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围绕“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同中国与东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的坚持与时俱进、制度引领、立足民意、内生驱动、转为危机等特点有关。在下一个十年，中国与东盟应在落实和细化既有合作前提下，谋求在发展与合作理念以及模式上的继续创新突破，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再上台阶。
关键词：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中图分类号：F125，F133 ? ? ?文献标识码：A ? ?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3.02.04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1]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2]2023年，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在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未来，中国可协调与东盟立场，继续挖掘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合作的潜力。
一、成效
（一）政策沟通，多层次对接
政策沟通在搭建合作框架、凝聚发展共识、形成建设合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和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3]东盟各成员国在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传统等领域，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目前主要通过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已有的各自发展规划对接，且中国与东盟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政策沟通平台。
1.双边层面。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已经突破传统贸易、投资等单一议题领域，向更深层次的国家战略合作方向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泰国（“泰国4.0”）、菲律宾（“大建特建”计划）、柬埔寨（“四角战略”）、越南（“两廊一圈”计划）、印度尼西亚（“六大经济走廊”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等）具体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对接，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成员国国内的“内化”。2.区域层面。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号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19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发布《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迈出重要步伐，为本地区实现全面互联互通注入新动力的同时维护了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随着中国与东盟在全球治理中重要性的上升，双方的政策沟通已经开始向引领“泛区域”合作的方向发展，这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2022年11月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印太展望开展互利合作。[4]东盟印太展望在原则、理念和关注重点上同“一带一路”存在诸多契合点，在地理范围上则涵盖了“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一带一路”与东盟印太展望的对接，有利于中国与东盟携手建立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印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5]
（二）设施联通，成为枢纽
設施联通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先导性作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建设，不仅对后者有重要的经济贡献，而且也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着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撑。[6]2021年10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上的讲话更加明确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在带动经济增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因此，目前在加快设施联通建设等问题上，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领域和核心内容。[7]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始终是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2022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时指出，中方将继续鼓励优秀中资企业参与印尼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8]2016年1月21日，开工的印尼雅万铁路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旗舰项目”，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9]后续诸如中柬金港高速公路、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中老缅泰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工程整治等工程建设，对便利中国与沿线国家以及东道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深化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同时，中国和东盟还在推进以光缆、卫星、5G基站、数字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2018年1月，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澜湄合作六国联合发布《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提出要积极推进跨境陆缆和国际海缆建设与扩容，持续提升澜湄国家间网络互联互通水平。泰国和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在农业、土地测量等方面积极利用北斗卫星。[10]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发展倡议，中国与东盟在设施联通领域的建设，也极大便利了东盟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中。如2018年4月20日，就实现了“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与中欧班列无缝衔接，便利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与中国川渝地区、欧亚内陆地区的交流。
（三）贸易畅通，应对逆全球化
习近平指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1]贸易畅通是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内容，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进一步升级，双方合作亮点不断增多。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增速远高于中国对外贸易增速。2013年至2022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总额4 436亿美元增加到9 804亿美元，贸易总额增加了121%，远高于52.2%的同期中国贸易总额增速。2020年，在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等多种不利因素叠加情况下，东盟更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东盟在贸易领域的快速进展，也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在区域贸易制度领域的建设不断深化。2019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正式生效。2021年11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共建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12]随着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深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为中国与东盟的市场一体化、贸易的持续增长、供应链的延伸创造了新条件。
中国与东盟在贸易制度创建领域的合作已突破双边层面。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泰国盘谷银行首席执行官陈智深表示，东盟是中国的邻居，也是“一带一路”合作网络中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RCEP使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超越单个市场，不断地扩大潜力和降低运营成本。[13]在经济全球化停滞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依然坚持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不仅能带动亚太区域的基本经贸环境的稳定，同时可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四）资金融通，多边融资
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资金融通被称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重要支撑，主要内容在于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健全和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14]资金融通能够从金融支撑角度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加速多边投融资合作，服务于开创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15]
在双边层面，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东盟建立了依托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国家进出口银行、泰国进出口银行、大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丝路基金、东盟基金等基金在内的多类型资金融通渠道。截至2022年10月末，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东盟国家发放了506亿美元贷款，发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资金支持功能。2022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二十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布，中方正式设立运营东盟基金二期，支持东盟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等领域重大项目。东盟基金二期由进出口银行发起，与新加坡ARA集团等公司共同参与设立，将重点投资东盟国家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信息通信等领域的重大投资合作项目，为中国与东盟地区互联互通、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提供支撑。[16]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发展倡议，建立国际多边融资机构，对打通“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渠道至关重要。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尼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资金融通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东盟10个成员国全面参与其中。2023年1月底，亚投行为东盟的29个项目，提供了75.79亿美元的项目融资。[17]亚投行的项目资金在有效满足成员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领域资金融通需求。[18]亚投行的成立也是中国和东盟成员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尤其是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重要契机。[19]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在融资渠道、融资贷款条件等关键机制设计上都更加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随着亚投行自身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議框架下合作的扩展，中国与东盟的整体融资环境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五）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主席称，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通过民心相通，中国可以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为各方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创造条件。因此，民心相通作为“五通”之一，立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位置。[21]从2013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中国与东盟在旅游活动、科教交流、文化交流等人文交流领域都取得较大进展。[22]
旅游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交流形式，同样可以有效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增加国民之间的直接交流。截至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中国已经成为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首要游客来源地。中国占2019年越南海外游客总数的三分之一，新加坡海外游客总数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在中国主要海外客源市场前20个国家中，有7个是东盟国家，分别为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2023年1月8日，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优化出入境管理政策。东南亚成为春节档中国出境游最大赢家。根据携程等旅游机构数据现实，春节期间中国出境游订单同比增长640%，其中仅前往泰国的游客就几乎占据总量的一半。[23]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地区对中国的入境旅游、华侨/华人探亲、商务需求也正在逐步释放。
留学生不仅是两国科教交流的重要支撑力量，相较于一般政府或机构间的科教交流，留学生集合了外交、技术、经济、人文等多种资源，更是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24]2021年6月21日，习近平主席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回信，鼓励他们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25]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东南亚赴华留学生数量快速增长，目前已占“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东南亚也逐渐成为中国海外留学的热门目的地，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拥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国家。[26]
影视、游戏作为大众文化消费产品，是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一带一路”倡议为双方在文化产品领域的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后，大量的东南亚优秀电视剧被引入国内，如有豆瓣评分记录的泰剧平均分为7.23，东南亚引进中国电视剧集数在三年内便增长了96.1%。[27]网易、腾讯等中国国内网游企业，也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在东南亚推出具有针对性的游戏。
二、启示
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一直被部分国家污蔑为推行霸权的战略工具，东盟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始终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28]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与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以下措施密不可分。
（一）与时俱进，共同探索
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说：“‘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29]“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中国输出自身发展模式的政治战略，而是根据东盟国家发展需求，并从客观时代发展背景出发适时调整的发展倡议。面对绿色经济、“工业4.0”对于各国产业升级转型压力加大，以及各种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增加等状况，中国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提出“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理念，与东盟及其成员的相关发展规划进行对接，对东盟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提供了极大助益。
“一带一路”倡议的“灵活性”，以及在实践过程坚持平等互利而非“以势压人”的原则，确保了中国与东盟在危机面前会“共克时艰”而非“以邻为壑”，赋予了“一带一路”倡议生命力。比如，面對新冠疫情暴发，各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医疗资源挤兑等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但中国与东盟根据实际情况，将公共卫生合作提升到“一带一路”基础性工作的重要地位。[30]中国与东盟在各自都面临巨大困难的前提下，携手抗击疫情，共同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31]2022年12月，中国逐渐放松国内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相较于德、日、韩等国，东盟国家也表现出更多善意。[32]
（二）制度引领，模式创新
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深入已从最初的“项目引导”向“制度保障”方向发展，根据合作需求在不同层面建立起相应的协调制度。以2017年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这是中国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努力，主动构建全球治理制度改革的重大实践与突破。[33]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是中国与东盟等相关国家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的制度创新。在中国与东盟的国家层面，出现了中央政府与国内多行为体制度创建并进的局面。
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通过将“一带一路”倡议“嵌入”到各种“10+1”合作框架中，节省制度建设成本同时有助于“一带一路”尽快进入实践层面，并以新动能赋予各种“10+1”制度。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中心等中国与东盟重要的合作平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国内行为体也逐渐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制度创建中来，2015年成立的中国-东盟市长论坛、2016年成立的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论坛中国与东盟企业等，都是有益尝试。与国家政府相比，国内行为体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创新展现出极强灵活性，如日益兴起的智库，发挥“议题响应，智力先行”的作用。随着数字经济越发重要以及RCEP进入实施环节，在2022年第十四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上，成立了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智库联盟。2022年中国-东盟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智库联盟论坛的主题是“以RCEP合作为契机，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民意需求，底层动力
东盟成员国在2013年后面临来自内外环境的变化。从东盟内部看，有的东盟成员国经历了剧烈的国内政治的变革。如泰国和缅甸分别在2014年、2021年发生军事政变，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大选中实现了建国后的首次执政党轮替。从外部环境看，民主党的拜登202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基本继承了前任共和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东盟对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压带来的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压力感到担忧。[34]但是，以上变化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东盟成员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这与东盟成员国国内民众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认知有关。
调查显示，超过70%的东盟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东盟地区经济起到积极影响，超过60%的民众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本国经济产生正面作用。东盟国家的主流民意对于本国加强与中国经济交流乐见其成，超过70%的东南亚国家受访者认为中国与本国关系是重要的，这有利增强“一带一路”在东盟民众当中的认可度。[35]绝大部分民众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对地区经济的积极意义，并对东盟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的经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给予高度认可，将“一带一路”视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正是来自社会层面的强大民意基础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稳定性，避免了短期政治危机对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产生结构性冲击。
（四）内生动力，打牢基础
在全球层面，世界经济在尚未完全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的情况下便遭受了新冠疫情的冲击。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各种形式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会持续到“后疫情时代”。[36]目前全球化已经进入到以区域化为主的“慢全球化”阶段，企业和国家为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进行产业布局时会更加倾向于邻近区域。[37]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具有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特征，传统下游欧美消费市场的增速减缓与上游全球产业链调整，会对中国与东盟经济稳定性产生严重冲击。中国与东盟都面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压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彼此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挖掘东亚区域内部的市场经济潜力，符合中国与东盟共同的利益诉求。
正是面临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抱团取暖”构成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生动力，而区域化的成果则成为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新基础。中国-东盟自贸区和RCEP等区域自贸协定创造了区域互联互通、引领基建、产能合作与人文交流的综合效应，强化了中国与东盟之间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分工格局。[38]中国-东盟自贸区和RCEP又为中国与东盟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探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路径。[39]
（五）转危为机，趋利避害
随着全球极端气候增多，中国与大部分东盟成员国需要同时处理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的挑战。2015年，中国成立“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确定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为提供技术支持的牵头机构，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工作提供组织机制保障。[40]绿色经济逐渐成为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支点。2020年11月，第37届东盟峰会强调东盟的经济复苏工作不仅是应对新冠疫情的阶段性任务，而是立足经济转型的“绿色复苏”。[41]2021年，“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东盟合作年主题。同年10月，第24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将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主题合作延续到2022年。[42]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表明中国要在实践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国通过绿色“一带一路”与东盟在绿色重点领域展开务实合作，不仅助力东盟“绿色复苏”项目落实，亦可推动中国和东盟共建“绿色丝绸之路”。[43]
美西方有意分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正式启动“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简称：IPEF）。IPEF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意在打造针对中國的“小院高墙”，在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围堵中国，力推东盟成员国等亚太地区的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44]为应对区域经贸分工“制度分裂”的压力，李克强总理在2022年11月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谈判，重点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展开。[45]中国与东盟通过主动提升自由贸易区质量的形式，保障“一带一路”不仅可以避免区域制度“撕裂”的威胁，反而能够引领区域经贸制度发展方向的深化。
三、展望
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46]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应对全球化危机，谋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现代化
党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当今时代，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无法摆脱彼此的影响与联系。[47]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现代化。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与沿线国家分享和对接现代化的经验，满足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需求，是中国通过合作共赢方式促进参与共建各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典型案例。[48]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改革开放，既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同发达国家形成重要环流，中国又通过“一带一路”形成另一个环流。“一带一路”倡议激活了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现代化的梦想。[49]从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历程与实际绩效来看，中国自身现代化在得以进一步推进的同时，东盟参与共建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也得以提升。东盟通过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改善了自身交通、通讯、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条件，探索出一条通过深度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新型现代化道路。[50]
（二）引领新领域，应对新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是属于全世界的发展倡议。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中国与东盟当前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不仅要面临传统安全议题的挑战，同时还要应对诸如极端气候、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压力。现代安全不能仅局限于国家安全行为体层面，应站在全人类共同安全和全球普遍安全的高度进行思考。[51]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52]“全球安全倡议”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后又一项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实践。[53]
“全球安全倡议”，本质上是中国在对世界局势愈发清晰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54]全球安全倡议包括“六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55]安全共享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基础，既要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创造良好的政治基础，也要在下一阶段依靠“一带一路”制度化建设实现互利共赢。
（三）多链融合，集成合作
在2020年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东盟方携手努力，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推动双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56]产业链是从产业角度分析经济循环，而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中间产品的供应则形成供应链，产业链不同环节对应不同的附加值则产生了相应的价值链。[57]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分别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不同层面，反映了现代经济生产活动的运作形态。[58]随着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深入，以及现代化生产组织形态的发展，“链”与“链”以及不同类型的“链”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如数字产业链和新能源产业链之间的交集日益明显。
随着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入，数据中心在成为数字经济重要基础的同时，已成为主要碳排放源之一。[59]2022年初，新加坡政府在制定更严格的绿色标准后才恢复一度中断的数字中心建设。这与当年6月23日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电力一体化项目（LTMS-PIP）启动有关，新加坡借助该项目每年从老挝进口多至100兆瓦可再生水电。老挝水利参与跨国电网设施的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新冠疫情初期，中国与东盟之间供应链的中断，一度使得中国与东盟制造业生产活动受到普遍冲击。[60]因此，推动“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新兴议题与传统的经贸合作融合，可以最大限度挖掘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合作的经济、社会效益。
（四）“大而全”与“小而美”
2018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61]“一带一路”对中国与东盟在国家乃至国际发展战略层面的对接仍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工作内容。要确保“一带一路”项目在东道国社会层面的“下沉”，在做到“大而全”的同时兼顾“小而美”。
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的早期合作项目大都聚焦于重点大型基建，或政府层面的大型发展战略对接。今后，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可以向社区层面“下沉”，与东盟国家进行更多民生工程领域的“小”合作项目，如乡村地区的清洁用水、基础教育、公路修缮等。中国企业参与的许多“小而美”项目有效提升相关国家民生水平，已经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对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民的“心联通”起到极大的助益。[62]“小而美”的项目在经济上还具有规模小、风险低，能吸引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的建设力量。[63]
（五）加强智力引领
中国与东盟大部分成员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缺乏主导大型国际合作的经验，因而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更多的是“摸着发达国家的石头过河”。中国与东盟诸多“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以及保障机制建设，如亚投行成立和具体规则制定都广泛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这对“一带一路”倡议尽快“落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体的重要实践，本身就是中国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化模式垄断地位的尝试，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64]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骤升，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际发展环境都正在发生变化。[65]
人类社会共同面临如何创建一种低波动、低能耗、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挑战。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内外环境的变化，都要求中国与东盟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进行创新，在建设过程中更加自觉主动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同理念的落实需要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在思想理念、价值取向与体制机制等多领域创新，政府、企业、院校、智库乃至普通民众在内不同行為体，在智力领域的创新引领则成为这种创新的必要条件。
（六）提供共同规范
中国与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探索出的发展导向型合作模式已经逐渐成型，各方均从中获得巨大收益，这有助于双方后续合作的深入展开。[66]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动机和最终归属，但建立在利益依赖基础上的关系难以确保合作动力的持久和相互关系的稳定。[67]为维护中国与东盟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关系的稳定，双方应在关键领域树立共同的规范。“规范”是对国际事务中“正常”的定义，既向相关行为体传达一种标准化的概念，包括了“应然”和共同价值。[68]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旧有的国际规范已经愈发不能适应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型的需要。[69]作为一种新型国际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嵌入程度，但在具体的行为标准、程度和规定中的渗透程度仍有待提升。[70]
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下一步重点，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入到“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新兴议题建设中。如后疫情时代如何协调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澜沧江-湄公河跨境河流的共同开发治理。这样的环境、社会与经济综合议题妥当处理更能彰显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数字资产的定义和跨境流动等议题，这关乎中国与东盟如何更好的发挥彼此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规模优势。
四、总结
2023年是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助力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升级，大量“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在东南亚落地，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极好的示范效应。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切入点，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政策协调度与战略内外统筹性也日益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受了各种内外冲击的挑战。在全球化停滞、不同大国之间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种安全议题层出不穷的当下，对稳定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彰显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与担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下一个十年中，中国与东盟继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各项合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其重要性与影响力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与东盟双边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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