦的审美境界（引自周冬梅2021年发表于长春教育学院学报的文章：《浅论移情说的“由我及物”与“由物及我”》）。罗广才建构的“苍茫”的精神原乡，便是将自身情感赋予事物的典型案例，例如“忧伤”而“惊慌”的故乡、“抽搐”的生命、“哭泣”的魂灵等，都是通过移情手法的使用而达到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罗广才诗选》中，温情是精神原乡的底色，是诗人寻求精神原乡的原因，苍茫是诗人皈依精神原乡的动力；温暖的情感因素的参与，使苍茫的冷色调不至于显得绝望、悲观，正如罗广才在《慈菇》中主张的：“与生活我有天生的好感。”因此，在《罗广才诗选》中，移情手法下的苍茫意味是带有一抹亮色的，温暖与苍茫共存，看似悖论的景象，和谐地组合在诗歌里，并未产生突兀之感，反而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增强了诗歌的深度和广度，使精神原乡的意象在互否性中体现巨大张力，丰富了诗歌的意蕴，使读者更易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