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昕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毛泽东政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来源。深入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关于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70 年来，人民民主专政与时俱进，在民主程度上，实现了从一体化民主到多元化民主；在职能运行上，实现了从以宣传教育、劳动改造为主转向以法治为主；在国际战略上，实现了从被动顺应国际形势进展到主动引领国际发展趋势。[1]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恰当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且在“民主”与“专政”功能之外赋予其“改造”职能。[2]

　　毛泽东从自主与解放两方面来发展人民民主。人民作为整体享有民主政权，作为部分参与民主生活，作为个体行使民主权利，这是自主的要义。自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决定着人民民主推进的成效。解放则是人民民主实现的前提，从政治、社会、思想三个维度，分别实现国家主权民主的解放，人民生活民主的解放，以及个性自由民主的解放。[3]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本质上属于“双重互构”的关系，人民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也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4]毛泽东还对人民政协制度的正式确立和进一步完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厘清了人民政协和人大、政府的关系，提出了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主持制定了《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等，促进人民政协工作制度化发展，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5]

　　毛泽东新型政党学说不仅发挥了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也为治国理政贡献了政治智慧。他的多党合作思想平衡了国情与党情、国体与政体、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发扬了长期共存、民主合作、互相监督的精神，有利于优化政治结构、整合政治功能、改善政治生态。[6]他的政党协商思想有力推动了政党协商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基于共同目标下的平等协商，但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协商主体会有所不同，但都应该最大范围凝聚力量。[7]

　　毛泽东是人民主体话语体系的创造者，在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其思想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历史嬗变色彩。在人民群众的价值定位上，由“人民群众是决定战争走向的根本力量”转向“人民群众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决定力量”；在服务人民宗旨的现实表现上，由为人民“要民主”走向为人民“保民主”和“求发展”；在话语体系的建构重点上，由人民主体内涵的理论完善走向人民主体价值观的维护路径。准确把握毛泽东人民主体的话语表达及其嬗变，对于当前提升执政党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自觉意义重大。[8]

二、关于毛泽东法治建设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他要求起草宪法应该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这一根本指导方针，以及坚持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五四宪法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还吸收了国际上关于宪法问题的有益方面，同时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五四宪法既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法律上保障了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利。[9]

　　毛泽东的宪法思想历经萌芽、发展，到成熟的过程。随着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各阶级矛盾持续深入的思考，他的宪法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从早期的君主立宪思想、民主立宪运动，发展到后来的工农专政、人民共和，最终形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思想，并通过五四宪法得以正式确立。这一过程体现出毛泽东一直不改救国救民的初心和不断寻找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艰难经历，也生动展现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政治立场。[10]

三、关于毛泽东民族宗教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民族理论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其思想及工作方针在《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中得以充分展示，内容包括：各民族有平等权利，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反抗日本侵略者；实现各民族平等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克服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同时实行社会改革；研究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和平解放西藏，让藏族同胞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等。[11]面对民族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滞后以及区域地理的特殊性等影响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诸多问题，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团结思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环境基础和制度保障。[12]

　　毛泽东也非常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事业。其主要思想有：一是要肯定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作用，发挥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二是发展多民族合作社和多种经营，促进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协作；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乡土文化习俗，并积极引导移风易俗，使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四是要培养业务能力强、政治觉悟高的少数民族干部，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效能。[1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思想是其民族理论中的一项核心内容。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必须实行尊重保护宗教的基本政策。具体而言，就是要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情感，尊重保护少数民族宗教的正当利益；必须采取统上联下的基本策略，做好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尊重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人士的社会地位，积极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坚决批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这一思想对于新时代引领宗教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宗教力量，依然具有启示价值。[14]

四、关于毛泽东统战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将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灵活性相结合，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仇敌忾，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15]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共产国际的右倾指导方针，吸收其合理因素，摆脱其错误成分，从而使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最终确立。这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构建增添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内容。[16]

　　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体现了毛泽东的恢宏视野、战略眼光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可以概括为：广泛联合与区别对待相结合，必要斗争与必须团结相结合，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这一思想将貌似对立的关系辩证统一起来，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17]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为其提供思想素材和理论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爱国”内核以及“仁爱”情怀则为其提供丰富养料。此外，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也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实践基础。可以说，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都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18]

五、关于毛泽东国际战略与外交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基石。在毛泽东看来，实现中国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坚持独立自主，但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盲目排斥一切对自己有利的外在因素和力量，而应该坚持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辩证统一。就当前而言，独立自主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19]

　　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思想影响深远。他提出，我们要维护国家独立、国际平等、世界和平，就需要反对霸权主义，具体而言，应该做到不称霸，要备战，要团结，要避免两面作战，以及要发展。[20]毛泽东积累的进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宝贵经验可以概括为：霸权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只要被压迫者敢于斗争，就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掌握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战略主动；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遏制霸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制定、执行正确的斗争策略，实现以弱胜强。[21]

　　毛泽东的地缘外交战略思想是其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不承认新中国，迫使我们在地缘战略方面不得不“一边倒”；万隆会议前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中间地带”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吸引过来；1970 年，毛泽东发表《五·二〇声明》，呼吁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22]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战略思想，以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国方针不仅为当代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提供“中国方案”、树立“中国形象”做出了原创性探索。[23]

　　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一是关于中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没有拘泥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认知，而是在不同时期，针对美国对华政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在对抗时期，坚决斗争，打破了美国对华“遏制孤立”封锁圈；在隔绝时期，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渠道，与美国“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在接近时期，利用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24]二是关于中苏关系。中苏关系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当时中国综合国力不强，面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采取了以弱对强，立场坚定，求同存异，后发制人的独立自主外交策略。[25]20 世纪70 年代初，毛泽东在深刻洞见中苏关系变化、准确把握美国的战略调整脉络、准确判断国内政局变化的基础上，对美善意回应，促成中美建交。这体现了毛泽东充分把握国际关系的变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动摇的外交政策。这些策略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6]

六、回顾与思考

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2019 年学界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多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并且注重历史维度、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相结合，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

第一，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毛泽东思想研究，尤其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行为，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新时代深化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必然要求学者们能够以正确的方法论和价值立场为基石。2019 年学界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基本上都能够坚持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将历史事件置于历史环境中去理解，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坚定政治立场。毛泽东政治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在中国的再现。因此，学者们也非常注重对毛泽东人民观的研究。例如王向清认为，毛泽东的人民观非常有特色，他先后用“铜墙铁壁”“先生”“眼睛”“上帝”“土地”“水”来象征人民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并将人民观运用于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27]杨振闻、曾文峰阐释了毛泽东人民价值观的理论来源、历史演进和主要内容。[28]戴立兴从重民、利民、从民三个方面探讨了毛泽东人民观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超越。[29]“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价值规范，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价值旨归。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仍需坚持这一价值立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二，聚焦建国70 周年等时政热点。2019 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举国欢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基本制度的设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少学者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对毛泽东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肖贵清认为，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新中国政权的性质问题，新中国政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表述；二是关于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构成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三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对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一大设计；四是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又一设计。[30]周伟东梳理了自1947年10月毛泽东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口号至1949 年10 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构想逐步定型并基本实现的历史演变过程。[31]杜栋、梁琨认为，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新中国迅速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这些都是对如何建设新中国，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定幸福做出的有益探索。[32]此外，2019 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就斐然的一年，学界对毛泽东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研究也比往年有所增加，发表了较具代表性的期刊论文16 篇，其中CSSCI 文章2 篇。尽管新时代的外交活动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显著区别，但毛泽东独立自主、反对霸权、注重地缘战略等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扩大国际影响力等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三，注重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现实价值的阐发。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坚持、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都是其主要体现。[33]还有学者从理论、历史、主体三个维度探讨了两者之间具有理论同质性、历史传导性以及主体代际性的关系。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习近平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无产阶级原则的坚持与发展，二者在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都具有同质性。可以说，二者的历史传导性关系，就是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复兴梦想的继承性发展、内涵认知的全面性深化以及实践路向的持续性推进上。[34]加强二者的关联性研究，有助于推进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整体性理解，强化中国共产党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因而，学界在进行毛泽东思想研究时基本都论及到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领域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立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主体和价值主体，还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价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至上的思想精髓，创造性地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始终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2019 年，研究者们继续在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政治思想进一步深入探讨，在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民族宗教、统战和外交等方面都体现出毛泽东人民价值观对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基本制度设计的贡献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和较大突破，对于我们今天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意义深远。

（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2019 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仍然存在许多简单重复研究的现象，具有相当的历史高度和理论深度的成果相对缺乏。究其原因，在客观上来说，历史资料的有限性会使得研究者能够取得突破的难度越来越大；从主观上来看，研究者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的久远不断消减，从而将注意力和创造力转移到其他热点领域。另外，2019 年学界对毛泽东法治建设思想的研究明显不足，仅有两篇文章与此相关。“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当前，我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方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的法治思想内蕴丰富，提出了一系列法律理念和关于法治的宏观指导原则。可以说，在今天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对毛泽东法治思想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科学分析和深入研究，并从中获得借鉴应该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

（三）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进一步加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既应当成为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总结历史经验启示当代的需要。今后不断推进毛泽东思想纵深研究，一是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路径，可以通过学科交叉来探索毛泽东研究的新领域，或者把人物当成参照物来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大历史的视角出发，我们应该贯通历史，克服时空的局限，从历史曲折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客观真实的研究对象。二是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史料，只有更加精密化、详细的占有史料，才能使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取得突破。三是要更好地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上，同时恰当运用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探索出共同性和差异性中显现的特点，从而得出比较客观科学的结论。四是要正确处理科学性和政治性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因而，相关研究者一定要树立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心怀研究历史、资政育人的目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做研究，同时还应当秉持科学的态度、方法和论证，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去研究。[35]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论要旨的时代确认，进一步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也更有利于在新时代增强“四个自信”，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思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