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直　程晋富

　　摘 要： 党的十八来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贫困治理工作，重视对邓小平关于扶贫理念、观点的继承和创新。其继承体现在坚持共同富裕，坚持党民同心同力，坚持解决“三农”问题，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打持久战;其创新体现在深化了对贫困问题的认识，拓宽了贫困治理的价值维度，细化了贫困治理的战略架构，创造了贫困治理的“精准”范式，开辟了贫困治理的参与格局，明确了指导原则并强化了贫困治理的政治保证。这既鲜活呈现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丰富内涵，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而深远的思想指引。

　　关键词： 扶贫论述;贫困治理;继承;创新;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2.02.02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曲直，程晋富.扶贫论述：习近平对邓小平的继承、创新和启示[J].克拉玛依学刊，2022（2）10-16.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最终解决了数千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绝对贫困难题。作为领导中国依次开启“富起来”“强起来”伟大征程的两位领袖，邓小平和习近平在中国贫困治理的不同阶段，都有过一系列扶贫论述，为构建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在坚持和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邓小平关于扶贫理念、观点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诸多创新与发展。理解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继承与创新，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新提高以及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继承性发展

　　（一）奋斗目标：坚持推进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朝着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邓小平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创造性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了贫困治理的目标任务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来统筹部署，提出了“两个确保”“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其中，“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两不愁三保障”是指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前者是后者的理论表达，后者是前者的实践逻辑和政策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全面小康，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扎实基础。目前，我们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这显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习近平指出，必须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2]。

　　（二）根本之举：坚持党民同心同力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脱贫攻坚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彻底完成脱贫大业。邓小平很清楚这一点，他认为，党之所以经得起大风大浪，党的领导是根本。同时他又指出，要达成摆脱贫困的愿景，党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3]。在福建宁德时，习近平就明确提出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兩条”，即“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战役中，习近平也一再强调：“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1]他指出，要发挥好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实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机制;抓好基层党建，配齐建强基层扶贫工作队伍，筑牢基层战斗堡垒。要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构建起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把群众监督纳入到脱贫攻坚监督问责体系之中，把群众的认可度、满意度作为脱贫攻坚取得成效的评判标准。当前，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已充分证明，只有党民同心同力，才能做好贫困治理这张“答卷”。

　　（三）重中之重：坚持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老大难”。邓小平指出：“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5]为此，他将解决“三农”问题看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并主张农村率先改革，通过推进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制、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支持农村劳动力流动等来改善农村的贫困面貌。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三农”问题依然需要常抓不懈。习近平把“三农”工作视为我国发展大局的基础和保障，并明确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6]。因此，在脱贫攻坚战役中，他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要聚集发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确保“三农”在全面小康征程中不掉队。习近平把贫困治理视作补齐“三农”短板的有力抓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没有变，重点难点仍在“三农”。习近平认为，对农村脱贫地区要继续“扶上马、送一程”，确保脱贫成效可持续，让广大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来，让美丽乡村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美丽中国的底色”[6]。

　　（四）基本路径：坚持发展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接续推进贫困治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路径。邓小平在审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他认为，不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就不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还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5]，从而明确了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摆脱贫困的基本路径。习近平也一再重申，现阶段“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7]，并着眼我国发展全局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更加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构成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点。其中，创新发展旨在推动贫困治理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实现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转换;协调发展致力于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配置障碍，夯实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绿色发展突出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现贫困地区代际公平和永续发展;开放发展着重解决贫困治理内外联动问题，扩大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要素供给;共享发展则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贫困治理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五）客观实际：坚持打持久战

　　贫困治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历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始终清醒视之。如果深入分析邓小平扶贫论述的内在逻辑，就会发现无论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还是据此制定的“三步走”战略，都体现着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实际上，邓小平也明确说过，我国人口太多，“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5]。习近平坚持了邓小平这一基本理念。他把脱贫攻坚看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解决的”[1]，越往后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见效越慢。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决胜之年，“贫”“疫”叠加，必须慎终如始，决不能松劲懈怠。与此同时，习近平对于消除绝对贫困后的贫困治理也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在2015年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程度上的贫困问题肯定仍然会存在。”[8]脱贫攻坚顺利收官后，习近平在一些重要场合也频频强调要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从而确保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加显著。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创造性发展

　　（一）深化了对贫困问题的认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马克思贫困理论认为，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基于此，邓小平认为贫困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自身条件即生产力不发达所造成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5]。然而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贫困“顽疾”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根本上体现在经济发展层面，如不同区域、行业、人群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一些人甚至处于贫困状态。为此，习近平早就指出：“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1]他强调，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导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9]。在这里，习近平显然认为现阶段贫困问题实质上已非生产的落后造成的，而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表征。习近平关于贫困根源的深化认识对于接续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拓宽了贫困治理的价值维度：理论、实践与世界维度

　　“为何治”是贫困治理的首要问题，体现着“为谁治”的要求。邓小平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5]为逻辑导向，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作出更多贡献，“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理论、实践以及世界等维度创新性拓宽了贫困治理的价值意义。从理论维度看，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如此不仅拓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同时也厘清了贫困治理、共同富裕及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实践维度看，习近平把贫困治理视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生动实践。见微知著，举要驭繁。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多下基层，就是为了能够在贫困治理中锤炼“硬”本领，否则“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1]。从世界维度看，习近平以天下为己任，心系人类发展，把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减贫事业紧密结合，把携手消除贫困作为推动世界更好发展的一剂良方。正如他所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1]。

　　（三）细化了贫困治理的战略架构：“两个一百年”与“两个阶段”

　　毋庸置疑，贫困问题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长期存在。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我国要通过“三步走”来完成解决温饱、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梯次目标。20世纪末，第一步和第二步发展目标已顺利实现。为此，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又对此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他指出，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将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工程，他一再重申：“沒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业已实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进军的时代征程中，习近平认为要把治理相对贫困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安排，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确保一个不掉队，都能赶上来。而且，为了使发展战略更具可操作性，习近平较早就作出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两个一百年”和“两个阶段”的提出，既是对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创新，也包含着中国贫困治理纵深发展的实践要求。

　　（四）创造了贫困治理的知行范式：精准扶贫脱贫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不同时期的贫困问题决定了贫困治理的知行范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国家尚处于整体性贫困状态。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应先通过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来保障贫困人口获取摆脱贫困资源的权利。不过，此时的贫困治理大多还是以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为主，部分地区由于受地理区位等因素影响，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普惠作用，开始出现了区域性整体贫困。虽然从1986年起，我国依次展开了“瞄准到县”“瞄准到村”的大规模扶贫开发，但这一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不在其中。且随着贫困治理的深入推进，减贫速度也在逐年放缓，致贫个性因素开始凸显，剩余贫困人口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分布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格局。因此，通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习近平形成了精准扶贫脱贫思想。总体看，精准扶贫脱贫是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为导向，做到“六个精准”①，实施“五个一批”②工程。精准扶贫脱贫可谓是人类贫困治理史之首创。它既能够有效识别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真贫人口，避免“大水漫灌”式贫困治理导致的扶贫资源“外溢”到非贫困人口身上去;同时又能结合贫困人口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市场条件、人力资本等状况研究制定具体性扶贫脱贫举措，从而提高贫困治理的有效性。

　　（五）开辟了贫困治理的参与格局：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了贫困治理必须组成“统一战线”。邓小平指出，国家不仅要针对落后地区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还要允许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进而通过示范力量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富裕起来。[3]传统的贫困治理由于过多依赖政府行政主导，尚未形成系统的动员体系，贫困人口往往被动接受，导致贫困治理陷入党和政府“孤军奋战”的境遇，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大扶贫格局旨在强化党政力量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打通党政部门单位、市场主体及社会主体之间的“壁垒”，推进扶贫资源和技术“无缝衔接”，进而确保集中优势兵力打赢“贫困歼灭战”，实现高质量扶贫脱贫。习近平关于大扶贫论述不仅从理论层面明确回答了贫困治理“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同时也从实践层面突破了传统分散化、形式化的治贫格局，推动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是对邓小平扶贫理念的创造性发展。

　　（六）明确了贫困治理的指导原则：鱼渔并授

　　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急需“授鱼”，解“燃眉之急”，但长期来看，离不开“授渔”。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就农村贫困提出过要解决农村政策问题，鼓励搞多种经营，发展新型乡镇企业。但彼时农村政策多是以“授鱼”式救济扶贫为主，无法帮助贫困地区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习近平则认为要从“授渔”的高度“授鱼”，把发展生产扶贫脱贫作为主攻方向，“多给贫困群众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多给贫困群众培育可持续脱贫的机制，多给贫困群众培育可持续致富的动力”，确保“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1]但实现脱贫致富，物质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贫困，靠天靠人，终不如靠自己。所以，习近平以“授渔”为旨归，提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重要观点。整体来看，在于强调以思想教育、宣传引导、文化熏陶、劳动养成等方式来提振贫困人口“我要脱贫”的精气神。在这里，邓小平虽然也肯定了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作用，但具体到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问题上，鲜有相关的阐释。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志智双扶”，才能让脱贫效果具有可持续性。总之，“鱼渔并授”强调的是人的物质与精神雙重脱贫，蕴含着实现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目标，这一原则把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理论推向新高度的同时，也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遵循。

　　（七）强化了贫困治理的政治保证：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到贫困治理全过程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贫困治理奠定坚实组织保障。尽管邓小平有过关于管好党员干部、狠抓作风建设、严肃惩治贪腐等一系列从严治党论述，但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论述主要针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内曾一度出现的不正之风，并没有系统凝练成贫困治理领域内的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并指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到贫困治理全过程，以确保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贫困治理领域的作风建设，“脱贫攻坚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10]他要求广大扶贫干部不图虚名、不搞形式，坚决克服急躁和厌战情绪，杜绝腐败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扎实把脱贫攻坚推进向前。他还指出，要深化贫困治理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贫困治理效能考核评估制度，确保整治问题不手软，促使扶贫干部不断提高责任感、使命感和工作能力。由此，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不仅从价值意义上标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取向，同时也开创性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与贫困治理的有机结合，是目的性和可操作性的统一。

　　三、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价值启示

　　（一）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把准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重点

　　历史表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由于超越了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结果只能是公平（平均主义）有余而效率不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贫困治理必须纠正过去搞平均主义的失误，走“先富”带动“后富”的路子，从而摆脱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这实际上体现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也就是说，通过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来惠及贫困人口。但长时间以来，我国在取得减贫成绩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迅速拉大。因此，习近平做出了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的形象比喻，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精准扶贫脱贫，“要防止以区域发展之名上项目、要资金，导致区域经济增长了、社会服务水平提高了，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了。”[1]习近平关于大扶贫理念的提出与实践目的也是为了打造“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社会”治理共同体，解决好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难题。其中，社会参与扶贫讲求爱心、奉献，能够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作出有益补充，本质上构成了第三次分配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才能最终实现“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的全面小康。这表明，在新起点新征程上，必须要推动政府、社会、市场更好结合。既要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主导作用，还要发挥社会（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中坚作用，在持续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继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二）形成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借鉴意义

　　习近平扶贫论述是针对中国贫困治理新的实践所作出的时代表达，充分彰显着真理的力量。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将我国贫困治理的宝贵经验上升到“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③的高度。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不仅揭示了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制胜密码”，同时作为一般方法论，也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有益启迪。第一，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共同富裕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才能保证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一茬接着一茬干”。第二，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人民至上。既要确保一个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又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坚定信心、凝聚合力把共同富裕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第三，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发展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关键。离开发展，共同富裕就如同“空中楼阁”。只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才能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保质保量地实现共同富裕。第四，推进共同富裕要奏好物质精神共富“大合唱”。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充盈的有机统一。既要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又要通过高质量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构建贫困治理体系，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脱贫、构建大扶贫格局、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等一系列扶贫论述，无疑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以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精神指引，我国贫困治理形成了包括目标体系、政策体系、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以及监督考核问责体系等在内的“四梁八柱”顶层设计，不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强保障，也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例如，“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貧”的责任机制，以及考核监督问责机制既有效破解以往政府内部行政治理的“条块矛盾”，提升了政府“善治”能力，同时对行政体制改革也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各贫困地区围绕“五个一批”基本路径，因地制宜探索出“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教育扶贫”等一系列精准扶贫脱贫新模式，锤炼了基层政府的贯彻落实能力和创新能力，所贯穿的“精准”理念对于提升政府政策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实现行政效能最大化也具有较强的启发价值。

　　（四）引领中国贫困治理取得光辉成就，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筑有力支撑

　　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科学有效地指导了我国贫困治理实践。奋战8年，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绝对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整体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改观。与此同时，贫困治理还产生了重大的“溢出价值”。一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二是锤炼了一大批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既巩固了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基础，又铸就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三是铸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为奋斗新征程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总之，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进步，在实现农村整体发展、补齐全面小康突出短板的基础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注释：

　　①“六个精准”是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②“五个一批”是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③“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指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6、50、14、9、3、5、162、4、81.

　　[2]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7）：5-11.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2、152.

　　[4]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3.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370、224、10、64、106.

　　[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11.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2.

　　[8]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http：//www.yonghedj.gov.cn/info/1053/1819.htm，2017-07-10.

　　[9]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4-18.

　　[10]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EB/OL].https：//www.ccps.gov.cn/zt/2019qglh/dtxw/201903/t20190308_130277.shtml，2019-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