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慧

　　（中共金华市委员会党校，浙江金华 321000）

　　党的形象是指“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的性质、宗旨、任务、指导思想，在开展政治活动中呈现出的行为状态和整体面貌，并通过外部展示和媒介传输后，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感觉认知和价值判断”[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党的形象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始终重视保持在人民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讲话中提出并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2]，短短的32 个字，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更是对党的形象的最佳阐释。回望党的百年历史，红色叙事文本作为重要的宣传媒介，是建构政党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系统梳理和总结红色叙事文本中党的形象塑造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挖掘和探索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经验路径，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形象宣传、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凝聚力群众影响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红色叙事文本中党的形象塑造

红色叙事文本作为“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点的叙事文学作品”[3]，以其独特的功能成为政党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陈顺馨指出“任何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都需要借助叙述来争夺话语权和历史的阐释权，这可以通过以资料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和文件纪录得以完成，但更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通过虚构的革命历史小说和反映一个大时代的社会建设小说。因为以文学形式出现的文本更贴近群众的阅读习惯更容易达到‘化大众’的效果。[4]”

　　首先，文本的引导、教化功能能够强化民众对政党的潜意识认同。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在激烈的矛盾中突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利用文学叙事“化大众”的功能，引导民众建构对党的形象的正向认知。其次，文本的对话功能能够促进社会成员与政党间的有效沟通。一方面文本塑造是作者对党的形象的提炼和升华，通过对有先进思想、高尚品德的人物形象塑造，侧面反映出了党的光辉形象；另一方面藉生动形象的故事，将党的理念和政策生动展现出来，从中让民众理解了党的理念和政策，加深了民众对于党的情感认同。

（一）在历史事件再叙述中突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红旗谱》为例

红色叙事文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建设历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式再叙述，具象化地展示了建党百年来党的革命成果和执政业绩，突出了党的领导在历史事件中的核心作用，具体表现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才能取得成功，任何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都必须确保和突出党的领导，其中具有代表性之一的是梁斌的小说《红旗谱》。

　　首先，强化了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内在逻辑。《红旗谱》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通过小村庄中朱、严两家三代农民同地主冯老兰父子矛盾斗争，对冀中地区“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两大历史事件进行再叙述。运涛在书记贾湘农的引领下接受了党的思想，他的返乡为朱、严两家带回了党的领导，朱老忠的反抗开始有了不同于父辈的新内涵，从单纯的个人恩怨上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一名私怨复仇的农民升华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朱老忠的胜利也是“反割头税”运动胜利的反映，党的革命目标与个人的正义在此处融为一体，塑造党与人民利益一致、为人民谋幸福的形象，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党的情感认同。

　　其次，突出了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确立党的核心地位的发展逻辑。《红旗谱》将“反割头税”这一历史运动在一个小村庄中进行具象化的展现，通过对党的革命、建设历史的再叙述，突出了党的核心地位。在群众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带领新中国走上建设发展获得改天换地伟大成就的历史认知。

（二）在人物塑造中展现党的优秀品质——以《红岩》为例

党员是政党的基础要素，党员的整体价值观对自身的形象塑造有着积极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政党形象的组成部分。红色叙事作品十分注重人物性格中的精神品德，将这些人物形象塑造成为彰显党的理想宗旨、理论精神最具范式意义的榜样和典范。英雄人物体现出来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品质，在文本中通过艺术化加工加以凝练和突出，引发民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党的理念、承诺、精神的具象化展示，在潜移默化中强化民众对党的情感认同和心理拥护，树立了党的先进形象。“《红岩》着力于塑造英雄群像，塑造了江姐、许云峰等一个个独具光彩的英雄人物，使小说成为一部当代文学中少见的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英雄谱。[5]”

　　首先，塑造人物突显党的形象，主要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单纯形象，能够突出地展现人的某一类品性。其“长处是他们事后容易为读者所记忆。由于他们不受环境影响，所以始终留在读者心中”[6]。红色叙事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运用集中、夸张、巧合等艺术手法，突出强调某一类型人物的共性特点，例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共产党员、朴实苦难的工农群众、狡猾投机的特务分子和凶残暴力的敌人等，特点鲜明的人物塑造既易于辨认又能够加深读者记忆。加之以丰富的细节描写，在突出英雄人物精神品质的同时也更加有血有肉，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成为党的形象的最佳展示。在《红岩》中，作者通过细致的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传神的刻画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展现出江姐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气势，展现出对于党的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

　　其次，运用对比突出党的形象。通过正面英雄、党的事迹与反面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巨大的反差给民众以深刻的印象，从而加深民众对于党的形象认知和情感认同。《红岩》中塑造了足智多谋的领导者许云峰、革命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刘思扬、忍辱负重的华子良等一批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在反派人物徐鹏飞的对比下更加凸显出崇高的革命意志。徐鹏飞是一个“如果在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7]的反派典型，他的凶残与狡诈反衬出革命者的机智和勇敢。在这些坚定无畏的革命者身上展现出党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塑造了党为人民幸福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伟大形象。

　　《红岩》主要依靠塑造典型人物的高尚品格和理想信念来展示党的形象，这也是红色叙事文本中经常采用的手法。革命历史时期红色叙事文本中普遍突出了正面人物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展现出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形象。

（三）在通俗故事中具象化党的生动形象——以《沉重的翅膀》为例

文学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互为印证关系，使得文学承有了将革命的承诺、观念进行形象化呈现的功能，红色叙事正是以文本化的方式去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图景。

　　首先，以通俗情节切片化展示历史重大事件。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作为第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聚焦于改革过程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以一个小小的制造厂为对象，描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艰难与阻力，展现了以郑子云为代表的改革派不畏险阻、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和奋斗形象。小说将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国家政策以通俗简明的正反斗争的情节表现出来，在揭示改革开放是民心所向的同时，也歌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

　　其次，以生动故事具象化展示党的形象。红色叙事文本将抽象的党的形象落地为具体事迹和人物形象，使党的形象在这些具象中更加有活力、接地气。在《沉重的翅膀》中，张洁以“挣脱束缚的翅膀”象征着改革开放必将走向成功，通过厂长郑子云与工业部长田守诚的斗争故事，具象化地展示出在改革过程中阻碍改革和坚持改革两派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并以郑子云在党的十二大代表选举中获胜为结局，揭示出改革是民心所向的主旨，展现出党始终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

　　《沉重的翅膀》所采用通俗简明的正反斗争情节是红色叙述文本吸引读者的典型手法。红色叙事文本为强化教化工农群众的功能，充分借鉴通俗小说经验，以通俗的正反斗争情节和跌宕起伏的鲜活故事展现出党历经风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形象特征。

二、红色叙事文本中党的形象的百年演变

政党形象的核心来自于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指导思想。党在开展政治活动中呈现出的行为状态和整体面貌以及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感觉认知和价值判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党的形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党的形象建设作为一项关乎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实践探索中成功的塑造并不断优化了党的形象。在红色叙事文本中党的形象塑造呈现出从强调党的先锋性、革命性到突出党的先进性、使命性的历史演变。

（一）党的形象体现——从政委、支书到书记

在革命历史再叙述中，为了生动展示出“党指挥枪”这一原则，政委往往被作为红色革命小说的重要角色，被塑造成为革命思想的引领者、工农群众的启蒙者和引路人。“政委”这一角色也就成为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具体化身，党的先进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通过政委这一角色的言行展现出来。作为先进分子的代表，政委常常被赋予教育引导、解疑答惑、坚定信念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潜移默化影响了读者。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政委形象的描写展现党领导革命的坚定信念。以政委形象作为“党的领导”具象化展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据刘知侠自述，小说中塑造的李正这一政委形象，是他在杜季伟、文立正、杨广立、赵若华、张鸿仪与郑惕等六位真实存在的政委性格的基础上综合塑造而成的，是对于政委这一形象的集中展示。李正坚定、正派、宽容公正，他对游击队员原来散漫作风的改造成为铁道队成功的转折点。对这支稚嫩的抗日队伍进行改造、锻炼并领导其成长的过程中，突出了“党指挥枪”的中心。杜鹏程因《保卫延安》中李诚这一政委形象受到高度评价，“从这个人物（李诚）身上，人们能够最深切地了解到为什么党的政治工作是我们部队的生命和胜利的保证，以及怎样地使它成为部队的生活和胜利的保证”[8]。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村支书和书记形象展现党不畏艰难、带领人民建设的优秀作风。在以建国初期“三大改造”历程为再叙述对象的小说中，重点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对党的认同感，塑造出一批积极引导农民、改造农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村支书形象。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塑造的奉命来到偏僻山村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的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以及柳青《创业史》中品质优秀、思想先进的党员村支书梁生宝，都展现出先进的党员精神。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矛盾的变化，80 年代涌现出一批改革小说，塑造了一批典型的党的书记形象。以陆天明的《省委书记》为代表，小说塑造了以贡开宸为代表的三代省委书记形象，通过对他们所经受的风风雨雨及沉重压力的描写，细腻地展现出改革征程中的现实矛盾，真实展现出改革征程的泥泞与风险挑战，把改革中的冲突、艰险、忧患，乃至严酷的境遇摆在了读者的面前，突出强调了以贡开宸为代表的省委书记们的勤政廉洁、忠于职守、勇于奋进、担当使命的崇高品格，塑造了党领导人民不畏艰难、改革开放、为实现民族富强而执着奋斗的伟大形象。

（二）党的形象定位——从无产阶级领导者到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党的形象塑造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四个阶段，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在红色叙事作品中文本的精准形象定位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形象定位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工人阶级革命先锋形象。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是当时的迫切需求。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矛盾的基础上，联合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牢固树立了无产阶级领导者形象，确立了政治权威，赢得了群众认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武装斗争的小说是蒋光慈的《短裤党》。小说以瞿秋白、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背景，描写了1927 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直至取得胜利的艰苦斗争，其中以杨直夫、史姚杰等人为代表无产阶级领导者，展现出党作为无产阶级领导者英勇斗争、不负人民的光辉形象。

　　其次，新中国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形象定位主要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的改革先锋形象。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党的重要任务。20 世纪80 年代，涌现出一批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作为改革文学的发端，以某重型机电厂的生产改革为背景，塑造了乔光朴坚毅无畏、雷厉风行的改革家形象，“乔厂长”成为当时一批改革者的代名词。

　　最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形象塑造重点演变为突出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党的主要任务。王松的新时代农村书写《暖夏》，以天津城乡结合部的两个农村的脱贫攻坚为叙述对象，在两岸村子从对立到和解、再到联合发展的过程，突出了农民的思想转变和精神“脱贫”，体现出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想，展现了党致力于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愿景。

（三）人民群众对党的形象的认知——从拯救者到改革者、建设者

政党形象文本建构首先需要关注文本的原初语境。一是密切联系时代背景。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时代语境，民族危亡成为民众最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成就。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叙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坚定抗日的崭新革命政党形象。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再叙述的作品中，中国共产党是救赎民众、摆脱苦难境遇、带领民众反抗压迫的“拯救者”形象。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1946 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为历史背景，通过暖水屯一个普通村庄的土改运动，展现了当时贫苦农民对党的土改运动的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贫苦农民战胜了狡猾的反派地主富农，踏上了光明大道。其次，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历程再叙述中，党被塑造成为一个领导人民走向富强的建设者和改革者形象。柯云路的《新星》是反响较大的改革小说之一，其中塑造的三十二岁受命到古陵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李向南，就是一个直面改革的典型。他到任后迎难而上，以雷厉风行的改革手段与保守势力做斗争，他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代表了不畏艰难、勇敢改革、担当有为的共产党员。他身上传达出的“改革理念”正是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彰显。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并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走向伟大复兴，这一系列的伟大业绩为党树立了光辉的形象，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形象塑造经验，为新时代党的形象塑造提供了经验启示和可供借鉴的路径。

三、新时代党的形象塑造的启示：形塑、宣传、感知

传播学认为“形象的形成需经过两个环节，一方面，它需要通过主体自发或自觉地塑造，另一方面，它要通过公众的感觉认知而形成一种印象、评价”[3]。政党形象的形成塑造也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实现的。党的形象塑造路径可以归结如下：党的执政行为+公众对党执政行为的认知、评价(通过沟通互动)→（形成)公众心目中党的形象。因此，优化党的形象，根本是要实现党执政行为的优化。由此，党的形象建设可以从“党的自身成就和形象自塑”“媒介的传播”和“大众的感知”三方面着手，构建“形塑”“宣传”“感知”相结合的三维塑造模式，以提升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

（一）形塑：提升对党的形象建设的谋划高度

形象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主观性概念，既包含了形象主体外在的行为展示，也是对其内在精神品质和素质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形象就是党自身的性质宗旨和历史贡献的综合展示，需要通过政党实践活动来加以提高。

　　历经百年，从南湖起航的一叶小船成长为如今乘风破浪的巍巍巨轮。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党的形象建设成为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以战略性眼光进行设计，提升对党的形象建设的谋划高度。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源。党的核心理念、执政作为是党的形象建设的根本和源泉，加强党的形象塑造也要从党的主动作为开始。首先，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与时俱进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在执政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经验规律，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动塑造党科学执政的形象。其次，要坚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断优化升级党的组织形象。以严明的组织纪律、完善的工作制度展现出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弘扬优秀党员事迹和品质，展现出积极昂扬、担当有为、为民服务、清正廉洁的党员形象。

（二）宣传：加快党的绩效成果向形象建设的转化速度

岿望百年，以通俗文本具象化展示党的形象成为党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始终关注民生和社会问题，以民众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民生问题为主题，以通俗易懂、直白明了的艺术塑造，通俗化讲解宣传党的政策理论的同时，及时地响应人民呼声、回应民众需求，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育引导功能，在民众认知中塑造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因此新时代加强党的形象宣传力度，最重要的是抓准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并及时快速地给予关注和回应，让民众能够看到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在其中找到党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与态度。

　　因此，加强新时代党的形象构建，首先要夯实理论宣传的厚度，民众对文本的基本要求是“有用”，即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当前随着教育的普及，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较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有了巨大的提升，这也意味着民众有了更强的自我分析能力，对于党的宣传在理论上和质量上都有着更高的期待和要求，要求党的绩效成果转化为形象建设时要更加注意做好受众分析，提升宣传作品的理论深度、艺术高度以及时代化的创新度。其次，加快党的业绩向形象转化的速度。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设计、形象介绍、形象宣传、形象传输等工作，不断改善和提升党在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的形象展现。充分发挥文联等文艺创作者的作用，鼓励作家针对民众关切的时代问题进行调研创作。宣传部门也可以以项目制的形式，对党的重大执政业绩邀请作家进行艺术再创作。迅速且高质量的将党的伟大成就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不断增强民众对党的方针政策认可度、满意度和信任度。再次，增添形象宣传的关怀温度。对现实问题的观照，是吸引民众的前提。从红色叙事文本的成功经验来看，文本现实性是拉近党与民众的距离的关键点，越关注现实、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愈加受民众欢迎，能够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和认可。

（三）感知：提高对红色叙事作品引导功能的重视力度

根据党的形象塑造路径来看，党的形象塑造的落脚点在于人民群众对于党的感知，因此在党的自身行为和形象自塑基础上，通过“媒介的传播”，最终实现民众对于党的形象的良好感知与接受。良好的感知能够增加民众对于党的情感认同，从而巩固和加深民众心目中党的光辉形象。“红色叙事”文本在党的形象宣传中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构筑了当代民众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史、建设史的形象化记忆，同时也对继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通俗的娱乐故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艺作品的教化功能。

　　新时代要更加重视和发挥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根据新一代青年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利用多媒体的发展以及数字文化的兴起，通过红色叙事文本的影视化进一步扩大了红色叙事文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强化大众对党的形象感知。首先，要生动鲜活讲好党的故事。创新讲述方法，以鲜明的色彩、动人的情感、生动的故事情节，利用多媒体技术和平台，扩大党的故事影响力。其次，引导人民群众发挥互动互通的主动性。推动人民群众从被动“听故事”向主动“讲故事”转变，由输入向输出转变，开展优秀党员的征集评选活动，开展调研了解民众对党的期待等。再次要在影视剧、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增强红色文化的比重，提高作品质量。王愿坚指出“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不重视自己的历史。他们都珍视历史并把它尽可能广泛传扬以证明这个民族和阶级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必要性。还要把它用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代以保持和巩固前人和后辈的精神联系”[10]。最后，加强教育，在青年一代中确立起对党的形象认同感和荣誉感。程光炜曾经阐述了革命历史叙事与国人精神成长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文学虽然只是一个较小的项目，它形象化的功能，和当代性、青年性的特征，却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的人生选择，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11]”革命历史文学深刻塑造了70后、80 后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新时代也应当充分利用文学艺术的引导功能强化对青年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的塑造。

　　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历来是我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党的百年征程，加强党的形象建设既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红色叙事文本中党的形象塑造经验，为强化新时期党的形象向社会和国际传播提供了一条文化路径，充分发挥红色艺术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历史教育，凝聚奋战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民心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