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1]这一理念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多领域学者的关注，从不同视角围绕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困境、出路等问题进行研究。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有必要对学术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估，明确目前的研究处于什么水平、研究成果又有哪些，从而推动这一命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新发展。
一、关于国内学者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概况
国内学界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CSSCI 来源数据库①中，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进行了文献检索，除去会议报告、会议综述、编辑前言、书评等文章，共获得191篇文献。（一）研究趋势整体递升
为了更直观的分析出目前对于这一议题的研究趋势，以时间为线索，将CSSCI 来源期刊上的发文量以表格的形式进行了归纳梳理（见表1）。从表1 可以看出，对于该议题的研究阶段性特征明显。于2009 年开始，最初主要探讨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讲述中国经济故事、中国企业的故事，研究视域有限。从得到的数据来看，学界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文章在2009 年、2011 年、2012 年各有一篇，2010 年0 篇，自2013 年开始，发文量总体出现增长的趋势，这与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内外两个大局，并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讲好中国故事”有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世界展现全面、立体的中国，这一议题对融洽外交关系、国家形象塑造、文化自信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自2017 年开始，出现研究的小高峰。虽然从目前的发文量来看，2020 年相比2019年的文章数量略少，但是立足目前学界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热切关注度和研究态势，通过知网的预测，2020 年CSSCI 高质量期刊发文量仍会持续增加，有望达到另一个研究高峰，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得到拓展。
表1 2009-2020年在CSSCI来源期刊上的发文量
（二）研究内容比较集中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 年8 月19 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做好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也具体指出了“四个讲清楚”②。2016年2 月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强调讲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2]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内强化思想引导，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精准施策，区分受众对象，既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更要讲清楚中国“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3]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与述论，其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多重路径几个方面。二、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意蕴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涉及的就是故事内涵的价值意蕴。故事是否精彩、内涵是否丰富是影响其传播力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针对中国故事的内涵问题，学界也存在着多重声音和多维度看法，主要围绕以下层面进行阐释。（一）文化价值：中华文化和中国发展理念的价值意蕴
聚焦中华优秀文化的内容建设，提炼出精神内涵。通过讲述蕴含中国哲学智慧的中华文化故事和两千多年前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理念，向世界展现兼收并蓄、团结进步、开放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传递中国的价值理念。[4]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就是从中借力解决全球化中各国共同面临的困境难题的有力说明，[5]同时，依托中华文化讲清中国的本真之处，围绕国际的共同关注点设置议题，讲好中国故事在共同议题处理上的优势，更加展示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6]在世界贡献维度，讲好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的内涵要旨。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亲仁善邻等和平外交价值理念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支撑，选取我国历史与当今奉行和平共处、协和万邦理念的故事，映射我们的初心与理想，彰显我们的宗旨，[7]将我国的和平价值理念讲到位。另一方面，结合“时代之问”，讲述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解决“我们怎么办”“世界怎么了”等国际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深远意义，依靠理论武器阐释中国方案，讲清楚我国秉持“温良恭俭让”的价值理念，讲明道理，增进理解。[8]
（二）理论价值：中国制度的显著优越性
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这一伟大成就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许多学者认为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毫无疑问要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中国制度故事是中国故事中的重要组成之一，更是目前国际传播的关键命题之一。要讲好中国制度故事，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引领中国不断开创奇迹，制度优势是我国的最大优势，也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讲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大优势，同时对外互学互鉴，美美与共，共同发展。[9]其次，从坚定“四个自信”、考虑历史制度主义内涵、制度效用保障与发挥三个方面确定叙事立场，又从唯物辩证法维度、中国梦制度保障维度、制度现代化维度建构叙事逻辑，以故事化的形式呈现制度的条纹性特点。[10]第三，新冠疫情得到控制源于制度优势。以此为抓手，从坚持党的领导和制度保障、联防联控、集中全国力量、利用多平台及时向国际发声、向世界分享抗疫经验等五个方面讲好中国抗疫故事，[11]从坚定“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以中国为主体讲述全球抗疫故事、将抗疫故事与全球治理相结合三个维度阐述国际传播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的三重内涵，[12]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三）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与中国梦的价值引领
从现实维度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一方面，关键在于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讲清党带领人民铸就历史伟业的故事、始终贯彻自我革命、为民谋福祉的故事。[6]另一方面，多渠道搜集和挖掘新的故事素材，把握好内容质量关。[13]以时间为主线，对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设置更加丰富生动的内容，如讲好中国共产党矢志坚守信仰的故事、带领人民改变命运的接续发展故事、为人民谋幸福的为民故事、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故事、为各国谋发展和促共赢的世界故事。此外，除了“领袖人物”之外，还要多讲改革开放中一些“小人物”的典型故事，公正客观评价改革开放中的人物和事件，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逐步成长壮大的故事。[14]最后，认真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拓创新、革新除弊、励精图治走出一条全新发展的改革开放道路的故事，尤其是讲述立志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和中国模式对各国带来现代化启示的故事，[15]展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进历程。从未来维度旨在讲好中国梦的故事，有学者从“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不同本质对比中解释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认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持家国天下的担当情怀与理想抱负，是历代为实现理想奋斗不止的传奇故事，是“己欲立而立人”的世界共享，是共赢的美丽梦想，而非分裂世界、谋扩张霸权的“美国梦”性质的噩梦。[16]此外，“中国梦”中蕴涵“合作共赢”“亲诚惠容”等理念，是团结各国携手发展的纽带，[17]是中国人民不懈拼搏，实现民族复兴，终将“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美好祈愿。[18]阐述“中国梦”的故事不仅仅浮于“梦想”的内涵这一层面，还需与内在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精神相连结，[19]针对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焦点，宣传中国主张、阐明中国立场，让更多友人和海外人士看到中国人为了实现个人梦与国家梦继续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的故事。
三、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研究
新媒体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等多“时代化”的样态重叠与整合，将世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加紧密，既为我国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契机与便利，也带来了诸多繁杂的现实挑战。概括而言，学者们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可总结为“话语体系问题”“叙事方式问题”“接受效果问题”“文化自信问题”四个方面。（一）话语体系问题：复杂国际环境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掌握的片面化、失真的信息建构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20]西方的“中心意识”使得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局限性，不能真实、全面地了解中国，并且推出“中国人口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甚至“中国渗透论”，恶意抹黑中国，给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带来了新的挑战。[21]此外，基于历史文化、地域风俗等因素，中西方在话语体系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西方由于片面信息对中国认识不全面，中国对西方话语不够熟悉，不论是在概念、表述上都存在对接性和融通性不强的问题。[22]（二）叙事方式问题：叙事风格宏厚虚浮
诸多学者提到我国在讲述中国故事中叙事方式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传统主流媒体叙事风格成熟稳定，在报道的过程中注重讲道理，故事性传达不强，尤其时政报道宣传色彩浓厚，讲故事的效果不够好。[23]二是未能规避讲故事过程中的四大误区，即就事论事，故事叙述得不全面，忽视事件背后的时代、社会、政策元素；题材空泛；注重讲述理论和概念，理论与实践脱节，中国故事虚浮单调；缺乏工匠意识和创新意识，将故事讲“平”了。[24]三是当前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主要侧重宏大式、理论灌输式的叙事模式，[25]在融合叙事方式，通过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中存在不足。[26]（三）接受效果问题：对受众群体的精准传播力度不够
学术界针对讲好中国故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受众群体的需求和文化背景等有了关注和探讨，一致认为传播和宣传中国故事需要着重考虑国际受众的感受，找准其关注点，把握我国想表达和国际受众需求的契合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需要改变过去那种自说自话、我说你听的单向度传播模式，要照顾国际受众的信息接纳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使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27]有学者指出跨文化传播中受众群体分布的不平衡性，如孔子学院在全球分布不均，我国的目标受众市场主要是欧美国家而忽视了周边国家，而要实现故事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传播，不仅要瞄准西方国家，也要放眼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并进一步深刻指出，对官方、民间和公共组织受众群体开展线上和线下调查，解决“我想说”和“你想听”之间的话语落差。[28]（四）文化自信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涌动
新媒体时代对于讲好中国故事而言，利弊兼具，信息的互动性更强，传播途径多样，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故事“走出去”，但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留出了许多空间。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与国人的文化自觉不足和文化自信不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心、锻造中国人格、淬炼民族精神带来了极大的挑战。[29]历史虚无主义以碎片化、多变化等样式出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里，虚化本民族的历史，否定民族优秀文化，污化、丑化、曲解“四史”，鼓吹西方制度的“先进”等等，这些迷惑性的样态，对我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带来了极大冲击，严重危害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30]四、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实现路径与未来展望
讲好中国故事是我国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方面，涉及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和中国话语权的建构，自提出以来便是国内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目前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为未来深化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理论支撑。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明确研究路径与深化方向。（一）研究路径
学者们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较为丰富的建议，主要关注叙事主体层面、媒介资源、话语内容、话语体系方面。一是学者们对叙事主体的研究集中在多元联动和增强叙事力度方面。如发挥党政人员对党史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的独特作用；[31]高校教育工作者通过提高授课的感召力及其课程的亲和力，[32]改变传统的灌输式宣传，[33]增强学生对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利用出版社增强中西方文明的对话交流，[34]采用融合影视和传奇写法的措施，[35]深入挖掘中国故事中的人文关怀和思想内涵，[36]建构多元化的出版传播格局，[37]向国际传递中国的价值观。二是媒体传播具有跨时空性、视觉叙事直观性等显著优势。纪录片可以借助“他者之境”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想法，[38]引发受众共鸣；通过建设海外电视频道、电影海外的销售和发行网络的平台，[39]进行文化的“二次传播”，[40]力求用外国本土化语言陈述中国故事，融通中西方情感空间。[41]三是通过“小视角”阐述“大故事”，利用细节打动人心。对外传播所选题材内容视点下沉，选取代表性人物素材，报道事实，[27]通过微观镜头凸显人文精神，进而折射整个中国背景；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作为切入点，[42]来展现中国形象、表明中国立场、提出中国主张，[43]创新讲故事的话语方式，巧妙诉说中国理念。[44]四是聚力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从符号聚合的视域下转换修辞视野，[45]立足中华文化，对接中西话语符号，通过全面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程、成果，以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22]从维护中国话语权威、探索中国模式、注重国际化表达等方面具体阐述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路径；[46]还需要坚定话语自信，舆论工作占据道义制高点，诠释中国的价值理念需遵循逻辑自洽原则；[47]区分受众特点，选取既符合中国现实又吸引受众兴趣的议题，用好翻译人才，从而强化我国的话语体系建设。[48]
（二）深化方向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学界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进路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但仍存在重视学理性探研，轻视实证性探究和个案分析，且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题、路径等也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当前，理论界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化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第一，深化讲好中国故事与促进中国外交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已经通过出版党报党刊、设置电台、利用外国记者（如斯诺）等途径将延安故事推广到国统区甚至是世界多个国家，[49]延安故事的讲述方式、特色等仍值得学习。回顾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为此，如何探寻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在耦合关系，如何进一步归纳总结讲好中国故事背后折射的叙事规律与经验，如何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以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指向。
第二，深化多学科融合视域的研究。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闻传播学科，今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需要拓展多学科的研究视野，以形成多学科融合视域的研究。一是文学学科视角。经典文本内容的选取与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准传播和针对性传播的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是值得探讨的新领域。二是翻译学学科视角。未来需要强化专业翻译人才队伍建设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理路的研究。三是教育学学科视角。对留学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三，深化叙事主体和智库建设的研究。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但学界忽视了中国民众是故事创作者和讲述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叙事主体要超出党政、高校教育者等人员的范围，扩展至人民大众。智库建设在我国掌握国际舆论导向、增强话语权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学界鲜有涉及对智库建设的系统分析，对此，未来怎样建设媒体智库、高校智库等智库群是值得研究的前瞻性主题。
第四，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视角相对狭小，大都停留在相对零散的、宽泛的概括之谈，未来应加强个案的细化性研究和系统具体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话语层面、地域故事资源选择的具体个案分析，从而拓宽研究视野。
五、结语
关于“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议题，国内学者从多维度发表了不同的见解，阐述了“由谁说”“说什么”“怎样说”的必要性、实践路径以及故事感召力的相关内容。用事实说服人、用形象打动人、讲道理影响人，讲情感能更好地感染人，能够促使中国故事和内涵的意义价值走进人们的心里。此外，讲好中国故事涉及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尽管学者的研究对两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但关于如何利用好两个舆论场的优势，同时规避研究中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更好更具针对性地提出引领性的实践举措，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形成一个连贯自洽的研究态势，对考察讲好中国故事的实效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叙事者和受众互为主客体，叙事者作为组织者和引导者，受众是故事的倾听者，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二者均“在场”，努力构建会意空间，使得中国故事的价值意义在叙事、交流、传播中得以诠释与建构。注释：
①有少数文献虽未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但其观点对于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了研究的全面性，故收入到参考文献中。
②“四个讲清楚”具体指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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