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白云
　　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来说，于坚的出现，犹如五四时期出现的白话诗，他的划时代意义至今无人可以超越。记得最早读过他的诗是1986年发表于《诗刊》的《尚义街六号》，纯粹口语语气写成的诗作，我最早对口语诗认识也是从于坚的这首诗开始，再到他后来的史诗性作品《0档案》，让我对他“非诗化”的诗歌实验有了更彻底的革命化认识。诗歌无论怎么写，里面都要体现人性与灵魂，体现精神的挣扎和超越。就像于坚写的，“哪怕只剩下一横/文明也会复活”；“我只是紧握着身上/那生机勃勃的/一竖/在虚无的包围中/绝不放手”（《汉字在黑暗中崩溃……》）。这种“人”的硬朗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向度。在这一点上，于坚比其他诗人更坚定也更显著。于坚说“上帝从来没有规定什么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什么地方是世界的边远。我可以通过我的写作创造我自己时代的中心。”而事实是于坚早已通过他的作品站在了“世界的中心”。
　　这次读到他的《于坚近作选》，我越来越发现除了硬朗他还是一个宽广、慈悲、伤痛的人。生命给予他的所有处境，他全部承担了下来。他的承担，首先是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的承担，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深刻，对时代的黑暗与个我境遇的敏感、绝望、愤激、清醒的认识，但他从来没有失去热爱，而这种热爱就存在于他的生命与写作之中。就像他在《祭祖》中所写的那样：“ …… 他浇水/喂金鱼/劈柴/读《论语》/皎洁的冬天/将月光的银子倒在梅花树下/站在院子里听着什么/等着陶潜”（《祭祖》）。这种生命状态体现的是生命可贵的投入，它的价值向度就体现在“将月光的银子倒在梅花树下”的安然与从容，这种安然与从容的背后隐藏的是一颗无论何等境遇也不废弃人生的文学之心，这是云南这块土地给予诗人的灵性，即使这块土地行将干涸，也总会有许多扯骨连筋的东西拨动诗人心灵深处的弦。云南这个名字已与诗人构成了一种扯不断的骨肉关系。他“日日夜夜”与这块土地生死相守：“只有我知道它在哪儿/一把无主的锄头挖掘着荒野/这片区域/没有草/没有风/没有兽群 /河流和太阳/没有指南针/朝着云端”（《高压电塔》）。诗人守着这块土地的苍茫与荒凉，“渴望被一根转瞬即逝的闪电抓住”。这种渴望实际上是诗人的一种顽固追求，试图借助“闪电”这种自然的存在来召唤打破这块土地的寂静与荒凉，它极大地延展了这首诗的容纳空间与内涵。
　　说到追求，我忽然想到看过诗人关于“雄辩”的一段话，当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对于我这种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来说，我以为汉语现代诗歌的特征恰恰不是精炼，而是雄辩。这是我们陌生的传统，在不雄辩，以暗示和隐喻擅长的高度精练的古典诗歌中，世界的另一些感受，幽默感、机智、叙述的力量、细节、局部都很少能够呈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过去了，我的工作是开辟汉语诗歌的另一种可能，雄辩，但是不留痕迹，一句就是一句”（《读特朗斯特罗姆有感》）。而“雄辩”恰恰是于坚很重要的创作风格，他的“雄辩”透射着一种气势与力量。特别在这组诗中，那些发生在云南大地上的物是人非，被于坚选择出最恰当的语言把他们“人”字化地确立起来，这种确立也是于坚追求一种大文化氛围与雄辩风格的体现。“雄辩，但是不留痕迹，一句就是一句”具体到他的诗《日日夜夜谈论云南》中，就成了最恰切的注解。这首诗的表达可谓独一无二，也唯有这种独一无二性才能体现于坚强烈的艺术创新精神。此诗通篇以“谈论”来框架云南，以云南的山川胡泊、四季变换、动物植物、异域风情、历史变迁来组成大云南的原真性与厚重感，从而形成一种口口相传的磁场，在感觉上生成一种亲切贴近感，并让“谈论”深具一种“天人合一”式的魅力，在这里诗人与他所谈论的一切是一种和解的关系，诗人的“谈论”说到底就是一种“雄辩”的体现，在诗人的铺排下“一句就是一句”地呈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云南。而开头的“生”与结尾的“睡”（这个“睡”应该是“死”的暗喻）形成一种生生不息的轮回，从而完成了对云南“日日夜夜”的生死守护。不仅如此，于坚还通过他的诗让我们见证了他堪称一绝的叙事功夫，这种功夫在他的这组诗中的《缝纫机》中表现的极为典范。这首诗讲了一个特定时代的一个事件，就是正在缝纫机上给乖女“缝制一条裙子”的刘嬷嬷被一帮人从“缝纫机上拖下来”抓走的场景，诗人没有交代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但仅从这个事件的发生来看，足以揭示那个时代的荒谬。诗人没有去喧染刘嬷嬷被抓的场面，而是用非常诗性的语言去自然地呈现，这样的写法比直接去写更让人揪心，美好的骤然失去让这个事件本身的残忍在读者的心中激荡，那种隐忍的悲壮自然地生发出来，轻逸的语言承载了无比的沉重。“这一幕是一道永远的闪电/伤口般的闪电/ 没有一台缝纫机能够缝合/没有一个神仙能够抹去”。虽然诗人没有直接写出心中对那个时代的愤怒与控诉，但愤怒与控诉却无处不在。用一系列实物、场景的细节串联起事件来表现某段历史或某种事物或特定的情感，正是于坚的独到之处。
　　于坚的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诗通篇都没有标点符号，用空格来替代标点，这样看起来整体性非常强，思想、感情、事件都是与词语融为一体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和内心感受都是以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他这方面的杀手锏就是细节的善用，现在的许多诗歌之所以缺乏撼动人心的东西，就在于细节的匮乏，而于坚恰恰是使用细节的圣手。在这组诗中，细节无处不在，从生活事件的具体中去承担人物、景物、情节的对应责任，选择有时间限定的生活细节或具体的地域通过语言来完成它们的超越正是于坚的拿手好戏，这在他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与《鞋匠》中都有精湛的表现。两首都是以局部的细节呈现穿插几句颇富讥讽的议论来实现一种强烈的荒诞效果。《云南陆军讲武堂》通篇都是由细节串联起来的，虽然很短，但承载的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就像一部长篇小说跨越着时间与空间，并让我们体味出命运的悲壮与细节背后散发出来的东西。《鞋匠》也是如此：“那个下午一群革命者带走了/邻居马崇武/他是鞋匠/他手艺精湛/总是系着肮脏的围腰/用一只铝盒吃饭/他修补的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必须为此负责/他赤脚走在前面/仿佛是带路的人/转过街口不见了”（《鞋匠》），这里的“总是系着肮脏的围腰/用一只铝盒吃饭”，“他赤脚走在前面”都是细节的呈现，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的一种呈现让一个鞋匠被“革命者”带走的荒诞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不动声色的表达实现一种出其不意或荒诞不经的效果，也是于坚诗歌异于常人的地方。读过他的诗都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沉入他的这种表达方式之中。例如《那封信》：
　　我等待着一封信
　　在黑暗将至的黄昏
　　在露水闪光的黎明
　　我等待着那封信
　　不是圣旨到
　　也不是死刑判决书
　　不是被邮局退回的手稿
　　我的语言早已获得上帝编辑部的采用通知
　　不是爱人的信
　　她的信我有一捆又一捆
　　密布着甜言蜜语和信誓旦旦
　　呵 我等待着那封信
　　那封信 没有字迹和信封
　　天空大道杳无白云
　　风在幽暗的水面摇晃着绿邮筒
　　于坚的这首《那封信》不知怎么就让我想起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剧情，喻示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但又是让人期待会发生点什么的等待。而戈多就是那个绝望中的期待与希望。异曲同工的是，于坚的这首诗也折射出这样的主题。诗人白天黑夜等待的“那封信”既不是圣旨，也不是死刑判决书与被邮局退回的手稿，更不是爱人的信，那么他到底等待的是什么？诗人说“那封信/没有字迹和信封/天空大道杳无白云/风在幽暗的水面摇晃着绿邮筒”。诗人为什么要等待这样的一封“没有字迹和信封”的信？诗人没有给出答案，他让你猜想，这就是诗人出其不意的地方，更出其不意的是他紧接着又给出了两个画面让你再进一步去猜想：“天空大道杳无白云/风在幽暗的水面摇晃着绿邮筒”，“杳无白云”恰似一种绝望，而后面出现的“绿邮筒”暗示了一种希望，它仿佛就是于坚等待的“戈多”，换言之就是诗人对生命的一种期待，是内心世界对希望的一种保留或唤起。
　　于坚说：“我是一个为人们指出他们视而不见的地域的诗人。”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位土生土长的云南诗人因为一首首关于云南这方土地诗歌的大量流传，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生态诗人。“云南之于于坚，如瓦尔登湖之于梭罗”，这种土地与灵魂的融合，就像河流无论拐多少弯都会有大海的方向。这也是我读《于坚近作选》最直接的感受。于坚以诗歌为云南这块大地完成了一个“日日夜夜”辉煌的命名。正如他的那句“将月光的银子倒在梅花树下”一样，它体现的是诗人丰富的精神维度与博大的胸襟。它既是诗人对无情世界进行的有情想象，又是对云南这块土地的深情眷恋，尽管诸多的不堪，诗人还是一定要把自己摁进这块土地，以原生态的、生长着的、丰富着的、曲折着的叙事结构根植一个又一个不可复制的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