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作余
　　新诗的写作似乎是容易的、唾手可得的，君不见，网络上每天生产成千上万的诗歌产品，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这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觉得做诗人不是困难的事情，只要有一定的情绪需要喧泄，自会出手成章，谓之“诗”。其实，这是对诗歌的误解，兴之所至的分行文字，有很多是散文，一些是文字的“泡沫”和“水汽”（我不称之为“垃圾”，是对诗写者条件反射式的尊重。）从我写诗30年的经历来考量，诗歌创作是艰苦的，优秀诗篇和横空出世之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随意性的写作导致了平庸之作的泛滥，也降低了世人对优美诗歌的期盼值。这并不是一个缺乏诗人的时代，只是，缺乏大师，那些能震慑眼球、震撼心灵的传世佳作凤毛麟角。
　　难度写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时代的浮躁性、功利性直接导致了诗人的跟风与盲从。从而直接导致了诗歌风格的整齐划一，无个性。诗歌是文学皇冠的明珠，是不能随意降低门槛和身价的，对此我们时刻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自知。宁愿不为，亦不可滥为。对于资质平平的诗人来说，要努力提高自身修为，不能一日为文学爱好者，而终身为文学爱好者，要对得起诗人这个尊贵的称谓。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很容易寻觅到优异的诗歌，要虚心学习，认真吸纳，力戒浅表性的抒情，努力呈现事物深层次的美学价值。另一个方面，不要一昧沉湎于小花小草，卿卿我我，个人天地虽然也有无限美好风光，但若不以心灵摄取万物之魂，不在现实尘世中稳扎脚跟，你所自怜自爱的一方净土，不过是一戳即破的纸灯笼。而对成熟的诗写者来说，更要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发表已经很普遍了，即使上不了官刊，也可以在民刊和网络大行其道。要树立精品意识，轻易不出手，要完成对抒写对象的沉淀和深层思考，提炼出既能代表普遍经验，又带着深厚个人情调的特色抒情。记住，在人群中，你是“这一个”，别无分号。
　　

二是“技术”这个瓶颈给诗歌创作设置了重重壁垒。诗人大卫说得很尖锐，有些人，写诗多年，连语言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感觉这是在批评我。虽然写了30年，也零零星星发过几百首，但感觉自己技法单薄，手段生硬，经常有技术跟不上情感和表达需要的现象。也许是思维的僵化，也许是土壤的贫瘠。如果在启蒙时代就缺失了重要的一课，无论怎样紧赶慢赶，都会有跟不上趟的感觉。诗到语言为止，此话即使不是全对，语言问题也绝对是诗歌中绕不过的一座巍然大山。如果有可能，我想只有到唐诗宋词中恶补，到西方优秀诗歌中恶补，古代诗词中的炼意，西方诗歌的理性色彩，都是值得我们反复玩味和源源汲取的。
　　垃圾派、下半身写作、梨花体、乌青体，曾经掀起世俗的轰动和诧异，这就是备受普通人崇敬的诗人所捣鼓的操蛋玩意？真正的诗写者应该以此为耻，以此为鉴。同时，要毫不犹豫地以此为线，跟这些诗歌混混彻底划清界限。所以我非常理解诗人金迪对这类诗歌的厌恶，从而对网络诗选、对郑正西先生油然而生敬意。诗不是这样写的，人也不是这样做的，诗品即人品。一首诗完全抛弃了技术壁垒，完全没有精、气、神，无讲究，无原则，纯粹玩弄一些生活小感觉，寻找“性福”兴奋点，或者以一副打倒一切的狂妄姿态骂骂咧咧，这样的语言还配称之为诗吗？这样的口水或者挑逗能不让读者对中国诗歌深感失望吗？不管哪一种风格，其实都无所谓，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操守，只要还能保留底线。换句话来说，即便是口语诗（注意，不是口水诗），精雕细刻之后，也能体现极高的艺术造诣。比如汤养宗近年的一系列口语诗就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口语诗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功力和境界，新鲜、热辣、活色生香、鞭辟入里，言人所不能言，而又感觉余韵悠长。毫无疑问，汤养宗是一个严肃的口语诗歌探索者，让我们体会到了口语诗歌的技术含量和精神向度，同时又很沉稳地接住了地气。从另一个“反派”沈浩波的经历来看，近年他也在努力实施转型，我想这是必然，必需的。他在2012年中国好诗榜排名第五的《我在你的身上寻找》一诗是写给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的，这是一首十分温馨感人的好诗歌，如果抹掉名字，你完全猜不到会是沈浩波写的。一个诗人不管再著名，再能折腾，总要面对历史检验，总要面对子孙后代。有了快感你就喊，有本事你就对着你年幼的儿子喊，对着你天真烂漫的女儿喊，并且自豪地对她说，看，这是妈妈载入文学史的划时代巨作！
　　

三是诗人的人生境界直接决定诗歌的精神高度。诗是分阶段的，写到一定层次，就会徘徊、游离、不断地重复自己，这是诗人的烦恼，是很难突破的一道“硬伤”。语言和情感对大家都已不成问题，现在需要PK的就是境界、气场，修炼和呈现人生经验的总成。随着七零后的老去，八零后的成熟，越来越多的诗人步入中年或接近这道悲伤的门槛，中年写作不可避免。纵览一系列的中年写作，总体特点是少了一些横冲直撞，少了激情、生涩、盲从，诗写得越来越从容、开阔、悲悯，有着一览众山小的空灵和自由，有世事洞明之后的睿智和豁达。更多的摆脱了“小我”奔向“大我”，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时隐时现的历史归属感。技术更成熟，表达更随意，这是让人欣喜的一面，每个诗人与自身相比，肯定比青年时期更优秀，对诗歌的理解也更深透更全面。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年写作仍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与国外优秀诗人相比，我们仍然劣势明显，这是否由各国不同的诗歌背景、诗歌养分（诗歌教育）造成的，我至今仍然没能想清楚。我感觉，相当一部分的成名诗人仍然关在笼子里写作，仍然在一个固有的模式里重复着小规模的劳动，他们的诗歌依然看不到真正智者的熠熠光芒，他们呈现和消解的力度依然有待加强，我们有时能看到“美”，但看不到生生不息的“美的源泉”，一些诗人的创作是极其可疑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人生三重境界：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还有人形象地比喻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就个原理同样可以移植到诗歌里。第一境界是少年时代的诗歌，也就是类似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校园诗歌浪潮；第二境界是青年时代的诗歌写作，在诗坛中占据主流地位；第三境界即是中年（或中年之后）的写作，是心智最为成熟，境界最高的一个写作阶段。当然，这只是一个粗框，没有其必然因果联系，一些禀性出色的青年诗人甚至少年诗人会比资质平平的中年诗人写得好，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这里更多是针对个人不同年龄阶段的写作，是纵向比较而非横向比较。从我个人写作经验来说，写作境界的突破更多依靠个人的修为，跟你的阅读量阅读面，思考的深度，心灵的高度休戚相关，你必须全力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在抒写体验中才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四是诗歌作品普遍存在识别度过低的问题。类型化写作是诗坛通病，曾经出现过很多一窝峰的现象，比如口语诗，比如身体写作，比如性写作（涉黄写作），不一而足。一些诗人为迎合官刊的用稿趣味，委曲求全往一个瓶口钻，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所谓的官刊也出现千人一面的“可喜”局面。体制在扼杀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天才，而一些常在诗坛混个脸熟的诗人也应该三省其身，为什么不能坚持为心灵写作，为良心写作，而仅仅是为发表、为获奖、为成名而写作。那些分行的泡沫很快就会在历史的大风中烟消云散，这就怪不得历届的“青春诗会”参会诗人，起码有2/3悄无声息从江湖中消失。
　　现在的歌坛，类似“中国好声音”之类的选秀层出不穷，我觉得，其中重要的一个进步是，评委已经自觉地排除外在因素的干扰，而仅仅凭参赛歌手的歌声能否打动自己心灵作为最关键的评判标准，从而确定是否转身按“赞”。这无疑是值得诗坛借鉴的：尽量排除人情因素，不管著名诗人还是诗歌新秀，凭作品说话。我曾是一名流行音乐爱好者，闭上眼睛我也能听出：王菲、那英、田震、刘欢、杨坤……作为一名资深的诗歌爱好者，如果作者不署名仅看作品，我也可以轻易分辨出：西川、盘妙彬、潘维、汤养宗、陈先发、昌耀、海子……无论如何，这种形成鲜明特点，贴上个人不可磨灭印记的诗人是少之又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部分诗人的写作是无效的，在文学史上是站不住脚的（即使他们因为头顶“著名诗人”的标签而大摇大摆进入各种权威选本）。
　　到底问题在哪，我一直在思索，是他们缺乏创造力，缺乏激情，缺乏生活积累？或是“小富即安”？似乎都不是，也许是一种历史的沉淀感和归属感，也许是缺失史诗意识，也许取决于个人的风格、气质、境界。但无论如何，提高诗人作品识别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你可以是一流诗人，但不可能成为一代宗师。反过来说，有鲜明个人特点的诗歌未必是一流佳作，但没有个性的诗歌必然是可悲的，一个以流水化重复为标签、完全泯灭个性为代价的时代，必定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