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发
　　池州素有“千载诗人地”的美誉。李白的秋浦歌，杜牧的清明诗，代代相传，令人倾心不已，已成为千古绝唱。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王安石、包拯、文天祥、岳飞、朱熹、陆游、李清照等许多诗人骚客皆曾徜徉于池州山水之间，留下数千绝妙好诗，古风雅韵绵延不绝，清词丽句历久弥新，真情至理相互激荡，洋洋乎耀人眼目，蔚为大观。
　　近日，当我读到《天津诗人》拟将刊发的“池州诗群”作品，喜赴一席诗艺的盛宴，不禁感叹池州不愧为钟灵毓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美轮美奂之地，诗歌建构也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当下的诗人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描绘眼中的景、抒发心中的情、深掘物中的理，承千载之流，会当今之变，静水深潜，气韵生动，一首首鲜活的诗歌，如山中清泉汩汩流淌，昭文采，明艺德，通诗心，铸灵魂，传承文化根性，焕发创作活力，彰显精神命脉，呈现艺术风神，让读者在审美的过程中体悟池州的魅力、诗歌的意蕴、文化的气场和思想的折光。
　　通读“池州诗群”文本，我深切地感受到，诗人们“情”与“理”的在场、“美”与“真”的集结、“形”与“神”的契合，在诗学的坐标系上，找到了讴歌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地域文化表达的定位、诗人个体创作的身位，以及下笔如有神般的落位，写出了一首首有自然风光、人间烟火、大地气息和池州味道的好诗，充分地展现了池州诗歌团队的精神气象、总体格局和整体实力，形成了“皖南诗城”一道道七彩亮丽的风景线。从文本书写的维度分析：
　　一是即景生情发于心。所谓“即景生情”，就是对于眼中之景有所感触而产生的思想感情。池州是一座富有诗情画意的全域旅游城市，扎根池州大地写诗，有着丰富的、能够触发无穷想象力的、激发诗人来自内心深处真切情思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些本土诗人，大多在自己的诗歌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地理坐标，一处处熟悉的风景映入眼帘：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鸟一石，皆凝结着他们内心的深情，寄予着他们生命的梦想，流淌着他们滚烫的血脉，呈现出独特的地域色彩，以及寄于身的“在地性”与发乎心的“在场性”，此“场”即“心灵的磁场”。故乡的景致或已成为诗人精神的家园、文化的图腾与心灵的依托，美景与真情相融相亲，亲情眷注式地汇聚于那些充满魅力的诗行之中，让读者在密切接触的品味中受到深深的感动。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来自于生活的真、风光的真、心灵的真与艺术的真，来自于情景纠缠而拂之不去的绵绵情意，景美引发情深，情深才能意切。
　　王韩炉的诗《清溪的宽度》写道：“蓝天的高度只有撑篙知晓/大地的厚度，取决于龙泉剑锋芒的程度/飞鸟的翅膀，永远逃不过逻人的眼睛//鱼梁是江祖的前哨/投入河中的钓钩，须以珍珠作钓饵//无需争议——/ 清溪的宽度，早已被一壶老酒/刻入心中。”怀着对生长于斯的土地的深深眷恋和挚爱之情，诗人把笔触伸向清溪，绘出了一幅清溪风景图。在这一幅自然风景图中，先后出现了“蓝天”“篙”“泉剑”“飞鸟”“钓钩”“珍珠”“老酒”等充满着情思的自然意象，在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之间贯注思想感情，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联和内在沟通，并且抓住“蓝天的高度”“大地的厚度”“清溪的宽度”以造成阔大的空间感，将清溪的存在与诗人的联想契合一体，移情入景，即景生情，使全诗意境浑化，妙手天成。
　　汪昆是池州山水的知音，他凝眸抑或是“临摹”山水地理，借景抒怀：“理解了一条河流的扭曲之后/ 渴望的白云，会在水里给我一次相遇/ 落叶开始远行，但影子是游不走的鱼/水，一切事物和人的临摹者/ 在天空慈悲的掌心里/水在临摹山，我用水临摹自己。”（《水在临摹山，我用水临摹自己》）诗歌精短，仅有六行，却能缩龙成寸，以少胜多，高密度地嵌入“河流”“白云”“落叶”“鱼”“天空”“水”“山”等自然物象或景观语，一种道法自然、师法自然、临摹自然的眷恋情愫油然而生。诗人还走进池州的元四村，驮着时间的家书，在东河、西河相汇之处，“用一座石桥连接两行热泪”（《元四村行记》），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于元四村自然与人文景观中介入主体的心灵感悟与体认，通过“石桥”这个媒介连接，把“东河”“西河”比喻“两行热泪”，在温暖的文字中，引领读者作一次精神还乡，在质朴自然的诗语中表达着自己对乡村文明的执著守望，从而也让自己的真情实感有了存放寄托之乡。
　　方楠在东流古镇看长江，情感真挚，从江水的流畅中汲取诗的灵感，千回百转地走进纯粹而自然、灵动而充沛、博大而深邃的精神之根与活力之源，实现抒情主体对一条能够荡涤灵魂的、源远流长的河流的诗意表达。“江水：丰富，宽阔，厚重/ 正对应此时我的贫瘠，局促，轻浮/一江纯粹。无垠之水反复淘洗我的眼睛”，于人与江水的对应、景与情思的相融中，诗人负载了更多的自我认知与反思，呈现出“知者乐水”式真诚坦率的智者气质。
　　梦然笔下的白洋河无疑是乡愁的具象与情感的化身。“秋深了，一些未说出的话/ 就不必再说了/ 就像白洋河的水，跑不动了/ 就此停下”“夜空深邃了许多/月光也清冷了许多/ 繁星一个个地走失/ 剩下的几颗，平淡地活在/各自的世界里// 荒凉的滩涂，有人生起了篝火/炽热的火焰，隔着远远的河滩/仍能感受到它的温度。”（《深秋夜色》），面对这条发源于九华山西麓三根尖的河流，一种深秋夜色背景下的空寂、内敛，所呈现的理性色调，构成了梦然诗歌诗意生成的某种内在机制。诗人从“白洋河”的水与“荒凉的滩涂”篝火中生发诗意，既有几许深邃、清冷与平淡，又有炽热、温度与安静，乡愁在五味杂陈与多重情感衍化中一点点发酵，渗透着诗人更为深沉、更加冷静的人生思考。
　　周玉钦是一位具有鲜明乡土气息与地域经验的诗人，他的诗歌把阳山放置在雨雾的环境中，既体现人文地理的自然与淳朴，又表达“时光的单薄与颤栗”。他的诗熔丰盈灿烂的“红”与雾的“白”的色调于一炉，熔外部的书写与内在的觉知于一炉，于身与心的到达之处，展现红枫、南天竹、高粱、雨雾等自然景致之中的清冽与心灵的抚慰。“颗颗晶莹地挂着泪花/（这也是一种能量的储存吗）// 在阳山的抚慰中苏醒/ 清洌的空气和晨曦的唐突/让我感觉到时光的单薄与颤栗。”（《雨雾阳山》）自然本相与心灵本相的交织，审美的触角与心灵的自由的融合，使他的诗在诗心一脉的绵延与情感能量的储存中，意气风发，情志饱满。
　　再读侯朝晖的《珍珠寺》：“被尘世遗落/万罗山的清风明月/清溪河的波影涛声/陪伴你，一年又一年//一座寺，那么小/只能做小小的道场/只够装下：/ 慈悲。”诗人即小见大，于几乎被尘世遗忘的珍珠寺之景致中即物起兴，让万罗山、清溪河融入诗行，从人们习见的“清风明月”“波影涛声”中感悟景物的真谛：一座小小的珍珠寺可以装得下大慈悲，末尾的神来之笔，似信手拈来，却自然妥帖、匠心独运，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诗。
　　诗人立足池州，又走出池州，不仅拓展了诗歌时空，也在文化视阈与精神境界上更加丰富。方严笔下国画般慢慢铺开的束河古镇，严鑫立笔下的象山、陈军的《坐寂山看石》、刘向阳的《行脚青通河》、王征桦写的岭南梅花、马光水笔下的大运河与枫桥以及吴先耀的《在转身洞》《白石岭》等，从这一个个景观地标中出神入化地倾注主观情感，在游赏自然的过程中标示其性情，并且把外景变成了内心的观照，从内心深处得到了人生的启迪。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善于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诗人触目兴叹，不少是借自然之景物来表达内心所对应之情。如方严《我们一起去看梨花吧》：“阳光剥出梨花的清雅/像极了盛满羞涩和温度的心跳。”字里行间，用心用情地表达对于“寂静、清雅、晶莹与羞涩”的审美追求，触及到诗人有温度的心灵与精神的脉跳；严鑫立的《落叶》中“没有什么比一个湖更加宽容”，将落叶漂流在湖面上的日常小景作诗意的书写，触及到人生的某种况味；查道花笔下的“落日”与“夜光”、梦然的《芦花雪》、王宏权的“春风”“春雪”、墨梅的初雪、洪德胜的《写给菊花》等，涉及到的都是风花雪月之自然景物，而能即小见大，参透人生，在智识、经验与情感上令人动容，实现自然对人心灵的教化。
　　山中子的《山水》写道：“最好的山水，一定在古代，在宋朝/ 在一张熟宣纸上，用古老的技法/ 轻描淡写：崇山、峻岭，小桥、流水/人迹罕至//烟雨须足够迷濛；古松须用碳墨，足够焦黑/ 松针可簌簌地落一点，闻得见松风的香味/ 松树下，两个对弈的老者，一盘棋下了一个下午/童子呢，在一旁候着，观棋不语// 在空白处，须用一支小羊毫/ 轻蘸一点云雾，用瘦金体题写一首长短句/上阕是山，下阕是水，平仄合律/不要忘了，在你离去时，盖上夕阳那枚红印章。”这首诗颇得唐诗宋词的神韵，表达了诗人山水自然观。诗者以敏锐的感觉捕获山水与自然景物中所携带的能够激发艺术想象力与情感负载力的意象，如崇山、峻岭，小桥、流水、烟雨、松针、云雾、夕阳，慧眼独具地从中发现诗意、提炼诗情，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同一的艺术境界。
　　二是即物穷理系于思。所谓“即物穷理”，就是依据具体事物穷究其理。大千世界，有主观感受的真实和客观存在的真实。朱熹云：“即物而穷其理”，王夫之有言：“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事物皆是“理”的表现。英国诗人济慈主张“即物主义”，强调“客体感受力”，即物观照，写实精神，风格质朴，语言朗健。
　　在“池州诗群”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热衷于咏物、及物写作，追求万物之理，切实做到形神兼备、物理并济。方严写的葡萄，严鑫立写的稻草人和九月的胡须，汪昆写的黄精与陶罐，徐累先笔下晚秋的草，王征桦笔下如豆的青梅，二胡笔下的月亮、茑萝花和一只洗澡的红嘴山鹊，山中子写的巢，梦然的组诗《被风吹老的事物很多》，包括麦子、鸟鸣、会思考的鱼等等，这些作品，皆能格物致知，警拔深契。
　　“不说那个字，红着脸想起我爱过的诗句/ 葡萄是甜的，没吃到葡萄的人剥着皮说/用笑容一点不剩地打开了/人世间美丽的、仅有的爱”“你递来的葡萄被我一口吃下/不管多酸，笑着说是甜的/多么像是不顾一切也要拥抱的两个人的爱啊/ 在没有相爱之前，葡萄没有甜味。”（方严：《葡萄》），咏物诗多如恒河之沙，字面上写物，实际上是借物写人，借咏物寄予诗人的感慨，物原来只是一种象征。像方严写的葡萄也是这样，它所咏所指的不是葡萄，而是人，折射的是人世间某种酸楚而未必甜蜜而无奈的爱。深潜于物中的意义，即我们要从物中穷究的道理或哲理。诗人在对某物有所感知，大抵在于有所寄托，托物言志，如唐代诗人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因心而得”。
　　兼有诗人与童话作家的王光龙，长于在诗歌中借象喻人与托物穷理。他的诗歌《旧时光》，即做到了“咏吟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刘勰语）。诗人借桃花、生锈的肺、摆钟、月光、时光的野兽、瓷器、镜子、镣铐、锁、生锈的钥匙等旧时光中司空见惯的象征物，表达对过往人生深含的某种情感与理趣。
　　诗人王宏权《伐木的人》中伶牙俐齿的挖掘机、香樟树、树的命运、鸟的天堂、浓密的林子等物象，同样也是通过比拟或喻指的方式，使物性与人性相通，参透深刻的人生哲理。
　　读王征桦的《南枝独有花》，不禁让我联想到张枣的《镜中》“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的独特诗境。“南枝独有花/ 那一天，我躺在陆河县的梅树下/ 在无人的梦中——/ 扑面的春意，它让/一枝梅花顷刻间完成了这里所有的一切。”写的是梅花，却让我们想到了人，所谓笔笔不离物而又笔笔有寄托，在曲尽“梅花”物态中锲于人的情态，物人相契而终能共通、共情、共理。
　　王娜的诗题是“完美，保持着距离”，看起来很抽象，但诗人却将它具象化。“风影”“汽笛”“芦花”“阳光”“鸟鸣”等物象的介入，使诗有了深远的意义与人生的启迪：“任何的看不见都凛冽如骨刺/一些美静静离开，说不出话来。”诗人精于咏物，深于寓意而臻“情貌无遗”。
　　王韩炉的诗《没有经过任何彩排》，写的虽是跌到河中的月亮、一颗颗寒星、一声声南归的鸟鸣等，可这些物象都是诗人心灵的象征，人格化的物承载着诗的纵深内涵，“没有经过任何彩排，一池荷不约而同/以躬身20 度的姿势——/向你致敬”，像这样形神兼备的句子，充分显示出诗人绘态传神的艺术功力。
　　马光水的诗参透历史，不是作直接咏叹，而是托附于拱宸桥，使情感的流露因物而得神。他这样写道：“一座桥，穿着绚丽的夕阳/ 在蜘蛛网的时代翩翩起舞。石阶上/ 刻满流水的私语，对行人的问候/ 挂满露珠”“只需端坐/ 对过客行注目礼，带着唐诗的味道/参透历史的虚伪/然后，释然于水流和鸟鸣/是你心中保守的秘密”——不即不离，不泥不隔，拱宸桥因此而有了象征的意蕴与深层的美学意义。
　　阿成的《滂沱》咏的是“暴雨”，却从中获得某种教益：“荡涤或冲刷，滋养或灌溉/ 抑或是奏响另一个世界的哀歌”，再看看它的现实表现：“弧光闪过，雷鸣之后。没有/预兆，没有云层的铺垫/亦没有空气中水分子的增量/（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失灵）/劈头盖脸的雨说下就下/ 如冰雹砸下来，如铁石砸下来/再大一点/ 如一柄柄刀刃砸下来……/雨打得庄稼东倒西歪，打得树木/ 左右摇摆，打得泥土口吐白沫/ 打得滩涂头发生烟……”诗人移情于物，以物寓情，物的属性与人的理性达到合一，情与思由于“暴雨”这个媒介的联系而有了切实的依靠。
　　车夫的《蓝》在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中，透过新颖而妥切的物象来表现。诗人在他的短诗中，找到了“野兽、草原、夜间蓝色的火、臂力、弓、海水、针、青筋”等有着深广的意蕴与外延的载体，大大增强了意象可视、可感的生动性，意味深长，做到了平淡中见深刻，含蓄中见丰富。
　　纪伯伦曾经说过：“诗是迷醉心怀的智慧。”何谓“迷醉心怀”？就是具有打动人心的真情。何谓“智慧”？就是渗透在物性中的道理与哲思。以此来衡量，真情与至理，是“池州诗群”专辑作品的两大特色。我以为，不管诗歌创作怎么变革，“入情入理”这个标准大概不会变，舍此则诗运殆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