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伟 芦曦

　　摘 要：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呈现多种维度多层内涵多重特征的子命题系统。在这个子命题系统中， “美好生活需要”是最具创新性、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个子概念，也是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之一。从历史、理论、时代、主体等维度立体观照，可以看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既蕴含着总体性的共同内涵，也蕴含着层次性的区别内涵;既指个人层面上需要的提档升级，也指社会和国家层面上的进步和现代化;既涉及共时性共同需要，也涉及历时性共同需要。

　　关键词： 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维度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5.05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卢伟，芦曦.观照美好生活需要的四个维度[J].克拉玛依学刊，2020（5）34-39.

　　美好生活因其超越性、崇高性、理想性而成为人民孜孜以求的向往，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需要是层次性更高、包容性更大、整体性更强、动态性更明显的需要，它所蕴含的内容更丰富。同时，实现起来难度更大、历时更长。对这一命题的准确理解是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前提和应有之义。

　　一、历史维度：人类发展的永恒追求

　　美好生活需要虽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才会产生的高层次需要，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它受不同阶段历史条件的制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亘古常新的理论命题

　　美好生活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是古今中外的哲人先贤们关注思索的重大命题，是普罗大众梦寐以求、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追问与思考俯拾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关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从未中断，可以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文明进步中亘古常新的理论命题之一。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苏格拉底的“至善的生活”、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生活”、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以及近代哲学家们提出的 “理性王国”“诗意栖居的生活”，还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回答。

　　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思索论述也是汗牛充栋。从《诗经》中的“乐郊”“乐土”，《礼记》中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老子》中的“小国寡民”理想，到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再到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的“人间天国”，一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无不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只有马克思为我们构建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才把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在《资本论》中他又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牢固树立起来，把实现远大理想与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结合起来，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的历史征程中，通过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发展的初心使命，不断满足着、实现着人民群众对各阶段美好生活的期待。

　　（二）对人的需要的关注是人类文明史的永恒主题

　　如果说历史不能离开人，那么也等于说历史不能离开人的需要。人们对人的需要及其实现问题的探索与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如影随形。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发现、尊重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断满足这种需要的历史。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关于需要的认识百家争鸣、源远流长，但其中大部分是从人性角度出发，与欲望、利益及其由此产生的行为联系起来阐述的。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需要常常是以“欲”或“利”的提法出现，将“欲望”等同于“需要”，视为人的一种基本的情感欲求。虽然我国古代思想家们也承认和重视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对人生存、生活及政治统治、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但大都强调“节欲、寡欲、无欲”，认为欲望多寡与人性善恶相关，宋代理学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所以，以此为指导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往往被视为异端和反动而遭到抑制、排斥乃至取缔。[3]直到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识到革命中重視民众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了“全民政治”的民权主义主张和“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主张，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人民对这一“美好”生活的期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人民群众的需要才作为一种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实现。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镌刻在旗帜上、行动纲领上从未更改，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体现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从未动摇。

　　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对人的需要的探讨也从未中止过。从古希腊时期德谟克里特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柏拉图的“节制人的欲望和需要”、伊壁鸠鲁的“需要的前提是缺少或匮乏”“我们由快乐之不在而感受苦痛时，便感觉快乐的需要，当我们再也不感觉痛苦时，也就再不感觉快乐的需要。”[4]到18世纪爱尔维修的“人的需要是人进行各种活动的根本动因”、黑格尔的“心灵自由需要”再到马克思的“需要是人的本质属性”等 。[5]尤其近现代以来，西方需要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1943）、弗洛姆的“共同需要”理论（1941）、马尔库塞的“真假需要”理论（1964）、赫勒的“激进需要”理论（1984）等，极大丰富了需要范畴的研究视域和内容层次、拓展了人们的认识水平。

　　二、理论维度：主体需要的多重体现

　　马克思需要理论和西方需要理论是观照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理论参考和分析工具，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需要分为四大领域 、三个层次的重要论述，还是西方思想家围绕人性、人格塑造、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批判、与理想社会构建等联系起来论述需要，都为我们准确把握其内涵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多元启发。

　　（一）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的本质和价值实现的统一

　　马克思关于需要的认识不是从抽象、孤立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而是把它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同社会实践、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联系起来，为我们勾画出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和奋斗目标。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应该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理解，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需要是对需要对象的明确指向，这种指向构成需要主体满足需要的目标，驱使需要主体不懈努力去占有对象，消除匮乏，达到需要的满足，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实现。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人的需要的满足。[3]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有四大领域、三个层次，即从内容上看，人的需要有物质生活需要、政治生活需要、社会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从性质上看，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即“经济社会形态阶段”，由于整个精神、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都受制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所以在这个阶段中，经济价值自然容易凌驾于精神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之上。物质生活需要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对它的满足是人类一切其他活动的根本起点。随着基本生存需要的解决，人的需要会逐渐向更高层次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迈进。由此，观照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超越基本生存需要和不止于物质生活需要的高层次多样化需要，它可对应马克思需要理论中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它也意味着“经济的社会形态”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所取代。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物质匮乏、商品短缺的状态而进入物质丰富的新时期。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把经济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标准之上的理念和做法，而应把政治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统一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要求我们更加着力解决包括政治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在内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和自我塑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个性需要，以实现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诉求。

　　（二）西方需要理论视域：美好生活需要是多层次需要、真实需要与充分需要的统一

　　其一，“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由需要引起的，无论是低层次需要还是高层次需要，都离不开个人的欲望，主张用满足个人欲望的手段来刺激人的积极性。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和观点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克雷顿·奥尔德弗的“ERG需要”理论和弗洛姆的“共同需要”理论等， 他们对需要层次的分类不同、对不同需要间的实现顺序和相互规定的原则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人的不同动机与人的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息息相关，认为人的需要既有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又有高层次的个性全面发展需要等层次区分，认为人的幸福和成长与需要被满足的程度有关，同时主张个人需要是人的本能能够进行自我实现等等。这一理论带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色彩，理论论证缺乏科学依据，把人的一切需要都认为是出于利己的本能，忽视了社会对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理论根基存在问题。但这一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需要的一般规律，看到了人的行为动机与实现自身需要的内在关系，这与马克思强调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利益是需要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有关”[1]的思想相一致;第二，认识到了健全的社会是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肯定了精神需要在健全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符合人类需要递升变化的一般规律;美好生活需要不应该是某一种具体的需要，而应该是包含了多方面、多层次内容的综合性需要;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之上的高层次需要，它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力量源泉。

　　其二，“真假需要”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实现自己的特殊社会利益，通过发达的工业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来麻痹了人的判断，混淆人对“需要”与“想要”的区别，把大量的虚假需要强加给个人，致使人的需要出现了异化，个人陷入到没有止境的物欲中不能自拔，从而妨碍了人内心真正需要的满足，它表明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影响和控制。从马尔库塞“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到威廉·莱斯“二元需要”都试图通过区分“真假需要”，使个人聚焦真正的需要，而获得内心真正的满足。从这一理论视域出发，启示我们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一种真实的、符合实际的需要，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自主的需要，是健康的有益于社会和谐发展和有助于人的心灵充盈的需要;同时也启示我们满足这一需要不仅依赖于客观发展也取决于主观的选择和感受，即它离不开我们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发展，也需要人们转变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确立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其三，“激进需要”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会被简单化为纯粹的经济需要，即生产的目的仅是使资本增值而非使人的丰富需要得以满足。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把所有在一个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出现的，但在此社会中不能得以满足的需要表征称为“激进需要”，并以此提出了人类的解放这一最高的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以解决这一缺乏。她认为的需要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中不被满足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缺乏。[5]这一理论启示我们，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一种丰富的需要而不是匮乏的需要，是一种能让人的各个方面都得到發展的全面需要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需要;同时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不能依靠个体的自我实现，它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三、时代维度：“新时代”的鲜明标识

　　对美好生活的渴盼是世代人们都会有的一种普遍情愫，但不同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和能够实现的程度是不同的，因为受时代条件的制约，人们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去实现心中美好生活的样子。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语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要求我们不断与时俱进，正确分析新时代的时与势，认清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是时代应有之义。

　　（一）新时代意味着人民需要的新变化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维度看，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起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意味着我们的事业又翻开了崭新一页、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踏上了由富到强的伟大征程，不仅宣示了中国人民生活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也意味着人民需要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与站起来、富起来阶段不同，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更高层次的需要和更包容、综合与全面的需要，它不仅是一种以满足基本生存和生理需要为主的需要，更多是强调满足人民多元多样丰富需要和更多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同时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更真实、自主的需要，它符合人类需要递升的一般规律，顺应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反映了人民群众内心的真正需求与期盼，而不是外界强加给人民的虚假的需要，也不是脱离社会发展条件的需要，具有可实现性。

　　（二）新时代规定了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条件

　　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内的新时代，它具体规定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条件与水平，这意味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谈论美好生活需要不能脱离这个具体语境与时代条件，它不是一种随心所欲、完全自由的需要，而是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基础之上的理性和有限的需要。构建美好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已经开启，这意味着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不再只是停留于物质基础层面的希冀，而是连接通往人类新文明样态的桥梁，它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衔接，把最高理想照进了现实，成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更多关照地是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全面进步、国家全面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实现美好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总体上看，“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追求更高社会理想的价值旨归更加清晰。

　　四、主体维度：历史主体力量的重要实现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她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人民是需要的创造、享有和评判主体。

　　（一）新时代“人民”范畴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西方需要理论中需求主体的“人”不同，它不是抽象的、理论规定的、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指具体社会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民同样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政治概念，它是有关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共同目标集合体。这个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不同环境和时代条件下，其内涵和外延有很大差别。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曾指出：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6]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人民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就社会主义改革时期而言，从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相对应，我国“人民”的范畴其对象越来越宽广、其阶层属性越来越复杂。从社会主义劳动者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类建设者，再到各类爱国者等统一战线中的所有成员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新时代人民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它深刻反映了当今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剧烈变化，涵盖了社会各阶层，他们的根本价值取向是相同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这一范畴内部各群体和成员间也存在具体利益诉求、关注点的不同。把握新时代“人民”概念，首先要认识到它的整体性，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民内部的差异性。

　　（二）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者、实现者和享有者、评判者

　　人民既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创造者，也是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这一需要的历史主体。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首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所以，人民劳动的过程是不断满足自身需要和推动历史前进相统一的过程。换句话说，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体现为它是合力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是剧中人和剧作者的统一;它体现在人民既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者和实现者，又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享有者和评判者。首先，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者和实现者。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7]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生活需要的提档升级，是人民在新时代的新期盼，也是人民奋进新时代的根本动因，人民是这一需要的提出者、诉求者。同时，人民也是满足这一需要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创造一切奇迹的根源，也是满足自身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动力。其次，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享有者和评判者。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1]纵观历史，我们党一直以来都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奋斗的目的而非手段，无论干革命、搞建设、还是抓改革，党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8]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上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是党一切奋斗的最终目的，是美好生活需要的真正享有者。同时，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9]美好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离不开人民的感受，需要人民作出评价。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主体和最终评判者。

　　综上，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整体性、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它既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人民”这一主体的变化，又需要我们把握“美好生活”这一客体的丰富性，还要看到日益增长这一重要特征。新时代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蕴含着总体性的共同内涵，也蕴含着层次性的区别内涵，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生存性需要与高层次享受性、发展性需要的统一，是不同個体和群体间个性化需要的最大公约数;既指个人层面上生活需要的提档升级，也指社会和国家层面上的进步和现代化，是个人与社会、国家的统一，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国家全面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既涉及共时性的共同需要，也涉及历时性的共同需要，从近期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远期看是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把党在新时代的十四条基本方略统一起来，不断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全面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才能逐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82、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3.

　　[3]张晓峰.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行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2：61、79-80.

　　[4]林骧华.外国学术名著精华辞典（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892.

　　[5]赵欢.西方“需要理论”回顾及其政策意蕴考量[J].社会福利，2018（9）.

　　[6]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9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3.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41.

　　[9]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EB/OL].http： // politics . people . com . cn / n1 / 2018 /0106/c1001-29748842.html，2018-01-06.