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京市物资总公司党校，北京 100053）
精准思维既是一种分析的思维方式，又是一种务实的工作态度，在2020 年9 月8 日的全国抗疫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防疫中“精准管控”“精准复工复产”[1]。“精准”不仅是防疫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也被证明是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做事要“精准”。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差不多，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笔者认为，精准思维有着历史发展与时代进步的要求，还有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下的科学性，而在具体实践中，我们首先要树立务实意识，才能发扬精准思维、运用精准思维。
一、历史维度：精准思维方式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新超越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关注整体和直觉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创造出了一系列发明，却存在对科学的综合分析不足。虽然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方式经历了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变革，但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今天，我们的实践活动也难以避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比如某些情况下，在工作中偏重于整体性而忽视对事物内部细枝末节的分析，不注意分析的工作方法，认为做事“差不多”即可，对待工作大而化之，对待不同的具体事务不是一一分析而是以笼统的方法解决。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需要我们必须强化精准思维，值得注意的是，提倡精准思维方式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次变革和更新。注重精准思维方式，绝对不是对综合思维或整体思维的忽视，而是要最大化地实现二者的互补。（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精准”的缺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笼统的整体直觉性妨碍了思维的精准化发展。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①：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其实在科技领域中，有许多发明或发现都诞生在古代中国，但是中国古代并没有成体系的科学系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加上没有现代学校体系，政府也不重视，导致很多技术失传，国人没有将科学技术提升到理论高度。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经验、轻逻辑、轻分析，这种思维方式自然也就缺乏精准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精准”的缺失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整体性，二是直觉性。1.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就是说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这种思维方式趋向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中国哲学虽然也讲统一中的斗争，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斗争和分歧，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在总体上把握事物，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这使得中国古代哲人不太注重细节，表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整体”的思维方式。如在先秦哲学中，“天人合一”把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人自身的主观情感统一起来，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主观性，古人寻求的是外部世界与自我的统一，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认知。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没有必要对部分做进一步的分析。老子讲“道”，“道”有整体之意，无所不备，包容万物；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天地是一个整体，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周易》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纳入一个系统中，即由阴阳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整体轻分析的特点。
2.直觉性。“追求整体统一的思维习惯使古代哲人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总体印象，而不习惯于作周密的详细分析。”[3]这就是直觉性。我们平时所说的灵感、第六感就是一种直觉性思维。道家最先提出了直觉思维的问题，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4]，“道”不是可言说、不能用概念来认识的，怎么去领悟这个不可言说的“道”，老子讲：“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4]就是说圣人是安心修炼的，并不会用多余的时间到处游走，只要顺天道，事情自然就成功了。即，是说外在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析、不可证明，只能感觉、体验、内省，靠着直觉体悟来认识“道”。中国化的禅宗也把中国传统思维直觉性发展到了极点。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指的是要真正的体悟禅宗的要旨是不能执着于文字，真正的要旨并不在这些文字著述里，只要顿然发现自心佛性，便达到了成佛境界，而不必经过长期的繁琐修行阶段。
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性和直觉性特征使得中国传统思维成为一种直观的方法，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能够对客观世界有一个比较朴素的、基本的把握，掌握其基本规律，这对综合性科学和谐统一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但是也因为这个总的印象不是建立在严格分析、求证的科学基础之上，因而只能是粗略的、笼统的、模糊的，带有很大的不精确性。这种思维方式对国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5]而追求整体性和直觉性妨碍了逻辑推理的发展，这制约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发明创造起源于中国，但大部分发明创造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缺乏系统的科学的实验论证和理论支撑，这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唯物辩证法转向
自从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人民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强烈渴望，同时又受到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逐渐认识到国家的富强不能仅靠学习西方武器技术，而是要掌握思维的方法，变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学习西方武器技术到学习西方制度再到学习西方文化，这个历程是中国人逐渐觉醒的过程。特别是19 世纪90 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以严复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从甲午战争的惨败中认识到了学术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思考求取真理的思理、方法论问题。他们借鉴西方的近代思维方式，以期改变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进了近代科学实证方法和分析归纳的逻辑思维，同时批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笼统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需要完善，但并不意味着一无是处，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全盘否定的观念显然是片面的。蔡元培曾说：“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6]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这才真正开启了向现代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转变。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欢迎马克思主义呢?除了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以外，还有思想文化上的考虑。一是看到了单靠西学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中国的封建旧学，不足以改变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缺点，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7]唯物辩证思维方式解决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分析思维方式之间非黑即白的矛盾，实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中国传统思维侧重于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西方分析思维侧重于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分歧，而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强调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对立是统一的前提，统一是对立面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此基础上强调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对全面抗战三个阶段的划分就是对中国传统直觉性和整体性思维革命性变革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西思维的融合，但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思维是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受中国传统直觉性、整体性思维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精准思维的原因之一。
（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对“精准”的召唤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求要精准定位，把握国内外大势；其次要在精准定位的基础上精准施策，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效。“一个变，两个没有变”是对于我国历史方位的精准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变。只有在这样的精准定位之下，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方向。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层面的建设愈加完善，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求下滑、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均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成为我们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全面”和“深化”双管齐下，“全面”是总体谋划，是战略，而“深化”是战术，意味着精准，要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以精准思维聚焦问题，精准发力。在2019 年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在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上出实招硬招，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8]精准推进改革措施是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开花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指出：“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9]，国内外形势在不断地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也要随势而变，面对变化，精准识别、精准驾驭是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
二、理论维度：精准思维的哲学基础
精准思维有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哲学基础。矛盾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力量，要发挥精准思维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首先就要把握事物发展的矛盾规律。在把握矛盾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事物的“质”“量”“度”，以量变促成质变。建立在矛盾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基础上的精准思维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一）把握矛盾规律是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前提
矛盾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每个事物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要理解事物的发展变化、正确处理问题，就要把握矛盾规律，而运用精准思维的第一步就是把握事物的矛盾规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存在于事物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到：“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10]事物之所以是此物而不是彼物、是这个阶段而不是那个阶段，是这个方面而不是那个方面，就在于决定其本身特质的矛盾，如果只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不研究特殊性，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我们认识事物从特殊开始，然后才归纳为一般。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稳固不变的。当事物在某一发展阶段出现多种矛盾时必然有一种矛盾起着主导作用，处于主要地位，这就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都包括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转化由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
矛盾规律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分析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而精准思维便是一种分析的思维，仅仅掌握矛盾规律并不能实现“精准”，只有在把握矛盾规律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形成矛盾的量的变化，才能把握好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强弱，使事物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二）“质”“量”“度”相统一是精准思维的哲学基础
精准思维不应该仅仅限于把握事物的矛盾规律，更要进一步区分事物的“质”“量”“度”，才能做到精准聚焦。每个事物都有根本矛盾所决定的质的规定性。“质”就是指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自身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规定性，质和事物本身存在着统一性，没有不依附于事物的质，也没有不存在质的事物。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通过人和事物的关系来判断事物的质。“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量与质不同的是：质的变化会改变事物的属性，量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减不会影响事物的属性，这个范围就是“度”。在度的范围内，质规定了量的变化范围，量的变化最终也会突破度，形成新的质。质量互变规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实践中要掌握适度原则，“为了保持我们所需要的特定的质，应当有意识地把事物控制在度的范围内；为了改变我们所不需要的特定的质，应当创造条件，有意识地促进量的变化，并使其向度的边缘不断推移，使该物转化为他物。”[11]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我们对贫困人口的质的分析就是“贫困”，精准扶贫的目的就是要去除“贫困”这个质，所以我们需要推动量变，使量变突破度的范围，形成新的“质”——脱贫。这个过程就是深入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部进行精准分析、精准聚焦的过程。
（三）实事求是是精准思维的精神实质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之一。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到：“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2]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事物内部的联系，把握规律，从而认识事物。精准思维就是要深入探索事物的内部联系，其精神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今天我们所说的痕迹主义、形象工程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重视形式大于重视内容，追求“差不多”“过得去”，不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加以研究，这实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违背的，在这样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必然是缺乏精准思维的。
2012 年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讲话，指出：“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系统而不是粗枝大叶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13]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深入系统而不是粗枝大叶”就是要深入事物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细枝末节，就是要精准。
三、实践维度：注重实操，对症下药
树立并运用精准思维，首先，要强化担当务实的意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次，还要掌握分析-综合的方法，对症下药，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担当务实，精准发力
精准思维是一种务实的工作方式，关键在于落实。2018 年5 月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是永恒的道理。做人做事，最怕的就是只说不做，眼高手低。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都要严谨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14]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实干”，精准思维对实施主体的本质要求就是担当实干，其对立面就是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要树立精准思维、运用精准思维首先就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重要性，去除形式主义等作风问题，真正深入事物内部分析各方面的联系和属性，而不是只关注事物的表面现象，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和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一对范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我们重视内容并不是忽视形式，而是要在协调二者关系的基础上以内容为主，真正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要求思路精准、措施精准、实施精准、责任精准、监督精准，让精准覆盖处理事务的每一个环节，在每一个具体点上发力，避免大而化之的工作方式。（二）精准定位，对症下药
精准定位事物发展中的问题就要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分析事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下的精准分析不是片面的分析主义，而是分析-综合相融合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我们了解一个事物，是从感性整体到理性分析再到理性整体的过程，是从感性一般到特殊再到理性一般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说：“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是瞎说一顿。”[10]这里的调查就是对事物进行精准分析的一种方式。精准扶贫是运用精准思维，进行精准定位的一项典型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也一直走在深入调研的路上，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扶贫的对象、扶贫的主体、扶贫的具体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综合各因素确定了精准扶贫方针。关于“扶持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15]关于“谁来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15]在“怎么扶”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16]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有多种，“一刀切”式的扶贫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只有深入基层，把致贫原因具体到地区乃至每一个贫困人口，才是针对性地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路径。2020 年11 月23 日，全国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精准扶贫取得了标志性胜利。实践证明干事创业需要运用分析-综合的研究方法，透过事物现象看本质，进而制定计划解决矛盾。（三）精细化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鉴于粗放式治理的问题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精细化治理不可避免地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过程，这就要求精准获取个体信息，精准识别人民需求，并精准对接解决人民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精细化治理要以满足人民的多元需求为目标导向，人民需求差异大，治理主体要精准识别不同的需求，并根据人民需求建构个性化的治理模式，以个性化、精准化代替一般化、模糊化。精细化治理要以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为抓手，政府要把社会、公众吸纳进治理主体之中，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政府、社会、公众各归其位，精准定位三方职能，使人民的问题和心声得到及时的传达、回应和反馈。精细化治理要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大数据等互联网工具对治理的主体、对象、内容等进一步细化。以精细化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结语
从历史维度来看，精准思维是时代发展对超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从理论维度来看，精准思维有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科学性；从实践维度来看，精准思维是从担当务实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精细化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然面对的课题。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愈加复杂，就国际来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力量对比产生新的变化；就国内来说，进入新时代，我们比任何时期都要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的精准的疫情防控手段显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面临执政新考验，而我国发展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办好自己的事情，精准思维是抓好机遇、应对挑战、实现新时代良性发展的必然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自身的建设都需要在前期成就的基础上精准识别问题、聚焦各领域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推动发展质的提高，我们更加需要摒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能作为、敢担当，实事求是，善于运用精准思维，掌握分析-综合的辩证方法，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注释：
①“李约瑟难题”：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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