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对象，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并分析制度距离等主要因素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对促进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及平衡贸易逆差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2006-2019年农产品出口平均效率为0.373，处于较低水平;国别差异性明显，中国对俄罗斯、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效率较高，对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卡塔尔等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人为阻力较大;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点区域分别为东盟、中亚和西亚;双方的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非效率提高作用显著，而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商业自由度、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贸易自由度均对出口非效率提高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最后提出加强制度理解、打破贸易壁垒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制度距离;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一带一路”;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7;F75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1.02.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潘紫燕，胡德顺，王蕊.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1（2）39-47.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积极响应，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因此得到加强，尤其是与东盟、中亚、南亚周边国家等贸易关系密切。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目标之一，也是其核心内容。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实现贸易畅通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截至2021年3月，中国已同沿线东盟、巴基斯坦等26个国家或地区签署19个自由贸易区协定，且双方共同建设六大经济走廊，包括中国-中亚-西亚、中巴等经济走廊。可见，中国与沿线国家具有深厚的贸易合作基础，双方未来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农产品贸易自古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各国贸易合作的加强，农产品贸易在“一带一路”布局中的地位也随之增强。近几年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持续增长，以2019年为例，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统计，除新加坡、文莱、巴林、马尔代夫、巴勒斯坦以及波黑等六个国家以外，中国与其余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为4 202.01亿元。①同时，何敏等（2016）发现双方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1]，其中中国蔬菜、水果出口及稻谷进口主要集中于泰国和越南;中国棉花主要出口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且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水果贸易往来较多;中亚是中国棉花进口的主要区域之一;俄罗斯是中国进口水产品的主要国家。
虽然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互补性较强、贸易潜力无限，但是近年来中国在双方农产品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而且逆差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逆差额高达542.43亿元①，严重的逆差状况势必影响双方农产品贸易的扩展。贸易逆差受到制度、经济自由度及贸易便利化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即制度距离对出口的影响较大。那么，制度距离对中国出口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效率的影响有多大？还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农产品出口效率？出口效率总体水平又如何？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缩小逆差额、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并实现贸易畅通。
一、文献综述
贸易引力模型自被用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以后，一直备受学者的关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国家间或区域间的贸易现象及测算贸易双方的贸易效率，这为更好地解释全球的经济贸易问题提供了手段。然而，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无摩擦的假设前提使模型估计出的结果出现偏差，不符合现实经济情况。Aigner等学者（1977）提出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2]，将影响贸易效率的客观因素（GDP、人口数量等）和主观因素（关税、清关效率等）一同考虑进来，便于分析贸易摩擦存在的现实情况。国内众多学者如鲁晓东和赵奇伟（2010）、张燕和高志刚（2015）等均利用该模型研究了贸易效率和潜力问题[3][4]。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谭秀杰和周茂荣研究发现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出口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出口潜力很大[5]。孙金彦和刘海云（2016）、徐俊和李金叶（2019）研究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效率不断提升[6][7]。而张会清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随时间先下降后上升，其中同中亚、独联体的贸易效率水平较低[8]。王亮和吴浜源研究表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效率不断下降[9]。赵金鑫和田志宏、李金锴等均指出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从农产品角度研究双方贸易效率，发现双方贸易效率国别差异明显、贸易效率总体偏低[10][11]。实际上，双方实际贸易额并非最优贸易额，二者存在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贸易而非效率。而影响贸易非效率的因素有很多，王瑞和温怀德（2016）、刘宏曼和王梦醒（2017）、曹安等（2018）发现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关税、班轮运输连通性、基础设施、全球经济自由度、清关程序的效率、政治稳定性、是否为APEC和WTO成员国、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制度等[12][13][14]。其中制度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Meyer等（2009）提出[15]，甚至越來越多学者同意“制度决定贸易”的说法。
在两国贸易合作中，双方的制度差异，即制度距离对贸易有重要影响。国外学者DE GROOT（2004）及国内学者潘镇（2006）均分析了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发现贸易双方的制度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负作用[16][17]。还有学者对制度距离与农产品贸易展开研究，如印永龙和佘晓玉（2015）[18]，Baldwin等（2006）认为相比制造品和服务，制度距离对农产品的影响较大[19]。两国的制度距离容易增加贸易成本，引发贸易风险，因此在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效率时，制度距离因素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综上，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非效率的因素很多，但将制度距离因素考虑在内的文献几乎没有。基于已有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双方农产品贸易效率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以沿线主要的农产品贸易国为研究对象，在测算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效率的基础上，研究制度距离等因素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样本及数据
（一）模型介绍
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引入贸易引力模型中，克服了传统引力模型的缺陷，把难以测量的促进或阻碍贸易的因素吸收到贸易非效率项u中，避免模型结果出现偏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所估计的贸易潜力是可能获得的最大贸易额，具体表示为：
其中η表示待估参数向量，η=0时，贸易非效率不随时间变化，此时模型为时不变模型;η≠0时，贸易非效率随时间变化，此时模型为时变模型。
（二）模型设定
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仅包含贸易国的GDP、地理距离这两个核心变量，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在其基础上，将人口数量、PGDP等纳入模型中，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双方贸易效率的因素。其中，Linnemann（1966）认为人口数量与国际贸易关系密切，一国人口数量越多，生产出的农产品种类越多，越能满足国内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而一国人口数量越少，越会增加农产品进口来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种类的多样化需求[21]。Bergstrand（1989）认为PGDP相比GDP经济含义更具综合性，不仅能反映一国的经济规模，还能体现双方的需求水平、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22]，且贸易双方PGDP水平的差异必然产生双方农产品供需的不同，进而影响贸易规模。因此，相比单纯的PGDP，两国间PGDP的差异作为解释变量更合适。鉴于此，本文构建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具体为：
上式中，i表示中国，j表示沿线国家;EXPijt表示t时期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的出口总额;GDPit和GDPjt表示t时期贸易双方各自的经济规模，该变量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DPGDPijt表示t时期中国与沿线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值的绝对值;POPit和POPjt表示贸易双方在t时期各自的人口规模;DISij表示贸易双方的地理距离;α1、α2、……α6、表示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
2.贸易非效率模型
Armstrong认为影响贸易效率的关键因素除了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些主观因素[23]。其中两国之间制度距离、经济自由度及贸易双方是否属于同一贸易组织成员等都是阻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因素。因此，为进一步分析阻碍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提高的因素，建立贸易非效率模型为：
式中，β1、β2、……、β7是各解释变量的系数。SDijt表示t时期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即贸易双方的制度水平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政局动荡和政局稳定的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制度水平差距，这必然会影响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进而在阻碍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提高的非效率项中，必须将贸易双方的制度距离考虑在内。目前，关于衡量制度水平存在多种指标，主要包括全球治理指标（WGI）、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FW）及国家整体风险指数（ICRG）等。其中WGI在学术界被广泛使用，并且该指标更具综合性，因此，本文参照许家云等人的方法[24]，使用WGI六个维度（法制水平、控制腐败、政治稳定性与阻绝暴力、话语权与问责制、管制质量、政府效率）的估计值和方差计算SDijt，具体表达式为：
上式中，下标k表示维度;Iki和Ikj分别表示中国和沿线国家在k维度的估计值;Vk表示k维度上各国估计值的方差。
BUSjt、MONjt、INVjt和TRAjt取值范围均为[0，100]，值越大，经济自由度越高。其中BUSjt表示t时期沿线各国的商业自由度，反映一国国内企业办理程序的效率，效率越高，经济自由度越高;MONjt表示t时期沿线各国的货币自由度，反映一国的物价稳定状况，物价越稳定，自由度越高;INVjt表示t时期沿线各国的投资自由度，反映资本在一国国内的自由流通程度，流通程度越高，自由度越高;TRAjt表示t时期沿线各国的贸易自由度，反映一国进出口的贸易壁垒，贸易管制越低，自由度越高。
WTOijt、APECijt分別表示t时期中国与沿线国家是否同属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APEC）。若双方在t时期同属于WTO或APEC，WTO或APEC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双方若同属于WTO或APEC，有利于减少贸易限制，提高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出口。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影响因素的缺失，本文最终选择其中22个国家作为样本国，涉及到中亚五国（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西亚五国（土耳其、约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科威特）、南亚五国（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东盟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及俄罗斯。所有数据采用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一共有308个观测值。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本文所选取中国对沿线各国的农产品出口范围为HS编码01-24，出口额相关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GDP、人均GDP、POP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两国间人均GDP差值的绝对值即DPGDP由笔者计算得出;DIS采用两国首都的物理距离;SD是根据WGI数据库相关指标计算得出;BUS、MON、INV及TRA数据来自《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WTO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APEC来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首先使用Fontier4.1软件对上文建立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判断贸易非效率项的存在性和时变性;然后，同时比较时变（TVD）模型和非时变（TI）模型的回归结果，再次印证TVD模型的适用性;接着，在模型适用的前提下，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并从整体、国别和区域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具体分析制度距离等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基于制度距离因素的内生性，对贸易非效率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稳健性检验与估计结果分析
首先用似然比检验判断模型是否适用（见表2）。
由上述似然比检验结果可知：上述两个原假设在1%的临界值上同时被拒绝，说明模型是适用的，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普遍存在，且出口效率在2006-2019年是显著变化的。
似然比检验结果通过后，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14年间向22个沿线国家出口农产品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估计。同时给出TI模型和TVD模型，通过比较这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验证TVD模型的适用性及所得结果的稳健性（见表3）。
通過TI模型和TVD模型结果比较可知，二者的γ值均在0.9以上显著，说明贸易非效率是引起实际贸易额与最优贸易额不相等的主导因素。TVD模型中η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农产品的非效率项随时间变化而显著地增大，同时也再次印证上文得到的贸易非效率随时间变化的结论。
从TVD模型中可以发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即GDP系数估计值符号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双方经济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同时相比沿线国家的GDP系数，中国GDP系数更高，说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对提高农产品出口的作用更大。中国与沿线国人均GDP差距的绝对值，即DPGDP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该指标数值越大，中国农产品出口越少。人均GDP反映各国人民生活水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制度水平不同，同时意味着双方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差异，生活水平差异越大，必然导致中国出口供给与各国进口需求出现反差，不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中国与沿线国的人口数量即POP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人口规模越大，越不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中国POP系数显著高于进口国POP系数，这是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巨大导致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大部分被内部消化，这就减少农产品出口供给。沿线国人口数量的增多可以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对中国农产品需求就会减少，DIS系数显著为负。
（二）出口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整体上看，2006-2019年中国对沿线22个样本国农产品出口效率的平均值较低，为0.373，这也表明双方存在巨大贸易潜力。具体到沿线各国的出口效率，可以发现中国对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俄罗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农产品出口的平均效率最高，都在0.8以上，属于高水平的贸易合作，而对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卡塔尔、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六国的平均出口效率低至0.1以下，这反映中国在对这些国家出口农产品时面临的人为阻力极大（见图1）。
结合区域来看，2006-2019年俄罗斯平均贸易效率平均值高达0.927，位于五个区域的首位，但出口效率在14年间下降了0.2%。根据区域划分，首先，俄罗斯属于独联体，由于本文只选取一个国家，所以测算独联体贸易效率存在偏差;其次，是东盟六国，中国14年对其农产品出口效率的平均值为0.908，贸易效率增长了0.3%;第三，中亚、南亚及西亚贸易效率的平均值均为0.1左右，属于贸易潜力巨大型区域，14年间中亚和西亚贸易效率各增长39.4%、1.9%，而南亚下降8.2%。因此，东盟、中亚和西亚仍然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见表4）。
（三）贸易非效率模型估计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采用一步法对上述贸易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的结果见表5。具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距离（SD）对贸易非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SD对农产品出口效率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SD值越大，贸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越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阻力作用明显。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应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的远大目标，加强双方制度理解以促进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建立贸易协商机制和应对贸易摩擦的政策措施，最大程度减小双方制度水平差距给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
BUS、MON、INV和TRA均对贸易非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这四个变量均对农产品出口效率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应提高国内企业相关程序的办理效率，稳定物价指数，增强资本的流动性，放宽贸易管制，给双方农产品贸易营造一个自由便利的环境。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同属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国均对贸易非效率有负向影响，且同时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双方同一时期共同处于一个经贸组织有利于加强农产品交流和合作。原因在于若两国同处于一个经济组织，可以享受到关税优惠、信息交流等便利的条件。
最后，考虑到SD变量的计量误差可能引起模型所估计结果有偏差，因此，同时给出SD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将表5中SD当期和滞后1期估计出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模型中变量系数符号前后一致，且所有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模型的整体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对2006-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农产品出口额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测算出农产品出口效率，并对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从TVD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双方GDP在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额方面均发挥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中国GDP作用更大;双方的DPGDP在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额方面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双方的POP均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发挥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中国POP的系数显著高于贸易国的POP系数;贸易两国距离越远，越不利于农产品出口。
2.从测算农产品出口效率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在2006-2019年对贸易国农产品出口效率较低，但同时说明双方贸易潜力巨大;中国对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农产品出口效率达到0.8以上，对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农产品出口效率低至0.1以下，国别差异性明显;结合区域划分来看，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区域分别是东盟、中亚和西亚。
3.从贸易非效率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双方的制度距离对贸易非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说明贸易双方的制度距离会阻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的出口;商业自由度、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贸易自由度、世界贸易组织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对贸易非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反映出这六个变量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政策建议
为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扭转双方长期贸易逆差的局势并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效率，根据上述所得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做好本国的基础工作，提高农产品的出口额。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较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扩大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规模，所以中国应该继续利用经济规模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拓展中国农产品出口品类、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扩大本国经济规模同时，应该努力提高国内的人均GDP，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贸易双方农产品的供需差异。
2.与贸易效率较高的国家保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与贸易效率低但贸易规模大的国家加强贸易关系。中国对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效率较大，且双方贸易规模较大，双方仍存在重要的贸易价值可挖掘，所以如果双方的农产品贸易规模缩小，就会严重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同样，中国应该重点发展与卡塔尔、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贸易效率较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充分释放贸易潜力，推动双方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
3.加强制度交流，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理解。中国与沿线各国政府应努力保持政治的稳定、提高法治水平、大力控制腐败及保持政府自身的清廉，为双方农产品贸易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双方应该加强制度交流和理解，响应“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号召，缩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距离，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此外，应该持续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相关政策，为中国国内企业农产品出口提供相关信息，以免造成农产品出口损失。
4.打破双方的贸易壁垒，营造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就减少对个人和企业资本流动的约束条件等方面进行协商，提高商业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打造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双方各国应保持物价稳定，提供稳定的贸易环境;此外，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积极加入WTO和APEC经济组织，降低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给予农产品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
注釋：
①参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1006
9215006276258661%22%7D&n_type=-1&p_from=-1.20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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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就业视角下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机制与对策研究”（18BMZ1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1-03-01
作者简介：潘紫燕，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胡德顺，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王蕊，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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