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八路军军政杂志》;基层战士;政治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2.02.03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庄桂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基层战士政治教育的逻辑与启示论析[J].克拉玛依学刊，2022（2）17-22.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宣传、研究军政工作的重要刊物之一。1939年1月创刊，1942年3月终刊，期间主要刊发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文稿，对战士政治教育工作的考察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笔者通过梳理《八路军军政杂志》中相关史料文献，总结八路军基层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的逻辑生成及现实启示，力图对八路军战士政治教育模式进行分析，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基层政治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一、历史逻辑：政治教育动力的四维来源
（一）坚定信念：长期战争需要政治教育的体系支撑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对中日两国之间现实力量、发展潜力与发展态势进行对比分析并谈到：“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1]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作了正确判断。在持久抗战背景下，一切工作须按照长期战争做准备，政治教育工作也不例外。持久战争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以保障人才的接续培养。基层战士作为八路军中数量最大的群体和最基本的作战力量，其政治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部队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加强对基层战士政治教育，“枪杆子”才能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二）划清界限：与敌对政治路线进行坚决斗争
抗战初期，国内抗战力量出现两种政治路线的分歧。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所主张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路线，与以国民党反动派为首的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妥协投降、制造摩擦的反动路线之间产生了尖锐对立。
政治路线的差异决定了具体工作上的差异。在政治教育方面，反动派军队的政治工作简单粗暴，对士兵的教育往往采取欺骗、蒙蔽等方式，并辅以体罚、屠杀等手段加以震慑，使士兵成为供其役使的战争奴隶。“凡是士兵被压迫的军队，决不是服务人民的军队，而必然成为压迫人民的军队”[2]。在对待战争问题上，反动派持妥协投降的态度，妄图伙同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共产党，以维系其反动统治。在军民关系上，反动派军队时常在民间进行物资搜刮与“抓壮丁”，有时残暴程度较日军更甚。在对待友军方面，蒋介石始终怀有“剿共”执念，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伙同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进行围剿。
八路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在政治路线上与反动派军队截然不同。为从基层加强部队的政治素质，避免非党内政治路线影响，对战士的政治教育便显得尤为重要。
（三）统一思想：克服兵源背景复杂化的不利影响
进入全面抗战阶段，随着战斗的接连进行，部队会出现减员，势必就地补充兵员。战争时期的新兵招募并没有严密的政治审查与素质检验，因此许多新兵的思想、志趣、社会背景各不相同，造成部队内部成分的复杂化。
招募的新兵中有些是政治坚定，志在救国;有的是因一时冲动而参军;有的则是贪图部队待遇的地痞流氓;还有的则可能是打入我军内部的敌特分子。八路军战士所需具备的不仅是过硬的战斗能力，更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作为支撑。而成分复杂的新兵绝大多数并不具有这些素质，若不加以统一的政治教育而仓促投入战斗，必然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因此“从政治上提高他们自觉遵守纪律，自感军事生活兴趣，把纪律建筑在政治自觉的基础上面，成为真正铁的纪律，这是基本的工作。”[3]
（四）凝聚力量：对抗敌人政治攻势的必然性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不断遭受来自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反动派的政治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各地伪政权合流以成立伪中央政府，并勾联反动派中的亲日分子与妥协分子进行和平投降活动。国内反动势力也通过报纸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章，“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与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割据与向外扩展，共产党大发展与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群众的眼目，蒙蔽事实的真相”[4]。企圖将八路军陷于舆论上的不利境地，从而破坏已定的“抗战到底”的方针。
面对双重政治攻势，必须保证部队的凝聚力与政治站位。而基层战士的政治文化水平普遍较干部低，易受外部负面政治宣传的干扰，所以对其开展政治教育显得尤为必要。
二、现实逻辑：战士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失衡
（一）反动政治路线在军内的腐蚀性较大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在我们部队中的反映，就是军阀主义，土匪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对这些现象的自由主义，和对革命的政治工作路线的消极怠工”。[5]国内两种政治路线的差别，虽在抗战初期便已显现，但对立程度不大。正因如此，革命部队在政治路线上放松了警惕，导致八路军内部的政治工作开始受对立路线的影响，并且出现了反动案例。例如，抗战初期，张绍东、兰国清等基层干部的叛变以及少数部队中出现的贪腐现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在我军内部的影响日渐扩大，其影响对象也逐渐下沉到基层战士，造成了不良影响，主要体现为：不服从纪律、重感情轻政治、虐待俘虏、不关心民众、不爱护根据地等。对此，陆定一认为，“必须把这些错误的现象，不仅是看作与我们的政治工作路线不同的东西，而且应当作为不可容忍的暗藏的敌人来反对，来加以肃清，然后我们才谈得上坚持了正确的政治工作路线”。[5]
（二）政治工作出现机械性倾向
由于我军长期处于“游击战”环境中，部队内部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游击主义习气。在对基层战士的政治教育过程中，过分注重简单的形式，而忽略了政治教育本身作为一种教育所具备的科学性。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测验，往往以分数为合格与否的标准，以分数多少来评定政治教育的成绩。在连队的课堂上，战士们打瞌睡、走神的现象屡禁不止，与其归因于纪律性差，不如从政治教育本身去作检讨。[6]在对党员的发展上，某些干部以数字作为评定成绩的标准，制定突击计划大量发展党员，而忽视党员的质量，导致部队基础不稳固。
以上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教育工作中保守主义的体现。政治教育工作终将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方法来解决。一味墨守成规、简单套用公式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从工作思想上加以解放，发挥创造性，战士的政治教育才能更好地加以展开。
（三）时事教育与理论教育侧重点失衡
八路军战士政治教育的不成熟还体现在教育内容方面。在时事教育与理论教育上没有坚持“两点论”，致使对战士的理论教育远远落后于时事教育。在基层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上，政工干部没有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系统性、计划性，而是将宣传教育重心放在了临时发生的时事问题上面。战士大多能够了解现时发生的时事，却没有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仅仅知晓具体事例，却无法运用正确的理论予以解释说明，战士们只能做到“知其然”，却无法“知其所以然”，这对于战士政治素养的提升显然是不利的。理论教育配合时事教育，才能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变化的战争态势。
（四）教育内容、方法的契合度不高
首先，政治教育内容规定过于宽泛，不利于迅速把握学习重点。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基层战士所需掌握的远不止如何打仗这一问题，而是纵贯政治、军事、文化、时事等各方面。但是，战士们的政治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若全盘加以接受显然不切实际。此外，适合战士的政治教育内容同样繁多，若是“上起课来，东拉西扯，从天上讲到地下，从中国讲到外国，从古代讲到今天”[7]，战士们反而无法掌握学习重点，其结果必会适得其反。其次，政治教育方法过于生硬，不利于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初次接受政治教育时，战士们对于新知识会带有强烈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同时因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而对学习效果产生忧惧情绪。若是采取僵化生硬的教学方法，想把所有问题一下子都“灌输”下去，战士们会心生抵触情绪，学习新知识的热情会降低，甚至影响到后续政治教育的正常开展。
（五）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配合度不高
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均是提升部队战斗力不可或缺的因素。军政教育间的配合，主要体现在整军、作战等任务时，而在执行任务时需要兼顾的内容过多、要求过高，导致军政教育之间的配合效果不佳。
在陈漫远的《一个团在燕宿崖歼灭战的政治工作》中可以看出，部队虽然在战斗前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动员工作，但由于战况紧急，不可避免地对政治教育工作有所缩减，因此往往只是采取喊口号打气的方式来坚定战士的战斗决心。而在方强的《八路军冀中纵队的整军经验》一文中更能看到，由于计划的复杂性，军政教育二者往往相互抵触，教学计划无法全部完成。在整军时的军政教育中，部分干部甚至存在抗拒心理，认为“整训只是整训战士，干部不在整训之列”[8]，不仅没有起到带头作用，反而给基层战士的军政教育造成不良影响。
三、实践逻辑：多点共进加强政治教育
针对战士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八路军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改进与加强。以下从政治路线、政工干部、各类教育的配合以及政治教育原则等方面考察加强政治教育的多重路径。
（一）以坚定政治路线为引领点
首先，整编部队，淘汰不合格分子。部队中现有成员并非全部合格，经过适当教育后，对剩余不合格分子必须进行淘汰。部队的兵员补充审查程序不严，以及党外思想在部队的传播，都会对部队战斗力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在兵员补充阶段，必须坚持“以工农成分为其骨干，注意提拔工农及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对于脱离了生产地位的分子，亦不宜吸收”，以此保证部队质量的纯洁。[9]在后续政治教育中，通过部队整训，随时改善部队成分，“清洗了投机分子，暗藏的破坏分子，淘汰了老弱残废”“不但没有减少战斗力，相反的还增强了战斗力。”[8]
其次，巩固政治委员制度。抗战初期，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一度取消了红军内的政治委员制度。由于单一的首长制，八路军内部出现了轻视党的政治工作的现象，部队面临变质的危险。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宣布：“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10]政治委员制度的恢复与及时巩固，挽救了八路军内部被削弱的政治工作，保障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以強化政工干部素质为聚焦点
首先，以开办教导团、训练班等方式，加强政工干部的理论水平。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曾有过表述：“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上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方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11]进行干部的政治教育时，“按照干部政治文化水平的差别，实行分级排班”，同时兼顾各级干部的工作特点，采取差异化的教学方式。[7]经过培训，各级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大幅度提高，能够独立地、不拘泥于原有经验地开展工作，从而能够在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基本的理论原则。
其次，具体政治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环境的复杂，对象的复杂，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工作的视野，迫得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时间、地点、对象三个问题，而具体的来规定我们的工作方针方法与作风。”[5]就工作时间而言，战时工作与平时工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但两种方法仍不可完全区别开，“一方面必须看重时间之宝贵，利用战斗中一切空隙，从事于部队的巩固工作，提高工作速度，增进工作的效能;同时应当保持工作秩序之经常状态，保持热情的高度，脚踏实地，认真负责。”[8]政工干部在具体工作中方式方法的改善，将推动对战士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三）以理论与实践融合共进为突破点
时事问题的教育内容虽易理解，但过多的时事教育无法使战士深刻思考政治、战争的规律，而亟需开展政治理论的相关教育。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只有“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12]对战士的政治教育亦是如此，只有时事教育而无理论教育，他们很难将具体事物与抽象规律相结合，因而也无法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特点。将两种教育结合起来，战士们在政治教育中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重归实践，实现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飞跃。[12]
（四）以完善教育工作为切入点
一是坚持“少而精”，修订符合战士水平的教材。第一，做到“少”。必须适应战士受教育的程度，而不应以干部的要求对待战士，要有针对性地采用初级的、符合战士水平的教材。同时还应注意，教材编纂过程中内容不宜过多。即使是较初级的内容，战士们也不可能全部了解吸收，“应有计划的‘按部就班，在适当的限度内去求得深入”[7]。第二，做到“精”。从“教”和“学”两方面入手，提出两点要求。一方面要抓住中心，看待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而不能平铺直叙，做“流水账”。另一方面要做到深入，使战士们对问题有更深了解，主要方法是：改进教授方式;课外的辅导教育;经常的测验[7]。
二是坚持“逐步提高”，避免“填鸭式”教学。教育的内容与进度，要根据逐步提高的原则，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政治教育的教材需要契合战士自身的发展实际，并能够使其政治素质逐步提高。
（五）以优塑整军工作为着力点
八路军战斗力的来源除了部队政治素质、革命战略战术的指导与军事技术的素养、铁的纪律之外[13]，还有着八路军对红军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以工农为骨干建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优待俘虏;发扬英勇牺牲、刻苦耐劳、廉洁奉公的精神;发扬切实朴素的工作作风;提倡学习;自觉服从纪律;提倡紧张活泼的作风等。[13]这些光荣传统在抗战环境下同样发挥着作用。以八路军冀中纵队为例，其在整军过程中，建立了部队模范的群众纪律，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了部队中的革命友爱，发扬了顽强、坚决的战斗作风。[8]战士在优秀传统的熏陶下成长，更加增强自身的革命信念。除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外，八路军对传统中的不良作风习惯也进行斗争。其中包括游击主义习气、本位主义倾向、公式主义与平均主义的作风、事务主义与狭隘的经验论。[13]辩证对待红军的传统，使它们能够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继续薪火相传。
在整军结束后，部队将有计划外派作战，以此检验整军工作的成果。作战中常采取“突击”“竞赛”的方式，提高部队战斗士气。“一方面提出和友军作打胜仗比赛;另方面从自己部队中，又发动营与营、连与连、排班与排班、个人与个人的普遍的打胜仗比赛”[14]。同时，领导机关也对政治工作深入检查，对薄弱部位进行纠正与突击改造。在“突击竞赛”与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下，各部队的战斗力和工作基础得到锻炼和巩固，建立起了战时的政治工作。
四、八路军战士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军队政治方向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精诚团结“打胜仗”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15]人民军队诞生近百年，始终坚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指战员始终做到听党指挥，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战役的胜利。“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16]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要继续推进部队基层政治教育，为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坚持干部为先，发挥政工干部的模范作用
政工干部是基层战士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实践者。基层部队战士的政治教育均由政工干部们担任“教师”，在组织训练、战斗之余开展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政工干部同时也是部队战斗的指挥者。在部队大抓练兵备战的背景下，除了组织战士开展基础的政治教育，干部们还需要掌握战斗指挥的技能。否则，“即便是把教育搞得轰轰烈烈，也很难让官兵们真正信服。”[17]政工干部要始终注重自身政治理论素质、军事素质的提升，把自己培养成做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行家里手”，为基层战士提供榜样的力量。
（三）堅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部队、战士实际出发开展政治教育
部队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开展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地理环境、技术手段、人员配备等因素很大程度影响着基层战士政治教育的开展。部队驻守地域的不同决定了政治教育可利用的资源有所不同;技术手段的进步决定了政治教育的方式更加便捷化、多样化;人员配备的差异决定了部队政治教育的规模和方式。我国国土面积广袤，各地域人民军队的发展实际均存在差异，从每支部队、每名战士的实际出发，不搞教育上的“主观主义”，方能使政治教育取得实效。
综上，抗战时期八路军战士的政治教育是我军内部政治工作的缩影。在对基层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实践中，积累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政工干部模范作用、联系具体实际开展工作等有益经验，并建立一系列的政治教育制度，不仅有力增强了八路军部队的整体素质，而且对现代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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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邹珺宇，赵万生，邓新桂.政治干部撑起“龙虎榜”半壁江山[N].解放军报，2021-10-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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