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指出了统一战线领域实践中存在的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及有效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新时代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基于统一战线领域具体化的风险内容及其风险特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的方法，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3? ? ? ? 文献标识码：A ? ?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3.02.02
统一战线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新部署新要求，为新时代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有利于防范化解统战领域风险隐患，推进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人民利益日益多元化易诱发统一战线领域诸多风险隐患。在新时代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要求就是要守牢重大风险底线，发挥统一战线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证执政有力、促进参与有序、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增强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风险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一、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控治理的社会功能
国家治理要求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在新时代，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具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政治共识和民族团结，维护统一战线领域稳定等社会功能。
（一）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手段。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具有系统的制度体系结构，具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运用制度管理改革发展、外交国防、治党治国等社会事务的能力。加强国家治理能力，要以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逻辑，激发社会创新能力和建设能力，提高国家治理整体水平。
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能够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具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功能。一是新时代大统战格局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积极适应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一方面，统一战线可以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国家社会治理制度供给与服务效能整体性不足的问题，积极防范与化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提高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具有参政议政、协商民主的功能。新时代统一战线在人才、共识、力量等方面具有制度优势。在党的执政、政府治理和社会参与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民主、科学、依法原则，发挥统一战线的参政议政、协商民主功能是坚持民主、科学、依法原则的前提。[1]二是发挥统一战线的凝聚共识功能，推进形成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制度之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完善的制度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需要主体协同配合，发挥集体的智慧与凝聚力。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汇聚各族人民的智慧，形成广泛的共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增强政治共识与民族团结，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共识是合作共事之基、团结奋斗之要。政治共识是一种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重叠共识，是人们在公平正义基础上在公共领域中達成的公共意见。政治共识包括价值、信仰和规则三大体系，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增进政治共识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政治认同感，坚持求同存异，广泛凝聚共识。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基石。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建立了不同的统一战线，旨在团结凝聚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完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目标。
统一战线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力量共同体，是增强政治共识与民族团结的重要法宝。共同体的本质是一种共同关系。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民族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统一战线思想萌芽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谋求合作的联合政策，产生于国共关系破裂、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严重受挫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提出后，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称为“三大法宝”。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统中有战”以及“战中有统”是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内涵，“统”与“战”的选用完全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利益需求以及当时的革命形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超高的智慧，灵活运用“统”与“战”，并将其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增强了民众号召力，充分印证了统一战线增强政治共识与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宝作用。[3]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4]为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提供保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源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领域工作，并将统战工作作为全党的重要工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团结人民、汇聚力量的法宝作用。
（三）阻断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叠加共振传播链条，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领域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社会基础。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最基本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求积极防范和化解社会领域风险，筑牢安全防线，为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的防控治理有助于确保社会大局的稳定。统一战线坚持求同存异理念，具有化解矛盾的重要功能，具有服务大局的观念意识和团结民主的思想主题，对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统一战线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是社会各领域能否维持和谐与稳定的关键要素。统一战线能够有效化解党派、民族、宗教以及各阶层各领域存在的风险及矛盾，号召人才、激发动力、汇聚智慧、凝聚共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作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统一战线工作旨在探究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民族之间的平衡点；力求信仰上的相互尊重、政治上的民主协商、经济上的齐头并进、文化上的求同存异、生活上的互帮互助；坚持增进各阶层群众的联系，听取各阶层的心声与建议，维护各阶层的合法权益，保证各阶层有序参与政治生活，调动大家奋斗向上的热情与动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齐心协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坚决阻断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叠加共振的传播链条，确保社会大局的稳定。
二、统一战线领域风险的内容与特征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引起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给统一战线领域带来多样化风险。精准把握统一战线领域风险的内容与特征，这是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
（一）政治安全领域：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政治同心圆面临外部干扰
政治安全具体是指国家主权、政治秩序以及意識形态等方面免受威胁和破坏等客观状态。[5]当前，我国政治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外部环境变幻莫测，内部环境错综复杂，对我国政治安全带来潜在的影响。统一战线在性质上属于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与政治安全休戚相关。在政治安全领域，统一战线领域风险主要涉及政权安全、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等领域。
1.政权安全领域。美方恶意攻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论是特朗普时期，还是拜登时期，从未放弃利用各种方式方法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伺机寻找发动“颜色革命”的时机。[6]利用宗教、人权是西方有关国家的惯用伎俩，旨在对我国局部地区制造暴动与混乱。例如在香港地区策划“7·14”暴力袭警事件，在新疆地区策划推动“新疆棉”事件，等等。上述系列事件都充分证明西方反华势力以统战领域作为突破口，企图对我国开展“颜色革命”并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2.主权安全领域。国家反分裂斗争形势严峻。国家反分裂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的特点，严重影响我国主权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风险因子。[7]外部干预、内外勾连已成为我国反分裂斗争活动的显著特点，台湾当局“依美谋独”是惯用伎俩，美国不遗余力企图借此打压和分裂中国。2021年，美国频繁与台湾当局高层进行会谈以及互动，加强与台湾地区的教育与军事交流合作，利用美亲台势力进行炒作，通过各种所谓“挺台”“友台”条约、条款。在此背景下，日本紧跟美国“亲台”步伐，与台湾当局交往甚密。例如政治方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发表“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言论；经济方面，加强与台湾的贸易往来，频繁碰触我国外交、主权安全底线。[8]台湾当局日益加紧笼络外部势力，企图延滞祖国统一台湾进程与破坏“一个中国”原则。除此之外，外部势力还利用宗教极端思想，大肆推动“港独”“藏独”“疆独”等分裂活动，妄图破坏我国的主权安全，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3. 制度安全领域。外部势力干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外部势力以“制度污名化”为主要手段，直接插手干预我国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利用话语权和人权问题搬弄是非，“新疆棉”事件就是该手段的典型代表。在西藏问题上，美国从未停止以各种方式插手西藏事务；千方百计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推动暴力事件发生，从最初武力抵抗西藏和平解放、武装叛乱、袭扰边境，到2008年的“3·14”事件，再到2009-2013年利用宗教、信仰问题挑唆僧人、村民自焚。[9]在涉港问题上，西方分裂势力从未放弃挑拨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行为卑劣，政治目的多端，已成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给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带来潜在隐患。
（二）经济安全领域：基本经济制度安全运行面临新风险
经济安全是指使国家经济处于不受干扰的状态和消除干扰因素的能力。经济安全包含“经济安全条件”与“经济安全能力”。在经济安全领域，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会给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运行带来新风险，主要包括对巩固基本经济制度，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风险。
1. 基本经济制度安全面临风险。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智慧结晶。当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各国经济都呈负增长状态，单看2022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6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5%。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趋势被欧美等西方国家“唱衰”，长期遭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污蔑，并试图在中国移植该经济模式。索罗斯是“唱衰”中国的著名反华资本家之一，曾企图利用狙击英镑和泰铢的方式狙击港元，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同时，还有西方势力制造“国有企业垄断”，鼓吹“去国有化”“私有化”，唱衰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有的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歪曲理解为公有制企业“私有化”。2017年10月，美国公开宣称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综上所述，西方新自由主义企图对我国经济制度进行污名化操作，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安全形成输入性、潜在性风险。
2. 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国内外环境带来的潜在风险。内部层面，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周期性矛盾等风险因素，存在产业链运转不顺畅、需求结构变化、生产成本攀升、创新力低、人才匮乏等问题。[10]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社会经济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现状持续低迷，供应链不畅等问题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外部层面，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西方贸易保护等风险因素。美国总统拜登在竞选时曾承诺废除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但是拜登上台后不但没有废除，反倒变本加厉，致使中美贸易博弈愈演愈烈，覆盖范围日益广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东升西降的微妙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泛滥，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转变，势必对我国企业的转型升级造成影响，挤压我国企业的生存空间。[11]在外部环境充满风险以及内部产业结构充满变数的背景下，我国非公有制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三）文化安全领域：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巩固面临的新风险
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保证国家精神产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内外部环境等各种风险因素威胁；二是创造精神产品主体的主观安全，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感受良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关乎民众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认同感以及凝聚力的提升。统一战线的功能旨在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汇聚人心，凝聚力量。在文化安全领域，统一战线领域主要存在如下风险。
1.分裂主义催生国家认同风险。分裂势力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国家认同主要包括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在地域、宗族、信仰等方面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形成认同多元化特点。[12]内外部分裂势力煽动民族对立情绪，企图摧毁或削弱对国家的认同感，直接威胁着我国的文化安全、社会安全與祖国统一。以台独势力为例，台独势力鼓吹和推行“去中国化”，旨在实现台湾独立，利用各种方式剥离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为颠覆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的地位，台独势力打着“文化多元”旗号，推行“国语多元”，并通过颁布所谓“国家语言发展法”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在历史教育方面，台湾当局大肆推行教育改革，弱化两岸人民同根同源、一家亲的意识，妄图隔断两岸人民的血脉亲情。“文化台独”侵害了两岸人民的深厚感情，稀释了台湾人民的家国情怀，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13]
2.加大统一战线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西方文化渗透目标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手段极具侵略性、整体性，并不断动态调整其渗透策略。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目标旨在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开展“颜色革命”，试图瓦解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搅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西方国家利用转型期的矛盾，通过渗透主体、渗透方式以及渗透内容等对我国进行多元化渗透。在渗透主体方面，政府是早期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主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渗透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跨国传媒集团、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个体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重要力量。在渗透内容方面，推行去政治化目标，包括早期西方国家大力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缺陷、社会主义失败论等。在渗透手段方面，利用技术优势、现代传媒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价值观传递；美国国安局利用先进的量子攻击技术分批次、分阶段对全球各国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中国是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的重点对象，重点攻击我国通信领域，世界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交软件都是美国网络攻击的重点。上述行为对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影响，加大了做好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
（四）社会安全领域：社会结构平衡和社会团结面临新风险
社会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安全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新阶层涌现以及社会结构分化，诱发社会结构的失衡，成为影响社会团结的不确定性风险变量。
1.经济高速发展催生阶层结构分化与变迁，增加组织难度。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和断层，新阶层不断涌现、整合；我国的社会阶级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叠加复合特征。[14]伴随着人口流动、收入差距、利益分化、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新兴产业等因素的变化，社会成员关系日益松散，垂直向上的阶层入口趋于封闭；各阶层博弈空间变大。面对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的现状，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呈现出扩大、工作内容日益复杂、工作方式单一、队伍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阶层的复杂化致使统战工作的难度呈直线上升趋势，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从体制内延伸到体制外，工作内容、工作方式逐步从单一化趋向多元化。个体差异巨大且复杂多变的社会阶层变迁，使统一战线传统的工作方式面临效能低下等问题，组织社会成员、团结社会成员面临阻力。
2.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凝聚共识难度增大。在“互联网+”背景下，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同处于社会现实环境和互联网技术构建的虚拟环境中。“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传递飞跃式发展，转变了人的交往方式，同时为政治认同与政治联盟构建带来诸多风险因素。[15]统战工作在“互联网+”背景下面临隐性化侵袭，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分裂思想以及宗教极端思想披上了隐身衣。在隐性文化侵袭下，制造多样化的对立思想，企图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瓦解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战工作的大团结大联合。
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防控治理对策
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复杂，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多维叠加，对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提出了更高要求。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防范与化解，要坚持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有效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
（一）坚持思想引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
思想引领是把握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权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政协7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对象思想动态，坚持聚同化异，实现各领域、各阶层、各阶级思想层面上的共同进步。”通过思想引领，可以增强社会各界人士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凝聚共识。
1.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思想引领的根本。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并将其全方位贯彻到统一战线领域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使统战人员正确的掌握其前进方向。[16]
2.抓好教育培训，加强思想引领。统一战线成员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其中蕴含的核心要义，不断提高自身政治觉悟、政治站位和政治能力，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17]深刻理解党中央各项政策的内涵，是推动统一战线各成员保持与党中央同向前进的根本所在。
3.做好各阶层代表的思想工作是实现思想引领的关键。要深刻把握新兴阶层的思想动态，拓展信息反馈渠道、民主监督渠道、参政议政渠道、投诉反馈渠道，利用新媒体技术，增强统一战线成员与统一战线对象之间的深入交流，强化其思想引领，增强新兴阶层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不断探索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思想引领工作的特点与规律，最大程度的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二）坚持求同存异，引导党外人士发挥独特作用
求同存异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求同存异，有利于实现爱国统一战线领域的团结。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态势，不同阶层在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呈现多元化特点。在新时代引导党外人士发挥独特作用，要坚持求同存异的方法。一是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相统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利益诉求呈现动态变化性，这就要求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求同存异，时刻关注党外人士的思想动态，在稳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前提下，充分尊重各领域党外人士的差异，创新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的渠道。二是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库”“智囊团”的功能优势。各阶层、各领域的党外人士人才荟萃，在特定工作领域都具有话语权与影响力，是各领域的“人才库”“智囊团”，因此充分调动党外人士的参与度与自主性，优化整合党外人士在各领域的人才与智力等方面的优势，激励调动党外人士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在正确引导基础上，鼓励党外人士开展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有利于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党外人士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奠定基础。
（三）坚持价值引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长期积淀的思想成果，是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精神内核。在多元化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被削弱，做好新時代统战工作，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统一战线成员和对象中的统摄作用。一是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共同理念和共性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国家、社会、个人等层面实践内容，指引人们在各社会领域中的实践。此外，还要考虑统战对象的个体差异性，考虑个体在文化、思想、价值观与地域等不同的现实性因素。二是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渠道。[18]整合教育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学习平台，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重视统一战线理论学习；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项学习与专项培训，促使党内外人士内心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载体。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统一战线工具具有鲜明的统战价值。[19]为拓展统战工作创造了条件。网络社区、微博、QQ群、微信群增加了统一战线成员与对象之间的交流与联系，[20]通过鲜明的宣传对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
（四）健全体制机制，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可以有效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党的统一集中领导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根本保证。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要以体制机制为抓手，探索形成统战工作发展新模式。一是完善统战部门自身建设机制。有效整合统一战线工作多方资源是实现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统战部门明确职责，科学公正选拔人才，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形成良好的大统战工作态势。[21]二是完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机制。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提升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组织协调、思想引导等能力。此外，还要注重党外代表人士后备队伍建设，形成科学完善的后备队伍体系，按照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进行重点培养，实行动态管理，为精准应对统一战线风险提供人才保障，实现风险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22]三是建立科学的奖惩考核监督机制。对统一战线工作定期开展监督与检查，有利于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对统战工作的多举措督查，监督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将纪检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为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保护屏障。对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主体责任缺失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与工作条例的个人，应按照情节轻重给予处分。同时，为统一战线工作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集体与个人，应给予适当奖励与表彰，形成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提高统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既需要纪律保驾护航，还需要人文关怀，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不断推进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朱振辉，刘凯.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及其实现[J].泰山学院学报，2021（6）：83-8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9.
[3]何虎生，赵文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法宝、和合与平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1）：123-13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91.
[5]杨大志.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N].解放军报，2018-04-20（7）.
[6]毛欣娟，马振超.高度重视防范“颜色革命”风险维护我国政治安全[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7（4）：16-20.
[7]张仕荣，高明远.论反分裂斗争的形势与路径[J].兵团党校学报，2019（2）：37-43.
[8]贾蓓.2021年台湾对外交往综述[J].两岸关系，2022（1）：46-47.
[9]张永海，李文华.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西藏反分裂斗争形势探析[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44-51+154.
[10]王紫艳，李东雅，陈偶英.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及统一战线功能发挥的对策研究[J].财务与金融，2021（4）：76-79.
[11]龚颖婕，杨景光.民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下的动态、困境与对策[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6）：107-112.
[12]张建，包玉婷.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以港台地区为例[J].台湾研究，2021（1）：37-47.
[13]仇志群.“文化台独”在语言和历史教育领域的表現、影响及应对[J].现代台湾研究，2021（6）：42-49.
[14]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6）：5-16．
[15]谢静.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3）：17-23．
[16]孙信，赵妍.社会阶层变化视角下统战工作的挑战与对策[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2）：122-133.
[17]田荣，卢勇.当前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8-12.
[18]李新仓.重大疫情应对中思想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及实现方法[J].思想教育研究，2020（3）：33-37.
[19]肖存良.互联网+统战：互联网统一战线的政治学考察[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1）：7-13.
[20]侯天佐.统一战线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17（3）：27-31.
[21]王天海，臧秀玲.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意义、特征与保障体系[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3）：39-47.
[22]李新仓，陈彩红.危机治理中常见政策工具与运用策略研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1）：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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