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立鹏
　　当我读罢《天津诗人》2022年春之卷衢州诗群这批诗歌，脑海中闪现出“博物志”与“时光书”两个词。这两个词一方面是基于对百年新诗史的一种参照性回应，另一方面又基于对这批诗歌的具体的感知。新诗百年，历经诗形、诗质的多重转换，其中包括两个重要的命题：其一是对客观性的、物化的世界的认识与表达，其二是对以现代理性为背景的时间与历史的现代认知。当然，这两个命题在不同历史阶段和语境中，或被转化为现实主义、人民、阶级话语，或被转换为历史、传统、记忆等说法。但是从根本上讲，这两个命题包含着现代社会人的时空经验的不断重构，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重构主要表现在将曾经纳入到宏大叙事层面的时空命题纳入到更加具体、生动的个人化生存与处境当中。因此，曾经关于现代世界的宏大的客观想象变成地方性的“博物志”，曾经对于历史、传统和记忆的超级能指，变成带有私人档案性质的“时光书”，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正是在这一路径上的不断深化与拓展，而衢州诗群的这些作品恰恰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

1.从意象论到博物志

在中国漫长的诗歌传统中，外在物质世界是以意象的形式出现在诗歌中的，它扮演着某种媒介，服务于文人士大夫的风雅抒情。正因诗人文化性格的相对稳定性，对于意象的使用也就出现了某种类型化、典型化、集中化的趋向，山水田园、边塞大漠、闺阁楼台、风花雪月等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抒情言志的意象。而在现代社会，物质、物象的边界被大大拓展，人的经验的尺度与广度大大拓展，人不再仅是表达的主体，还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主体经验的表达就不仅仅是一种居高临下、自内而外的强势书写，而是诗人对自我生存的物性世界的记录与呈现，是二者之间的互动性对话。比如刘涵《初雪落下的时候》中，“大雪能够治愈土地的顽疾/先于药品与锄犁……我在这片从未落雪的土地/等待不知来期的冬季”。“雪”在此成为挣脱了人的限制的反向救赎者，成为“我”所要面对的某种不确定的力量。又如阿剑的《如冬树》中，“树”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主词出现的，自我内在于物本身，而不是“我”的支配物。物在行走、言说，作为一个自足的生命体展开自身的逻辑，从而与隐身的“我”展开精神的对话。另一方面，“树”又分裂为两重身份，即“裸体的，瘦出肋骨”“风中战栗如乱，如丧/但并不互相拥抱”“坚持轻蔑/疼痛与恐惧，两手空空”的病中的“树”与“披纱的春树，芳华的夏树/如烟的秋树”。这两重身份之间又构成一种内在的对话。这种对话、分裂最终指向的是树作为一种自足的物性存在对于主体之人的修辞性和想象性敞开。自我的逻辑形式化为物的逻辑，自我的主体性让位于物的主体性，写物性转化为“物写性”（张光昕语）。正是在这一逻辑下，万物皆可纳入到诗人的修辞空间，而且同一物象也可反复出现在不同诗人笔下，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因此，现代诗意义上的“博物”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丰富多元，更指向对事物的伦理的根本性思考与经验及想象方式的多维展开。
　　对物的凝神观照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精神姿态，甚至发展为一种美学上的“拜物教”，通过这种“拜物”，诗人除了获得一种自我对话和言说的能力外，有时还寄予某种自我超越与救赎的祈愿。仅以崔岩的《蝉鸣》为例，在讨论这首诗之前可以先考察一下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三首“咏蝉”诗：虞世南《蝉》、李商隐《蝉》、骆宾王《在狱咏蝉》。在这三首诗中，蝉是作为整体性的象征出现的，即怀才不遇、孤高自傲、仕途坎坷和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士大夫形象出现的，是诗人表达自身愤懑抑郁情感的媒介化符号。因此，“蝉”在这里就难免具有简单化和机械化的特征。而在崔岩的《蝉鸣》一诗中，“蝉”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性，它不再是“人”的附庸，而成为人的某种自我超越之物，透过蝉的行动与特性，人实现了对自我局限性的超脱：“漫长的寂寞，口舌/已经完全退化为进食的工具/那么，撕开胸膛/将陈年的郁积宣泄出来/是应该的”。“蝉鸣”在这里不是作为“林愈静”的对应物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寂寞的宣泄而存在。“漫长的寂寞”与蜕化的“口舌”之间构成的张力结构容纳的是“蝉鸣”对抒情主体的生命经验的救赎。这种救赎过程在第二节进一步具体化为“蝉蜕”的生物性过程：“把一些过去/从骨头里刮掉/把整张皮从身上一点、一点剥下/痛，就喊出声来/是应该的”。此时，“蝉”的重生与人的重生是异质同构的，人的疼痛经验的表达通过蝉蜕的过程获得了客观的合法性。当诗中最后说出“隐忍那么久/就再也不肯藏进茧子，独自蜷曲/你身披孤独赠予的铠甲/向白天叫板，向夜晚叫板/是应该的”时，这种反抗性、主体性最终胀破“蝉鸣”的物性层面，表现出更强烈的精神的主动性。总体来看，这是一首典型的意象诗，也是主观之诗，将主体之人的寂寞、痛苦、孤独放进“蝉”的生命逻辑中，而且重要的是，这种物我之间连接的基本逻辑是将人的情感的主观性转化为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一种“是应该的”式的自然逻辑，进而实现对人的主观困境的解脱。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的生存暴露出某种局限性，外在世界、环境、意象不仅仅是服务和附属于人的客体，而是可以提供一种他者化的精神向度，这恰恰为人的自我生存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参照与救赎的可能。这在多首写“雪”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而突出的表现。
　　“雪”是北方重要的自然意象，虽然南方也会有，但并非常见。而这恰恰为南方诗人来书写“雪”，提供了特殊性的契机，它作为一种相对陌生化的他者意象更能敞开诗人的体验与想象的维度。余风的《面对雪，我无法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呼吸》两首诗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南方诗人，在面对青藏高原的雪时，“雪”转换为一个带有主体性的开掘功能的物象，它不是诗人捕捉的对象，而是被寻找的客体形象。因为它的“舞蹈”、“坠落”与“遗骸”以一种自足的完整的残缺性形式化了诗人的内在精神情感结构。此时，物质的基础性转化为一种美学和语言上的神圣性，因此，“面对雪，我无法无动于衷”，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否在呼吸。在边地的极寒天气中，“雪”既是严寒的产物，同时在美学上和想象上又获得了超越物理性的可能，而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的“雪”之意象也就获得了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的反向测度。此时的“雪”不仅是物质之雪，而且是灵魂之雪，是一种物极必反、壮士断腕、绝处逢生推动下的思想能量。正因如此，个我的主体性和生命的有限性再一次消泯了。在物的不断强化中，人通过一种以退为进的姿态，获得了一种现代的精神人格，而非古典意义上创造者、审视者与操控者。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博物志”的书写仍然展开在新的时间和历史想象中，换句话说，“博物志”中闪烁着“时光书”的粼粼波光。

2.时光书：历史与记忆

自古以来，中国有着悠久的史传传统。这种史传精神说到底，包含的是一种对时间的认知与把握，背后包含着强烈的抵抗时间的冲动。史家往往以胜利者的姿态，呈现出各种史传巨作，而对诗人而言，这种抵抗往往是失败的，或者说是以一种失败的落寞形式展开的。但是，这种失败本身恰恰更逼近时间与生命的本质。中国古典诗歌中伤春悲秋惜时之作不胜枚举，但在现代诗中，时间转换为一种历史与记忆的细节，从整体化的“目击道存”发展为一种过程性的物质细节的展开。例如凡人的《过程》一诗，诗人开始第一句写道：“观察雪是有意义的/就像研究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观察”与“研究”的姿态，对“意义”的追问是现代人的典型特征，正是对现代“意义”的追问建立起现代人的时间感与历史感。时间的主题内化为对物性世界的凝神观照与细节性的剖解、重组、建构与记忆的过程。肇始于北方的雪在一路南下的过程中，转化为一种战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人的小历史、小记忆逐渐建立起来。物质之“雪”生成一种时间之“雪”，叙事与想象之“雪”。最后，“雪”的战争的胜利，凝结为关于梦想的原始冲动的体验。换句话说，这种物质之“雪”的想象过程成为诗人观察与研究世界，进而建立价值感、历史感的梦游过程。《旷野》一诗同样企图在“博物志”的宏图上建立时间的纵深感与细节性。在这首诗中，风、河流、雪构成“旷野”的基本要素，它们是辽阔无边的，对空间的边界的追寻，实际上亦是对意义的边界的追寻。“所有辽阔的事物，都可以用身体丈量/如果不能，就用思想”，“丈量”的冲动背后是一种现代主体性和价值空间追寻的冲动，当这种冲动胀破空间的边界后，“思想”的主体性自然得到召唤。正因胀破空间的囿限，思想在时间的维度上得到新的延展：“就像从黄昏走进黑夜/从黑夜走向黎明”。在时间的循环与纵向延展中，空间与思想的“远方”冲动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历史与记忆也正是在这种平衡中不断变换自己的美学形式与精神姿态的。“丈量”的归宿与意义不在结果本身，而在“丈量”本身，在持续的丈量过程中不断变换形式的“旷野”的生成中。
　　在衢州诗群书写时间的作品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历史与记忆指向的不是一种古典式的哀悼，而是与哀悼姿态相反的颂歌语调。这种关于时间叙事的“反词”恰恰昭示着作为现代诗人建立起来的新的历史主体性的过程。因为它不流连于过去的价值挽歌与意义空间中，试图建立新的历史与记忆的时间叙事。例如王钧毅的《老屋》、桔小灯《冬日过上岗头》、小荒《荒调》等作品。在《老屋》中，“老屋”不再是凭吊历史与记忆的地方，相反，成为“新屋”建造的契机。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外祖父扶正/你日渐隆起的背。把皱纹扎进扫帚/向大山习得沉静的品性”，而是“你一寸寸刷净，黄精缝隙里的愁绪/九蒸九晒后泡酒。”这是通过对记忆的重组，来建构新的精神救赎的可能。同样，当诗人面对上岗头冬日的萧条时，“从不言及荒凉与空荡荡”，而是饱含“收割与丰满”的赤诚的赞歌：“一棵银杏在屋角/随意挺直自己的腰杆/它有自信：它是此刻最高级的祝酒辞”。这种“反词”想象绝非修辞层面的反面文章，背后隐藏的是对新的历史主体性的确认，对“时光书”的重新书写。这一点在《荒调》一诗中表达的更加直接。“雨后潮湿地面的反光/我用它照脸//那一张脸，让我恐慌/——不是小荒”，自我身份的辨认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主题，这种辨认的焦虑本身说到底是一种时间的焦虑、历史身份的焦虑。但是，诗人并没有沉溺在这种焦虑的围困中，而是在反戈一击中寻求突破：“如果繁茂可以替代青春/如果荒芜寓意老//作为地面的选民/我选举荒作为音调的代表”。“荒调”正是新的意义、价值和主体身份的确立，正如艾略特诗中的“荒原”对新的历史经验的有效概括。
　　由此可见，时间的书写不仅仅是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展望，而是对历史与记忆的重新认识与建构，在这个过程中，诗人自身转化为历史与记忆的一部分，在时间之树上不断生长。

3.在博物与时光之间

现代世界的物质性培养出一种物性思维，同时打破了一元的整体时间观。在这一背景下，现代诗人内在得肩负着对新的时空现实的逃逸、凝望、开掘与抚摸的使命。“逃逸”意味着诗人必须自觉保持与新的时空伦理的审美性和思想性的距离，而不是回避，相反，这恰恰是一种距离性的“凝视”，一种对晦暗的当下生存的精神勘探。它最终指向的仍然是一种审美上和语言上的“介入”。只不过这种“介入”的方式和立场变得更加多元、丰富。正是在这种新的、持续不断的“介入”中，诗人和诗歌重新创造了自我的主体性与可能性。诗歌的意义，也许正是在这不断的可能性的“介入”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